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双城史氏望族

时尚 2024-10-23 17:17 浙江

两城史氏，乃指在南宋宁宗年间（1194 - 1224）自宁波迁徙至余姚西南里史家埠的史氏一脉。悠悠八百载，两城史氏广泛散居于余姚的南北两城，家族繁荣昌盛，贤才源源不断，恰如邵晋涵所言“代有伟人，为时标准”（《余姚两城史氏续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进而崛起成为余姚的名门望族。

一、史氏渊源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史”乃“记事者也”，即负责记录国家大事、掌管宫中典籍的官员。史氏以官为姓，其含义可划分为两类。其一为广义层面的理解，史氏指代先秦时期的史官。“史言其官，自夏商以来，以史为族者，因官而受氏焉” （史珂《史氏族谱图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先秦各代，史官众多，史氏名人更是难以尽数，“考诸三代，则夏有史终氏。殷有史卤氏、挚氏。周有佚氏、兴氏。宣王之时，有籀氏，以大篆变蝌斗，继苍颉”，“其见于春秋列国，则卫有史鱼、史鱿；晋有史苏、史黯、史赵、史墨、史龟；楚有史狎；魏有史起”（史珂《史氏族谱图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其二为狭义范畴的理解，仅指西周的史佚。史佚“出于伯邑考，掌史职，以官为氏” （史珂《史氏族谱图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被称为史佚。《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云：“史氏出自周太史佚之后，子孙以官为姓。”而史佚的先祖，则源自五帝之一的高阳氏（亦称颛顼），“昔高阳氏有子曰称。称之子曰卷章。卷章之子曰黎，黎为火正，与重氏典司天地。黎之弟曰吴回，绍其职，历夏商世守之。太史佚，其后也”（史蒙卿《四明史氏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史佚担任周朝太史，为人刚正不阿。武王克商后，他受命与周公、召公、姜公一同辅佐成王，被后人并称为“四圣”。两城史氏将史佚奉为始祖。

周室东迁之际，鲁国向周天子请求郊庙之礼，史佚后裔史角奉周天子之命前往，其后便出仕并定居于鲁国（今山东曲阜）。至西汉之时，有中郎将凉州刺史史恭。史恭之妹乃卫太子良娣，育有史皇孙，史皇孙又生皇曾孙。武帝末年，巫蛊之事兴起，卫太子、史良娣以及史皇孙皆遭迫害。皇曾孙当时仅出生数月，亦被囚于牢狱，直至五岁方遇赦。狱吏邴吉怜悯皇曾孙无所归依，遂交付于史恭。年事颇高的史恭之母贞君对这位孤苦伶仃的外曾孙甚为哀怜，亲自抚养。后来皇曾孙继承帝位（即宣帝），感念往昔恩情，封史恭为杜陵侯（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史恭的三个儿子高、曾、玄亦皆封侯。其中史高嗣爵四世，于王莽时断绝，史曾无子嗣而终老其身，而史玄嗣爵三世直至西汉末年的崇。鉴于史氏数代封侯，家族权势显赫，故而“西汉四族，史居其一”（汤金钊《皇清诰授中议大夫例授通奉大夫广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史公墓志铭》，《余姚半霖史氏宗谱》卷四）。史崇因平定赤眉刘盆子立下功勋，官拜右将军，任青州、冀州二州刺史并加骠骑将军，被封为溧阳侯，食邑一万户，谥号“壮侯”。史崇自杜陵迁徙至溧阳。史珂对这段历史有所介绍：“历经秦汉以来，世代居住于东鲁，继而迁至杜陵，自史恭起始。恭之妹于武帝末年为戾太子纳为良娣，生育皇孙。皇孙生病已，继孝昭皇帝之位。其后因外戚之恩封三子高、曾、玄皆为侯。宣帝时堪称贵戚，许史即是。高之子丹，凭借父荫担任驸马都尉、侍中，伏于青蒲谏议易太子之事，使元帝感悟，封其九子，皆为侍中，诸曹嗣爵四世而绝。曾无子而终老。唯独玄嗣爵三世至崇，辅佐光武中兴，因功封为溧阳侯。诏令遣送就封，自杜陵再度迁徙至溧阳，子孙遂于此安家，此乃一世始宗之祖。”（史珂《史氏族谱图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两城史氏将西汉杜陵侯史恭视作先祖，东汉溧阳侯史崇奉为一世祖。

史崇后裔世袭侯爵，延续着自西汉史恭以来的煊赫家势。二世史颢，承嗣溧阳侯之爵。三世史茅，承嗣溧阳侯之爵，任职尚书、侍中、镇西将军、雍州牧。四世史洽，承嗣溧阳侯之爵，出任河内太守、司隶校尉。五世史泽，承嗣溧阳侯之爵，官任左中郎将、上郡太守、御史大夫。六世史铉，承嗣溧阳侯之爵，后改封兰山侯，出任冀州刺史。七世史藻，承嗣兰山侯之爵。史藻处于汉末，王莽篡位之时，封爵中断，史氏子孙沦为普通百姓。然而史氏子孙并未因此而自甘庸碌，八世史懿，出任司空府谘议参军、征南将军，任九真（今越南）、陇西二郡太守。

两晋南北朝时期，注重门阀等第，施行九品中正制。史氏凭借其出身显贵和显赫门第，为官封爵，世代不绝，除十四世史充和十六世史祺外，其余各代皆曾入仕。晋尚书令左雄《庙碑颂》记载了史氏的过往。九世史绍，任职镇西府参军、武阳将军、司徒府长史，被封为武阳侯。十世史琬，出任王府参军、丹阳江宁二县县令、散骑常侍、轻车将军，被封为宜春（江西）县男，晋升都亭（松江）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十一世史谅，任琅琊王府主簿，因跟随温峤为右长史平定苏峻、桓温有功，官至散骑常侍、强弩将军、北海郡（今在山东）内史、本国大中正，被封为常安侯。十二世史陵，任职积射将军左中郎将、御史中丞、豫章太守。十三世史援，出任宁朔将军中郎将。十五世史纂官任散骑常侍、兖州刺史，被封为建昌县（江西）开国侯。

至隋唐时期，随着门阀制度的革除，两城史氏先祖人物相对稀少，但各代皆曾出仕。十七世史育出任左监门侍中卫将军，十八世史仲谟出任越王府东阁祭酒、朝散大夫常州刺史，十九世史元道为宏文馆学士、中散大夫太子洗马、江州刺史，二十世叔豪为文林郎，二十一世史净滋为朝议大夫轻车将军、驸马都尉、溧阳县开国侯，二十二世淦为从政郎，二十三世史廉为临安府君，二十四世赟为承仕郎，二十五世端为从义郎，二十六世质为承奉郎，二十七世史寔被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二十八世史淀为骑都尉国子博士，二十九世史万寿出任安南将军、蔡州刺史。而就整个溧阳史氏而言，在唐代颇为兴旺繁荣，《会昌碑》记载溧阳史氏已达十五支。

唐朝式微之后，溧阳史氏后裔持续向外迁徙，《浙谱》宣称存有“宣、饶、池、歙、眉山、河南、真定、四明”八支，《庆传录》记载有溧阳二十一世以下四十余支。四明支乃是三十世史惟则于宋初自溧阳迁徙至浙江明州（宁波）慈溪，未几又迁至鄞县洗马桥。自此，四明史氏继杜陵、溧阳之后，再度步入发展的璀璨时期，“王侯将相，接连不断犹如贯珠，浙东人物着实能够与溧阳相抗衡”（史义本《姚江史氏续修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史惟则育有二子，长子为咸，次子为成。咸传至四代便无后续记载。成育有三子，长子名未详，次子为简，季子为翰。长子无传承记载。季子翰迁徙至嵊县，后转迁至诸暨。次子简世居于鄞县，曾担任郡吏，侍奉继母任夫人极其孝顺，离世时年仅二十三岁，其妻叶氏诞下遗腹子诏。叶氏“身着粗衣，饮食俭朴，闭门自守”，抚养教导诏长大成人。诏勤奋向学，德业为士人所称颂，凭借“孝友睦姻任恤忠和”八行被举荐于朝廷，然而屡次征召皆不赴任，徽宗赐予其“八行高士”之号。史惟则、史成、史简、史诏等四代皆未显达（史成累赠太子少保，史简累赠太师、追封冀国公，史诏累赠太师、追封越国公，皆为身后因子孙显贵而获赠封），但在当地已具一定名望，史简担任郡吏预示着家族向仕宦趋近，史诏获徽宗赐号预示着家族声望开始传向全国，这为四明史氏第五代以后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奠定了基础。史诏育有五子，分别是师仲、才、木、禾、光。其中师仲为国学上舍，虽未为官，却为家族带来了浓郁的文化风气。才于政和八年（1118）考中进士，出任处州、余姚县尉，永嘉、余杭知县，任国子监主簿，充任御史台检法官，拜为右正言，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才成为四明史氏首位获取功名并官居副相之人。此后，四明史氏呈现出 “为公为侯，列爵分土”，“ 三相二王，尤为显著”的辉煌家势。（史珂《史氏族谱图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所谓“三相二王”，乃是指溧阳三十五世迁明六世的史浩、溧阳三十六世迁明七世的史弥远、溧阳三十七世迁明八世的史嵩之三代出任丞相，史浩与史弥远父子封王。

