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１８４８年大风暴以前的 “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曾经一度多少受人欢迎的统治者，如临时执政者、三执政、独裁者以及尾随他们之后的成群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官佐、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们在 那里又组织起新的《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非现实的，在异国 的”〕①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 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 的文告。很难想像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 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 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 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
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 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 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
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１８４８年２ 月和３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 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 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 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 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 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 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说明革命震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上说，也有极重要的意义。
所有这些琐屑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 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 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 这一切对于远 隔重洋来观察这种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十一个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人同样缺乏。问题正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 的读者说明１８４８年德国革命 所以必然发生以及它所以必然在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我们就无需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 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范围内加 以论述，而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使我们能够确定下一次、也许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我们也就满足了。那末，
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 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残 余，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有对佃户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 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西岸以外，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贵族在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曾被公认为是国内的第一个“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 而被摧毁了。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之下 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 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 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 业的要求。法国在五十年的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 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此外，德国 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 比利时的—— 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 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 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 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 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 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 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１６８８年 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１７８９年也已夺到了政权， 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 ８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郭力所有pdf@home.icm.ac.cn 这种权力。可是，自从１８１５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 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 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资产阶级的最直接的 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 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３２—１８４０年的政 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夺去，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 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总是伴随着一次贸易立法 上的胜利。当然，１８１８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 建立４ 给德国工商业者的好处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对内阁 阁员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大得多，他们在议会中 的投票，只能使阁员们发笑而已。这样，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 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 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 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 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 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 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 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 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 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 可以说是从１８４０年开始的，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取得对德国资产 阶级运动的领导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１８４０—１８４７年 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是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包 括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乡村中的农民。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 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 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 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 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 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 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 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 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 去。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 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要破产。在较小的城 市里，守备队、地方当局、法院及其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 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 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 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 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惟恐不合时宜地 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 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 府可以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 固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 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 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当资产阶 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 于它的那个阶级—— 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 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 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１０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郭力所有pdf@home.icm.ac.cn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 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 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 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 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 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 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 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 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 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终于要十分 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 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 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不 同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 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 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 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 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 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 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 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 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 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１８４０年，那末工人 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１８４４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①的工人起义５。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 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 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Ｇｒｏβ－ 和Ｍｉｔ ｔｅｌｂａｕｅｒｎ〔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 用几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地位处在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 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 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省占 居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 下消失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农存 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 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了，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 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容易被赶出 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 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英国 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是处在贫穷饥饿之中， 作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 小自由农、封建佃 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 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的天地。革 命对他们每个阶级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 地区，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 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 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 引导和推动。上面对最近这次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 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 显然的矛盾的大部分了。当这些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 如此奇异地互相错综起来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区各 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的时候，尤 其重要的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 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 斗争来重新解决同一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 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 意义的结果而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样要用组 成这个国家、但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 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 的行动了。不错，德意志联邦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 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６，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国中 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 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组织７，而奥地利却仍然关 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寓禁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 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大国，而不是三 十六个邦。当然，１８１４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一 １３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郭力所有pdf@home.icm.ac.cn 因此而有所变动。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下一篇文章里我们 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的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参加了运 动，以及这个运动在１８４８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１８５１年９月于伦敦
二
