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余姚县志》有载：战场桥，位处县南四里（嘉泰《会稽志》）。宣和二年，睦寇来犯，其势汹汹，县遣顾秀才召集所部乡夫于龙泉山后开凿壕沟以御敌。然而，狡猾的寇贼竟改道凤亭，自南门桥闯入。在此危急关头，越帅刘述古率领仅百许人的官军，与数千名寇贼展开激烈交锋，并最终克敌制胜，故而此桥得名战场桥。万历十五年，这座桥不幸坍塌，幸得里人史元熙、卢公朝挺身而出，对其进行修缮（康熙志）。至国朝乾隆三十一年，里人再次对其进行修整（乾隆志）。道光年间，邑人叶樊等人又一次肩负起重修的重任，不仅如此，还将原本的一洞改为三洞，并更名为善良。
上述文字当中，有关“战场桥”的最早记录，乃是宋嘉泰《会稽志》。该书成书于 1201 至 1205 年这一时期，是研究当地历史的重要文献。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所述：战场桥，就在县南四里之处。宋宣和二年，倭寇侵犯边境，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在此将其击破，因而得名。《纪要》乃是清初顾祖禹（1631 - 1692）精心编撰而成。顾祖禹生于动荡的明末，历经战乱，对地理和历史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理解。他穷其一生致力于这部著作的编纂，直至公元 1692 年，即康熙三十一年与世长辞。《纪要》的成书年代，确实要早于康熙《余姚县志》（修于康熙三十二年，共二十五卷）。康熙县志中关于“战场桥”的相关文字，很大可能是参考嘉泰《会稽志》及《读史方舆纪要》进行编撰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也展现了民众在抵御外敌入侵时的英勇和顽强。在那个战乱频繁的年代，一座桥的命运往往与整个地区的兴衰紧密相连。战场桥的多次修缮和更名，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从文化的层面分析，这些文献的留存，为后人研究当地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它们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和精神，是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从社会的视角审视，战场桥的故事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民众的团结协作精神。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能够齐心协力，共同捍卫家园，这种团结一心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北宋宣和二年，也就是公元 1120 年，此时距离施宿编撰《会稽志》大约过去了八十余年。睦贼，实际上指的是方腊起义军。方腊乃安徽睦州青溪之人，因此赵宋朝廷将这支义军称为睦贼。
方腊起义之事，在《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七中有详细记载：宣和二年十月，方腊揭竿而起，发动叛乱，自号圣公。其起义之势犹如燎原之火，短短不到十天的时间，就聚集了数万人之众。他们在息坑大破并斩杀了将官蔡遵。十一月，成功攻陷青溪；十二月，又接连攻克睦、歙二州。接着向南进犯衢州，郡守彭汝方不幸被杀；往北又掠夺了新城、桐庐、富阳等诸县，一路进逼杭州。杭州郡守竟然弃城而逃，导致杭州迅速沦陷。
与此同时，兰溪灵山的贼寇朱言吴邦、剡县的仇道人、仙居的吕师囊、方岩山的陈十四、苏州的石生、归安的陆行儿等纷纷结党响应，使得东南地区局势大为震动。
宋徽宗这才大惊失色，急忙派遣童贯、谭稹担任宣抚制置使，率领禁军以及来自秦、晋的蕃汉兵共十五万大军向东进发，并且谕令童贯发布诏书撤销应奉局。
宣和三年正月，方腊的将领方七佛率领六万之众攻打秀州。统军王子武坚守城池，不久之后，大军赶到，双方合力攻击贼军，斩首九千，筑起京观五座，贼军无奈退回并据守杭州。二月，童贯、谭稹的前锋部队抵达清河堰，采取水陆并进的策略。方腊再次焚烧官舍、府库以及民居，趁夜潜逃。诸位将领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相继赶到，将之前失去的城池尽数收复。
到了四月，终于在梓桐的石穴中生擒方腊及其妻子邵氏、儿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斩杀贼军七万。宣和四年三月，方腊起义的余党被全部平定。