史浩（1106～1194），字直翁，号鄮峰真隐，乃史师仲长子。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及第，获授余姚县尉之职，后迁任太学博士。他向高宗进言建议册立太子，高宗有相见恨晚之叹，遂迁其为秘书郎兼普安恩平二王府教授。普安郡王日后继位成为孝宗。史浩两度拜相，晋升太保魏国公。身后追封为越王，配享孝宗庙庭，画像于昭勋崇德阁。身为丞相，史浩才华出众，他为赵鼎、李光之、岳飞平反冤情，向孝宗举荐陆游、朱熹等贤才，其在北伐问题上所秉持的稳健策略，亦彰显出非凡的见识。

史弥远（1164—1233），字同叔，号小隐，为史浩季子。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嘉定元年（1208）拜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自此掌控朝政，位极人臣。逝世后追封卫王，谥号忠献。史弥远的政治大事主要有二则：其一为诛杀韩侂胄。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提议开边北伐，史弥远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加以反对。北伐失利后，史弥远将韩侘胄诛杀。其二为拥立理宗。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驾崩，史弥远联合杨后废黜皇子赵竑，拥立赵昀为帝。《宋史》虽称史弥远“擅权用事，专任俭壬”，但对其不枉徇私情、善于用人之举仍予以肯定。

史嵩之（?-1256），字子由，乃史师仲之弟史木的曾孙，史浩的从孙，史弥远的从侄。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绍定五年（1232），晋升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任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获赐便宜指挥之权，成为南宋中部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端平元年（1234），其荆湖军队与蒙古军一同攻克蔡州，剿灭金国，晋封子爵，增加食邑。史嵩之反对丞相郑清之出兵进击开封。其后宋军被蒙古军队击溃，史嵩之上疏论及凝聚人心、振奋士气、核实理财等事宜。后来负责荆湖战区事务，解除庐州、黄州之围，收复光州、滁州。三年，拜任右丞相，而后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成为南宋三大战场的军事总指挥。淳祐四年（1244），史嵩之遭遇父丧，夺情起复，但因主张和议，为公众舆论所不容，致仕。封鲁国公，谥号庄肃。

四明史氏尚有五人出任尚书，四十三人考中进士。这五位尚书分别为：史弥坚（兵部）、史宅之（户部）、史岩之（吏部）、史宇之（工部）、史宣之（兵部）。四十三位进士为：史师才、史师木、史浩、史弥大、史弥正、史弥远、史弥坚、史弥厚、史弥逊、史弥迈、史弥章、史弥忠、史弥愈、史弥忞、史弥应、史弥谨、史弥巩、史宅之、史宇之、史拴之、史道之、史本之、史嵩之、史岿之、史岩之、史尧之、史受之、史仝之、史望之、史能之、史肯之、史育之、史有之、史胄之、史舜卿、史周卿、史唐卿、史世卿、史伍卿、史瑚卿、史蒙卿、史纪孙、史駧孙。

两城史氏源自史师仲五子涓。史涓，字泽翁，补任承议郎，逝世后追赠中散大夫。史涓传六子弥贤。史弥贤，字贤叔，任中散大夫，从鄞邑往来余姚，见龙山舜水景色优美，于是隐居于余姚城西南里。史弥贤之子为史德。史德随父徙居余姚，成为余姚南北两城史氏的始祖。

二、史氏谱学

家谱乃是记载家族子孙世系传承关系的史书，其重要程度可与国史、方志并驾齐驱。邵晋涵于《余姚两城史氏续谱序》中言：“家之有谱，诚然与国有史、州有志同等重要。《易》曰：‘君子以类族辨物。’欲辨明锡土授姓之开端，汇聚专家以成就通谱。”史鶾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论述，清晰地指出谱学所蕴含的“尊祖”“合族”之功能以及“孝”“睦”之教化作用。“万物皆有所起始，有所分别。由吾回溯，为父考，为祖父，为曾祖，为高祖，乃至无穷，此为起始。起始者，常忧患于湮没而不知。自我推衍，为期亲，为功亲，为缌亲，为袒免亲，为无服亲，此为分别。分别者，常忧患于离散而无统属。君子由此回溯，回溯而上，必定有根本，故而尊祖。尊祖以教导民众，此为孝。由此推衍，推衍至远，必定有分别，故而合族。合族以教导民众，此为睦。谱牒莫非为此而作乎？”（史鶾《余姚史氏族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史可志还以生命体作比，阐述祖宗与子孙之间神秘且神圣的血缘关系，“夫祖宗对于子孙，本为一体。若有疏漏，致使祖宗无法视其子为子、其孙为孙，这便如同痿痹而血脉不能周流。乃至于其子若孙无法尊其祖、敬其宗，这便如同隔噎而气息不能上达”（史可志《续修史氏族谱小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这一思想亦反映于复姓之举上。两城支闰二房曾过继于张姓，复归史姓时宣称：“服制穷尽则终止，恩泽断绝则畅通，情势所迫不能不复归原祖”，可见其尊崇的乃是血亲之祖；又从“仁义”这一至高的传统道德标准出发，确立复姓的依据：“今虽复归史姓，然而防御（张畴）之位依旧如旧，因其初业在于托后，虽世代久远，不可突然使之无祭祀，此为仁也。……复归史姓而尊宗乐閒（应炎），这也是继别为宗之例，此为义也。仁义存而谱道立矣。”（傅瀚《余姚史氏复姓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早在周代，便有史官专职负责王族谱牒事宜，奠定世系，判别尊卑，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道德规范。然而，自秦汉以降，因无专门官员掌管，谱学或是依附于经学、史学，或是撰写为专著，家谱遂成为一门专门之学。至五代往后，鉴于战争频繁，门第制度式微，家谱散失，谱学大多失传。邵晋涵于《余姚两城史氏续谱序》中介绍称：“《周官》中小史负责奠定系世，辨别昭穆，谱牒的掌管，古时设有专门官员。自这一官职失传，《大戴记》率先记述系姓，其后诸如杜预的《春秋世族谱》，则是将谱学附属于经学；至于应劭所述的系姓，王符所论的氏姓，又是辅助经学而行的。自太史公征引《世本》，考究其得姓受氏的源头，至《唐书•宰相世系表》，则是将谱学附属于史学。那些编订成专门书籍，编排分类的，例如挚虞的《昭穆记》，王俭的《百家谱》，贾希鉴的《氏族要状》，都能够补充史传所未完备之处。五代以后，谱学散失，于是士大夫所著述的家谱，有的推究始迁之祖，有的阐述五世之宗，坚守近世而不能追溯久远，仅仅用以叙述同居的昭穆，而对于受姓别族的源流，大多无暇顾及。谱学的失传，由来已久。”邵氏将谱学历史归结为三变：“夫自奠定系牒的官职废除，而后出现专门之学，专门之学衰落，而后有私家之谱。从古至今，总计三变焉。”两城史氏始祖史佚为西周史官，其职能特点及其世袭性质，决定了史氏家族在谱学发展历史中的独特地位。邵晋涵慨叹道：“起始自京兆杜陵，至壮侯定居溧阳成为大宗，其后自溧阳迁徙至鄞县，自鄞县迁徙至余姚，数千年的昭穆如同在手掌中清晰可见。”（《余姚两城史氏续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史氏发展历史上虽存在一些缺失不传和异说并存的状况，但史氏家谱进行了大量考辨工作，无论有无定论，其考镜源流、论从史出的研究，无疑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史氏谱学。

史氏家谱的传述考辨大致存有如下三种情形：一是因史料匮乏而付诸阙如。两城史氏虽以史佚作为始祖，“皎然翘然，天下皆知有史氏”，然而由于秦汉之际的战乱分合，史氏谱牒散失，世系不明，“秦汉之时，分而又合，合而复散，其间四处散布而难以稽考矣”，故而家谱将这段历史概括叙述，未详细罗列世系。（程大昌《史氏宗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又如宋元、元明交替之际，谱系存在残缺，“唯有宋元政权更迭之际，元明变革之时，这百年之中兵灾战火离散，谱牒不无残缺破损，名讳排行不无遗漏记载，偶尔会有此类情况”（史槐节《姚江史氏族谱辩正说》，《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二是若众说纷纭，则择其善者而从之，并且兼存其他说法以待后续考证。例如对于溧阳一世祖史崇先世的考证，存在三种观点：