普鲁士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从１８４０年开 始。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 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 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较小的德国封建君主们，都相继 向自己的臣民恩赐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 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 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由于维也纳 会议８，而统一在他们治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 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 它只是奥 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 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 们知道，在反抗议会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作他们的后盾；反 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 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 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 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 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 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 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生长出一大群自由主义的律 师和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凯尔、勒麦、约丹、施梯维、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Ｖｏｌｋｓｍａｎｎｅｒ），在做了二十年喧嚷的然而总 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１８４８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 峰，而后来，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顷刻之间又 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标本；他们 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词句，并用他们的存在 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 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含义的政治 词句，并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１８３０年的事件９ 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 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 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 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 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 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 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１８３０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 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 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 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 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１０。后来他们曾追悔这种青 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１１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 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 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 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 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 １６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郭力所有pdf@home.icm.ac.cn 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 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 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 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 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他任 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即 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 知识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阶级中的大多数，渐渐地联合成 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 人都不应该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 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 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 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从事劳动 和经营工业生产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 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 利益，却比别人更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 知，而这乃是梅特涅政府愚民政策的成果。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知识为什么几 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知识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 利益最受现存制度侵害的阶级—— 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了。因 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 的专制政体，而他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应该看做德国的真正 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１８４０年、即从前普 鲁士国王①——１８１５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 去 世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 性质的专制政体。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 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 希－ 威廉四世手中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 应该摈弃了；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 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被渴望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无 野心的蠢才，多少自觉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一定的主见，主要是依 靠受教育时取得的成规来维持统治，那末“被渴望的弗里德里希－ 威廉”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的性格确实比路易十六更加软弱， 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大多数科学的基本知 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正确的 判断。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 能比他更擅于卖弄聪明，更擅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 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因为 他的一切同情都属于封建主义。作为所谓历史学派（该派所信奉的 是博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的作家 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１２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 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国王是他治域 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 有权 势的枢密近臣、王公侯伯，其次是许多较低级的富裕贵族。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 级的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级都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 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 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级或“王国的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 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 里希－ 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ｂｅａｕｉｄéａｌ 〔美好理想〕。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 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 恰恰相反，这个事实他们却很快就看出来了。新王的“辩才”刚刚因 他父亲之死而得到解放，他便用无数的演说宣布他的意图；而他的 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 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 不大在意的。可惜，浪漫主义是不很会打算盘的，而封建主义自唐 ·吉诃德时代起就总是失算的！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对于轻视 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是承袭得太多了。在他即位 时，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而国库已经不 太充裕。过了两年，一切节余都在朝廷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 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 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财 政赤字和１８２０年法令的夹攻；１８２０年的法令规定，如不得“将来 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 时还没有这种人民代议机关；新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那他也不能不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 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二 １９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郭力所有pdf@home.icm.ac.cn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出版 自由，成立陪审法庭等等，总之，期望国王自己发起资产阶级获取 政治权力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对国 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 样），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他们由于本身缺乏能够在报 刊上代表他们意见的人才，竟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 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１３，便是这个联盟的果 实。这个报纸虽然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 代期刊的先声。这是１８４２年的事。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 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人民代议机关”（它作为 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５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 １８２０年的法令中）这种普遍要求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 统治下去了。国王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较好的方法，是把各 省议会的常任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１８２３年成立 的。普鲁士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是：（１）上层贵族，前德意志 帝国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是等级会议的当然成员；（２）骑士或 下层贵族的代表；（３）城市的代表；（４）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 表。各个省议会都是这样组织的：在每个省议会里总是以两 部分贵族占大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都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 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 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 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起来的委员会断然拒绝 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 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反对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 实行代议制。联合起来的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 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来；许多贵族也宣 布反对政府，赞成代议制的要求，因为他们本身就在自己的田庄上 经营大农场，并且买卖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所以也同样需要获 得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复辟的保障。国王 的计划完全破产了；他不仅没有得到一文钱，反而增加了反政府的 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 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５年的诺言，要求宪法和出 版自由；有些议会的决议措词颇为不恭，国王在激愤之下所作的答 复，使事态更加恶化。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有一个时期由于缩减对政府 各部门的拨款，由于通过《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１４（它是一个拿国家作赌注 进行投机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着国家的财政经纪人）进行 欺诈交易，曾经维持了表面上的支付能力；增发国家纸币也起了一 些作用；整个地说，财政状况的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 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 行，其资本部分出自国家，部分出自私人股东，主要的管理权属于 国家，也就是说，使政府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 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 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于是银行的章程 必须改变，必须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 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 了，当然，这就需要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 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二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 就认购，否则，他就根本不打算谈这件事。这样，一切弄钱的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 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１８４６年秋天的事， 次年２月国王就把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统一 的“联合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１８２０年的法令在需要 的情况下所要求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 任何权利。它对总的立法方面的意见，只是谘议性的；它开会无定 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喜欢让它讨论什么问题 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扮演这种角色。他们 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中提出的愿望；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很快 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们通过发行公债（仍然说是用来建筑铁 路）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这个表决使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愈来愈愤怒的国王解散了议 会，并对议员们严加申斥；但钱还是没有到手。的确，国王是有充分 理由为他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的，因为他看到以资产阶级为首并 且把相当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 的不满分子包括在内的自由派，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 在联合议会开幕时的演说中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 法，但这话等于白说；自由派坚持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 代议制宪法及其一切成果—— 出版自由、陪审法庭等等；在他们 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出的。事情很明显，不能这样 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要发生破裂和流血斗 争。资产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已准备进行革命。它 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农民的支持。大 ２２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郭力所有pdf@home.icm.ac.cn 家知道，１８４７年末，在资产阶级中间是很难找到一个出名的政治 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的。下面我们很 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了。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以急于要给自己的运动至少在表面上披上 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自从１８４０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 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 义思想的熏染。１８４０年以后，这些思想在法国愈来愈引人注意，这 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１８４３年 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出 现了社会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 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 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１５的语言。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 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１８４４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 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 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 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饥荒的１８４７年的粮食暴 动也促进了这种宣传。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 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作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 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 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已经有很明确的了解；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 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独立的共和党。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 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当时只有上 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 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 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 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虽然暂时赞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 已在以异常的方式议论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资产阶级准 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 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１８４８ 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 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这个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谈到。
