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门重大纪事（宋元明清时期）

时尚 2024-10-24 13:47 浙江

北宋

庆历七年（1047 年），一道诏书下达，批准了余姚县令谢景初的奏请。当时，豪强势力妄图侵占汝仇湖等湖泊，将其变为农田，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和水利系统。谢景初深知湖泊对于农业灌溉、防洪蓄水的重要性，他据理力争，坚决抵制豪强的侵占之举。后县署为了更好地管理湖泊，制订了详细的管理办法，并将其刻印成书，名曰《湖经》。这部典籍成为了当地水利管理的重要依据，为后世所借鉴。

南宋建炎三年（1129 年），金兵气势汹汹地南下，战火纷飞，局势动荡。各方乡兵挺身而出，为保卫家园，纷纷筑垒抵御金兵的入侵。镇境内的第十堡之地名正是起源于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时，乡兵们众志成城，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简陋的防御工事，与金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展现了当地民众的英勇无畏。

绍兴二年（1132 年），余姚县尉杨袭璋遭遇了战乱的困扰。他本欲返回安徽无为州的故里，却因路途受阻，无奈之下，只好在开元之东蒲安家。此后，他在此地繁衍生息，其子孙逐渐昌盛。杨袭璋也被奉为余姚双桥杨氏的一世祖，开启了杨氏在当地的发展历程。

绍熙五年（1194 年）秋，汝仇湖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天灾。谢家塘被汹涌的海涛冲破，给周边的农田和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事件凸显了大自然的威力和不可预测性。

庆元二年（1196 年），余姚县令施宿心系百姓，率领民众筑起了坚固的堤坝。从上林至兰风，这道长 42000 尺的堤坝凝聚着众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保障堤坝的后续修缮，还特意划出汝仇湖外之地六百八十亩。此外，施宿还在龙首山大湖门南建立了施公学亭，与乡人在此讲学，传播知识，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

咸淳十年（1274 年），钱塘（今杭州）的邓牧为双桥（今属泗门镇镇南村）的杨子祥（人称北海先生）撰写了《北海先生义学义仓记》。这一文献不仅记录了杨子祥的善举，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教育和公益事业的重视。

德佑二年（1276 年），谢长二从台州临海县八叠村迁居至余姚县东山乡汝仇湖第四门。在这里，他落地生根，子孙繁衍不息，被尊奉为泗门谢氏的一世祖，为谢氏家族在当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至正元年（1341 年）二月，余姚州判叶恒心系民生，率领民众成功修筑了莲花塘（即今大古塘）。这道长 21211 尺的石堤，凝聚着无数人的辛勤付出。此后百余年，尽管姚北地区多次遭遇大潮，但都未造成重大危害，这皆归功于叶恒的远见卓识和民众的齐心协力。

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汤和奉朱元璋之命率兵征讨方国珍。当他们途经水阁周村时，里人周兰畹慷慨相助，提供了军饷。周兰畹的义举体现了当地民众对正义之师的支持和对和平的渴望。这段历史不仅是当地的一段佳话，也反映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民众渴望安定的心声。

明

洪武八年（1375 年），在如今的镇境内，东山乡三都、开元乡二都以及开元乡三都各自建立了一所社学。社学的建立，为当地的学子提供了接受教育的场所，开启了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这一举措反映了当时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期望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促进地方的发展和繁荣。

洪武廿年（1387 年），汤和为防备倭寇再次途径水阁周村。周兰畹深明大义，再次慷慨相助，提供军饷支持军队。汤和为表感激，命令军士加固村后莲塘，以增强当地的防御能力，并亲自书写“护龙宅”三个大字，勒石以作纪念。这一行动不仅体现了汤和对地方的关怀，也彰显了周兰畹的爱国热忱和无私奉献。就在这一年，为了加强海防和预警，在大古塘上建立了方家路、四门两个烽堠。这些烽堠如同警惕的眼睛，时刻关注着海面的动静，守护着一方安宁。