从社会背景来看，当时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百姓生活困苦，方腊起义正是民众对这种不公和压迫的强烈反抗。方腊领导的起义军规模庞大，影响广泛，反映出民众对改变现状的迫切渴望。从军事角度分析，起义军在短时间内能够攻克众多城池，展现出一定的战斗力和组织能力，但面对朝廷的大规模围剿，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从历史影响的层面而言，方腊起义虽被镇压，但它给北宋朝廷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加速了北宋的衰亡。
读《宋史》便能知晓，方腊起义的起始时间为宣和二年十月。至十一月，成功攻陷了（安徽）青溪县城，其势锐不可当；十二月，又接连攻克（安徽）睦、歙两州，其中陷歙州的具体日期为十二月二十日。随后，方腊的势力进一步扩张，迅速攻陷浙江衢州、新城、桐庐、富阳等地，并于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成功拿下了省城杭州。
紧接着的宣和三年正月，方腊派遣方七佛领兵攻打秀州（今嘉兴）。此时，童贯率领十五万兵马南下支援秀州，方七佛最终兵败，只得再次返回并据守杭州城。
方腊攻打越州（绍兴）的时间，应当在宣和三年正月之后，也就是他派遣方七佛攻秀州的时候。当时，方腊妄图“尽下东南郡县”，于是分兵齐头并进。然而，由于兵力分散，各先遣分队在攻打东南各郡县时，四处碰壁，遭遇了重重困难。就如同攻打余姚县城的这一场小战役，最终以失败告终。
方腊攻陷衢州、婺州时，越州大为震动，官吏们纷纷逃窜，甚至有人准备船只请求离开。刘韐却说道：“我身为郡守，应当与城池共存亡。”不为所动，反而更加努力地加强战备。当寇贼来到城下时，成功将其击败。
另外，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宣和三年，（方腊）攻陷剡县，知县末旅为之战死。进犯越州，守臣刘韐将其击败。近代编撰的《绍兴县志》，同样记载了方腊攻越州的时间，为“宋宣和三年(1121)二月，方腊军数万人围攻越州，知州刘韐调兵筑城固守，方腊军被刘军击退；四月，方腊在青溪战败被俘。（据《嘉泰会稽志》）”
综合以上种种佐证，可以确凿无疑地肯定：方腊进犯余姚境的时间，乃是宋宣和三年；当时的越帅，并非刘述古，而是刘韐。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审视，方腊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末年社会矛盾的尖锐激化。百姓在沉重的赋税和压迫下，奋起反抗，方腊所领导的起义军成为了民众诉求的一种强烈表达。从政治治理的角度分析，越州知府刘韐在面对方腊起义军的威胁时，坚守职责，展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担当和军事智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地方治理中，官员的作为对于维护地区稳定和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性。从文献研究的层面来看，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准确考证，需要综合多部史志资料进行相互印证和辨析，以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那么，《余姚县志》里所提及的刘述古，究竟是源自何处呢？翻阅《剡录》（宋，高似孙纂），方才发现其中存在有关“刘述古”的记录：宋宣和三年，方腊之乱被平定，于是将剡县改称为嵊县，知越州的刘述古称剡县有兵火之象，希望以嵊作为县名，皇帝下诏准许了这一请求。高似孙编纂《剡录》的时间，乃是宋嘉定七年，也就是公元 1214 年，相较施宿的嘉泰《会稽志》还要晚上十余年。“改剡为嵊”的这一典故或许是符合历史实情的，然而“知越州刘述古”的这种说法究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康熙《余姚县志》对于刘述古的这种称呼方式，或许是直接从《剡录》当中照搬过来的。再次研读《宋史》本传的后一段文字，这才恍然大悟：寇贼兵临城下，被成功击败。刘韐因此被授予述古殿直学士之职，随后被征召为河北、河东宣抚参谋官。原来，刘韐正是因为平定寇贼的功绩，被授予述古殿学士之衔，从而被后人称作刘述古。
刘韐，乃是大宋朝赫赫有名的将才。在他于越州担任知府、平定境内叛乱之时，韩世忠还在童贯手下充当一名小小的校尉，而岳飞尚在汤阴农村无所作为。一直要等到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韐招募敢于作战的勇士，岳飞响应招募。岳飞是以“敢战士”的身份被招募入伍的，并且岳飞也幸运地得到了刘韐的赏识，紧接着受到重用，屡次立下战功，一步步登上了将帅之位。
在余姚南门的那一场战役，刘大人凭借百许人的兵力战胜了方腊的数千人部队，如果此事确凿无疑，那么这无疑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以一百多人的力量，去战胜数千人的敌军，其英勇程度堪比斯巴达克的三百勇士了。
