因此，正在瓦解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改宗的”共和主义者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和显著扩大的活动自由（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监视等等），这是不应该予以忽视的新的武器。
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尼主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自由和活动场所更加扩大，至少在某一时期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治形式。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恩格思《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1945年重庆谈判时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
（8）在结束党治的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的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王树增《解放战争》
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共识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这个标志着中国国内政治和解的会议，从今天的解看犹如一场梦幻。参加会议的三十八名代表成分复杂：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各位九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无党派代表九人。蒋介石在开幕布词中许下了“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以及“释放政治犯”四项诺言。
“政治民主化”对共产党人而言，实际上就是取得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这个目的是关乎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飞展的第一要义。
——王树增《解放战争》
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拜见了马歇尔，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并不打算现在就将社会主义付诸实践，因为中国还具备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目前阶段应该学习美国的技术、工业化、自由经济和个性发展。
马歇尔给蒋介石起草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这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将军要亲自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样式了。当从宋美龄的口译中听到“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和行政区纯地方事务的法令”时，蒋介石实在按捺不住心中怒火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布政策和法令，难道还要经过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务委员会的同意吗？蒋介石认为马歇尔说出了连共产党都不敢说的话，这个美国人难道已经被共产党收买不成？蒋介石的愤怒从他的待从室秘书唐纵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的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来华，对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
——王树增《解放战争》
由于政治的变动，20世纪的历史叙事至今没有完全走出成王败寇的模式。最应让中国人自豪的“民主初春”，反而成了西方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例证。其实，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是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历程中最具活力、最像模像样的时期。看看那时的国会议员怎样开会，怎样议政，怎样监督政府，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的民主素养、政治能力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下的公民媲美。
所幸的是，虚无的、被妖魔化或者说被政治化的历史，终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这段宪政史正在重新书写。学者严泉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逻辑、清新的文字，重现了那段令人神往的历史真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客观的思考维度。
——马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