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可专栏｜我的父母

流年飞逝，斗转星移。父亲离开我们倏忽已近廿载，而距母亲溘然长逝，居然已达卌年。恩深似海，寸心常念。诵先人之清芬，诉衷曲于笔端。诚如陆士衡所言：“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仍不免肤浅。然马齿渐长，时不我待，惟竭诚尽意，恭奉于双亲灵前。

1948年秋，父亲原本要报考上海某知名高校。那时，国民党政府已风雨飘摇，到处乱哄哄的，他去了上海一趟，返回后便改报了兰州大学。

父亲和母亲是同班同学，都在兰大政治经济系读书。后来我曾听父亲的同学任叔叔说：“嘿，你爸爸当年可真是个‘情种’，他原本比你妈妈高一级，为了等你妈，硬是留了一级，同学们都传为佳话呐！”

解放初期，父母先后辗转于甘肃省政府、省粮食厅、燃化厅等多部门工作。期间，父亲还曾参加土改工作队，经常下乡。他们便把年幼的哥哥放到西安，由祖父祖母抚养。

1957年春节刚过，我出生了。年底，母亲把我也留在西安。五六年后，表妹、堂弟都来到祖父祖母身边，我弟弟也时常随父母过来住些日子。那时曾祖母还健在，每当过年，父母他们都赶回家来，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其乐融融。

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每次回来都要带我们弟兄几个到照相馆照相。家里那几张珍贵的合影，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父亲则经常领我们出去买些连环画之类的书看。哥哥很有大哥的样子，领着弟妹玩这玩那，弟妹们也很服从他的指挥。唯独我野性难驯，天天溜出去，和小伙伴不是爬上城墙看风景，就是下到河里摸鱼虾，有时还跑到垃圾堆里捡烟盒，总弄得满身泥土回来。父亲看我疯得太不像话，便瞪起眼来对我说：“你看你见天鼓捣得这个德行，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由于与父亲相处不多，我不习惯他的管教，便立马怼了一句：“要你管来！”这下可把父亲惹火了，他怒气冲冲站起来：“好你个小贼羔子种，今天看我管着管不着！”说着便追过来打我，吓得我赶紧窜出去了。天都快黑了，我也不敢回家。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悄悄溜进院来，躲在屋门旁的大水缸后面。终于，祖母出来喊我了，她“庆啊——庆啊——”喊了半天，一回身见我在那里缩着，便笑着把我拉进屋里。这时，父亲正和曾祖母、祖父谈笑风生，并没有再搭理我的意思。从此，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人”也是可以管我的。

1966年深秋，随着时代的巨大浪潮，我们一家老小被勒令尽快迁回山东农村老家。由于事发突然，父母因种种原因回不来，便委托世交刘爷爷的小女儿惠文来家送路费。她那时正上高中。那年，曾祖母已八十五岁高龄，祖父长期患病，祖母是家里唯一的支柱。惠文姑姑便帮着祖母把我们一家老少六口送上了返乡的列车。

惠文姑姑后来对我说：“去西安之前，我问大哥大嫂：‘我顺便把小同小庆接回兰州吧！’大哥却哭着对我说：‘这个时候我们都无法尽孝，几个孩子或许多少能给老人带来一点安慰，如果再把他们接走，那还不要了几位老人的命啊！不能接，一切听天由命吧！’”

1971年春，因当时国家政策可以照顾一个干部子女到城里招工，哥哥便辞别几位老人回到兰州父母身边。哥哥的离开让祖母十分伤心，她逢人便哭，一半年都没缓过劲来。暑假，姑姑从遥远的新疆克拉玛依来家探亲，顺带把表妹也接走了，家里更显冷落。年末，我初中毕业，因不能到县中学继续读书，就在家务农。那时我可以帮祖母做许多事了，算是给几位老人带来了一点安慰。

那几年，父亲往返回乡多次。记得有一次，他在老家住的时间特别长。他经常到普集镇赶集，买肉买菜，改善生活。有时又借来自行车，带着我到县城明水，买回来一些新鲜鱼虾。父亲不但会吃，菜也做得好。他教我做红烧肉，告诉我如何掌握火候化糖上色，还教我做麻婆豆腐、醋溜洋芋丝……

