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岩头,那一抹浓浓的乡愁

时尚   2024-10-31 19:43   浙江  
《岩头从此是乡愁》

在广袤的山区,似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条溪流如影随形。岩头村,自然也不例外。一道潺潺流淌的小溪,轻盈地穿过由石墙黑瓦构建的古朴村坊,为这个宁静的村落增添了灵动的韵味,仿佛一幅意境深远的水墨画,悄然镶嵌在四明山的层层皱褶之中。
岩头,那是我的外婆家,我的童年记忆,有很大一部分都与这个地方紧密相连,内心深处对它怀有一份极为特殊的情愫。这种自小扎根在心底的记忆,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相反,它犹如一瓮精品陈酿,在岁月的积淀中愈发清晰,香气四溢,历久弥香。
岩头带给我的最早记忆,与一株参天古树紧密相连。这株矗立在村子中央的金钱松(岩头人称大金树),宛如一尊巍峨的擎天巨人,树冠遮天蔽日,郁郁葱葱,枝干粗壮如轮,遒劲苍古,散发着岁月沉淀的气息。然而,小时候的我,对这株大金树充满了恐惧。这恐惧源于母亲、外婆以及岩头那些婆婆妈妈们反复讲述的 “故事”,她们言之凿凿地说,大金树已修炼成精,时不时要吃小孩。据说,它的树叶能变成鸟雀,唱着动人的歌,常常将过路的孩童一步一步诱进树洞,然后咔嚓一口吞吃。
大金树裸露在坡头的虬根,粗糙而盘曲,像极了巨大的蟒蛇。根脚处有一孔坑洞,里面长满了乌黑的青苔,仿佛是 “巨蟒” 敞开的伪装大口。每次远远望见大金树油绿的枝叶,我的耳朵就会嗡嗡作响,心中充满了恐惧。倘若没有大人陪伴,我决然不敢从树下的小路经过,而是特意绕向人多的大道奔跑,并且总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在呼呼追赶。倘若此刻头顶有鸟雀飞过,或者叽叽喳喳的叫声传来,我便更加坚信是大金树在实施阴谋,想要引诱我进入树洞。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路过大金树时,特意攀上坡头,站在那森森浓阴里。我仰望着它的高度,目光中充满了敬畏,手掌轻轻抚摩它沧桑的表皮,心中回想起童年时的那份惊恐万状,不由会心一笑。甚至对坡下农家瓦垄上小憩的几羽麻雀,也不免报以一丝淡淡的歉意。此时,我已然 “破译” 了岩头人乐此不疲地向小孩传播大金树吃人的 “密码”。绕过大金树一侧的斜坡,沿着宽阔的砂石路步行数百米,便会赫然看见一泓幽深的水库。在那个年代,为了防止孩童戏水溺亡,大人们煞有介事地编织出这恐怖的 “传闻”,其目的就是为了吓阻孩子们游走的脚步,这便是岩头人心照不宣的 “秘密”。

少年时期,只有在暑假 “消夏” 和春节 “拜岁” 的时候,我才能安安耽耽地长时间住在外婆家。在岩头,我就像一只挣脱牢笼的兔子、一只冲上天空的雄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每天既不用干农活,也不必受父母的严格管教,尤其还可以享受 “外孙皇帝” 的特殊待遇,有煮鸡蛋吃,有荤腥品尝。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吸引孩子的心了。