１８５１年９月于伦敦
三
德 国 其 他 各 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几乎仅仅限于谈到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 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一邦，即普鲁士邦。现在我 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的其他各邦。自从１８３０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的独裁 之下，也就是外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的宪法一方面 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一方面是为创制宪法的君主们在群 众中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谈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 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１８３０年和 １８３１年的风暴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 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侥幸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 尔凯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 他们在这些小邦的无力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的 谄媚的、不值钱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１８４０年后很快就 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 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 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他们 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 这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 核心分子，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后来，在１８４９ 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力图把 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在普鲁士保护之下 的新的联邦，制定新的宪法，成立新的联邦议会，把小邦归并于大 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君主立宪，实行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 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该 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得尔堡 （巴登邦）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 就预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 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被看作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 （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知道的一点， 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看作是德 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尾随着他 们普鲁士的弟兄。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 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那些虚幻的政治权利（他们在同奥地利和 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是常常以这些权利自夸的）。但从 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看不出什么明确的、与大资产阶级的立 宪主义不同而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党派的东西。农民中间 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民在平静 的时期，从不会提出自身的利益，不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除非 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 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所以，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是发展得极为缓慢的。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普鲁士和各小邦都促 成了宗教上的反对派，例如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和 自由公理会１６。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 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冒险的反对世俗 权力的凡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 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许对自己的任 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 宗教狂热。１８４５年，在德国的每一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 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视为该邦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在每一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任何一派的或所有两派的教士， 都是官僚政府制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天主教或新教正统，攻 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存在 的本身就是对德国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 利亚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 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神论派１７ 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和他的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 艾希霍恩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 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一派发展于旧教国家，后一派发展于新 教国家。它们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 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没有 根据的。这种不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 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这神殿的屋顶下联合起来；这 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另一种当前最引人注意的政治思 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自己中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 一致。上述这些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 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实现（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德国的统一 的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 拿破仑灭亡１８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ｄｉｓｊｅｃｔａｍｅｍｂｒａ〔分散的成 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 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 巨大开支，—— 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 与各该邦的微小和 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末 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看法是有分 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震动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 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当然，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 当时实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 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 疾呼地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 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Ｓｏｉｄｉｓａｎｔ〔所谓 的〕激进派崇拜瑞士的政制（他们当时还没有实际了解这种政制， 后来了解以后他们才十分滑稽地大失所望），主张建立联邦共和 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 的德意志共和国１９。这样看来，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 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我们可以对１８４７年末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作如下 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议到自己的力量，它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 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活动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农村贵族变成了只是拿 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由于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同 而与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很不满意，他们埋 怨捐税，埋怨加于他们营业上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足 以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 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 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 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 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 但整个说来是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 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 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 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 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 天更多地感染了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愈来愈受他们的影 响；除了这一切之外，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 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亏空。有哪个国 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 利的地位呢？
１８５１年９月于伦敦
四
奥 地 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１８４８年３月以前之 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正像最近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２０一 样。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波兰、匈牙利 和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１８４８年后他们对奥 地利德意志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治下 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 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 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 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 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 （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 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１８４６年加里西亚的情形）， 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 抓住机会来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的２１。另一方面，交易所 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 地利在１８１５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１８２０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 和维持了君主专制，１８１０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愈是增长，它也就愈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 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 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 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增加新的贷款，以维持他们 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１８１５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 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不可能倾复的假象，使梅特涅政 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 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 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能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 本家们在他的脚下俯首听命。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 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公用事业承包商虽然能够经常从君主 专制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 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丝毫也不会反对政 府。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能够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 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组织得非常 适合于为专制政府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 父辈是为奥皇服役的，他们的子孙也要如此。他们不属于那在双头 鹰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 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 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 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皇室贵胄”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 人同样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他们构成了 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 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旧式〕政治家的精神，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 政策：利用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榨取更多的金钱，同时使他们保 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商业 比较不重要；奥国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 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利用了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 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完全消除了外国的竞争；但他们所以 被给予这种便利，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而由于国内对 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社团（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 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便利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限制在这些中世纪行 会的狭窄范围里，这种狭隘的界限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 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 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构成具有一种 世袭式的固定的性质。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 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维生的那些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 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 封建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 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的保护，凡 有不服从的，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 —— 笞杖的惩罚。