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雪莱入牛津大学。他的无神论者。一年后，他因著作并刊行《无神论的必然性》而遭校方开除。由于政治和哲学观点的分歧，雪莱也与他富裕的家庭决裂。1812年，雪莱曾投身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亲自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很表现了一位热血青年的激情。从爱尔兰回来，他写了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在这里，雪莱第一次用诗的形式抨击压迫与强权，召唤对现实的变革，热烈的憧憬人民的幸福、科学、解放的未来。他的诗触怒了统治者，他不得不于1810年雪莱入牛津大学。他是一个勤奋的大学生，同时又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一年后，他因著作并刊行《无神论的必然性》而遭校方开除。由于政治和哲学观点的分歧，雪莱也与他富裕的家庭决裂。1812年，雪莱曾投身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亲自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很表现了一位热血青年的激情。从爱尔兰回来，他写了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在这里，雪莱第一次用诗的形式抨击压迫与强权，召唤对现实的变革，热烈的憧憬人民的幸福、科学、解放的未来。他的诗触怒了统治者，他不得不于1818年永远离开英国。
雪莱年轻的生命，一开始便是这样富于反叛与斗争的精神。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接触到一颗不肯宁静的灵魂，无疑地，他有一切条件可以享受世俗所称道的人生乐趣，但他舍弃了。他似乎只能在汹涌的大海给予的颠簸与袭击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感。为了这些，他宁肯过着朝不虑夕的饥饿与颠沛的生活，而保住了他思想上的解放与自由。他不愿在爵位与遗产的面前牺牲他精神的不羁。在那个时代，雪莱无疑也是一个先驱者的形象。雪莱的这种人生态度体现在长诗《伊斯兰的反叛》中，更体现在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
雪莱，1792年生，1822年死，活了不足30周岁，但他留给世界的光辉却是永恒的。
公元1822年的七月，意大利有灿烂的阳光，但却酷热而窒闷。上旬的某一日，在斯佩奇亚湾，暴雨，排空的巨浪，吞噬了一只小帆船。海湾的另一边，玛丽在苦雨凄风中焦躁的等待。但他。再也没有等到——雪莱来死了，这位流浪异乡的英国诗人，一生爱海，他终于在海的怀抱中认识了那个他所称道的伟大的神秘。他的遗体在为创造人类文明做出过辉煌贡献的意大利的海岸上焚化。拜伦为他的挚友送别，他把乳香、盐和酒撒向燃烧的火堆。然后他脱衣走向海水，表示他至深的哀悼。当他回头望去，沙地上只留下一片闪烁的火光。
诗人的生命结束的太早。他1792年生，1822年死，活了不足30周岁，但他留给世界的光辉却是永恒的。
雪莱生在一个男爵家庭，他的父亲拥有所富裕的田庄。他幼年生活在有广阔的树林和美丽的花园包围的一座白色建筑物中。那个家庭的保守气氛以及那种矫柔造作的绅士风度，使少年的雪莱深感厌恶。在学校，他饶有兴味的研读自然科学以及柏拉图、休谟、狄德罗的哲学。他接受了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英国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更给他以深刻的影响。
雪莱最为喜爱的一本书是郭德文的《政治的正义》。这部著作把他引入田园诗般的意境，他在这位前辈的启示下陷入了沉思。哲学的解放产出了迷信的恐怖，爱情的自由代替了不合理的婚姻。可是，偏见依然禁锢着世人的心在伊顿学校杂花开遍的校园雪莱伸开四肢，让阳光爱抚着，早熟的心灵在默想着人类的不幸。这时节，雪莱向着蓝天和大地发出了诚挚的心誓：“我势必正直、明慧、自由，只要我具有此种力量。我誓不与自私者、权势者为伍共谋祸人之事，而且我必加以抨击。我誓必将我整个生命贡献于美的崇拜。”