父亲走到哪里都善交游。他曾带我到济南去走亲访友，在离大明湖不远的“汇仙楼”请客。当大家正吃得高兴时，他忽然站起来说：“这菜做得太好了，几十年再没吃过这么纯正的家乡味道了！”说罢，便提起酒瓶，到后堂去给各位大厨逐一敬酒。待他返身落座继续与亲友们划拳说笑时，后堂已送出一盘晶莹透亮的极品对虾，说是：“师傅们回敬远道而来的‘老乡’。”于是大家欣喜异常，推杯换盏，一醉方休。我从没见过那么热烈的场面，更不曾吃过这样的人间美味，故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闲下来时，父亲也到村里各处转转。叔叔婶婶见了都问：“大侄啊，你娘见天都给你做啥好吃的？”

“见天吃地瓜干子！”

“你娘咋能让你这么个吃法？”

“哈哈——我吃的是地瓜干酿的酒。”

“啧啧啧，你说说，你说说——”

“哈哈哈——”周围立时传来一阵无比欢快的笑声。

更多的时候父亲是和当年被下放回乡的“右派分子”传生大伯往还对酌，每当喝得高兴，伯父拉京胡，父亲唱，悠扬的曲调和高昂的京韵在小院里回荡，曾祖母、祖父母都听得特别高兴。

后来，村支书邀请他俩帮村剧团排练，二人便认真当起导演来。经过几番排练，我们村的“革命京剧样板戏”在四里八庄还真唱出了些名气。

父亲通过长期与村里协商，终于给我们家争取到了三分半宅基地。

那时，父亲好像意在田园了。他不仅花光了身上带的所有钱，还想办法从外边借了债。母亲写信来说已经托了人，帮他从永昌县河西堡氮肥厂调回兰州，让他尽快回来。父亲也不回信，就像失踪了一样。直至单位来信来电催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1972年春，在众乡亲的大力帮助下，我们的新宅院落成。草屋四间，坐北朝南，窗明几净。院落整洁，厨房、猪圈齐备。我在靠南墙种了一畦菜，在院里栽了几棵树。曾祖母、祖父常常到屋门前晒晒太阳。他们看着祖母养的那群鸡和我养的那只鹅在院里跑来叫去，满脸笑意。

6月某一天，母亲突然提着一大网兜仙桃进门了。全家人惊喜万分。原来，母亲趁去烟台出差之机，顺带来家看看。因事先不能确定，故没有告诉我们。

母亲放下东西就跟着祖母忙这忙那。待全家人吃过晚饭，她洗完碗筷，这才和我来到小套间，并排坐在我的床边，笑着和斜靠在里边床上的曾祖母聊天。忽然，她想起了什么，一把抓过我的左手，仔细端详起来。随后，指着我手背当中那块两分硬币大小的棕褐色胎记，缓缓地说：“你一生下来肉乎乎的小手上就带着这块记，妈一直记得，你看，还是那样。”母亲抓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我也望着母亲，望着她那双慈爱而温润的眼睛，感到比平时照片上看到的还要美。不知过了多久，她又看到支撑我们床板的那些土坯，便使劲晃动了几下。我笑了，对母亲说：“稳着呢，妈，您放心！”她顺手翻了翻我堆在床头的书，看到《红楼梦》，便问道：“你能看懂？”我说：“看得懂，只是爷爷不让我看这些闲篇儿，我是偷着看呢。”她笑了笑，不再说什么。

只住了两晚，母亲就要走了。我送她去车站。母亲平时就不太爱说话，这会儿她的话更少了，一路上就只听我说。快到车站，我看到母亲眼眶泛红，便主动安慰起来：“妈妈，您放心，你们每月寄来的钱够花，左邻右舍都还挺羡慕咱们家，大家待我们也都很好，咱家的房子就是靠老少爷们帮忙盖起来的。我现在也能劳动了，更能把三位老人照顾好，您就放宽心吧。”等到我把母亲送上车，她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可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973年冬，不管我们怎么哭喊，曾祖母还是走了。

当我搀着祖父从墓地往回走的时候，分明感到祖父的身体更加羸弱了。

第二年秋天，父亲又千里迢迢赶回家。他这次回来，下决心要谋划一件大事——给我提亲。

祖母眼看着老了，整天忙忙碌碌也颇感吃力。如果能够物色个人来帮家里一把，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农村六七年，我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因此，当父亲含泪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当即表示同意。

