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二）
文摘
2022-12-06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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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１１月１日陷落，同月９日柏林制宪议会被解散，这 说明维也纳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力 量。关于１８４８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不久之前我们已经叙述过 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些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 会”，以及它的由资产阶级代表构成的多数，害怕人民中较积极的 成分而同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因此它早已失去众望了。他 们承认了，或者毋宁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 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拟定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 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琐碎的理喻定义、纯粹的 形式问题和宪法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 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 议会ｓａｖｏｉｒｖｉｖｒｅ〔礼仪〕的学校。而且，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 定的多数，优势差不多总是取决于动摇的“中间派”，这一派以它 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倾复了奥尔 斯瓦特—汉泽曼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 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民以及在军队 和官僚中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 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却装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所持的变通原则是 “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它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内阁鼓掌 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收集和组织反 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阁员都 撤了职，用以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为首的“办事人物”代替 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 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 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在这里可以指望得到群众的 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 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小 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它既不能推延会期，也不能迁 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近四万大军进入柏林。市政 当局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 后盾—— 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 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 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而他们本来是想把这 次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３６的光荣 模仿的。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政府解散了国民自卫 军，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 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军队所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 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把议会解散，它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 税是非法的，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 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几个星期之后，以及政府对反 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之后，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 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死的议会了。 是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初进行武装抵抗已经太迟了，还是相反：一部分军队在遇到严重反抗时会转到议会方面来因而使事态的结局有 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 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 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 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 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１８４８年１１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 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不但没有坚决地 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 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大军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出 乎他和他的军官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 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 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 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 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如果议会和人 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 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 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 的革命意义的。１８４８年６月巴黎的失败和１０月维也纳的失败，在 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２月和３月 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 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 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 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 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 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 这个宪法是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 它在某几点上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几点上使议会的权力 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 内开会，以便使宪法得到审查和批准。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和平的”斗 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 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 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 中央政府派委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 了他们的前任在奥里缪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 被客气地送出来 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委员，这些委 员在看到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 法兰克福去报告自己的成绩，并证实柏林人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 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委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 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 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 （后来这种人物就被称为 “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 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的坚决捍 卫者便马上起来，发誓证明这个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 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再没 有比这更清楚地证明这个机构是完全不能胜任它的职务，证明它 甚至连自己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也毫不理解了。革命的命运在维也 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里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时都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单只这 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个由一群轻信的笨伯组成的辩 论俱乐部。这些人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作议会傀儡，拿来给各小邦 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 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作法需要作多久，我们很快就可 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 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 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１８４９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１８４８ 年１０月和１１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 在莫拉维亚的一个叫做克累姆西尔①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 存在。斯拉夫族的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 摆脱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的主要工具，现在在这里，他们背叛欧洲 革命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 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 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政府便 在３月４日解散了议会，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 终于看到他们是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 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已经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 迟了，而他们除了或者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 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是完全无可奈 何了。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 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 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 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 属或法属克里奥洛人在最近被英美族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 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 等，都力图利用１８４８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 治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 样开倒车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 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 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 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 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 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 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 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 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 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 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 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 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 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不能记忆的时候起除了 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以适应文化的需要，而且他们甚至缺 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 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 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 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 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 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 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 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 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 过分无知，许多斯拉夫人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 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屑的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 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 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 １８４８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 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 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 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 忍一个万第①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奥皇②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我们没有必要 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１８４９年３月４ 日起，奥地利已经彻头彻尾地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议院曾在２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 章。