一是玄之曾孙、恁之孙、习之子，此说出于溧阳三十世正字公彦虬、三十四世县令公三友，为《溧宁旧谱》所载，且与晋尚书令左雄《庙碑颂》相符。

二是“为均之子”，此说源自《唐书•宰相世系表》、溧阳三十八世教授公蒙卿、四十世文学公公茂的序谱。三是“为高之曾孙、丹之孙”，此说出自元代危素的序谱。两城史氏家谱依从第一种说法，不过也同时兼存其他两种说法。“旧谱之内并未记载均名。或许是散失未及记录？还是起初创作《庆传》之人认为均微不足道而未予收录呢？”对于第三种说法则直接称“此与旧谱全然不符”，“现今特地一并揭示出来，以等待博学高雅之人的验证征信罢了”。（《京兆杜陵世系》，《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三是当各种说法相互矛盾、不一致时，则进行推理引证，致力于辩证正误。例如对于始迁余姚先祖的状况，存在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迁姚始祖是溧阳三十八世的德卿，乃弥久之孙、衡之子。《溧阳庆传录》《四明宗谱》、二瞿公修的《余姚史氏宗谱》、在鑛公修的《合编谱录》等均持此观点；《余姚半霖史氏宗谱》中收录的《璞庵公（即在鑛公）跋姚邑史家埠分支世系之误》《武胜门支运昌公姚谱误辩》等文章，也秉持此观点；来自鄂渚的两城史氏后裔史时可曾“亲眼目睹大宗、汇编及各支谱录”， “回忆脑海中的知识”，创作《姚谱误辩》，同样持此观点。第二种看法认为迁姚始祖是溧阳三十七世的史德，为弥贤之子。遯斋公修的《续庆传录》、立庵公修的《四明重修宗谱》以及两城史氏隆庆五年（1571）第三次修谱后的历次《余姚史氏宗谱》（除二瞿公修的《余姚史氏宗谱》外），皆持此观点。需要予以说明的是，两城史氏的第一、二次修谱并未探讨史德的先祖情况。成化七年（1471）史琳进行第一次修谱，“未推究德府君的来源”（史重渊《姚江史氏得斋府君以下支派谱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嘉靖九年（1530）史鶾进行第二次修谱，“现今尊崇所知晓的为起始，于是将讳名为德的人作为一世祖” （史鶾《余姚史氏族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第一种观点的理由是依照宋忠定王祖编的次序，派字“弥”之后为“之”，“之”之后为“卿”。所以对于两城支所谓迁姚始祖德为弥贤之子的说法（除二瞿公修的《余姚史氏宗谱》外），不予认同。认为这是主观臆断，“将德卿公的父亲衡之公省略，而对于德卿则保留德字去掉卿字”，大参公的《分徙录》把“弥久”改为“弥贤”、四明宗伯公的《谱内分支》又书写“可久”，均毫无依据。（《璞庵公跋姚邑史家埠分支世系之误》，《余姚半霖史氏宗谱》卷九）之所以造成这种僭越一代的情况，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始迁之际出于避地逃名的需求，未依行第；二是一拙公编修三房合谱时，因“播迁之后，一片茫然难以考证，无从远溯大宗行次”；三是二瞿公修谱虽增添衡之公，但德卿公却留德而弃卿，本意是有所存疑，结果却是“致使后世子孙疑窦丛生”。（《武胜门支运昌公姚谱误辩》，《余姚半霖史氏宗谱》卷九）璞庵公还对始祖的划定表示质疑：“不以迁姚的贤叔公作为始祖，而以居姚的得斋公作为始祖，不知此创举出自何人之手？”（史宝善《居姚始祖辨》，《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史时可又对得斋公三子命名深意的说法予以批驳。此说法认为：“长子名曰闰一，是因见元朝为闰位；次子名曰正亨，亨者，元朝之次，表明生于元朝之时；三子名曰正始，以表明迁姚之开端。及至继于杨而改名为肇，是表明继杨之始，知晓史氏的来源。”史时可以正亨公生辰为宋理宗淳祐己酉（1249）作为依据，推测闰一公、正始公的生辰大约在淳祐年间（1241 - 1252），距离宋朝灭亡还有三十余年，所以将他们说成生于元朝，又依元朝取名，“这岂止是与当时的情况不符而已，简直让我先世的祖孙父子在世代远近之间愈发模糊不清，以此来辅助其删去衡之公一代的说法。况且假使三位祖先果真生于元朝，当时天下已然安定，人心已然安稳，我得斋公便不会让两个儿子出继了”（史宝善《姚江史氏世系辨》，《余姚史氏宗谱》卷首）。第二种观点认为，溧阳三十六世弥字辈总计四十七人，其中早逝四人，隐逸四人，仕宦三十九人，迁姚始祖弥贤属于隐逸之列。弥贤鉴于宋朝国祚已衰的现实，如同古代晏平仲为守富避祸而辞却邶殿一般，迫不得已而卜居姚江。

为此，他自行抹去“弥”字，更名为“可久”，并致使《四明谱》无法详尽记载其派属。而德育有三子，其中二子出继，这亦是隐晦地秉承弥贤公隐遁之意而曲折地予以安置。针对第一种观点，其批驳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六条：其一，弥贤公卜居姚江的目的在于避地逃名，故而不可能依照宋忠定王祖编的次序为儿孙取名，不会存在衡之、德卿这样的名字。其二，弥久受越王之命，迁徙至象山管理白岩智门寺香火，既有专门的指令，又怎会再度迁徙至余姚？并且各处的史氏谱牒，皆无余姚之祖迁徙自象山的说法。其三，依据各谱的记载，衡之公有四子，分别是保卿、仍卿、侃卿、俱卿，其名字的偏旁皆为“亻”，唯有《绍谱》称长子为德卿，偏旁变为了“彳”，有悖于情理。再者，《四明谱》中“伍卿”之下记载：“长子鉌，孙出继象山保卿为嗣。”由此可知，保卿确为象山衡之公之子，德卿应属子虚乌有。由此可以断定，弥贤公之子德与弥久公之孙保卿是两个人，不可混淆。其四，半霖支溧阳四十八世的史孝咸曾为两城支史氏人物撰写文章，其中《节烈谷孺人传》称茂为“宗兄”，《茂才斌卿公暨邹烈女合葬墓志铭》称斌卿为“余子行也”，可见茂、斌卿分别为溧阳四十八世和四十九世，由此上溯，得斋公为溧阳三十七世。史孝咸是《绍谱》编修者璞庵公的曾祖辈，且具备“真实之学”“真实之言”，不管是从史料的时间而言，还是就作者的学养而论，都更具可信度。

五、之所以不以迁姚的贤叔公作为始祖，而以居姚的得斋公作为始祖，其原因一是闰一、闰二、闰三等三房皆出自得斋公，犹如三垣各自率领众星拱卫北辰的天象一般，“尊崇得斋公为大宗，而尊贤叔公为所自出之祖”；二是从祭法来讲，“大概犹如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范例罢了”。（史宝善《居姚始祖辨》，《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六、史时可的言论狂妄且臆测，令人无法容忍，“凭借腹笥欺宗蔑祖，本性沦丧，全然不顾及明眼人的觉察而产生羞愧耻辱之心”。因为清初滨若公将姚谱在四明和溧阳进行会订，四明的立庵公在中散大夫五子之下补入弥贤公一支，与溧阳遯斋公所修的《续庆传录》相契合。所以“取折衷于遯斋、立庵二公”，“有条有理，确凿可信”，可以判定了。（史宝善《姚江史氏世系辨》，《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以上两种观点自明末至民国修谱时始终争论不休，以至于在谱文中出现依据自身说法改变文句的情形。如《余姚半霖史氏宗谱》和《余姚史氏宗谱》都收录史珂《史氏族谱图引》一文，但有关两城史氏始迁祖的说法各执一词，前者称“涓生第三子弥久。弥久生衡之。德卿府君实则是衡之的嫡长子” ；后者称“（史涓）是为德府君所自出之祖……而佥判（指史涓）第六子可久，实则是生父”。该文创作于隆庆五年（1571）两城史氏第三次修谱之时，当时尚无始迁祖僭越的论调，而且万历三十年（1602）史可传第四次修谱时依然沿袭之前的说法，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史可志第五次修谱时才有补上衡之这一代的说法。