在岩头的每一天,我都过得无比快乐。有时候,我会和小伙伴一起下到溪水摸石板鱼、兜泥鳅,然后将捕来的小鱼小虾养进罐头瓶,等它们翻了白肚,就丢给鸡鸭美餐一顿;有时候,我会在各老宅间的小弄口游荡,偷偷在人家门板上歪歪扭扭地写几句骂人话,画一只大头乌龟,或者在断垣残壁下捉臭屁虫,爬上低矮的石墙掏缝孔里的麻雀窠;有时候,我会蒙了蜘蛛网去垄头檫树下捕蝉、黏蜻蜓,或者遛到人家的番薯地和萝卜田挖掘未成形的块茎;有时候,我会挤在邻居的小院里,兴致勃勃地看人家剥羊、宰鸡、打纸牌,或者在黄昏时分围住那位在门口阶沿洗脚的老太太,观赏那一双 “鹁鸪笋” 似的弯曲圆肿的小脚,听她讲述 “小脚缠一双,眼泪一斗缸” 的辛酸往事;有时候,我会凑在堂檐门口跳房子、踢毽子、打香烟牌子,或者掼 “天桥地大”,摸 “贼打判官”,与三个身材矮小的侏儒症邻居凑队结伴,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岩头人清一色姓褚,他们是唐朝宰相褚遂良的后裔。据清道光《姚江四明褚氏宗谱》记载,四明褚氏奉东汉关内侯褚招为鼻祖,唐朝宰相褚遂良为本祖。北宋初,褚遂良裔孙褚昭亮由明经仕昌国州(舟山、定海一带)转明州奉国军节度使,家由河南迁于鄞县,生顼、顗二子。褚顼官台州观察推官,迁居宁海。褚顗任明州录事参军,迁慈溪县金川乡(今余姚丈亭、三七市一带),越七世,邦英公迁居余姚之四明小岭。褚邦英生于绍兴十三年(1143 年)四月十八日,嘉定七年(1214 年)八月十一日卒,“以贤才举,历任安庆府山口镇、湖州长兴县尉,复州司法参军,镇江录事参军”,致仕后迷恋四明山的青山秀水,由金川徙余姚小岭,即现鹿亭乡晓云(晓岭),遂为余姚褚姓始迁祖。经过数百年的繁衍,褚姓人口众多,成为浙东大族,除松江、湖州、仁和、乍浦、南京、象山等地有分支外,余姚境内分布在梁弄、低塘、陆埠,但主要集中在鹿亭乡晓云、大山、高岩、深坑、大年、岩头等村。
岩头褚姓人出于同宗同族的缘故,格外讲究伦理辈分,有 “乱亲不乱族,乱族不乱辈” 一说。外公外婆也再三叮咛,喊谁 “公公婆婆”,喊谁 “舅舅舅妈”,特别在意,不容有丝毫差错。我自然规规矩矩地照办,丝毫不敢含糊。岩头人也习惯将本村外嫁女儿的孩子当自家亲戚看待,一般不呼名字,皆以 “外孙(外甥)” 称呼(余姚话外甥与外孙发音相同),但为区分彼此,通常会加缀一个地名。我的母亲嫁到大山村,我便是 “大山外孙(外甥)”,我的表哥、表弟则是 “东岗外孙(外甥)” 和 “石潭外孙(外甥)”。每走进任何一户家门,迎接我的总是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和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一句 “呀!大山外孙(外甥)来哝哇”,便会开始翻箱倒柜,将一捧捧 “六谷胖”、番薯片、炒蚕豆忙不迭地塞进我的衣裤兜。这种感觉,就像融进了亲戚堆里,让人温暖又开心。
在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每当春笋旺季,我常常来到岩头给外婆帮忙挖笋。与其说我是来 “帮忙”,倒不如说是来 “避难”。那个时期,我蛰居老家潜心自学,不参加劳动,也没有像同龄人那样外出打工,成天捧着书本埋头苦读,深夜守着一灯如豆。因此,我成了村民眼里的异类,不务正业的典型,走到哪里都是风言风语。而岩头无疑成了我唯一的 “避风港”,使走投无路的我可以暂时摆脱苦闷的困境,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每当我郁郁寡欢地走在岩头的村间道路边,面对着 “亲戚们” 善解人意的微笑,在一句句 “大山外孙(外甥)来哝哇?” 的招呼和问候下,我会莫名其妙地感动,感觉自己犹如武陵渔人进入桃花源,心无挂碍,风景独好。
岩头,让身处恓惶中的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纾解和慰藉。
至今,我依旧心存感激!
