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河姆渡”这一称谓，存在着两个令人费解的谜团：其一，它是否是由黄墓渡逐渐演变而来？其二，黄墓渡因覆船山上的黄公墓而得名，然而黄公墓所葬之人究竟是谁？
在历代的官方史志当中，均有关于黄墓渡、黄墓市、黄墓山、黄墓坊、黄公祠的详实记载，可唯独未曾有过有关河姆的只言片语。最早以文字形式记载“河姆”这两个字的，乃是康熙五十七年的《芦山寺志》，其中明确写道：“黄墓，俗讹河姆”。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俗讹的情况呢？依笔者的推测，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着黄公与夏黄公之争，民间自然也会有关于黄墓或夏墓的不同说法。而在当年慈溪的南乡地区，“夏墓”与“河姆”的方言发音极为接近，如此一来，以讹传讹的情况便极易发生。其二，这与民间对于“墓”字的避讳有着密切的关系。毕竟，“墓”字总是与死亡相关联，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与墓相关的地名难免会让人感觉不太吉利。而且，避讳“墓”字的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黄墓渡一地。例如，光绪《慈溪县志》中记载，半浦有“大墓跟周”这样一个自然村。当笔者前往实地采访时，当地居民竟对此村名毫无所知。村里的老者告知我们，老一辈人确实称呼其为“大墓跟周”，但如今已改称为“陀姆跟”了。很显然，这也是为了避讳而将“墓”字改为了“姆”字。
就拿“大墓跟周”这个村名的变化来说，它充分反映了民间对于“墓”字这种不吉利意象的忌讳心理。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名的演变和俗讹。而“河姆渡”的称谓变化或许也受到了类似因素的影响。从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寓意美好、吉祥的词汇来命名自己生活的地方，以祈求平安和幸福。这种心理在古代社会尤为显著，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地域名称的发展轨迹。
再深入探究黄公与夏黄公之争，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谜团，更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名人传说和历史记忆的不同解读和传承。不同的说法在民间流传，加之方言的相似性，使得地名的演变更加扑朔迷离，也为我们研究地域文化和历史传承增添了诸多难题和趣味。
最初的时候，这种俗讹的情况仅仅局限在渡口周边的几个规模较小的村落之中。正因如此，此后在雍正、光绪时期修纂地方志时，也并未对这种俗讹的说法予以采信并加以记载。
据赵伟伦先生的深入考证，一直到民国十九年，甬姚航线成立了宁姚轮船公司，在其沿途所设置的码头当中，出现了河姆码头，并且其发售的船票上也清晰地印有“河姆站”这样的字样。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河姆”这一名称借助南来北往的旅客得以广泛传播开来。
待到解放初期，渡北的船夫以及附近真武殿、护国庵的僧尼，再加上从芝林迁入的山民，共同形成了一个有着五十余人的村落。在 1950 年 6 月，这个村落被当时的慈溪县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云山区罗江乡第六村河姆渡自然村”。至此，河姆渡这一称谓正式被官方所采用和使用。
然而，在笔者看来，全祖望先生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完全可信。所谓“生于汉末，谈汉初事必有传授”，西汉初年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盈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 195 年之前，而虞翻出生于公元 164 年，乃是东汉末年之人，两者相隔了四百余年之久。虞翻所获取的相关信息，也仅仅只是流传的传言罢了。更何况，当时的记载远不像如今的历史档案这般完备齐全。即便是在当下，我们在谈论起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时，都会感觉十分遥远，对于许多重大事件都难以说得清楚明白，更不必说虞翻去讲述四百年前的事情了。所以，仅仅依据现有的史料来推测黄墓所葬之人是商山四皓中的黄公，是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的。
从更宏观的历史研究视角来看，对于这种久远且缺乏确凿直接证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归属的判断，往往会受到时代背景、文献保存状况以及研究者个人观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同一事件或人物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推测。就如同对于黄墓所葬之人的探讨，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所掌握的资料和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这也反映了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促使我们在面对此类问题时，需要保持谨慎和开放的态度，不断挖掘新的证据和线索，以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据延祐《四明志》所记载，汉高祖曾有意让赵王如意取代太子刘盈，然而他的这一念头最终因刘盈成功请来商山四皓的辅佐而打消。想当年刘邦在宴席上与商山四皓相遇之时，他们皆已年逾八十。待到汉惠帝即位，商山四皓功成身退，再度选择隐居时，年岁更是愈发高迈。这位黄公若不去长安之南的商山，却要千里迢迢地隐居到几千里之外的句章，从逻辑层面来推敲，着实是难以说通的。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在西汉初年，会稽所下辖的各县，大多属于尚未开化的区域，其文明的发展程度远远比不上中原地区。黄公若要舍弃在秦朝时就曾隐居过的、相对熟悉且开化程度较高的环境，转而奔赴当时仍属蛮荒之地的句余山，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其二，就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年事已高的黄公绝对没有可能长途跋涉。即便以现代如此发达便捷的交通状况来衡量，一个年届八九十岁的老人也难以承受这般漫长旅途所带来的劳顿之苦。基于以上这些因素，足以表明鄞人黄公并非商山四皓中的黄公。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深入分析，古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以及地域名称的演变往往错综复杂。例如，鄞县在不同朝代的归属和范围变化，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黄公隐居之地的探究，不仅涉及到具体地点的确认，还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人口流动、文化传播以及人们对于隐居生活的选择和追求。
进一步思考，古人对于名人遗迹和历史传说的记载与传承，往往寄托了他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自豪和对先贤的敬仰之情。王应麟、吴文江等学者对于鄞大里黄公的研究和记录，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深厚的内涵。
同时，对于历史谜团的探究，我们应当保持严谨的态度，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并结合多方面的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尽管目前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但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出现，对于鄞大里黄公的认识或许还会有新的突破和修正。
通常情况下，但凡出现历史名人，各地都会将其引以为傲，于是出现张冠李戴、地域之争这类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声称商山四皓中的黄公隐居于句章的大隐，其墓在覆船山上的这种说法，着实显得有些牵强附会，或许仅仅只是乡贤们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后代诸如宋代、明代、清代的史志，也只是沿袭了这种“错误的说法”而已。谈到这里，笔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河姆渡这一称谓源自黄墓渡的讹传，而黄墓所葬的鄞大里黄公并非是商山四皓中的黄公。至于这位鄞大里黄公有着怎样的生平事迹，还有待于有兴趣的朋友们去进一步发现、考证。
从文化传承和地域认同的角度来看，对于历史名人的归属和相关传说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对于本土文化根源的追寻和珍视。在古代，地域之间的交流相对有限，每个地方都希望拥有独特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荣耀，以彰显自身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于名人资源的争夺和传说的创造。
同时，历史的演变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对于像鄞大里黄公这样的历史人物，由于缺乏确凿的详细记载，我们的了解只能基于有限的文献和推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要保持开放的思维和严谨的态度，不断探索新的线索和证据，以更全面、准确地还原历史的真相。
此外，对于那些尚未被充分揭示的历史片段，它们如同隐藏在迷雾中的宝藏，等待着有热情和毅力的研究者去挖掘、整理。这不仅是对过去的尊重和探索，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地域文化发展脉络的理解，为当代社会提供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