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 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 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奥普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 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 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 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 了上风，只是在较小各邦里斗争的结局还没有完全决定，虽然在那 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些 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 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 来反对它，但是它的来源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１月间它曾经采取 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 一项决议——虽然较大各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 说它的决定具 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形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复辟了的专制派已 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 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资 产阶级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 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完整的 阵容。另一方面，较大各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日渐清楚 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 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 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一下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 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混乱。在维也 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委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 员①在维也纳被当作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较大 各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它们在这些抗 议书中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 表这个议会的中央执行机关，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 交争辩，而不管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 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 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 它已失去了 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 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起来。许多动摇 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一番。但他 们既然处在这样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作些什么呢？唯一 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转向人民方面，但就是采取这 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从这么一群软弱无能、优 柔寡断、目光短浅、自满自足的人中间，即从那些在各种互相矛盾 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一片不绝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 候不停地重复说，他们是德国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 他们才能拯救德国并从这些话里寻求唯一安慰和支持的人中间， 能找出真正的人才吗？在这些一年的议会生活已把他们弄成道地 的白痴的可怜家伙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 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３月４日颁布的宪法中，它 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系统和军事组 织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 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 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 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而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它应 战时还大嚷大叫了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 议会毫无能力，所以对这些叫嚷根本置之不理。而这个可敬的德国 人民的代议机关（它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 种侮辱，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 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 谴责他们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加以撤换而没有成功的那些 阁员。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 下一篇文章的内容。 我们现在来讲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 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 鲁士所镇压。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实际行动了。我们已经看 到，奥地利如何践踏它，普鲁士如何侮辱它，各小邦如何不服从它， 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又如何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 又如何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渺 小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 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也就恰恰等 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很快都要成 为泡影了。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 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难题。执行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 一个执行委员会么？不行；英明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要把德国弄 成一个共和国了。是“总统”么？那也要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 说，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之尊了。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充 任的，究竟谁该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森－ 格累茨－ 什雷茨－ 罗宾斯坦－ 艾贝斯道弗的公爵以至巴伐利亚国王这些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奥地利的或 普鲁士的才行。但这二者怎样取舍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 话，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②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 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 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到结论。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它的一切省份驯伏，而重新以一个 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的时候，政治引力定律自然就要使德 国其他部分跟着它走，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与它的皇 冠所带来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 以后，它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 只是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 加一点点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它的阵地， 那么它在德国的权威也会完全丧失，它的势力将化为乌有，它永远 也不要再想拿回它还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 刻宣称它根本反对恢复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联邦议会—— 即 被１８１５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 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个不可分割 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 的那个德国也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 得把奥地利摈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 陛下的肩上。应该提到，这是六至八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群自 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复活，这些人把上述有 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可以把旧 日的幻想重新提出作为拯救祖国的“最新的一着”。 因此，１８４９年２月和３月间，议会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 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 矛盾的让步—— 时而向保守派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反动派让步，时 而又向议会中较进步的派别让步。很明显，从前属于右派和右翼中 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 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了。议会中奥地利代表的颇 为暧昧的立场（虽然这个议会把他们的国家摈除于德国之外，但他 们仍然被邀参加开会和进行表决），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 坏；因此早在２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 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了，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 玩笑似的忽然又投右派的票，使优势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 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 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 东西了。不难了解，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 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华和骄傲），完全陶 醉于依靠一些受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唆使并为它服务的奥地利政客 的好意（更确切些说是恶意）而取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 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毫不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 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 个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 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了他们那种琐屑的修正案，就会改变整 个欧洲的面貌。