家里便开始托亲友说媒，情况却出乎我们预料。舅奶奶来说：“问了几家，都嫌咱们成分不行。”姨姥姥来说：“有一家倒是同意，但是得换亲。”可是，又到哪里去给我找个妹妹来换呢……几番下来，提亲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父亲终于要走了。我送他去车站。我们都上了南坡走出好远了，回过头，依然能看到祖父祖母站在院门前凝神目送……

1975年年末，祖父与世长辞。

父亲带着哥哥、弟弟赶回家奔丧。他一进门，便跪在祖母膝前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地呼喊：“俺爹这都是为孩子着想啊——”我不知道父亲在那里跪了多久，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只有他嘶哑的哭喊声一直萦绕在耳边……

料理完祖父的后事，父亲向祖母说出了他的想法：“娘啊，咱们——咱们一块到兰州去吧——”祖母原本不忍这么快离开和祖父生活的地方，可看看眼前的几个孙子，她还是流着泪答应了。

1976年元月8日，我们一家老小，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车上，我们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心情不由得更加悲痛……

我们进家门时，母亲正在收拾房间。她一看到祖母，便喊着“娘——”，上前抱住祖母伤心地抽泣起来……

那时，我们家在兰州市南关附近一个前临中山路，后抵顺城巷的狭长大院里。院里共住着六七户人家。我们家住两间东屋。祖母和父母住在大点的房间里，我们弟兄三人挤在靠南的一间小屋里。北边紧临是母叔叔一家，对门西屋住着陈妈一家。众邻居和睦友善，朝夕相处，彼此嘘寒问暖，像一家人一样。祖母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趁着节日，父母到处托关系，找门路，想办法给我落户。父亲总是十分感慨地对人讲：“那些年他哥哥弟妹们都出来了，只有他还留在老家伺候老人。这孩子不但没有半点怨言，还把几位老人照顾得很好，俺奶奶、俺爹临终，就只有这一个孩子替我们尽孝，也实在难为他了！”

当时，我国还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再说，那年我已经超过18周岁，想把农村户口迁入城市，真比登天还难。故任父母使出浑身解数，落户依然毫无进展。

春节过后，父亲回厂去了。母亲、哥哥每天上班，弟弟继续下乡插队。我也不想整天在家闲着。那时，社会上正刮着自制家具风。我便趁机拜了几位师傅，学木工、学油漆。期间虽然我也跟着师傅们为别人做过很多活，但真正单独请我这个“二把刀”打家具的，却几乎没有。

1977年春，我们家迁入了母亲单位给她调整的新居，地处平凉路与和政路口西南角，五楼，三居室。住所宽敞了，我除了帮祖母做些家务，没事时就在家里读书。当我读到李白的《将进酒》时，也生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气，梦想能“直挂云帆济沧海”。母亲看我读书如此痴迷，很高兴。就建议我再学学英语。她专门为我买来录音机，连带相关书籍和磁带，鼓励我好好学。可我却觉得这种“咿呀学语”远不如看诗词歌赋来得痛快，因此，学得有一搭无一搭，效果极差。母亲见状，又专门抽时间陪我学，我虽十分感动，但内心对学英语仍然十分敷衍。

一天傍晚，我悄悄用一盘不知从哪儿找来的邓丽君磁带换掉录音机里的英语磁带，开始播放歌曲《何日君再来》。正当我听得沉醉时，母亲进来了。她站在我面前，似乎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能听这些靡靡之音呢？”我骤然间脸涨得通红，立刻按下了停止键。当时那种愧悔，简直无法形容……

哈哈，今天的年轻人恐怕无法理解那时的社会情形和我们母子的内心感受吧！

我很快就辞别祖母和母亲到河西堡去了。因为父亲把我的户口迁到了他们厂在民勤县昌宁公社的农场。我在那里准备复习参加高考了。

进入氮肥厂厂区大门，顺着墙边的路往东走百余米，是一个十几亩大的露天仓库。里面有序堆放着钢筋、管材、矿石等生产材料。紧挨院门西北角，有两间宿舍。一间住着仓库保管员老吴，另一间是我父亲和一位司机师傅住。父亲便让我挤在老吴的房间里。