在岩头,曾有一位异姓人令我惦记,他便是家喻户晓的 “卫青老师”。
对于 “卫青” 老师名字的写法,我一直心存疑虑。我问过几个岩头人,他们都搞不大清楚,甚至连他教过的学生也不甚了然。也许是 “惠青”,又可能是 “惠庆”,抑或 “伟青”。江浙一带的吐字发音,黄王不分、徐余同音,出现 “鲁鱼亥豕” 的错误情况在所难免。我写成 “卫青”,是因为联想到古代的一位英雄。
卫青老师来自大上海,是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怀揣着梦想和希望,孑然一身来到穷乡僻壤的岩头支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卫青老师本可以返城,但他毅然选择留下,在岩头扎下根来,教书育人,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献给了那一茬茬淳朴的山里娃。
起初,岩头人对卫青老师的留下感到迷惑不解,有的怀疑他脑子不正常,有的为他感到惋惜,就像惋惜一位情愿流落民间过苦日子而不愿回宫享福的王子。
卫青老师性格开朗,对谁都和颜悦色,在当地有极好的人缘,这与乡下人印象中 “难弄” 的上海人完全不一样。大家都喜欢和他打成一片。他能唱会算,写得一手漂亮字,常为村里的红白喜事、村民新房落成写对联,也为老人代写书信。卫青老师每次外出,村民会托他捎东带西、买长卖短。而他从来没有一点厌烦之色,成天一副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样子,似乎极愿意以这样的效劳来获取岩头人对他的信赖和认可。
我见过年轻时候的卫青老师,他穿着一身运动衫和白球鞋,领口挂着锃亮的一枚金属哨子,在操场周围边跑边吹,那潇洒的风度,曾是岩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有一年暑假届满,外婆得知卫青老师正要去乡政府办事,便将我托付给他,顺道送我回家。卫青老师笑呵呵地满口答应,午后领着我出发。当时岩头还没通公路,外出靠翻山越岭。头天夜晚下过大暴雨,山岭有处塌方,行路的溪埠被泥石掩埋。他卷起裤腿,背上我绕过田埂,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竹林,沿着斜坡连蹿带滑。我一动不动地趴在卫青老师的肩头,不敢看陡峭的崖坡和晃荡的憧憧竹影,闭着眼听他吁吁喘息,山脚传来轰隆隆喧腾着的激流奔涌的声响,让人心惊肉跳!如一不留神滑一跤,两人就会像石块一样哗啦啦滚下去,性命难保。我紧张地挽紧卫青老师的脖颈,他似乎察觉出了我的恐惧,扭过头喃喃地说:“弗要吓煞,弗要吓煞……”
好容易翻下南岙岭,他已满头大汗,裤子和球鞋给泥巴涂得面目全非,原本潇洒的形象荡然无存,模样十分狼狈。他揪过一把茅草,在湍急的溪水里边蘸边擦拭。我发现他的腿肚出奇的白,像两支长萝卜。
这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前些日微信里与表妹闲聊,顺口问起卫青老师的近况。
表妹说:“不在了!”
我疑惑地问:“他不在了?”
“是的,他死了!” 表妹说。
我的心无端一沉,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自从小舅成家后,外公外婆搬到垄头新建的小屋居住。那是两间由水泥砖搭建的小屋,常年拾掇得干净整洁,家什堆放有条不紊。一扇菜刀门朝西,一进入,右边靠玻璃窗是一张油漆剥落的旧圆桌,左边是一坛低矮的独眼土灶,烟囱上贴着灶君像。椽子下垂一根绳,绑一个木钩挂着饭篮。灶旁墙角摆有一缸一桶及一口朱红的落地箱橱,橱顶搁着脸盆、牙刷罐和热水瓶,橱内堆放着碗碟,抽屉里藏着肥皂、火柴之类的日用品。水泥砖墙上固定着几幅泛色的明星像,还按了一个方形照相框,夹满了儿孙们的相片。一过通道进入东间,前面是一张黑色旧房桌,摆着镜子、小闹钟、茶叶罐,桌底堆满了坛坛罐罐。后面横摆着一口大柜,柜上是一口红木箱;往里紧挨着一具马桶箱和一张靠北墙的老式大床。老式床斜对面靠东墙则是一张简易竹榻床。许多个夜晚,我躺在竹榻床上,听老式大床里的外公外婆讲他们年轻时代的故事和岩头的来龙去脉。
外公说,岩头的褚姓太公元一公,与他的叔叔贵五十二公从鹿亭晓云而来,见这片山岙形似一艘 “船”,岗上矗立一块大岩石,酷似一头盘踞的猛虎,认为 “上有石虎守护,下乘太平之船”,属难得的风水宝地,便选此安家落户,并取名 “岩头”。元一公居里岩头,贵五十二公居外岩头,以种植竹木为生,开启了岩头村的人文历史篇章。
我问外公,那石头老虎还在吗?