自他们从事立法事业之初，他们就比议会中任何其 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 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 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 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 —— 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 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军队以及其他多少可 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 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这个可 敬的议会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 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只是因为他们成功地 在“帝国宪法”里偷偷夹带了他们的几种方案，便认为自己有义务 首先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个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 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个畸形的作品的主要作者 们把这个作品抛弃，把它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 遗产，并且坚持这个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那些在当时主张民主 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 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正是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政治思想 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 章—— 既然他们一般都有能力写作—— 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那末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而这些德国民 主英雄们的行动，是足以充分说明他们自己的，这我们以后就可以 看到。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是完全被通过 了，３月２８日，普鲁士国王在二百四十八票弃权和二百位议员缺 席的情况下以二百九十票当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这真是 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革命后三天弗里德 里希－ 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帝王的滑稽剧 ３７（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发生，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 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 虚构的全德代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 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４ 月３日弗里德里希－ 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 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 利，但在他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统治权和承认赋予 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他是不能接受皇冠的。他接着说，考 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要做的事。最后 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 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将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 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法兰克福的圣人们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 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４月１２日）作 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加以遵守。但是，由于他 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 的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个宪法提出建议。 这个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 的冲突的信号。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 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 和平的方式来执行这个任务，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情既然已经 做了，只得妥协一下，—— 这就是他们立即采取的并坚决执行了的 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较小各邦，资产阶级早已局限于那 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 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每一个邦都好像得到了一种新的、据 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确定的形式。只有一个 问题还没有解决：关于德意志联邦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人们认 为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机的问题必须立刻加以解决。于是 资产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要它尽快制订宪法；于是大 小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赞助这个宪法（不管它是怎样一种东 西），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运 动一开始就是从一种反动的情感中产生的，并且是从那些早已厌 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 在１８４８年春天和夏天即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就已经通过了；当时， 人民运动还处在高潮时期。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 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 看起来它们却是非常有自由主义甚至民主主义精神的了。衡量它 们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勾消这些它曾经通过的决议，而 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的模 样去仿造一个帝国宪法，那它就等于在道德上自杀。而且，我们 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 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 自民意，同时，虽然它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文没有 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 法不放，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阶级的要求，一向是比自由派的君 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 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它为争取自由不惜鲜血和 生命；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 底失败的第二天，他却觉得再舒服也没有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失掉 了，但他至少可以自慰的是：无论如何事情总算已经做了。所以，当 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 愿意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 我 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堂而皇之地出面，像往常一样地 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遭到破灭。 得到这两派—— 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 向的小资产阶级—— 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 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 萨克森、巴登和维尔腾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个宪法。各邦政府和 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 是违宪的，因为它们还要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 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４月２８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 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 政府必须重新予以审查和加以清洗。普鲁士就这样不客气地否认了 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 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的大会３８（它是旧联邦议会的复活）来讨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 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茨纳赫，并且建议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在各 该邦的议院赞助法兰克福议会时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 马上照着普鲁士的榜样做了。 显然，斗争的结局只有靠武力来决定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 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 力图影响军队，在南德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处举行群众大会， 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 伦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的会议。在普法尔茨、 在贝尔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顿瓦尔德，农民成群地集 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 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 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 萨河压回到莱达河，每天都有进占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 像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 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 和平解决。但正是这种怯懦和低能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得到了最广 泛的表现。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终于在１８４９年５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 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其中的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 会回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 的政府提出要求就是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文章中所指 出的足以加强左派势力的种种原因不谈，仅只右派议员的离职，就 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转变为多数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 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 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自己突然 来代替这个旧多数派的地位了。现在要他们表明他们能做出怎样 的事业来了。他们的活动自然应该是有魄力、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华，很快就能够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 阁员们前进，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们就要（谁敢怀疑这一点！）以人 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屈不挠的执 行机关代替它，这个机关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 统治—— 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 和他们的前 任的统治比较起来，是更加荒唐可笑的。 新的多数派宣称，不顾一切障碍，帝国宪法必须实行，并且必 须立即实行；７月１５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８月２２日就要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 —— 首先是占德国总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 亚—— 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这种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 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 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议会以外的民主派拥 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 在激进党派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这个事业。这虽然不是 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使他们有 可能稍微接近于实现他们的目的。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 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 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召集、各邦政府对帝国 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种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整个德国马上燃 起了熊熊的大火。德勒斯顿的人民在５月４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 驱逐了国王①；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 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后备军拒绝开拔，占领了兵工厂，武装 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 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 议会的保护。