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刘韐能够以少胜多，必然有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和战术策略。他或许善于洞察敌军的弱点，巧妙地利用地形和兵力部署，从而实现了这看似不可能的胜利。从人才选拔的方面来看，刘韐能够慧眼识珠，发现岳飞的才能并予以重用，这反映了他在识人用人方面的独到眼光。从历史的影响力而言，刘韐的这一胜利以及他对岳飞的提携，都对宋朝的军事格局和历史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刘大人究竟有没有到过余姚，有没有率领百余人去迎战方腊的数千虎狼之师，这依旧是一个存在巨大疑问的问题。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堂堂的越州知府刘大人，按常理而言，不可能仅仅拥有百余人的兵力，也不太可能仅凭借百余人的兵力出城应战。凭借他的职权，完全能够在余姚县征集到更多的临时兵勇以增强兵力。其二，越帅刘大人为何不留在绍兴呢？要知道，绍兴的战事同样万分紧迫，而且绍兴作为府郡，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余姚县城。据《会稽志》所记载，刘大人在坚守绍兴的战事中，成功地击退了方腊的义军。难道在当时，刘大人能够分身有术，既来到了余姚，又击退了进犯余姚的方腊部队？又或者率领余姚军民击退方腊部队的其实另有其人？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一场发生在余姚最良江边的战事是确凿无疑的，余姚官兵击退了方腊部队这一事实也是确凿无疑的。施宿曾经担任过余姚知县，后来又任职越州知府，他所著的《会稽志》与“方腊犯境”的年代相隔并不久远，他对于“战场桥”的记录，无疑是最为接近历史真实情况的。然而，施宿在《会稽志》中既没有提到越帅刘述古，更没有提及以百余人战胜敌人数千人的事迹。所以，康熙《余姚县志》中对于这一战事的叙述，很可能是综合了《嘉泰会稽志》、《剡录》、《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本地民间传说的相关内容。
明代的史元熙在重修战场桥之后，撰写过一篇《修战场桥纪略》：在县城南部再往南大约一里左右的地方，称作战场桥，沿着这座桥往南走，能够抵达四明。而在道光年间声名远扬的桥梁建筑师叶樊，在重修战场桥之后，将其更名为善良桥（似乎是叶樊为了与城东的善政桥——也就是黄山桥——形成对称，把重修后的战场桥更名为善良桥）。
据近代出版的《余姚市志》记载：最良桥，原名战场桥，位于县南 2 公里处，横跨最良江。宋朝时期就已经建成，其后历经多次毁坏与重建，并错误地被称为转粮桥。清道光年间（1821 - 1850）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将 1 孔改为 3 孔，更名为善良桥，后来又错误地被称为最良桥。1954 年建造余梁公路时，将其改造为公路桥，宽度为 5 米，石拱结构，混凝土桥面。
从战场桥到转粮桥，这是一个错误称呼的演变过程；从善良桥到最良桥，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称呼的演变过程。在民间的口头传播当中，确实存在着诸如此类地名、山水之名、桥塔屋宅名称与史志不相符合的现象。有时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原貌。
从历史考证的严谨性角度来看，对于这类存在争议和疑问的历史事件，需要综合多方面的资料和证据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不能仅仅依据单一的文献或者传说就轻易下结论，要通过对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对比、甄别和验证，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地名演变的文化内涵层面思考，地名的讹变往往反映了当地民众的认知和记忆特点，以及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这种讹变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蕴含着当地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痕迹。从历史文献的保存和传承方面而言，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历史文献可能会有缺失、模糊或者相互矛盾的地方，这就需要后世的学者和研究者以更加审慎和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