1810年雪莱入牛津大学。他是一个勤奋的大学生，同时又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一年后，他因著作并刊行《无神论的必然性》而遭校方开除。由于政治和哲学观点的分歧，雪莱也与他富裕的家庭决裂。1812年，雪莱曾投身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亲自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很表现了一位热血青年的激情。从爱尔兰回来，他写了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在这里，雪莱第一次用诗的形式抨击压迫与强权，召唤对现实的变革，热烈的憧憬人民的幸福、科学、解放的未来。他的诗触怒了统治者，他不得不于1818年永远离开英国。
雪莱年轻的生命，一开始便是这样富于反叛与斗争的精神。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接触到一颗不肯宁静的灵魂，无疑地，他有一切条件可以享受世俗所称道的人生乐趣，但他舍弃了。他似乎只能在汹涌的大海给予的颠簸与袭击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感。为了这些，他宁肯过着朝不虑夕的饥饿与颠沛的生活，而保住了他思想上的解放与自由。他不愿在爵位与遗产的面前牺牲他精神的不羁。在那个时代，雪莱无疑也是一个先驱者的形象。雪莱的这种人生态度体现在长诗《伊斯兰的反叛》中，更体现在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
他不满意埃斯库洛斯剧本中那种妥协的结局。他的斗争精神鼓舞他去超越前人的尝试。“我根本反对那种软弱无力的结局，叫一位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普罗米修斯忍受了那么多痛苦，说过那么多激烈的言辞，如果我们认为他竟然会自食其言，向那个耀武扬威、作恶多端的仇人低头，那么，这部寓言的道德意义可能会完全丧失。”雪莱这么说过，雪莱自己也是这么生活着。要是只看诗中那位盗火者宁愿受苦而拒绝屈服，那还不是雪莱。他的心灵不仅是坚忍，而且泛着一片希望之光。雪莱的精神化为了飞翔的星星，托附在诗剧中那些能够预言未来的精灵身上。那些精灵坚信：人类反对专制的斗争和毅力，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足以证明他们有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一方面是面向现实的诅咒、揭露和无情的抨击，一方面是满怀信心地预言未来。雪莱不停地寻觅他所喜爱的明天，他陶醉于这仲幻觉造成的示来的笑颜，但是他也“可怜”自己的遭遇——“找到的总是我们所要逃避的今天（《明天》）”。向往着明天，而又不能逃避今天，这也许正是雪莱之所以为雪莱。这与其说是雪莱无可躲避的遭遇，不如说是他的执着的追求——他是不会离开“今天”而陶醉于虚幻的“明天”的。这种精神，使雪莱不仅区别于那些消极浪漫主义者，而且也区别于拜伦那样的积极浪漫主义者。雪莱和拜伦，无疑是积极投身斗争、反对现实黑暗的勇士；但是，当他们把目光投向明天，鲜明的差异便显现出来了：拜伦的目光多半是悲观而不免落寞，雪莱则总是充满信心地为未来呼号。
面对英国暗夜的雪莱，他的声音是明确而勇敢的。他公开向英格兰人发出有益的启示：英格兰人，为什么要给蹂躏你们的老爷们种地，为什么要用自己纺织的锦锈去打扮暴君的身体！他把那些鱼肉人民的政客形容为兀鹰，为蝎子，为豺狼，为毒蛇。在雪莱的政治诗中，已经有了鲜明的反对剥削和压迫阶级的觉醒。他的诗宣告了对英格兰现实的不妥协的立场：屠杀人的法律，是黄金和血污所写成；而议会，则“意味着已废的历代最坏法规的恢复”。他不仅在英格兰看到罪恶和卑鄙，而且就在这座坟墓中，他也能看到，“其中会有幽灵奋然高飞，焕发出灿烂荣光，照亮这风狂雨暴的年月”。
雪莱总是这样热烈的呼号着，他把目光投向那些奋起反抗暴政的斗争。１８１９年１０月，雪莱为重获自由之前的西班牙，唱起了真挚的《颂歌》。他以充沛的热情呼唤人民“醒来”，他真诚的讴歌那些“地面上神圣斗争中高于一切”的呐喊。在那里，仍然是雪莱似的光明，鼓励着人们以“碧绿的力量，永恒，和未来的希望”去覆盖额上的血迹！雪莱让人民看到：自由正在扬鞭策马向前猎取胜利！
1820年1月，西班牙军队掀起革命，斐迪南被迫恢复1812年宪法，并取消异端测判所；同年8月，葡萄牙爆发革命；随后数年意大利也爆发革命………雪莱为此欢跃，他歌颂自由的浩荡前进，从而使压迫者惊慌退缩，最典型的代表了雪莱这种昂扬乐观精神的诗篇，是《西风送》。西风来了，“一切都惨然惨然变色，胆触心惊，战粟着自行凋落”；但雪来不仅看到它的“破坏”，而且也看到它的“保存”。他从西风的肃杀之中，唤起了对人生悲剧的联想，我倾覆于人生的荆棘！我在流血！”但雪莱并未颓唐和屈从。
在这些唱给自然界的大风，也唱给人类社会革命风暴的诗行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充溢着活力的战斗肃穆和壮烈气氛。这是一颗不甘寂寥的灵魂的治语，他的生命的乐趣在于斗争，哪怕是一片落叶，它也要在强劲的肃杀的西风中自由而雄强地飞翔。有了这种精神，雪莱能借这篇颂曲，把他的“预言的号角”（“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传向天地间万户千家，自然绝非偶然的笔墨。