这个院落平时很安静，只是偶尔有一些人来领取车间所需的材料。宿舍东南方一二十米外是一片白杨树林，我经常坐在树下读书学习。

那段时间父亲好像很忙。他在供销科任职，也不是科长，但厂里各个科室的人都常来宿舍找他聊天，厂领导也不例外。客人一到，父亲宿舍的气氛比开会讨论还热烈。会抽烟的都点上一支，房间里不一会儿就烟雾弥漫。父亲说话的时候居多。他一会儿站起来，边说边踱步，一会儿又坐下喝口茶。其他人都睁圆了眼睛专注地听他侃侃而谈，时不时插上一句。有时大家也会争论起来，但最终总是由父亲收场。这样的“聚会”通常会持续几个钟头，大家才乐呵呵地散去。

氮肥厂在兰州设有办事处，由于工作原因，父亲每年会多次往返两地。父亲每从兰州回到河西堡，就经常领我到厂里的叔叔阿姨家吃饭。每次他都喝得醉醺醺的，扶着我的肩膀一摇三晃地往回走，嘴里还哼着京戏。到宿舍刚一躺下，他便喊我给他倒水喝，等喝完水再躺下，眨眼的工夫就呼呼大睡起来。

有一次老吴跟我讲：“你爸爸特有意思，那些年他在厂里过年，一个人喝了酒就在房间里放‘二踢脚’。他是横着放，‘嘭’的一声在屋里点着，看着它往门外远远地打出去，真带劲！”

老吴讲完就笑了，我也跟着笑，但心里却突然有些不是滋味。我似乎明白父亲那些年为什么一回老家就不愿再走了。他那时究竟过的什么日子啊！父病家贫，母老子弱，他一个人远在天涯，山阻水隔，有家难归。幸亏他心胸豁达，尚能善自解脱，不然又当如何呢？

我不由得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不能再给父母增添任何忧虑了！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回到兰州读书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应该是我们家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每周末都从学校赶回家，与亲人团聚。有时，我还陪着祖母出去看看电影。节假日，全家人都回来了。那时，哥哥已是厂里文艺宣传队的骨干，手风琴拉得很好。他回到家就会即兴来两段，我和弟弟则唱歌助兴。春节期间，我们兄弟经常陪着祖母打麻将。如果看谁打得太烂，父亲就会一把把他拉开，骂一句：“快滚到一边看着！”随后亲自上场。逗得祖母和母亲“呵呵”直乐……那些日子是多么让人留恋啊！

1981年9月，我被分配到河西堡永昌二中教书。父亲非常激动，立马给我买了一辆全新的永久牌自行车。那时父亲已是氮肥厂的总经济师，工作很忙。但他还是抽时间专程到二中去拜会校领导。那天他喝得十分高兴，回来后一遍遍向我述说我们校长如何一口一个称他为“焦老”。他笑着对我说：“我就爱听这一口，如果别人把两个字儿倒过来，天天喊‘老焦’，那成色就差大发了！”说罢便“哈哈哈”放声大笑起来。

父亲还是经常往返于两地，而我只有寒暑假才能乘氮肥厂的便车回家探亲。1983年元月我回到家时，祖母却因病住院了。我日夜陪在祖母身边，寸步不离。父亲倒并不紧张，说祖母只是普通肺炎，很快就能好。果然，年前祖母就康复出院了。全家人又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过了春节。

可就在那年6月的一天，父亲厂里的张厂长突然安排车让我赶紧回家。我心里一沉，知道家里出了大事。刚踏进院门，我一眼便看到了楼下停放的灵柩和祖母的遗像。那一刻，我只觉得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真是一个多事之秋。

11月的某一天，我又接到家里电话，说父亲也住院了。我怀着极度不安匆匆赶回兰州。原来，父亲得了脑血栓。幸亏治疗及时，没有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但行走却不再利落了。我赶到医院时，母亲正陪着父亲在病房外的走廊上散步，只听父亲说：“憋了好几天了，抽口烟吧！”说着便点上一支。母亲再三劝说，可父亲还是坚持抽了半支，才很不情愿地把烟掐灭了。