最后，为了把这些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结成一个普遍的体 系，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且极其吝 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它 最多只能造就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获得比较高深造诣的专 家，但无论如何不能给予在别的大学里可望受到的那种全面的自 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 切其他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一百年以来它的发行范 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所有奥地利与 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税关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 警戒线；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不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 代的恶毒精神，这些检查官是决不让任何一本外来书籍和报纸进 入奥地利国境的。在１８１５年后的将近三十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 解。无论是国民各阶级的社会状况还是整个民族的状况，似乎都没 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 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把较高 的阶级作为政府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使他们受到憎恶），不管人 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 是没有不满或很少不满的。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 弗兰茨一世的话，—— 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 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可以维持下去 的。” 但是国内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它使梅 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 了。工业中采用机器和蒸汽，使奥地利（也像所有别的地方一样）社 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土地占有者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 手工业行会，摧毁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者与旧 的封建机构到生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一天天更多旅行于外国的 资产阶级，把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神话般的情况带 回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精神的发展。此外，在 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个危险的部分存在，这就是匈牙利的 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 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勒斯堡①与维也纳近在咫尺。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 绪，—— 即使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反政府还不可能），也是 一种不满情绪，一种普遍要求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不是立 宪性质的改革）的情绪。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 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 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较开通的官员，他们自己有时也幻想各 种可能的改革，如果在约瑟夫二世的进步开明的专制与梅特涅的 “世袭的”专制之间决定取舍，他们是坚决选取前者的。一部分较穷 的贵族也赞助资产阶级，至于国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 不满（虽然不是直接对政府不满）的较低的阶级，他们在大多数场 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１８４３年或１８４４年，在德国创立了一 个反映这些变化的特殊的著述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 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 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有天赋的、 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 德国城市落脚下来，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 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家的这桩 生意大为“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策 的秘密；舆地利人更加好奇，由于波希米亚①边境上的大批的走 私，他们也获得了这些出版物。当然，这些书中所宣泄的秘密是没 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提供的改革计划非常天 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出版自由在奥地利 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 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忠君守法的善良的奥地 利人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 世界的文化交流，愈来愈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 府的舆论的发展。因此，部分奥地利人也得到了一些政治知识。于 是在１８４７年末，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 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 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发生作用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 是：被封建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 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 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部门取得独立地位的 任何希望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碰到不合理的限制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 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 士或愚蠢而跋扈的官员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有教养的职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是满意的，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 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由它自己出资（那样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 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 那末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反对派的强大、以及波及整 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是丝毫也不会 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的。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转变，而这时法 国忽然爆发了事变，这个事变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 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的 断语。
１８５１年９月于伦敦
五
维也纳起义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路易－ 菲力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 宣告成立。紧接着，在３月１３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 政权，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３月１８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 经过十八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向他们求饶乞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都也都爆发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 同样的胜利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的第一次 革命，那末至少他们是真正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考察这许多次起义都是怎样发生的；我 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各个阶级对这些起义所采取的立 场。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 （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工人，所有的 人像一个人一样同时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普遍 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赞助它的一小撮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开始 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一向使资产阶级处于政治无 知状态，以致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 治的消息以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 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它们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 阶级而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 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热烈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 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会突然发生什么矛盾。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法庭、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 们一致。于是（至少在１８４８年３月），资产阶级一心一意地赞助运 动，而在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资产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成 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但是，各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 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 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一 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 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 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 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 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 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维也纳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这就是说， 它从政府那里取得的让步一定会保证它的统治，如果这些 让步能够实际执行并且在一定时期保持有效的话。可是，事实上 这一阶级的统治权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 立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 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 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斗争时，他们和大学生总是 承担起斗争的全部重担；约四千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要好的大学生，形成了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 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 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 不安静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 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骚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 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迫使安全委员会执行他们的决议。另一方 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不得不由国家拿钱雇用他们在公共事 业中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 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小工商业者很不愉快。维 也纳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 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 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的不断的煽惑和骚动自然不能 对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用”起促进作用。这样，资产阶级与不安 静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而这种冷 淡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那是由于内阁 （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 疑虑和激烈行动是有道理的，并且不断地（甚至当着资产阶级的 面）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 某些刚刚争得的自由，于是５月１５日和５月２６日先后两次发生 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资 产阶级同大学生和工人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 民则到处忙于把封建制度的残余彻底扫除。由于意大利的战争２２， 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 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追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 了的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能够恢复什么东西，它却永 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而如果说奥地利在目前又比较 平定了，甚至比较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 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也因为不管业已复辟的政府侵犯了其他 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于伦敦
六
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文章所叙述的情 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行动远没有得到维也纳革命行动 中的那种差不多是所有阶级的一致赞助。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 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开会的结果是造成了破 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这个革 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为各阶级所一致赞助。巴 黎事变促进了一切，但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 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 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 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 革命，它宣告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解放工人。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 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 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动。但他 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因此，当 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正是他们所认为的财产、秩序、宗教、家 庭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其他神圣东西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 们就立刻感到自己的革命热忱大大地冷却了。他们知道必须抓紧 时机，知道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要失败，可是他们的勇 气失掉了。因此，在最初的一些地方性的革命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静，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 聚集在皇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变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 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 已经完成，忙于向皇帝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 望。可是紧接着便是军队向群众的进攻，便是街垒、战斗以及王室 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资产阶级曾经尽力想把他们排挤到 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他们进行了战斗而 且获得了胜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对于选举权、出版自 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 这些限制是资产阶级所最欢迎的， 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他们下面的阶级—— 现在已经不能继续下去 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的”场面的危险迫于眉睫。在这种危险面 前，一切过去的不和都消逝了。多年来的友人和敌人为了反对胜利 的工人阶级而联合起来，虽然这一阶级还并没有提出它自己的特 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 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 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 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 封建贵族、 官 僚、军 队 保 证 支 持 它。这 就 是 康 普 豪 森 和 汉 泽 曼 先 生 组阁的条件。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 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 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 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被撤职，旧的管理国 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立宪的责任内阁的宝贝阁员们， 甚至把那些由于他们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 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除掉阁员更换而外，普鲁士没有任何 变更，甚至各主管部门的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 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 宪派，都得到了暗示：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员，因 为现在就这样作是有危险的。