在维尔腾堡，人民强迫国王②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 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逼使大公③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 德国其他地方，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信号，人民就武装起来听它 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历史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西半部的德国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 动摇，在较小各邦，军队明显地站在运动方面。匈牙利人胜利的挺 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 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 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 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毫无疑问是可能的。总 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了。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 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 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 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１８４８年的短 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 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 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 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 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 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 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 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 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 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 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 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 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 的ｄｅｌ’ａｕｄａｃｅ，ｄｅｌ’ａｕｄａｃｅ，ｅｎｃｏｒｅｄｅｌ’ａｕｄａｃｅ！〔勇敢，勇敢，再勇 敢！〕这句话去行动。 １０２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郭力所有pdf@home.icm.ac.cn 那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避免威胁着它的灭亡的命运，它 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 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 选择的余地。其次，它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 处的人民武装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 民（他们的委任者便代表他们）的君主、阁员以及其他人不受法律 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 的、毫不退缩的执行机关；召集起义的武装力量到法兰克福来直接 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 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 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 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 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他们听任事变自然发展的态度，更进而以反 对行动来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 先生在纽偷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 特伐里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 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南德的起义暗中保持 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 道，帝国摄政是站在各邦政府方面的，但他们却呼吁他 （后者对 这一点毫不理睬）去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帝国的阁员即旧日的 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而它也就容忍了这些 嘲笑。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的威廉·沃尔弗， 要求议会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 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 场一致地哄下台去了！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 们自己的执行者（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 们。这时，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 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的命运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 来时（我们以后将要讲到），它就不被任何人注意地、不光彩地消逝 了。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 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在５月最初几天德国很大 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勒斯顿，接着在巴伐利 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 军队作战的城市工人。一部分最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 一般是在冲突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 阶级的青年，大多数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 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例如大学生， 这些“知识的代表者”（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就首先丢掉他们的 旗帜，除非他们由于被授予官衔而留下来，但是对于这种职务，他 们当然很少具备必要的才能。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他们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 样，—— 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他们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 命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或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 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 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 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 略：决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１８４８年资产阶级所做过的）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他 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 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 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 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 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 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 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 续发展它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 的怀抱的：一部分是由于捐税过重，一部分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 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举行起义的 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之间左右摇摆。 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 的。雇农通常是和城市工人结合起来；小农民私有者则倾向于和小 资产阶级携手。 这个小资产阶级（它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 了），可以被认为是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 运动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德国的大城市，所以小资产阶级（它在中小 城市里经常是占优势的）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 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 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 多数的都是这一阶级的人，因此，从它们活动的范围就正可以判 断，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 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也不能做。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 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 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 有这些特点。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 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的；一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 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 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 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 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 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 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 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 在起义时不是不得不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 的资本的危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作为他们的战斗主力的胜利 的无产阶级不是就一定会把他们赶下台来并根本改变他们的政策 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矛盾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 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了；因 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取得胜利的小小的希望，而把起义完全断 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 到处都是一样，所以１８４９年５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 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勒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勒斯顿的小资产阶级， “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 义者的行动。起义群众差不多又完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们。他 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 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①监牢 里。由于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的干涉，这次起义被粉碎了。 在莱茵普鲁士，只发生了一些不大的搏斗。因为所有的大城市 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大 批的军队一集中，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 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兵士、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 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 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使南德得到了时间来组织运 动。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 巴黎也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 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赞助起义，一等有适当机会就 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落在小资产阶级手里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 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在巴登（以布伦坦诺 先生为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 位和特权，是一种叛逆行为。他们坐在阁员的安乐椅里深感内咎。 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它 分散行动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使它软弱无 力，从而摧毁这个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小资产阶级的 “民主主义的”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 当真相信他们自己是在“拯救祖国”，因而让布伦坦诺这样一些比 较圆滑的人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至于军事方面，过去还从没有见到过比巴登总指挥济格尔所指挥的更粗率、更蠢笨的战斗行动。一切 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 虑一些巨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 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 沮丧、给养恶劣，这样对抗着四倍于他们的敌人。