雪莱不竭的斗争精神给人民以鼓舞。他对光明的信念，的确在黑暗中燃起了火光。但是，雪莱毕竟是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前辈那里得到火种，因此他所燃起的火光还是渺茫和飘忽不定的。他把对热于爱、对于美的喜悦，看成是永恒的和不变的，“不存在变化和毁灭”，在他的心目中，“爱的花园”和“美好的姑娘”——
其实从来没有消亡，变化了的
不是他们，是我们和我们的一切。
雪莱坚信那火光也是永恒的，感受不了光明是由于本身阴暗。（以上引文见《含羞草》）。这里既体现了雪莱的激进，又体现了学来的局限。当然，主要的是，他是一位对人类抱有光明希望的“天才的预言家”。热爱并景仰拜伦的雪莱，曾经为拜伦的忧郁与怀疑而惋惜。他们二人在威尼斯曾经有过认真的辩论。拜伦指着雪莱：“你谈的是空想”；雪莱答：“这还有待于未来”。我们当然为学来对于未来的信念所感召，但拜伦对他的批评并没有错。雪莱给予我们的信念，是鼓舞人的，但却不免空泛。
放逐的生活，使雪莱浪迹天涯。漂泊无定的生活，带给他痛苦，也给他以诗的灵感。他是人民的儿子，也是大自然的儿子。他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在那里，政治的纷争，舆论的压力，感情的苦闷，使他焦躁不安。但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心变得异常的安恬，纯净而充裕着崇高的美。那是意大利的六月。深蓝的夜空，月亮像一颗宝石，不断的发射出美丽的光波，雪莱沉迷于华美的幻境——那里，水晶的宫殿，霓虹的雾霭，花的含苞，草间有晶莹的露水………
这种情境，是雪莱的诗情在萌动。在雪莱的创作生涯中，大自然给予他的恩惠并不比社会给予的为少，他自己说过，从童年时代起就熟悉山岭、湖泊、海洋和森林，他与“危险”结成了洲伴。关于《解放了的普罗料修斯》的创作，雪莱说过：
我的这首诗，大部分是在万山丛中卡拉卡拉古浴场（罗马古籍之一）残留的叶子上写作的。广大的平台，高巍的穹门，迷魂阵一般的曲径小道，到处是鲜艳的花草和馥郁的树木，罗马城明亮的青天，温和的气候，满空中活跃的春意，还有那种令人心迷神醉的新生命的力量，这些都是鼓动我撰著这部诗剧的灵感。
雪莱不仅热爱自然，感受自然，他更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自然，使二者融为一体。他把自己的人格，化为大自然的灵魂。因而，我们在学来歌唱自然的诗篇中，看到了他的自我的歌唱。他写过一首叫做云的著名诗篇，他本身就是这样一朵云，他在雷声中走过，威武而强悍，但却是一朵为焦渴的鲜花带来甘霖，为绿叶披上凉荫的云。云说，“我是大地和水的女儿，也是天空的养子。我往来于海洋、陆地的一切孔隙——我变化，但是不死。”这的确是雪莱的形象，这是一个美好、善良、却又冲动的灵魂，它在诗中得到了不加掩饰的表露，体现着雪莱的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她的忧愁，他的憧憬，他的奔突。在艺术上，雪莱完成了一个融于伟大的自然的自我形象。
这个形象萌新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正在保持的新时代的典型。雪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19世纪初夜，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无产阶级的壮大。这一新兴阶级已在破坏机器和工人暴动方面显示了它的威力。为此，它受到大企业主和金融寡头的反对，以及维护资本统治的。政府的镇压。一切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站在同情人民斗争的立场，他们用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来武装自己，而在为反对封建和宗教统治、争取个性解放、“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的道路上驰进。
在诗中，这一时代造出这样的形象：他狂热的歌唱自己的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他重视个人的社会作用，尊重人性以及人的智慧创造，他们把自然人格化，在人格化的大自然中站立着宏伟的个性解放的“人”。在这些被称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中，千年沉睡的山川。树林、草原、沼泽，突然间变得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种光滑灿烂的自然美，把黑暗龌龊的现实的社会的丑，对比的十分鲜明而强烈。受到重新估价和尊重的个人，在任何力量也无法加以拘束的气氛中，得到充分的保证，能够发展成长，而与古典主义的维护王权统治，提倡自我克制和泯灭个性，判然化为两个时代。