外公说:当然在,下次带你去看虎踞岩。
然而,在我十七岁时,外公却溘然病逝,没带我去看过石老虎。后来听舅舅说,虎踞岩在修建盘山公路时已被石炮炸毁。
好几次,我独自登上后山岗那道斜坡,在郁郁蓊蓊的丛林里找寻虎踞岩的踪迹,却始终徒劳无功。有一次返回半坡,朝着村庄骋目远眺,整个岩头尽收眼底。夕阳里的岩头,安详地躺在山岙的怀抱,如同疲倦的婴孩静卧摇篮。黄昏渐行渐近,余晖慢慢掩过西山岗的竹林,暮霭像青纱帐一样轻轻柔柔地盖下来,家家户户乌黑的屋顶耸立着一支支灰白的烟囱,袅袅的炊烟遍地升腾。
忽然发现,岩头真的很像一艘船。
小时候漫步于岩头的各个角落,似乎随处可见飞甍连宇的木楼老宅,其格局完备,气象恢宏,沿着山势的坡度逐层铺展,仿若一排排鱼鳞般错落有致。然而,历经岁月的侵蚀,这些老宅楼有的摇摇欲坠,有的腐朽坍塌,有的则被现代化的混凝土建筑所取代。但在那陈旧斑驳的木窗和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梁柱之间,依旧留存着精雕细琢的遗迹,隐隐约约地彰显出岩头往昔的辉煌。
岩头有着非同寻常的过往,只是未曾留下过多的文字记载。现今唯一在余姚地方志中能够查证的,乃是 1941 年 4 月 23 日下午,日本侵略军第五师团第九旅团四百余人登陆余姚城,国民党余姚县政府党政军人员撤退至岩头,于这块隐秘的船形佳地设立临时指挥部,与侵略者周旋达一个多月之久,直至 5 月下旬,因日寇扫荡四明山,方才向北溪、唐田和黄家转移。1943 年 8 月,中共浙东区委、三北游击司令部进驻梁弄后,“后方医院”曾一度迁至岩头,在当地群众的协同配合下展开伤员救治工作。1950 年 4 月,岩头成为新设立的东岩乡政府驻地,至 1956 年正式并入晓云乡。这些过往的历史,如今岩头的年轻一代恐怕已鲜有人知。
在岩头的诸多老建筑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外婆家老房子斜对面坐北朝南的那座“堂檐”。所谓“堂檐”,实乃岩头褚姓人的祖宗祠堂。往昔,它乃全村族人的心灵圣地与祭祖之所,可后来仅剩下狭仄破旧的一间木结构堂屋以及两扇千疮百孔的大板门,看上去恰似一位满面霜尘、齿牙脱落的耄耋老者,纹丝不动地蜷缩于一隅。
堂檐的门口乃是供人行走的穿堂,外侧砌有一道石埠坎,跨下长石阶,便是由细石铺就的大道地。犹记当年,外婆指着那宽阔的道地向我言道,解放前堂檐里摆满祖宗的木主牌,红漆鲜艳,金字闪耀,一块接一块排列得密密麻麻。后来“破四旧”,全部被搬出来堆在道地中央,一同被扛上火堆烧成了灰烬。自我记事伊始,堂檐内一直放置着附近老人的寿材,架在暗黢黢的墙角,着实令人心生惧意。周边村民若有婚丧嫁娶之类的活动,也常常在此举行仪式。操办白事时,中间拉上一道白布帘,前面供奉祭品,后面停放灵柩;若办红事,中间撑起一张竹簟,贴上一个大红双喜字意味着女儿外嫁,贴上“结婚典礼”四字则是男子迎娶。早年的堂檐,“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尽显凄凉之态。
十多年前,在热心人士的倡议以及募资之下,堂檐里里外外经历了一番修缮,大门樘上方赫然高挂起一块簇新的黑色匾额,“忠清堂”三个大金字熠熠生辉。
这座堂檐留给我的记忆,犹如石碑上錾刻的文字那般深刻明晰。我曾趴在门口,以磨圆了的瓦片玩“吃子”之戏,用敲平的啤酒瓶盖射“飞镖”之技;我曾跨于门槛之上与小伙伴们“穿线绷”,坐在小矮凳上写过暑假作业;我曾蹲在道地中间点过炮仗,堆过雪人,搭过雪桥,还曾裹着棉袄,晒着暖洋洋的日头,聆听老人们讲述“遂良公公”的故事。
也在这座“忠清堂”里,我畅饮过表弟表妹们迈向新生活的喜庆之酒,也曾泪眼朦胧地送走了外公外婆和大舅的最后一程……
时移世易,往事如烟云般消散。随着老一辈的逐渐凋零,年轻一代的纷纷外迁,我已许久未曾前往岩头,岩头与我的距离似乎在缓缓拉大。我感觉自己亦如一艘船,逐渐远离曾经停靠的码头。
二十多年前,这个名为岩头的村庄与周边的另外几个村落合并,冠以“龙溪”这一新的名号,而原来的旧名号,最终被隐匿,被遗忘,恰似一位侠士归隐山林,一名高官卸任离退,江湖自此再无其声息。当年那个充满生机、美好而令人难以忘怀的岩头,从此化作了我心中一抹难以抹去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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