故而，《余姚半霖史氏宗谱》所收录的史珂之文必定为编者所篡改。并且，半霖谱既然也认同避地逃名之说，那就不能依照宋忠定王祖编的次序来要求两城支始祖的名讳。由此，这场争论，貌似第二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然而，第二种观点亦非毫无缺陷，譬如对于史时可有关得斋公三子命名深意之说的批驳，显然愤怒之情多于理性之思。应当说，史时可的论述本无差错，问题在于由此判定这是 “以辅助其删去衡之公一代的说法”。实际上，有关得斋公三子命名深意之说只是一种较早的牵强附会之说，即便是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群中也有持此看法之人（如《武胜门支运昌公姚谱误辩》）。笔者认为，倒是两种观点共同认可的避地逃名之说，缺乏切实依据，亦有悖于情理，因为史德生子距离宋朝灭亡尚有三十余年，其徙居余姚似乎缺乏避地逃名的必要性。再者，四明史氏有着严格的字辈命名方式（详见本节下文），史浩要求 “此后子孙的名讳次第皆依照谱牒”（史浩《忠定王家训》，《余姚半霖史氏宗谱》卷首），两城史氏后裔也有“子孙命名立字，应当依从先世所编行次” （《凡例》，《余姚史氏宗谱》卷首）的规定。所以，一个大胆的推测是，两城史氏并非源自四明，至少不是源自史诏之后。当然，这仅仅是无从证实的臆测。然而，历史并非臆测，而是需要有史料来加以证明。而在这一方面，明代史琳所谓“吾姚江南之史，皆八行先生之后也”（史珂《史氏族谱图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乃是最早，也应当是最接近真实的材料。所以，保守而言，或许历史只为两城史氏提供了这么一条被各支史氏共同认可的信息。笼罩在两城史氏之上的历史迷雾，或许永远是能够确认远祖，却难以认清迁祖。

当然，上述保守观点仅就两城史氏迁姚始祖这一代或二代而言，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世系，总体来讲称得上源流清晰、分合有序。从源头来看，晋之《庙碑颂》、唐之《会昌碑》、宋之《庆传录》（史三友始修于宋政和丙申年（1116）），皆记载了溧阳史氏的历史；从中游来看，鄞地存有《四明谱》，自史浩于宋淳熙七年（1180）始修之后，持续不断；从下游来看，两城史氏自明代至民国，修谱多达九次。这九次修谱的时间与主修人分别为：其一、成化七年（1471），由史琳编纂；其二、嘉靖九年（1530），由史鶾编纂；其三、隆庆五年（1571），由史珂编纂；其四、万历三十年（1602），由史可传编纂；其五、崇祯十七年（1644），由史可志编纂；其六、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史槐节编纂；其七、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史湛编纂；其八、咸丰六年（1856），由史光编纂；其九、民国三年（1914），由史良书编纂。为确保家谱的系统准确无误，两城史氏与四明、溧阳史氏进行会订修谱。例如清初两城支的滨若公将姚谱在四明和溧阳进行会订，四明的立庵公在中散大夫五子之下补入弥贤公一支，从而与溧阳遯斋公所修的《续庆传录》相契合。史氏先祖部分，则直接运用旧谱先祖世系进行辑录。两城史氏宗谱卷首有四图：“以西汉杜陵侯作为远祖，以东汉溧阳侯作为始祖，以宋初惟则公作为迁明之祖，以宋末得斋公作为居姚之祖”，其中前三图“乃明州、溧阳世藏的古本”，“子子孙孙展卷而渊源仿若相接焉”。（《续修余姚史氏宗谱凡例》，《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史氏近世部分，则吸纳兄弟房派，竭力进行宗谱合编。由于种种原因，两城史氏宗谱的前三谱只是房谱，至万历三十年（1602），史可传“因获取成化二十三年一拙府君之谱、嘉靖九年容斋处士之谱以及闰三府君支的断残草谱，将其与《四明谱》及溧阳《庆传录》合并”（史可传《续修史氏族谱说》，《余姚史氏宗谱》卷首），编就完整的两城史氏宗谱，所谓“得斋府君之下的私有谱，乃是自壬寅年合并而成”（史可志《续修史氏族谱小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在众多的修谱实践当中，两城史氏宗谱逐渐构建起完备的祖德宗规和结构体例。祖德宗规方面，下文将会予以介绍，此处仅针对史氏字派进行阐释。史氏字派最初由南宋忠定王史浩编定二十代，至明代景泰七年（1456）史士壁接着编定二十代，清康熙甲寅（1674）史大成再度编定二十代，如此一来，自溧阳三十四世至九十四世形成了完整的命名体系：名：“师水弥之卿，孙公祖必仕，本立自元孝，起宗在节义。积善致悠久，济美习庭训，纯采名高荣，慎终仍复始。大中其允从，昭文锡光又，昌言顺汝求，时敏同秀茂。”字：“道翁叔子景，甫叟可均国，世贵端良彦，德及忠厚嗣。缵述多俊奇，丕泽承喜顺，京昌众深衍，后代存兴贤。志学朝隆章，敦宪希逢应，从善延明和，遵复绍光正。”第：“亿万千百再，行友庆新宾，冀越齐鲁卫，夏商周楚永。安靖敬谨颙，翊运能来有，渊源永振疆，慈缓环丰阜。”应当指出，史氏这种蕴含吉祥之意的字辈命名具备独具匠心的谱学意义。此后，这种取名方式得以流传开来。绍定三年（1230），距离史氏字辈命名约一个半世纪之后（史氏字辈始于“师”，而长兄“师仲”出生于元丰五年，即公元 1082 年），圣裔孔氏家族也开启了严格的字辈命名。

在结构体例层面，首先，家谱在采录方面既严格谨慎，又避免遗漏与混淆，务必做到有美必显。“谱牒的修订，旨在聚合离散、疏导涣散以教导孝道。因此，不能因亲疏关系而混淆，不能因死亡而遗漏，不能因迁徙而缺失，不能因身份低微而遗弃。对于那些品行不端乃至叛逆、盗窃、淫乱之人，不能因袒护丑行而不予以删除。”（史可志《续修史氏族谱小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故而民国时期修订《余姚史氏宗谱》时，删除了前谱中采自绍兴府志的秘图公传，原因在于“言辞多有讥讽，似乎与传记的体例不符”；同时抨击“世情喜好赞誉”，针对家谱滥收人物的现象，从严采录，“现今选择那些值得收录的予以记载，不敢徇私情而滥收”。（《新增凡例》，《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其次，史氏家谱反复求证，注重无确凿证据则不采信，以确保血缘的纯正。例如黄山桥外严家道地史氏前来认宗，声称始迁祖廷勇为闰二房五十一世在祥子。当时两城史氏先是查阅旧谱，发现自在祥以下并无相关记载，又召集本房进行核查，最终发现自在祥的神主中有其子廷勇的名目，如此才确定事实，接纳其载入家谱。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两城史氏宗谱一概不予记载，而对于出继的史氏子弟，“必定注明继与某姓为嗣，以免使其生身父母被埋没” 。曾有闰一房五十三世翰林公的裔孙义礼没有子嗣，其继子秉直改名积方，捏造议据，妄图冒宗，结果“经族人查明，共同告官将其驱逐” （《续修余姚史氏宗谱凡例》，《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再次，史氏家谱反复变更，甚至通过否定之否定，最终形成优良的谱学方法。例如谱系，两城史氏宗谱的前三种都是直行为五坎，每五世一提。万历三十年（1602）第四次修谱时，鉴于“提起次数过多，则观者易混淆”的缺陷，改为直行为十五坎，以方便查阅。（史可传《续修史氏族谱说》，《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崇祯十七年（1644）第五次修谱时，“只因谱系以往仅止十五坎，现今已到十六世了，形势所迫不得不变通，并且嫌其狭窄不利于填写继嗣、绝嗣等情况”，于是又变更为十截，每十世一提，“终而复始，以表明将来没有尽头之意”。（史可志《续修史氏族谱小引》，《余姚史氏宗谱》卷首）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第八次修谱时，又鉴于谱系字体密集难以稽考，而且另有谱注，未免头绪繁多，就改回到最初的五世一图。“现今将十世改为五世，族属事迹随即缀于谱系之中，并且删除其谱行谱注，但愿世次宽松则清晰明了，纲目统一则条理分明”（史节和《姚江史氏续修宗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大概图谱以直下排列则父子相继，横向排列则兄弟相连，打开书卷而昭穆次序一目了然矣”（《续修余姚史氏宗谱凡例》，《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三、两城史氏史略