父亲出院后，厂里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当驻兰办主任。

1984年元月，父母多方走动，终于把我调回了兰州。那年，我26岁。

1985年元月，我结婚了。

那年，母亲才五十五岁。

母亲是在工作中突然倒下的。其实，她很早就患有高血压。但那时我们的保健意识都很薄弱，母亲每感头晕不适，就吃一半片降压药。平时没感觉或一忙起来就忘了吃。而且，因为父亲两年前中过风，大家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他的健康上，万万没想到母亲居然走在了父亲前面。

面对来来往往的亲友和同事，父亲整日以泪洗面。丧事办完后，哥嫂从厂里搬回家照顾父亲，襁褓中的侄儿就成了父亲最大的安慰。

几天后，父亲无比感慨地对我们说：“你妈早走了也好，要是我先走了，她怎能应付得了这个残局啊！”说罢，不禁老泪纵横……

虽然行动不便，父亲每天仍坚持上班。一到办事处，他就像位生产队长一样给大家安排任务，而他那些同事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掌柜”，欣然服从他的指派。七八个人关系融洽，配合默契，工作效率极高。

父亲思维依然敏捷。有一年他到我妻子单位找她们总经理谈事儿。等送父亲离开，总经理就到我妻子办公室说：“你老公公真了不起，像邓老爷子，说话简明扼要，高屋建瓴，实在让人佩服！”妻子回到家就激动地向我转述。我也不禁为父亲而倍感自豪！

那几年，常有一些父亲早年的老同事、老同学来动员他加入民主党派，父亲不大感兴趣，但他总以自嘲婉拒，从不伤来人的情面：“您看，我这副尊容，恐怕有损你们的形象吧！哈哈哈……”

父亲依然喝酒，不过已由白酒改为白兰地。他从不买洋酒，坚持喝山东烟台产的“张裕金奖白兰地”，每顿饭都喝一大杯，天天不落。父亲自有一套理论：“我这是专门用来活血化瘀的。”大家听后只能笑着认同。

父亲依然好吃，什么新鲜吃什么。春天，吃刚下来的韭菜、荠菜、香椿芽；初夏吃蒜苔、韭苔、茄子；秋天吃茭白、莲藕、螃蟹……而父亲最擅长做的还是红烧肉。他告诉我们：“炖肉，其实没什么诀窍，就是一烂遮百丑！”所以父亲炖肉从不惜火。加上上色、调味又好，因此，只要吃过父亲做的红烧肉，再吃别处的，就都不是味了！

每逢过年，父亲总是提前几天把孙子孙女们都叫去，帮他摆碗子，做八宝饭。他先在碗底抹一层大油，然后叫孩子们把早准备好的百合干、葡萄干、杏脯、核桃仁、花生米、青红丝洗净，整齐摆放到每个碗里，他再把提前泡好的糯米装进去，中间还裹上一些红豆沙，然后上笼蒸。

他还经常请办事处的王叔叔过来，帮他捆肘花、洗猪肚，做卤肉。父亲先煮好一只鸡，用鸡汤沟兑卤肉的老汤。卤肉的时候，他总有足够的耐心，喝茶，抽烟，看报，用文火慢慢地煨。

年三十，他指挥哥嫂早早地装一锅家乡的“酥锅”，当我和弟弟两家进门的时候，满屋子都弥漫着酥菜那熟悉的香气。这时，哥嫂正在厨房里忙着，父亲便喊我们：“宪庆，快去准备笔墨写牌位，宪丰，赶紧和你嫂子们包饺子，饺馅我早就调好了！”

直待一切准备停当，父亲亲自领我们去请老祖，上香，行礼，这才坐下来，端起酒，和我们一一碰杯。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喝酒划拳，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直至爆竹声响彻云霄，父亲才张罗我们送老祖。随后，他就乐呵呵地坐下，开始领受儿孙们磕头作揖，又忙不迭地给孙子孙女发压岁钱，临走还不忘让我们每家带一份事先备好的卤肘花、肚子、八宝饭。妻子每年都在回去的路上和我念叨：“爸做的肘花、肚子又烂又入味，总也吃不腻！”

