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广州的快乐时光
我大概是不太喜欢过春节的，每到春节，在热闹异常的氛围中，自身的空虚与无力似乎更加突现出来。
为了逃避这种无力，从初一便在广州闲逛，在一个熟人也不会出现的地方，可“破帽遮颜过闹市”而无所顾忌，还可以在地铁上学着疯子神经病大叫几声，吓一吓我所讨厌或是我所喜欢的人，无不感到快意。
也常常会到广州，但每次都来去匆匆，有时是陪别人，有时是干一些不得不干的活，想看看鲁迅曾住过的中大钟楼的愿望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之前读过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集，对他来广州前和在广州期间的一些事和他的心情有些囫囵吞枣的理解。他在广州期间似乎是很快乐的。
初三的早晨，我乘地铁到共青团一大广场，天冷飕飕的，但太阳还是如捉迷藏一般时不时会露一会面。人都躲在家里过年了，街道空空荡荡，还残留风分杀气的冷风吹动着几片枯黄的落叶，不自觉地把人拉回了那动荡不安的１９２７年。
我循着导航走了约一公里，找到钟楼。钟楼门前，已勿须扫什么粤康码。钟楼的礼堂是国民党一大会议遗址，于是同时满足了我的两个愿望。
广州鲁迅纪念馆
《筑事 | 鲁迅在钟楼上》对钟楼和鲁迅来粤的介绍是这样的：
1924年2月4日，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并成国立广东大学，原高师校园内的钟楼成为了国立广东大学校本部的主要建筑物。1926年8月17日，国民政府下令将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钟楼成为了校徽标志图案。
国立广东大学成立以来，一直都很重视延揽名流来校任教。1925年9月，毛泽东兼任广东大学附中教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在此时被聘为教授兼文科学院哲学系主任。1926年，郭沫若、郁达夫与王独清被聘为教授，其中郭沫若任文科学长，带领实施了“整顿文科”计划，使学校的文科步入良性发展轨道。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中山大学，次日入住大钟楼。鲁迅到校后即被聘为全校唯一的正教授，同时被聘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学校教务主任。
二楼是鲁迅先生的住所，住所旁边是一个小会议室。鲁迅先生的《在钟楼上》对他的住所这样写道：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修复的钟楼，里面安装的是木地板，墙壁也粉刷一新。那种二十多只老鼠驰骋于文坛的盛况只能通过发挥想象力了，然而现实中驰骋于文坛的老鼠却是无需想象的。
鲁迅从厦门到广州的行李箱
居住的环境大抵是不会太多影响鲁迅先生的，他在日本仙台学医时，住在监狱旁边的一处寓所，“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之间，蚊子竟无从下手，居然睡安稳了。”
鲁迅在广州期间，许广平是他的助教，他们排除干扰，公开地走在了一起。这固然是他心情较为愉快的一个方面，但更多的应当是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一个新成立的政府，其阶级基础总是比旧政府要广泛得多的。
《在钟楼上》这样写道：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 〔７〕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据说这些来访的青年还给他带来了好酒，仅仅是据说而已，可能也八九不离十。一群要求骂自己的青年，他们的参与的政府，说让人讨厌，大抵也讨厌不到那里去的。
鲁迅先生因支持北京女校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出教育部，但据先生的文章和一些史料记载，国民政府为了体现自己的开明，还是按时给他继续发工资的，尽管工资会打个折扣。这种开明不论是装模作样的还是真的。都是值得提倡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饥寒交迫中的人是不太可能写出文学作品，也不会有闲去思考那些深刻的社会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