两城史氏迁姚始祖为史德，其字克明，亦字汝行，号右文，又号得斋。他乃是溧阳三十六世、迁明七世史弥贤（史涓第六子）之子。史弥贤“博古好学，不热衷于荣华利禄，唯钟情于山水，纵情于诗酒”，从鄞邑迁徙至余姚之西南里，其居地也因此得名史家埠。此次迁居发生于南宋宁宗年间（1194 - 1224）。

史德承袭其父之风，为人淡泊，无意仕途，“远离高官显爵之宗，甘愿秉持淡泊宁静之操守”，随父徙居余姚。史德育有三子，分别是闰、正享、正始。闰，排行闰一，承继史氏宗祧。正享，排行闰二，改名应炎，过继给宋武翊郎防御史张畴为嗣。正始，排行闰三，改名肇，过继给宋处士杨原为嗣。由此，两城史氏分为闰一、闰二、闰三等三房。

明弘治七年（1494）七月，闰二房后裔工部右侍郎琳向孝宗呈上奏疏，请求恢复本姓。疏中称：“私下认为自张畴至臣，已历经八世。服丧期满，亲恩已尽，数目已然超过。臣对于祖上不敢遗忘张畴之所赐，只是姓氏则期望亲近宗支应炎，以史为称，或许符合水木本源之义。”（傅瀚《余姚史氏复姓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此奏疏获孝宗批准，闰二房得以复姓为史。闰三房御史公誉也曾欲恢复史姓，可惜“高雅之志未能达成”，后来余姚知县进行丁岁改造，钶、嗣元趁机向知县告知杨氏过继的历史，得以复姓为史。故而在余姚，有“史、张、杨同宗”之说。

闰一生育三子，分别是文贵、文荣、文英。文贵传至四代而绝嗣。文荣传至四代至盛。盛从姚邑西南徙居西北，成为江北始迁之祖。盛的长子为简，简的长子为鸣，鸣传至四代至可辅，称为顺和房。简的次子为鹓，鹓的长子为桂，桂之子金、铨、钶皆入仕途，金官至大宁都指挥使升京营左戟将军，铨官至江南全椒县知县，因其子记勋贵而获赠中宪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钶官至翰林院编修，所以这三房分别以其官职称为都阃房、大守房、翰林房。盛的次子为策，策的季子为鸰，鸰徙居杭州。文荣的季子为锐，锐的次子以文英的曾孙廷芳为嗣，其子孙徙居北城西门外仁寿桥北及凤亭乡。文英传至八代至钰，其子孙仍居南城西南史家埠。文英有一支子孙迁居至新城的史家巷。其余有的徙居凤阳，有的徙居松江，有的徙居临山。

闰二育有九子，分别为濬、河、溥、洵、灏、津、泽、源、克问。濬子孙众多，其中三子谦，传至五代而至琳，其子孙世代居住于酴醿巷；次子翟，子孙属军籍，图册中仍为张姓。河未曾娶妻，英年早逝。溥、洵、灏皆有子孙繁衍。津其支派情况不详。泽因元末战乱，下落不明。源其支派情况不详。克问无后嗣。本房得斋府君十五世孙在祥子廷勇，其子孙世代居住于黄山桥外严家道地。

闰三生一子考一，其子孙除仍居西南里外，有得斋府君八世孙鑬迁居至杭城，得斋府君九世孙浩一、傅、祯三分别迁居至杭州瓶窑、霍邱、武康，还有人迁居至梁燕、吴兴、都下、樊城。

两城史氏虽分为三房鼎立，且闰二、闰三过继他姓，然而三房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作于明隆庆五年（1571）的史珂《史氏族谱图引》称：“自宋至元，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必定合族举行，至今未曾废止。”后来或许随着各房进一步繁衍发展，各房一般性的宗族事务在各自祠堂中举行，唯有在春祭和迁姚始祖得斋府君墓祭时，三房子孙才相聚共同举行。所以作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史节和《姚江史氏续修宗谱序》道：“三支各自建有一祠，唯有春祭以及浒塘墓祭时合族相聚。故而流散则区分而为三，源头则聚合而为一”。

史氏宗祠位于义井巷，坐北朝南，建筑雄伟壮观，是姚城最大的祠堂之一。宗祠曾多次修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史澹园于乾隆年间捐助千金重新修整，史湛于雍正年间出资修葺，史致昆于咸丰年间捐资邀人商议修葺。另外，史节和于乾隆年间倡导设立迁姚始祖得斋公祀产，并促成乐閒公、追远公、一拙公祭产。此后祭产也屡次有所增添购置。

当然，两城史氏凝聚人心的最强力量乃是共同的文化基因。纵览余姚史氏先祖的发展历程，四明史简寡妻叶氏及其遗腹子史诏乃是一大关键节点。此前，四明史氏式微，史简离世后几近断绝，正是叶氏的坚守使得史氏留存了一脉香火，正如史诏所言：“若无母亲的贞节，史氏已然不复存在。”而史诏屡次拒绝出仕，终生侍奉母亲的孝义之举不仅声名远扬，还为家族的发展奠定了道德基石。故而史氏后代，将冀国夫人的大慈与八行太师的大孝，视作家族繁荣昌盛的根本动力。两城史氏称：“而忠厚一脉，实乃史氏相传之家法。” （史鶾《余姚史氏族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并将史诏的“八行”品性提升为传家祖德。其家谱中存有《述祖德八行垂训》，详尽阐释了 “孝、友、睦、姻、任、恤、中、和” 这八行的内涵，认为“孝”乃中庸之德，为百行之源；“友”乃是结合兄友弟恭、笃厚之意而言，要求忠义相辅相成，有难同当，有福共享；“睦”涵盖“厚”“和”两层意思，实则亲近之意；“姻”要求以和为引导，以礼为规范；“任”指不为私欲所蒙蔽，亲身践行，“隐居养晦，为圣贤之担当；论道经邦，为君民所倚仗”；“恤”包含赈恤和钦恤，原则上是怀着恻隐之情施予恩惠，依据自身能力而行；“中”意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此乃天下之根本；“和”是“情感的正道之用”，要求喜怒哀乐皆能符合节度。文中还详尽列举先祖们的事例予以论证，要求史氏子孙将这八行作为“立身行事、修身齐家、奉献朝廷的重要事务”。如此，两城史氏“正旦必定祭祀，以敬奉先人；男子弱冠必定献礼，以宣告成年；娶妻必定举办宴会，以端正开端；其他诸如成婚则劝勉，出嫁则饯行，有丧则赠送财物，出殡则送行”。即便如闰二房在过继杨氏的二百余年时间里，也是“更改姓氏之系，不更改史氏之规”（史梦龙《勾余杨氏复史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史氏门中的妇女也多具节孝之德，《余姚史氏宗谱》有“淑媛传志”收录了十六人的事迹，其中一人事迹被收入《绍兴府志》，二人被收入《郡县志》，二人被收入《余姚县志》，四人被收入《阐幽录》。

四、两城史氏人物

两城史氏历代皆有显达之人，人才济济。吕世庆就史氏的源流作出评价：“史氏乃江左名门望族。自东汉迄今，已然历经一千七百余年。溧阳为始祖之所在，明州为主要支系，姚江则为其中的小支系。门第荣耀相继，愈发昌盛壮大。”（吕世庆《余姚史氏簪缨题名记》，《余姚史氏宗谱》卷首）邵晋涵专门针对两城史氏进行论述：“自迁徙至姚江以来，每代皆有杰出之人，成为当时的典范。巍然树立起乡国的高大乔木，庇佑启发后世子孙世代坚守诗书的恩泽，以昌盛其门第，这不正是所谓的‘能够传承家族，保持家族昌盛并日益壮大’吗？”（邵晋涵《余姚两城史氏续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得斋府君十七世孙史义本将迁姚始祖视为承前启后的人物，“于前代乃是承继过往的贤孙，于后代又为开启未来的始祖”，故而，“数次传承之后，子孙分居两城，受龙凤之山的灵秀之气，得兰蕙之水的孕育之美。有的以节孝著称，有的以功名显耀，有的因隐逸而传扬名声，有的因文章而显达于世”。（史义本《姚江史氏续修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

在《光绪余姚县志》中，两城史氏有史琳、史记勋、史万金、史湛、史在官、史在朋（《余姚史氏宗谱》作“史在明”）、史梦蛟、史义本等八人列传。两城史氏以诗书传承家族，“世代坚守诗书的恩泽” （邵晋涵《余姚两城史氏续谱序》，《余姚史氏宗谱》卷首），涌现出众多成就卓著的学人。