转眼到了新世纪，孙子们上中学了，个个都很优秀。我这时也辗转走过几所学校，由普通教师，到副校长，最后当了校长。那时，父亲看我进门常露得意之色，便笑着对我说：“你小子就是善扯顺风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只不过有些人没你运气好罢了，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别不知道姓啥！”

父亲喝一口茶，又扔给我一支烟，等我们都点上，他才接着对我说：“到了新地方，不要一下车，就哇哇乱叫瞎指挥，不妨多听听，多看看。任何事儿不懂不要紧，好好学就是了。很多时候，少开尊口，才是藏拙之道！”说罢，他又“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我后背直冒冷汗！

那些年，请客吃喝之风盛行，他只要看到我们弟兄喝得醉醺醺进门，就会严肃地告诫：“我也不盼别的，就盼着你们都能踏踏实实干到退休。你们都是挣钱养家的人，任何时候不要张狂，眼皮子更不能浅，不能失去做人的根本，这一点，你们永远都要记住！”长期以来，我们弟兄三人洁身自好，行事稳妥，想来和父亲的谆谆教诲大有关系。

转眼，孩子们都要上大学了，妯娌们在一起时，总不免谈论让孩子报考哪些高校，将来出国什么的。父亲却不以为然，我记得他说过多次：“现在国内条件不比国外差，我看兰大就挺好！”

很快，侄儿考上了浙江大学。去报到前，全家人聚在一起庆贺。父亲那天也相当激动，居然端起了白酒。可是，当大家兴高采烈地为侄儿的大学生活出谋划策时，我不经意间望向父亲，竟从他的神情中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2004年，我被安排到兰州二十七中任职。这时父亲哥嫂的住所与我们学校仅隔一条马路，因此我常能抽时间来看望父亲。他还是老样子，乐乐呵呵的。每天上午，下楼到传达室取报纸，和几个保安说笑一阵，然后到附近的菜市场买点儿菜。中午吃过饭，待哥嫂上班后，他便睡会儿午觉。起来后继续喝茶，抽烟，看书看报，晚上看两集电视剧后就休息，生活极有规律。

2006年，我女儿考上了清华大学。父亲得知消息，高兴极了。赶紧把他那些老同事、老朋友召集起来，在酒店里摆了两桌。那天，父亲又端起了白酒，他不顾身体不便，坚持站起来对大家说：“能把孩子培养到清华，我这个二儿媳确实有她的过人之处！”说罢，他招呼大家都端起酒杯，自己率先仰起头，喝了那杯酒。

我和妻子送女儿从北京回来之后，立时感到家里有些空落落的。我这才意识到，侄儿外出读书后，父亲该多寂寞啊！上大学前，侄儿从未离开过父亲身边。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果然，就在那一年，父亲病了。

父亲一直有胆结石，时常有疼痛感。我们多次劝说他做手术，可他坚持不做。这年秋天，我突然接到嫂子的电话，说父亲胃疼得厉害。我赶紧跑过去，看到了让我永远难忘的一幕：父亲躺在床上，表情很痛苦，很惊恐，如坠万丈深渊，嘴里吃力地“咿咿啊啊”呼喊着，直至我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大声喊：“爸爸，爸爸——”他才睁开眼睛，似乎刚刚从噩梦中醒来。看到我，他仿佛立刻就好了，吩咐我到马路对过请大夫来给他打一针。我再三劝他到医院去看，可他怎么都不肯答应。

社区大夫和我过来的路上，我才知道，这段时间父亲经常到他们那里打针。我不由得怔住了！父亲是多么能“忍”啊，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打扰我们。我们只知道父亲慈爱、开朗、幽默、包容，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又曾为父亲实实在在地想过做过些什么呢……

此后，父亲住过两次医院。第一次，在父亲坚持下，依然是保守治疗。深冬，当父亲再次住进医院时，他流沙型的胆结石已严重影响到肠胃，必须即刻手术。手术后，父亲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煎熬了几日，他还是没能挺过来，更没能等到几个让他无比牵挂的孙儿孙女。2007年元月，父亲走了，享年七十八岁。

……

几十年来，父母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想到他们坎坷的一生，想到他们在艰苦的岁月中依然保持着优良品性，一股暖流便充溢我的全身。我会像他们一样，始终乐观地面对未来，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于兰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