梅洛斯拉夫斯基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在瓦格霍伊泽尔作了虽未胜利但很光 荣的一战，进行了一次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作了最后 一次绝望的战斗便辞职了。由于起义军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 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次战争中，也像在所有其他起义战 争中一样，革命军队虽然在很多场合表现得英勇顽强，但同时也有 许多次表现了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 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 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它让敌人看到，四倍的兵力还是不足以 把它击溃，十万正规军与两万起义者接触时，他们在军事上不能不 对这两万人怀着巨大的敬意，就像他们面对的是拿破仑的老近卫 军一样。 起义在５月爆发；１８４９年７月中旬它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 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 十多个星期的时间—— 从德勒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 降—— 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 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高级机关，由于各邦政 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由于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的 软弱和背叛性的怠惰，由于拥护它的小资产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 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的纷纷起义而陷于惊慌失措的状态。悲观和 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谈员们；事变立刻采取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 转变，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对他们的真正力量和势力所作 的一场好梦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得到各自政府的示意，早已退出 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政权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议 会。慌乱一团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把议员的职务 扔掉了。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八九百 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一百五十 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一百人。但是甚至这个法定人数也很难达 到，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该做什么是十分明显的了。他们只有公开而坚决 地站在起义方面，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这样他们自己也就能立刻得到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他们应该要求中 央政权立即使一切军事行动停止，如果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 样做（这是预先就可以看得到的），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 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在最初各邦政 府对斗争缺乏准备、还处在犹豫不决状态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 到），那末议会可以不失时机地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这 一切如果在５月中或５月底以前立刻坚决地实行，起义和国民议 会就还有取胜的希望。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 行动。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 已经失去他们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不幸信念的议员们， 已经溜之大吉，要让剩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整整一年来所怀抱的 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 的方针，百般迥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希望， 甚至一切光荣地失败的希望。他们进行了一些纯粹表面上的无事 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有使人觉得既 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对他们毫不理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 人联合起来的阁员发布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① 的威廉·沃尔弗，“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 革命者宣称，如果他们严肃对待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应该结束空 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会 绅士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而其来势之猛， 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当然按理也应该如此，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 ３９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 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要求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末直截 了当，一针见血，所以不能不使那班多情善感的人感到侮辱，这些 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怯于行动，而且下了永久 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 这就是应该做的。每一句像闪电一样 照亮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 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 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 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当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 的时候（虽然他们提出了种种决议、申诉、质问和宣言），他们就很 快退却了，但不是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 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维尔腾堡邦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 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 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义务兵役法，并按规定手续通 告德国各邦政府。议会的这些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保卫议会！于 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 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 旅、团、炮兵连，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 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条出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怀有民 主主义精神的人民，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的指挥，并催 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维尔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 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公开而积极地参加各邻邦的起义。但力气是 白费了。国民议会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维尔腾堡政府的摆布 了。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 的轻蔑；维尔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 民主的滑稽剧：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８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 摄政的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去到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 已经是无用的东西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 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 列强的承认，对一切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发给护照。它不断发表宣 言，派委员到维尔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地予以积极支援的地 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 文，是这些委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埃尔斯①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 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１８４９年６月３０日于斯图加特。律 斯勒先生在描写了六位委员征募资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 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到达指定的地点，接着又就普 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 引起的后果发表了深谋远虑的见解。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以后， 却得出结论说，仍然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其次他提议由可靠人员组 成驿站式的机构以传达消息，并建立谍报机构以侦查维尔腾堡内 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 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搬到“外交部门”即瑞士去了。当可 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衰败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脑汁 的时候，十万个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 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整个事情解决了。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创造物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对德国的确曾有过革命这一 事实的第一次法律确认；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 国革命完结的日子。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农村居 民（它的大多数刚刚从封建制度的黑暗中觉醒过来）选举出来的这 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１８２０—１８４８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 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资产阶级自 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奇迹，但是却给自己和自己的 代表挣来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 其他国家都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 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 由主义—— 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 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１８４８年３月以来领导公开反对 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 代表农民的利益的民主派，遭到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１８４９年 ５月和６月，曾得到机会来表现它在德国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的 能力。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它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 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切重要运动 中一贯表现出明显的怯懦；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 表现了同样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 １８４９年５月，它已经由于这种行为而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 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 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民 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事态，坚决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自卫团的大 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 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远见。他们比自由派更加盲目，更热 中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想，更易受欺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 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零度以下了。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 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 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 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兰西“纯民主派”伙伴 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 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 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来谈４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