首先，于传统经史子集之域，历代皆不乏贤才。在经学范畴，依《光绪余姚县志》所述，史在官“经学造诣深厚，尤精于易理”，史其义“与同邑翁运标、陆烈齐名，尤擅易理”。就著述而言，史芳著有《〈尚书〉〈春秋〉二经秘传》、《〈尚书〉注稿》。从科举中的经学来看，明清两代总计有进士七人，举人二十八人。其中进士所专攻的经学以《书经》、《礼记》为主，各有三人，另有一人研习《武经》。举人所专攻的经学也以《书经》、《礼记》为主，分别有十一人和十人，另有二人研习《武经》，一人研习《易经》，还有四人未明其所研经学。其中进士史钶凭借《礼记》中得会魁。举人史鹓以《书经》中获经魁，史记勋以《礼记》中取亚魁，史汉以《礼记》中得经魁，史澜获亚魁（未明所考经学）。

在史学方面，史钶参与纂修《大明会典》，修撰《起居注》，管理诰敕，编纂《六曹章奏》。史芳撰写先祖事迹，成就《列祖功绩传》。史湛将其父济宁知州史锦的善政记录下来，编次为《过庭录》。

在子学领域，史珂、史珊（即徐珊，本属闰三房，其父云凤出继舅氏徐铣）曾师从明代心学大儒王守仁，研学“致良知”之学说。史标曾任清初姚江书院院事，“阐述宗旨，大力弘扬文成之教”。（邵廷采《史显臣先生传》，《余姚史氏宗谱》卷末）

在集学方面，史梦蛟考证文献，首次校刻全祖望《鲒埼亭集》。众多史氏学人亦创作诗文，其中部分独具特色。史珂纵情于山水，“天台、四明之地的题咏几乎遍布”，留有遗稿近千首。史钶擅长创作古文，“一时之间，名人的传记、志铭大多出自他手，积累的文稿极为丰富”，后来毁于火灾，其孙史可书追录而成《百一稿》，至咸丰年间付印。（《光绪余姚县志•艺文上》）史在朋善于作诗，被黄道周赞誉为“当今之杜牧”。（《光绪余姚县志•史在朋传》）史在官喜爱吟诵，其作品“神韵清幽淡远”。（《光绪余姚县志•史在官传》）史槐节恪守古道，著书达十余卷。史章原年少便才华出众，触景能赋，“年仅弱冠，书卷已堆满”。他与谭公子、邹光绅交游，“提笔抒写性情，诗作不拘格律，脱稿后众人争相收藏”。（史义本《梅园公传》，《余姚史氏宗谱》卷末）史其义好学且擅长作文，随性作诗，著有《西园遗稿》。史梦蛟擅长吟咏，有《借树山房诗草》流传于世。史翊经“唱和诗歌，挥笔即成篇章，和谐优美如同天然的音律”，其所作对联善于将自己对家国的关怀和人生感慨寄托其中，例如针对中法战争，他作联语道：“社稷人民愧世事不能为己任，弟昆姊妹思我躬何以慰亲心。”后来患病呕血，又作一联道：“生寄死归何必呕如此多血，时新局异未能尽一点儿心。”（《子甄先生行述》，《余姚史氏宗谱》卷末）此外，史义本还致力于方伎之学，精通占验之术，在《光绪余姚县志》中立有传记。

其次，于书画领域，名家层出不穷。在书法方面，声名卓著者有史珂、史鸿、史章原、史锦、史积崧，尤为突出的是史珂、史鸿、史章原同属闰三房，俨然构建起本房的书艺传统。史义本称：“吾宗自闰三公分支，世代以书法闻名。秘图公（史珂）开启此传统，冲寰公（史鸿）承继其脉络。哪怕是片纸只字，都珍贵如拱璧。吾公崛起而与之并立。大史小史之名，真不逊于大王二王。”（史义本《梅园公传》，《余姚史氏宗谱》卷末）史珂，临摹晋唐书帖，皆能得其中神韵，与徐渭齐名，王世贞评价其特点为“险怪”。史鸿，师从叔祖史珂，又研习王羲之书艺，自成一格，“相较其师而有所变化，唯独尊崇王羲之的《黄庭经》”。知县胥庭清曾遍邀两浙的诸位大家书写“文献名邦”四字，无一令人满意。而史鸿一挥而就，胥公大喜，亲自造访史门，以“学古”二字表彰其屋舍。史章原，勤奋地搜罗临摹，“于是发掘汉魏以来的诸多名帖，诸如赵明诚《金石录》、叶石林《金石类考》、杨慎于《金石古文》所记载的，无不搜罗殆尽。在晴朗的窗边、响榻之上，日夜沉浸其中”。数年之后，“虫书鸟篆，以及楷隶八分，独领一时之风，而尤其钟爱王羲之书法，龙蟠虎跳，一一神似”。生性喜爱远游，足迹遍布海内。游历虎林时，见有人书写匾额犹豫不决，不禁微微哂笑：“为何下笔如此艰难？”执笔者忿然变色，强要史章原下笔，并且许诺以五十两银子作为酬劳。史章原于是提笔立就，不假修饰，顿时众人惊叹折服，执笔者也退缩离去，史章原竟得了五十两银子。史章原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当属辛丑岁（1661）康熙南巡时的碑记。但史章原不求声名显达，“被召书写碑记，写完即返回”。此前史章原曾在知交高士奇家寄居，因不愿接受省道官职而辞别归乡。康熙召其书写碑记，或许是高士奇的主意。此处所体现的史章原之精神，除了鄙夷富贵的清高之外，或许还有汉人的遗民意识。而对于康熙而言，无论是出于尊重还是厌恶，结果都只能是弃而不用。（史义本《梅园公传》，《余姚史氏宗谱》卷末）

在绘画方面，声名远扬者有史琳、史兆京、史积菘。史琳是墨竹的高手，他不为法度所拘束，所作的风竹摇曳生姿。史兆京涉猎山水花鸟，为世人所看重，去世后仍有虔诚求购其作品者。史积崧曾游学京城，“擅长人物写真，兼工山水”（佚名《读画辑略》），“直至年老仍能创作工细的人物山水。得到他的片纸只绢，都被视为珍贵”（邵瑛《史向园先生家传》，《余姚史氏宗谱》卷末）。

再次，于官学、书院、私塾等教育领域皆存名师。在官学方面，存有教官十人，其中元代有二人，分别为史河（教谕）、史镛（山阴教谕）；明代有六人，即史才（曾任常熟、文登、涞水教谕）、史抃（曾任霍邱、龙溪教谕）、史瑚（教谕）、史成教（曾任连江、仙居、德化教谕）、史锦（束鹿教谕）、史芳（梧州教授）；清代有二人，即史一部（宁海教谕）、史久成（新城训导）。

在书院方面，有史标在姚江书院主讲，史翊经、史凤喈主持达善学堂。达善学堂乃余姚第一所学堂，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史翊经为创办人之一，其后担任堂长，又曾出任南城堂长，“创办学堂，引领提携后进，为姚州之师表”。（《子甄先生行述》，《余姚史氏宗谱》卷末）史凤喈享有文名，知县汪文炳特聘其为堂长，“校中的学生尚且遵守规矩，先生的遗泽绵长啊”。（黄宪儒《史仲侯先生传》，《余姚史氏宗谱》卷末）

在私塾方面，有史标“以经义举业指导学者，多有启发诱导，依文而指引进学之道”（邵廷采《史显臣先生传》，《余姚史氏宗谱》卷末）史槐节“在京城设帐讲学，从学者众多”。（史湛《文学南庵公传》，《余姚史氏宗谱》卷末）史凤喈受聘于同邑的望族朱氏，训导其子弟。另外，尚有不少人在科举考试中出任考官。例如史才曾任福建乡试主考，史钶为万历庚辰科（1580）会试分考。

学而优则仕，两城史氏士子借由科举、征辟等途径，成就济世之功业。《余姚史氏宗谱》设有《簪缨题名》，专门记录科第爵秩。依此统计，总计有进士七人，明代有史琳、史誉、史嗣元、史钶、史记勋、史起元等六人，清代则有史尚辙一人。举人二十八人，明代有史才、史琳、史誉、史抃、史祐、史云凤、史鸾、史逢吉、史鹓、史珊、史嗣元、史铨、史钶、史重渊、史记勋、史秉直、史记纯、史记绪、史起元、史观澜等二十人，清代有史起贤、史尚辙、史在官、史汉、史永、史锦、史善长、史澜等八人。征辟三人，元代有史溥、史叔颖等二人，明代有史孟通一人。仕宦九十九人，其中元代六人，明代五十四人，清代三十九人。职员一百人，其中明代三人，清代九十七人。乡饮宾五十五人，其中元代二人，明代九人，清代四十四人。封翁二十九人，其中元代一人，明代十人，清代十八人。贡监生员三百六十六人，其中明代八十六人，清代二百八十人。