在３月１８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 “自由派的”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 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 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 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权奸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常常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 足道的改革。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这些强制性的变更一种合 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想让议会作 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来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而新选出的议 会将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将是间接的—— 选民先选举若干 复选人，复选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二级选举制 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两千五百 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派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的，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 那样，民主的政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 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 下；它要求和法国一样的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 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３月１８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表示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 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 对这个议会的自主权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 个议会是太革命了。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 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独 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制尚未建立、三十六个 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 他们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革命运动，以及和小资产阶级一同争 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 还能做些什么呢？当时无产阶级党的政治活动不同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或 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 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保护 他们；第二，无产阶级党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 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人也只敢把联邦共和国作为 自己渴望的对象；第三，无产阶级党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 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首并主要由他们领导 的党永远不会有的。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 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尾随在民主派之后的。但是在一 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终于把事情引到 了尽头，而现在我们可以说，过去几年的震动的主要成果之一，就 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都完全摆脱了民主派 的影响，这种影响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 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作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 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下子解 脱了一切封建枷锁，虽然这里的农民由于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 么坚决，行动比较和缓。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 立即转而反对他们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 农民。同资产阶 级一样害怕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 样，在三个月的自由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 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在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手下恢复 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 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 个资产阶级政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 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于伦敦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文章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 动，叙述到了维也纳３月１３日和柏林３月１８日两次人民的伟大 胜利。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 的原则，或资产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 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 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作代表，直接攫取 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受政治训练较少，结果是自由派官 僚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大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 何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自 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 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分子和官僚 分子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 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派的援助，才能守任自己的阵地， 抵抗那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和官僚政党；另一方面，为了对 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 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足够 的力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 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梯，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的阶段，—— 达 到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 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 斗的开始。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 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 个城市１８４８年三月的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 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 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 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末本来是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 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来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这个 机构如此离奇，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而同时它又如此自命 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 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召开全德代 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 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争论的问 题，执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这 个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国民议会的职权毫无规定。谁也不知道它 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 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魄力，它就会把 联邦议会立即解散（在德国再没有一个机关比这个议会更不受欢 迎了），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联邦政府。它 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 而使自己的一切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 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要求这个议会做到 这一点却是太过分了，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是自由派的律师和学 究式的教授，这个议会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 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腐败的政客在全德国的眼前表现他们全部 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 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也怀着恐惧，其 程度超过对于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的恐惧。它在联 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 的各项决议，据说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批决议应该由这个可憎的 机关发布。它不肯定自己的自主权，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 危险的问题。它不用人民的武装力量把自己围绕起来，闭眼不看各 邦政府的暴行，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眼看着美因兹 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这个国民议会竟不闻不问。后 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作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 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 之后才荣登新位，而且授职给他的不是国民议会而是联邦议会。至 于国民议会的决议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 认，而国民议会自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 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的民族的 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没有企图也没有力量使别人承认自己 的要求。这个议会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 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 乏味的老生常谈；他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哝 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倍。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 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一个统 治德国的各邦君主（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 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费一点力量去摧毁那 隔开汉诺威和普鲁士、隔开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也 没有打算去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税。但是，这个议 会做的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德国的海军—— 但只是在 纸上；它兼并了波兰和什列斯维希；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 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 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节，而后者这次回去 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来时更加糊涂了。在革命之初，各邦 政 府曾 把这 个议会当作一个可怕的怪 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 职权极不明确（当时曾认为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 的）。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曾组织了一个十 分周密的阴谋；但它们是幸运胜过聪明，因为实际上这个议会替各 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 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于是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议会，连普 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 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 自由派律师和 官僚占居多数，而且这些议会的工作的进行情况也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这个 议会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 统一的德国；其次， 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 能实现的措施，通过一些谁也不感到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普鲁士 和奥地利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的并且 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 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它们也缺乏远大的见识 而不能作出革命的决定；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封建 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被迫讨论了一些 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的凡人一起生活在地面上；而 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ｉｍＬｕｆｔｒｅｉｃｈｄｅｓ Ｔｒａｕｍｓ》）２３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 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 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到兴趣。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上分裂状态，因为这种 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至少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会奠定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 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人民的热情冷却了。在签订马尔摩休战条 约方面的可耻行为（１８４８年９月），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 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 却无比怯懦，它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 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１８５２年１月于伦敦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从以上几篇文章中已经明显看出，除非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后紧 接着再来一个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 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要略加阐述的历史课题，性质非常复 杂，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 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 情形一样复杂。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千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 萨利河和波希米亚森林①，已经从斯拉夫族的侵略者手里夺回来 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语言几 百年以前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数不 到十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鲁伊日察的温德人或索布 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了。但在 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系国家，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 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是混居杂 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 夫人占优势，虽然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增强而 逐渐被瓦解和排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 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 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骑士阶级在普 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通过德国工商 业资产阶级（像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十五世纪起德国资产阶级在 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日益增长起来）而进行的一次规模更大和 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开拓了道路。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 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他们从来不怎么重 视工商业。