雪莱属于那种前进的力量。他把一个充满诗意光辉的、然而又是不幸的反叛的心灵，寄托在美好而光明的自然之中。他为自己铸造了一尊永恒的铜像。他在这里获得了永生。他曾借阿波罗之口说，万道金光是我的利剑，我用它射杀依恋黑夜畏惧白昼的奸伪和欺诈；一切艺术的和自然的光明，一切赞美都属于我，属于我的歌。作为一个为自由解放歌唱的新时代的歌者，雪莱无疑的拥有阿波罗般的光明、力量和自信。但雪莱的歌声，又与他的善良美丽的内心、雍容华贵的外形充分的和谐，而具有优美、清丽和充满温情的个性。
这正是雪莱的象征，它是云雀，它是不具形体的力量与欢乐，在沐浴着明光飞行。的确，它是黑夜的一片孤云背后明月的光辉，它的歌声是能够唤醒希望的美丽的音乐之雨，尽管有重重的黑暗和深深的迫害，但任何艰难和压迫都不能阻止他不断的飞翔，向上歌唱。从雪莱歌唱的时代至今已将近200年。尽管他的诗篇带有他所生活时代的局限，他所成熟的社会阶级的弱点，但他是站在时代前头放歌的，而且他是他阶级的逆子，他紧紧的和人民站在一起，他代表他时代前进的力量。
这是一只在暗夜中呼唤黎明的云雀，他今天还在历史的尘云之上歌唱。
诗歌没有国界。一切优秀诗人的创造属于全人类。雪莱当然也是，“修黎（即雪莱－引用者注）抗伪谷弊习以成诗，而诗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夭阏”（《摩罗诗力说》），我国人民十分熟悉鲁迅对雪莱的创作及其运命的这一精到的概括。我们也熟悉并喜爱雪莱，这一点，广大的不能直接阅读雪莱诗篇的人，从文学翻译家的牢记那里得到了切实的恩惠。
雪莱诗译本，过去出过，现在也在出。要是有条件，像雪莱这样的大诗人，有几种中文译本，应该是正常和必须的。翻译中，译诗最难，有哪一个译本能够穷尽原诗的精妙幽微呢？基于这个认识，我欢迎江峰的《雪莱诗选》，不论从哪个意义说，他的工作都是有意的，也许他已经超越了前人，也许他能够启示来者；至少，他可以为译本提供一个比较。
严复用三个字概括他所主张的翻译工作三原则，信、达、雅。这三个字，可以认为是真、善、美翻译工作中的体现。江峰不止一次的向我表述了他对严复三原则的钦敬之情，这也成为他翻译《雪莱诗选》给自己提出的要求和标准。为了从事这一工作，他阅读了若干雪莱诗译本。在学习前人资产的同时，他发现并纠正了上百条前人的误译，江峰的工作是认真。
江风不仅爱诗，而且也写诗。多年的诗歌实践，加上他在西南联大附中以及清华大学外文系打下的英语和英国文学根基，不仅是他的译笔流畅、清晰、准确，而且也是诗的语言。他力求译文在内容上忠实于雪莱，在风格上也忠实于雪莱。在他的译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西风送》的奔放不羁，《致云雀》的优美清新，《阿杜尼》的缠绵悱恻，《暴政的假面游行》的甘正严肃，《颂歌》有进行曲般的昂奋，《印度小夜曲》有花前月下，漫步青雨的细腻热烈……。
江峰说过，他要做到自己读懂了再译，绝不写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句子。他不“死译”也不“活译”。他忠实于雪莱原诗，在遣词造句上尽可能贴近原文，却不肯呆板滞涩。每首诗，他能力求做到：雪莱的意境，属于他自己的传达手段。因而读他的译文，不再感到由于翻块字写成的英国诗，而仿佛是雪莱写的汉语诗。在英诗的格律上，他拒绝生硬的移植，而采纳了汉语诗歌可以接受的成分。建行、分节都保持了原诗的形态，韵脚，他力求依照原式的安排，但照搬形式有损于内容的表达时，又不拘泥于原诗的格式。他没有为了韵脚而生硬的造词或违背汉语习惯而颠倒词序。在译诗过程中，他宁肯把一座座艰难的关隘竖立在自己的前面，而不肯贪图静变而削足适履：把长句不适当的压缩；也不在酒中掺水，以虚词或同意反复的办法任意拉扯句子。江峰从认为，译诗，应该是原作在完全符合译入语言诗歌规律的条件下的再现。我同意这一关点。正是因此，我相信，由于译者的辛勤劳作，今天我们也许有条件像读汉语诗那样，来吟诵英国这位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却留下永恒关照的诗人的作品了。
1949年参军南下以来，江峰的生活环境并不安定，但一本《雪莱诗选》，即使在行军途中也始终伴随着他。翻译雪莱的诗是他多年心愿和业余的业余爱好。为此，他付出了30年断断续续的努力。这个努力，如今终于有了成果，这是应当为江峰庆贺的。
1980年6月6日于北京蔚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