在封建制度之下，两城史氏官宦以“事君泽民”为宗旨，涌现出众多忠臣良吏。有的志坚节显。史积崧补任广州府番禺县慕德里巡检，近旁的南海沙湾乃盗贼聚集之地，当地官员每逢有案件发生总是推给慕德里。史积崧却言：“缉盗乃地方分内之事，难道一定要划分疆界吗？”未加申辩，严厉督促并将盗贼擒获。其后受到抚军李湖益的推荐，历任署高要、番禺县丞，又代理揭阳县事务。他针对该县西海塘因久雨坍塌溃败的凶险情形，亲自驻留督阵，“限定日期堵塞修筑，民众因此得以安宁”。（邵瑛《史向园先生》，《余姚史氏宗谱》卷末）

有的为国家之事辛劳，为社稷献身。史万金任游击之职，正值明末，辽东战事兴起，他奋力作战而亡，后来被崇祀于三祠，其子承袭总兵之位。又有成宇公任司兵马指挥之职，也逢明清鼎革之时，为国家之事而死。史圣弼任景东府猛统司巡检，见识与能力俱佳，从无失职之处，被委任运送铜锡，他不惧风雨，不避危险，最终因而患病，在任上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史致昆为按察使司狱需，“屡次承担差遣委任，艰难险阻亦不回避”。咸丰四年（1854），江西省百姓为缺盐所苦，他奉檄文前往浙江转运饷盐，从而“舒缓民困而宽慰宪司之忧”。十一年，太平军蔓延至浙东，绍兴三江、东江的贮存盐场尽遭抢掠毁坏，各储所的人员逃散一空。史致昆尽心竭力，积劳成疾，不幸抱憾离世，时年五十四岁，被崇祀于忠义祠。而更多的，则是心怀民众疾苦、勤于职守的能员良吏。其中业绩较为显著者当属史琳、史记勋、史湛、史梦蛟。

史琳（1438 - 1506 年），乃溧阳四十四世、得斋府君八世孙，属闰二房。字天瑞，号一拙。其父亲史才，于正统十二年（1447）中举人，曾担任常熟、文登、涞水的教谕，还曾主考福建。成化元年（1465），史琳凭借书经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被授予工科给事中一职。曾有一次上元节，京城张灯结彩搭建鳌山，耗费达数万银两，又大肆修饰佛塔，宫寺接连不断，史琳直言进谏，坚决抵制这种挥霍民脂民膏的铺张风气。有一位福建士子携带五百两银子赠予他。原来此人在成化四年（1468）史才主考福建途经浦城时，以此行贿，被史才拒绝。后来该生考中举人，又以此作为答谢，史才严正告知：“吾不敢于冥冥中堕落品行，何况在光天化日之下呢？”那人惭愧而退。史琳知晓事情原委后，说道：“家大人了解您，您不了解家大人，而且又不了解我吗！”（《光绪余姚县志•史琳传》）那人这才谢罪，拿着银子回去。其后擢升为陕西参议。当时巩昌有番贼扰乱地方政事，史琳率兵打击，使其降服，并且施行巩固地方安定的两条策略：其一，在安定、会宁、金兰、秦州一带“增修屯堡、瞭望台，以阻断贼寇之路”；其二，“转运关中的粮食以充实甘凉”。（《光绪余姚县志•史琳传》）在督运往返的进程中，史琳 “全面掌握其地形险要之处以及作战防守的策略” （《光绪余姚县志•史琳传》）。转任江西左参政。当时南赣有匪盗攻城略地，杀害官吏，侵害百姓。史琳督率抓捕匪盗，剿获七百余人，斩杀为首的恶人，释放其余胁从之人，保障了一方的安宁。弘治年间，擢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兼提督紫荆关等关。当时京城周边民众有三大忧患，即“民众困于繁重的劳役，戍边士卒疲于罚班，滹沱河涨水泛滥毁坏农田屋舍” （《光绪余姚县志•史琳传》）。

史琳亲自为百姓制定徭役法，上奏朝廷免去百姓重税，并在滹沱河上游开挖支渠，用来泄洪排险，使当地人民得以安康生活。真定、大名等地人民世代经营果园，有宦官看中此地，奏请皇上占有此地，以备供应。史琳上言据理力争，阻止此议，当地百姓因此才得以不受侵扰。史琳还乘出现灾害异象之机上疏，陈说政府急需举措的六件大事：止织造，恤边民，停传造，惜供应，节财用，戒无益。后转左侍郎，擢右都御史。当时宣府、大同、延绥等地常遭受蒙古小王子及脱罗干之子火筛的侵扰，成为中国北部的边患。

弘治十二年（1499 年），火筛率众侵入大同、宁夏，明军进兵却未获成功，朝廷任命朱晖为总兵，史琳为督师，太监苗逵为监军。待明军抵达，敌人已然退去。次年冬季，小王子占据河套，进犯延绥神木堡。第三年春季，敌人以八千骑兵东驻辽塞之下，攻入长胜堡，杀戮抢掠殆尽。史琳见边关形势危急，上奏请求增兵抵御敌军。四月，朝廷命朱晖佩大将军印，以中官苗逵为监军，统领都督李俊、李澄、杨玉、马仪、刘宁五位将领，前往征战。为达出奇制胜之效，朱晖与史琳、苗逵率兵分五路，趁着夜色直捣河套敌巢。当时敌人已撤离迁徙，明军斩首三级，缴获马驼牛羊一千五百头而还。不久，敌人再度侵入固原，转而抢掠平凉、庆阳，关中地区一时大为震动。朱晖与史琳、苗逵率兵进击，斩首十二人，追回被敌人掳掠的百姓四千人。九月，朝廷召史琳回京，任命秦纮为户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接替史琳之职。史琳呈上陈述边务的十三件事，提出了自己在边疆攻守方面的策略。因当时西北边境常有烽火警报，史琳与朱晖共同治理京营之兵。十七年，敌人上书请求朝贡，明廷应允，结果敌人未至，反而杀入大同，侵犯宣府，总兵官张俊战败。朝廷命朱晖出大同，史琳出宣府，合兵邀击。敌人转而抢掠大同，参将陈雄击斩八十余人，追回被敌人掳掠的百姓二千七百余人。捷报上奏，赏赐将士二万余人。第二年，史琳在任上去世。朝廷赐祭葬，追赠太子太保。

除却上述文治武功，史琳还对推步（推算历法）、占侯、医学等有所钻研，亦是明代著名的画竹高手。若有人求画，无论身份贵贱，史琳总是欣然应允。有一次史琳征战回朝获皇上赏赐，他戏作墨竹一幅，自称“天解尤”。同时代的谢迁认为：“都宪史公善墨竹，常以此自乐，所作颇丰，然而不吝于赠予他人。公既逝，其家中箱箧所遗留者无几。”（谢迁《归田稿•题一拙墨竹卷后》）清代徐沁评价史琳画艺道：“善写墨竹，潇洒有法。”（徐沁《明画录》）对于史氏家族而言，史琳恢复史姓，首次修撰家谱，功绩卓著。他一生的功业深受家乡人民的由衷敬服，被尊为乡贤崇祀，他的故居也被敬称为“宫保第”。

史记勋（1552 - 1600），乃溧阳四十八世、得斋府君十二世孙，属闰一房。字稽叔，号忠屿。他自幼聪慧过人，十五岁补为邑庠生，跟随季父史钶于云间修习，学业进步神速。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被授予南刑部主事一职，历任郎中，迁任湖广德安知府。当时邻郡遭遇旱灾，流民辗转迁徙，德安亦因此骚动不安，史记勋施之以宽政加以抚恤，民众方得以安居乐业。

德安有广袤的景藩采地（景藩在故承天拥有采地数万顷，而德安大约占据其中一半），景藩无后嗣，其采地皆归入州县。然而潞藩却妄图据为己有，还欲索取历年官府所征租税。荆西道奉檄令下，交由史记勋负责复核。史记勋言道：“景藩绝后，子粒当归今之主上。”他依据籍册丈量田亩，不让潞藩获取丝毫私利。潞藩的使者凭借权势加以恐吓，史记勋不为所动，反问道：“绝后所征，已归入上供，难道能与天子相争吗？”此事终得平息。

又有郡中千户企图借助一条鞭法向军人谋取利益，史记勋怒喝道：“此乃损害军队兴起之举！”依照户籍图册确定数额，并向宪法司请示，维护了原有的赋法。

万历十八年（1590），史记勋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补任四川重庆。不足两个月，史记勋就审理积案八十余件。曾有一户大户人家，父亲去世后孩子被继母逐出。史记勋招来那孩子的诸位兄弟，以礼法教导他们，并平均分配家产，从而使孩子与继母的关系得以和解。