因此，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 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 换则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 话，那末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是属于德意志人，而不属于斯拉夫 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 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都 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 （在这些人口稀少的 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国语是 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的德意志人的重要性， 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一切精神文化差不多都必 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在德意志商人和 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国土上 安家立业了。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外交方面的审慎周密的掠夺 行为，也不仅仅跟随在那种由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而缓慢地但是 确实地发生的民族性破坏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 此，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 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兹南的大部分从第一次瓜分波 兰后就日耳曼化了。因此，近七十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 变了。１８４８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 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 他们以１７７２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 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 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 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末， 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 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 有一次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应不 应该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 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 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 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 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 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①也会同但泽和埃尔 宾②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 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令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 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居 于统治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却很清楚地看到，反对俄国的 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 样子，宣布普属波兰 （波兰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是未来的德 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 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在政府同意之下组成的波 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解散和屠杀；到１８４８年４月，即柏林革 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革命运动就被镇压下去，波兰人和德意志 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又复活起来。为俄国专制君主立下这场大 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 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 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那样辛辛 苦苦地造成的运动。“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 洛兰到尚 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暴发户 的共同的命运。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斗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 意志人和三百万捷克语系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 迹是差不多完全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的。但自从十五世纪 的胡斯战争２６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说捷 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了 莫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 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 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 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 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 亚境内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的人数 也几乎相等；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事业则普遍掌握在德 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第一名卫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是一 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在说捷克话时还有错误 并且还带有外国腔调。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最近四百年历史 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垂死的民族，１８４８年它曾做 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足以证 明（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 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 非德国的语言。
１８５２年２月于伦敦
九
泛斯拉夫主义
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又一个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员，他们受 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 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 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 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渐 渐瓦解，它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 起来。波兰人有二千二百万，俄罗斯人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 保加利亚人有八百万；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 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 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Ｎｉｅｍｅｔｚ即德意志人驱 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 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 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 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 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 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 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 个首都，但在被俄国每个农民看做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察尔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 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驻节地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 下来；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 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 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 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捷 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为俄国 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 这个独立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 一样。而在这方面，波兰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波兰人从来没有真 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 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 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后来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 大会，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 涉，这个大会也一定要失败的。几种斯拉夫语言的不同，就像英 语、德语和瑞典语的不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竟没有一 种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懂得的。曾经试用法 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法语，于是，这些可怜的热心于斯拉夫主 义的人，这些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的人，最 后却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 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 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 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里西亚人的枪骑兵、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 人的掷弹兵、捷克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 夫人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假想的斯拉夫人霸权的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捷克、莫拉维亚、达尔马戚亚的代表和一 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作了有系统的斗 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 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 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公开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 无耻地同驱散了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 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答。在１８４８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 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斯拉夫代表支 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全体议员都是斯拉夫人的议 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斯拉夫 主义者还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再有所动作，就要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 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存在任何疑问，那也一定要引起争 端。但是，幸而没有引起争端的口实，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 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 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狂想。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发生破绽。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 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一 个事实（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 意识的发展），１８４８年前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 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队伍。不过，这种可悲 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最后，还曾经为了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而与丹麦交战。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德国也需要它们。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 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他们也有这种 权利。三月革命使它们与丹麦人公开冲突起来，德国援助了它们。可是，虽然在波兰，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 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革命的（至少部 分是革命的）战争中，却让军队毫无意义地来回行军，甚至容许外 国进行外交干涉，结果，尽管作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而得到的却 是十分可怜的结局。德国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什 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 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德意志人志愿兵也遭到同样的待遇。但当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时，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 的政府却拍手称快。它们把波兰人和捷克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 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 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 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 利军队在布拉格都又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 （即 海涅所谓《ｄｉｅ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ｃｈｅＵｂｅｒｋｒａｆｔ》２８）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 浅的青年被派到什列斯维希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 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有效的工具，却得到机会利用 战胜外人的功绩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 自由派加强起来当作反对较激进的党派的工具的军队，刚一稍稍 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掉转枪口反对自由派本身，而把政权交 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畔他的军营中 接到维也纳的“责任阁员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阁 员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就只存在于 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 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 有头脑的“责任”阁员们却没有注意他。
１８５２年２月于伦敦
十
巴黎起义
法兰克福议会 早在１８４８年４月初，在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浪潮已经被社会 的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阶级同战胜者立即缔结的联盟 所阻止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 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 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 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政党，很快又获得 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４月 １０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２９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在法国， 两次与此类似的运动（４月１６日和５月１５日）也同样被击败了３０。在意大利，“炮弹国王”①在５月１５日一举而恢复了政权 ３１。在德 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 位，虽然在维也纳，多事的５月１５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不过这毕 竟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它可以说是人民的力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 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 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 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 各革命政党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他们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准备去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决定性的斗争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在英国没 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 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给周围各国以有力推动的国家。所以，当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日巴黎的流血斗争开始的时候，接二连三 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件事实：这次斗争 是在工人群众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阶级之间进行 的；战斗继续了好几天，其激烈程度是现代内战史上空前未有的， 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这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 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要掀起新的革 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了，他们被屠戮，被摧毁，而且打击十分 沉重，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复元。