史记勋重视文化教育，时常召集郡中诸生考核时文技能，致使当时的士子彬彬有礼、富有文采，中举之人数量超过以往。有播州宣慰杨应龙骄纵蛮横、行为不轨，与黔中少数民族结仇。史记勋主张进剿。但枢臣厌恶兵事，且担忧史记勋反对，让史记勋调任彰德知府。五年后事态果然恶化，众人无不钦佩史记勋的远见卓识。在彰德任上，遇歉收之年，史记勋向朝廷请求免除百姓赋税一万两，又将这一万两免税折算成漕米一万石，并利用那些赎罪之钱购置漕粟，救济饥饿百姓，使境内安定无虞。

史湛（1730 - 1770），乃溧阳五十四世、得斋府君十八世孙，属闰一房。字得凝，号澹园。其父史锦为举人，官至济宁知州。史湛随父学习吏务之事，遵循豫工之例被授予山西猗氏知县一职。史湛认为涑水书院宜处巽位以应文明之象，于乾隆三十年（1765）倡导绅士捐资，将其移建于城东南隅，并更名为“郇阳书院”。该书院规模宏大，设有讲堂三间，东西房舍各十二间，另有大门、养正轩、厨房等若干间，实乃士子读书论学的上佳之所。

猗氏城墙坍塌，史湛亲自监督工事完成修筑，因而获有循良之誉。其后任榆次知县。遭遇父丧，史湛在家修整宗祠。服丧期满后补任湖北嘉鱼，修缮凤鸣书院。之后调任潜江、钟祥。从潜江离任时，士民感恩馈赠，史湛一无所取，士民便用此馈赠建造书院，“于调往钟祥之日，士民于北郭饯送，每人奉一钱而未被选取，即以其钱修筑‘史公书院’”（光绪三十二年《潜江县志》稿本）。

在钟祥时，邻县严金龙叛乱，严金龙伏法后，其余党逃窜，史湛奉檄令捕获，因功升任襄阳同知。不久升任武昌知府。但凡全省难以决断之案，皆交由史湛审理。当时荆州有重大案件，由相国阿桂督理，一月有余仍无头绪。史湛仅用五天便将案件审理清晰。故而阿桂器重史湛，专门上奏保举。自此，史湛的贤能之名蜚声中外，十个郡的积案七十余件，皆交予他审理。不到半年，史湛便将其审讯得实。被授予襄阳知府之职。

恰逢“教匪”滋事，史湛查明实情，将为首者依法处置，其余人不予追究。又调任武昌府。一年后，荆、襄、郧三郡土匪猖獗，蔓延至孝感，距离汉口仅五十里，居民惊惶奔逃。汉口与武昌仅隔长江，上官深知史湛深得民心，令其出面安抚。当初曾有一宜昌人蒙冤上诉，史湛为其平反昭雪。那人归家后在堂上设立史湛牌位，朝夕虔诚祈祷。土匪至武昌，窜入那户人家，见堂上牌位大惊道：“汝亦知颂史公德邪？”言罢赶忙退走。于是宜昌百姓争相树立史湛牌位。凡有史湛牌位之家，土匪皆不敢侵扰。

后史湛升任陕西榆绥兵备道。尚未到任，湖北都督认为史湛乃军需熟手，上奏请求留任其于湖北汉黄德道。后来土匪窜入陕西，史湛方才赴任新职。常制军向来敬重史湛，亦将军需之事全部交与他打理。史湛梳理利弊，不遗余力。一年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追赠太仆寺卿，荫庇一子，赐予祭银，入祀昭忠祠。

史梦蛟（1770 - ？），乃溧阳五十五世、得斋府君十九世孙，属闰一房。字作霖，为廪贡生。其为人豁达豪爽，对贫寒之士多有抚恤。嘉庆十八年（1813），因林清教徒攻入皇宫一案，从优叙功，得以晋升官职。朱文治有《怀人诗》云：“途穷挥霍后，官擢乱离中。”所写正是史梦蛟之上述情状。

道光十一年（1831），时任山西汾州知府的史梦蛟为激励风俗，向当地急义之士冀国定赠予“孝义可风”之匾额。史梦蛟其后官至太原知府，代理雁门平（定州）大（同府）朔（平府）宁（武府）忻（州）代（州）兵备道、冀宁道，被公认为一员“能吏”。

然而在道光十六年（1836），史梦蛟曾遭陕西道监察御史徐继畬之参劾。徐继畬认为史梦蛟历任州县众多，被众人称作“能员”，但“一年之中于州署者，不过三四月。其余八九月，常留省中”，怀疑史梦蛟“大抵非为自身谋求迁升，即为他人旁通关系罢了”，进而断言其“擅长应酬，善于逢迎，历任上官，倚为心腹”。（徐继畬《特参州县入省钻营疏》，《退密斋文集》卷一）此奏疏臆测多于实证，应属言官夸大之辞。

史梦蛟亦是一位学者与诗人。身为学者，他考证文献，曾校刻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实乃全氏文献之“功臣”。作为诗人，其著有《借树山房诗草》流传于世。

两城史氏的其他官宦大多政绩斐然，堪称封建社会的良臣。史芳任乐平训导时曾代理县事，其清廉贤明、仁慈宽厚，深受士民爱戴，百姓于文明塔前为其建立生祠，祝祷不断。史在官任职广东新宁时，“为官多施惠政，粤地人士对其赞颂有加”，被崇祀于乡贤祠。史承龙署理云南镇远分府印，针对境内苗民蛊惑汉人的弊端，予以严厉惩治，捉拿数名善于蛊惑的苗民充军发配，以此警示其余罪犯，促其悔改，使地方得以安宁。百姓将其比作汉代循吏龚遂与黄霸，称史承龙为“龚黄”。

史锦历任教谕、知县、知州，廉洁奉公，恩威并施，贤名在青州位列第一。他善于断案，被誉为第二个“况钟”，曾奉檄审案，多有平反冤情之举。还有一次与上官争辩，险些遭中伤。他任济宁知州时，当地回民与汉人杂居，一日因买柴引发争斗，回民聚集达数千人，一时市门尽闭。史锦“擒其首领而宽宥其党羽，大狱顿时平息”。（姚棻《奉直大夫山东济宁州知州织庵史公传》，《余姚史氏宗谱》卷末）

当然，造福于民者并非仅限于官宦，两城史氏的普通人士亦多有善举。史善成不仅在族内行善，如为父、兄营造墓地，请赠二代，购置田产、建造房屋以扩其基业，延请老师授课以培养后人，操办婚事、送嫁以成其美事；而且对乡邻、社会亦多有善为，如对族党亲邻中困窘匮乏者施以恩惠，重新刊印《达生编医书》以救助妇女生产之厄。史鸿以义行闻名，恭谨孝顺侍奉双亲，族中若遇不平之事，他不惧嫌怨，勇于担当，乡民将他比作东汉义士“王彦方”。史荣节侨居北京近三十年，乡人来京，他竭诚款待，“客游不能归者赠以财物，死者予以安葬，以棺木返乡者给予钱财”。（邵宗鈗《敕封修职郎云南蒙化府经历加赠文林郎四川成都县知县仁生公传》，卷末）史凤喈重义气，其学友会稽张寅懋寄居于余姚，不幸去世，史凤喈料理其家事，被里人赞为“管鲍”。

至现当代，两城史氏依旧人才济济。如史久鳌（1888 - 1979），1912 年入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四年后荣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37 年出任中国银行集中发行主任，负责货币印发以及抗战军费的接济事宜。1945 年担任中国银行储蓄部总经理。上海解放后，担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私股监察人。史久鳌热忱于家乡的公益事业，于 1933 年在龙泉山助海庙旁创立“久久小学”，其后又为建立孤儿院、阳明医院、梨洲中学和余姚第一公墓慷慨捐资。

史久芸（1897 - 1961），1915 年以“练习生”之身份考入商务印书馆，先后出任哈尔滨分馆会计主任、总馆人事股股长、人事科科长、平版印刷厂厂长等职务。抗战时期，担任商务印书馆重庆办事处主任，开拓西南出版业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图书发行公司副总经理、高等教育出版社经理等职。

史济樵（1910 - 1999），十七岁时进入上海陶桂记营造厂学习打样（建筑设计与制图），三十年代负责承建外滩的中国银行大厦、南京路的永安公司新楼等。1946 年，史济樵与车炳荣合股组建上海保华建筑有限公司。1948 年冬，保华资业迁移至香港，承建香港地铁、海底隧道等重大工程。1984 年，史济樵捐资人民币二十万元，在余姚城区姚江上修筑“念慈桥”，以寄寓感念双亲与祖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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