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 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 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迫害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以 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细小事件作为借口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 布戒严，并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 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 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 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也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 的战争了。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政党便开始 积极行动并制订明确的计划，甚至要把他们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 级也远远甩开，重新恢复三月事变以前德国的状态。军队又成为 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他们自 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十分倾 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也使这些稳健的年轻人 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 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 们现在开始看到他们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 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得到胜利而趾高气扬，他们也很想取得法国士 兵刚刚得到的大胜利，—— 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 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 人，并把资产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 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关于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大半却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 论，以及德国各党派夏季所忙碌从事的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 了。只需要说明一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 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 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 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联盟，明天又向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 断的摇摆使舆论对他们完全失去了信仰，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 来看，他们的遭受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到了秋初，各政党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决战已成为不 可避免的了。民主的革命的群众同军队的最初格斗发生在法兰克 福。虽然这次冲突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 得对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 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架空的政府 同丹麦签订和约，这个和约不但把什列斯维希的德意志人交给丹 麦人夫蹂躏，而且也完全否认了丹麦战争的那些公认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和约。在 这次投票之后演出了一出内阁危机的滑稽剧，而三天以后议会重 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和约。这种 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已经 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这 次事件在德国其他地方（巴登、科伦）引起的类似的但是比较不重 要的骚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政党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 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 法兰克福帝国政 府，也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失掉了任何威信。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表明自己 的意志。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 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作 法，却使帝国的摄政，使他的阁员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 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 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的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 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现在我们应该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 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 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 对法国那样——事变了。我们是指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维也纳的起义和 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 这次事件的进程发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 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加以阐述。
１８５２年２月于伦敦
十一
维也纳起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这次事变对于德国 的革命意义正像巴黎的六月起义一样，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 革命政党方面去。这次事变就是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的维也纳起义。３月１３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地位如何，我们已经 看到了。我们也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 地利各省的事变互相交错在一起，以及后者如何阻碍前者。所以， 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奥地利的这次最后的、 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作为梅特涅统治的主要的非正式的支柱的上层贵族和金融资 产阶级，三月事变后仍然保持了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他 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在资产 阶级中间迅速传播开来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他们很快就大 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出版法、奇妙的贵族宪法和以 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３２。由怯懦无能的半自由派官 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５月１４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 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 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 对它而组织的）。但这种行动激起了５月１５日的起义，政府被迫承 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把全权授予由大选产 生的制宪议会来起草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论确认 了。但是在内阁中派有代表的反动政党，不久就促使他们的“自由 派”同僚再度向人民的胜利发动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 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 也纳市民所厌恶。５月２６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要一部 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 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正规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 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但是皇帝①和他的宫廷早在５月１６日就离开维也纳逃到音 斯布鲁克去了。这里四周是狂热的提罗耳人，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 － 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的危险，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这里有拉德茨基的军队驻在附近，他们同音斯布鲁克的距离在大 炮的射程之内。反动政党仗着这一切，便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避难 所，在这里它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危险地集结它被击溃 的力量，把它的阴谋之网重行修补，撒布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 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组织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 恢复了，和斯拉夫族领袖们之间的阴谋活动开始了；这就是说，反 革命的宫廷权奸掌握了真正的力量，而维也纳的无能的阁员们却 得以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将要来到的制宪议会的 辩论中消耗着他们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 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 从事运动的政党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 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调动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以为，在宫廷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在有 了由大选产生的制宪议会以后，皇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了，于是就愈来愈陷入厌倦和冷漠，老是呼吁秩序和安静；在猛烈 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这个阶级充满了这样的情 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完全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 求，自从革命发生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 正常的治理制度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 繁荣），现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呼声。７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 被当作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宫廷的归来也受到同 样的欢迎；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 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 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 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 们为贵族作强迫劳动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８ 月１９日，有人要皇帝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 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他们被公开承认为国家的决 定性力量也就洋洋得意起来。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 声望的阁员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者的 补助金。诡计成功了。工人举行了示威；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 称拥护他们的阁员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他们像猛 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他们在８月２３日那天屠 杀了许多工人。革命的战斗力量的团结和威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成了流血的搏斗， 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 了。匈牙利的事态使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很快就找到借口公开宣布 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１０月５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 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阁员副署），宣布解散匈 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的统治者耶拉契奇作该国的文武总 督；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一个领袖，他曾经公开反对匈 牙利的合法政权。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 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 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 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 阁员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１０月６日，人民、大学 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群众起义，阻止军队的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军队发生了短时 间的搏斗；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这时在施土尔威森堡①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逃到了维也 纳附近的德意志奥地利的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 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 亡，这次是逃到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里缪茨②去了。宫廷在奥里缪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音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 不同了。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周围是成群流入奥 里缪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 族热心家。在他们看来，这次战争将是一个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 是一个歼灭浸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 志人和马扎尔人—— 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 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从波希米亚、莫拉维亚、施 梯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一团一团的军队开往维也纳，与耶拉 契奇的队伍和原来的维也纳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１０月末就集 结了六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 １０月３０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作决定性的攻击了。这时，笼罩着维也纳的是混乱和束手无策。刚刚获得胜利的资 产阶级，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 度了。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资产阶级对待 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 靠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 织。热望与横暴的帝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 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群 众和领导者的头脑里都是混乱一团。议会中残余的德意志族议员 和几个给他们的奥里缪茨的朋友作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 （几个革 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是经常开会的。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 动，却把时间消耗在能不能在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内抵抗帝国 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主团体的代表 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 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采取坚决果敢的行 动。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完全 没有领导的能力。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 阶级，还很少解脱旧制度加于他们的精神奴役状态，觉悟还很差， 他们不是真正觉悟到，而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适 合于他们的政策。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 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是经过整顿的奥地利军队， 他们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大受鼓舞，他们的人数共有 六七万，武装和组织都很良好，尽管指挥不很好，但至少总还有指 挥者。在城内却是一片充满阶级矛盾的混乱和涣散状态；国民自卫 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 动；无产阶级群众数量虽然很大，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一点政 治训练，他们容易无缘无故地激怒，也容易慌乱，一切流言蜚语都 能影响他们；他们决心战斗，但是没有武装（至少开始是没有的）， 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武装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 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他们头上的屋顶的时候，他们还在讨论 一些琐屑的理论；领导委员会既无精神，又无魄力。一切情形都和 ３月和５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充满混乱，唯一 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 乎是不问可知的；即使还有什么疑问，那末１０月３０、３１日和１１月 １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１８５２年３月于伦敦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
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集中起来的军队开始攻击维也纳的时 候，能够动员起来进行防御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国民自卫军只有一 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 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这一部分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 的人民的时刻已经太迟，所以这支队伍未能充分学会掌握武器使 用和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就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人 数有三四千名、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的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 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职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 了。但他们（连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紊乱的武装起来的无 产者也算在内）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 算得了什么呢？这里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土匪队伍了，他们由于生 活习惯，是十分擅长于那种为争夺一幢房屋一条胡同而进行的军 事行动的。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 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旧炮而 外，还有什么呢？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越混乱。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没有 决定向驻扎在离首都几哩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 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 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 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到了可 以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确定防御计划方面却做得很少。如 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末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 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 他不信任，他决定不再担负这个任务。如果他继续担负下去，他也 许要被当作一个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者的指挥官梅森豪泽 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作为军官（甚至是下级军官）的才 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 之后，人民的政党并没有从自己的队伍中或别的地方培养出或发 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 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 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 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但是，毕 竟还是实力占了上风。帝国炮兵在近郊的长而宽的大道上，在主要 的交通线上把重重的街垒都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 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 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停火的间歇时刻，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 降了，有的踌躇动摇，陷于混乱，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 工 事，而 帝 国 军 队 就 在这时 攻 入 城 内，趁 着 城 内 的 一 片 混乱占领了旧城。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 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强盗队伍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 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 利的间接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 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谈一谈。 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 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 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 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 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 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击败了耶拉契奇的 匈牙利人却把耶拉契奇赶到了维也纳，用他们的胜利增强了准备 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 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 不是援助 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其他官方团体，而 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即使匈牙利全然忘记了维也纳的第一次战斗 是为了匈牙利，那末，为了它自己的安全，它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 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屏障，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 足以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进攻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 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 口，这些借口就是：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其他 官方团体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恪守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 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一层，事实是这 样：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 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作勇猛无情的追击，那末 单是在施土尔威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 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 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 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 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四十万维也纳人把要开 去征服一千二百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 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的力量集结起来以前采取 的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哈特举行的软弱无力的示威（结果自 然是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 这种军事错误比坚决向维也纳进 军、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招致了更大的危险。可是，据说匈牙利人不经官方机关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 犯德国领土，便要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 这就意味着匈牙利人背弃了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据 说正是他们的运动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关不 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为匈牙利而战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主委员 会吗？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 立而首当其冲地作第一次战斗的吗？问题不是必须支援维也纳的 这个或那个官方机关，所有这些机关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是会而 且很快就会被推翻的；问题在于革命的高涨，在于人民运动的不断 发展，而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 志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考虑革命 运动以后将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 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问：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 的认可，不正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 吗？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在英国资产阶 级的公众面前倒产生了不坏的印象。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的当权者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 的胜利所推翻了，而即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 需的帮助，这些当权者也会同样被推翻的。最后一个重大理由是， 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 的自由贸易派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 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３月１３日和１０月６日都坚持“合法的和立 宪的”手段，那末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 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 呢？匈牙利人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９４９年始终坚持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 法）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正是维也纳人民在３月１３日用极端不 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 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 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如果不是这种被戈尔 盖利用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本身的、对合法性的不断的追求，戈尔盖 的军队也就不会服从它的统帅，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 种可耻的不幸的下场了３３。而当１８４８年１０月最后几天匈牙利人为 挽救其名誉终于渡过莱达河的时候，那不是和直接的坚决的攻击 一样不合法吗？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没有一点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 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完全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 “新莱茵 报”３４，对于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 做得都要多。它阐释了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 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 差不多一切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都抄袭它们，连匈牙 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作品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 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震动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 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于我们本国人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 有权利直率地批评我们的邻居。其次，如果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 态度记述事实，我们就必须说，在这个事例中，维也纳人民是豪迈 而英勇的，他们不仅比顾虑重重的匈牙利政府高尚得多，而且也比 它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 维也纳人—— 我们的同胞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 的抵抗来同匈牙利战争中一切煊赫的胜利和辉煌的战斗相交换；正是这些维也纳人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军队，从而去完成这些 伟大的业绩。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 维也纳人所参加的同样的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伦都刚刚遭到 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勒斯劳①，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 弩张，战事一触即发。运动的每一个地方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 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到。各邦、各省和 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 表现的形式不同，情况不同，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不同。因此 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 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作一次可以帮助维也纳人的重要的打 击，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 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的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 —— 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 的无能。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纯 贞，它可以说是少年老成，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讲和娼 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 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套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动听言 词了，此外还剩下的就是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 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 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深信，他们做的愈少，说的愈多，他们作 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愈安全。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 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 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地，他们离得愈远愈好。于是他们像一群 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 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 决了的理论条文，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 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朗卡斯特学校３５，议员们在这 里互相教授，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而他们都相信， 这个议会贡献之大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 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达到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这个议会曾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质问、 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些东西当然没有一点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 以干涉。它派了两个委员—— 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凯尔先生以及 莫斯累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 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扎的 旅行实在可以算是真正的奥德赛了。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内阁阁员施塔迪昂公 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 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 地的讽刺小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它的政府的耻辱的永久纪 念物。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委员—— 弗吕贝尔先生和罗伯特 ·勃鲁姆先生—— 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 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 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弗吕贝尔却相 反，他以为他的职责是保全自己，好去担当他在法兰克福的重要职 务。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 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是不 合乎要求的；因为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空洞的高 谈阔论，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的事例。在政 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 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虽然如此，但罗 伯特·勃鲁姆却具有真正的平民的天性（虽然已经有点脱去平民 气了），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他 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 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 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 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 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 河上的塔波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处死了。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骇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的态度接受了这 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词的缓和和委婉来说， 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会对它的一个议员—— 尤其 是一个左派领袖—— 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１８５２年３月于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