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鉴于汝仇湖拨填临山卫基导致湖泊面积减少，为了维持当地的水利平衡，在汝仇湖北海地筑起了新海湖。这一工程的实施，有效地补充了水资源，保障了周边农田的灌溉和居民的用水需求。

永乐中（约 1413 前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在大古塘北增筑新塘（二塘）。这一举措进一步扩大了水利灌溉的范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成化七年（1471 年），水利佥事胡复深知水利对于民生的重要性，在新塘后筑起了“新御潮塘”。这座堤坝有效地抵御了潮水的侵袭，保护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展现了当时水利工程技术的进步。

成化十年（1474 年），乡人出于对元余姚州判叶恒的敬仰和感激，私自在龙王庙祭祀他的像。叶恒在水利方面的功绩深入人心，乡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怀念和感恩之情。

成化十一年（1475 年），里人谢迁高中状元，荣耀加身。初授翰林院修撰之职，凭借着卓越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于弘治八年入阁，成为朝廷的重要官员。

弘治七年（1494 年）十月二十日，明孝宗为表彰谢迁的功绩，派遣浙江布政使司左参议周季麟至泗门，为谢迁父母合葬进行谕祭。这一殊荣不仅是对谢迁个人的褒奖，也是对其家族的敬重。

弘治十八年（1505 年），谢迁的仲子谢丕展现出非凡的才华，高中探花。初授翰林院编修之职，此后在仕途上不断进取，累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国家的治理和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德元年（1506 年）十月十八日，谢迁心怀正义，欲将刘瑾等八位太监的恶行揭露并予以严惩，然而他的正义之举未能成功，反而遭到奸佞势力的打压，被迫结束仕途，回归家乡。这一事件凸显了当时朝廷政治的黑暗与复杂，谢迁的遭遇令人扼腕叹息。

正德四年（1509 年）二月，朝廷竟以“徇私援引”的莫须有罪名加诸谢迁，还颁布诏令“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这一不公的裁决令当地百姓蒙冤，里人周礼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责令戍边。这一举措严重伤害了余姚百姓的情感，也反映出朝廷的昏聩和不公。

次年八月，刘瑾终于伏诛，正义得以伸张。谢迁虽蒙诏得以恢复原职，但仍被令致仕在家。这一曲折的经历，让谢迁对官场的黑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正德六年（1511 年），由谢迁倡议，谢丕积极响应，在后塘河村建起了四门谢氏始祖祠堂（即谢氏宗祠）。这座祠堂不仅是谢氏家族的精神寄托之所，更是传承家族文化和凝聚族人力量的重要象征。

正德七年（1512 年）七月十九日晨，一场可怕的海溢灾难突然降临。汹涌的海水无情地席卷而来，瞬间漂没了无数庐舍，夺走了众多人畜的生命。面对这一惨状，谢迁挺身而出，招募人员掩埋溺亡者的尸体数百具，展现出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同时，他还慷慨地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乡里百姓，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此外，谢迁深知预防灾害的重要性，于是遗书巡视都御史陶琰，建议加固莲花塘，在堤外复修备潮塘，且高度和厚度都要比往昔加倍。就在这一年，四门市因种种原因向东迁徙了一里左右，也就是如今的义嘉桥一带。

正德十三年（1518 年）十二月，皇恩浩荡，赐建柱国坊于阁老第前。这一荣耀的象征，既是对谢迁过往功绩的肯定，也彰显了他在朝廷中的崇高地位。

嘉靖元年（1722 年）春，明世宗心怀敬意，派遣进士邵经邦至泗门慰问谢迁，表达了对这位忠臣的关怀与敬重。十二月十二日，明世宗再次派遣浙江布政使司左参议顾璘至泗门，为谢迁的妻子徐氏进行谕祭，以彰显皇家对谢迁家族的恩宠。

嘉靖六年（1527 年）三月七日，明世宗深知谢迁的才华和经验，派遣行人陈侃至泗门，起用已 79 岁高龄的谢迁再次入阁。同时，命令浙江镇守巡按等官员敦促谢迁起程。十月，谢迁历经艰辛抵达京城，被授予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之职。然而，岁月不饶人，次年三月十六日，因身体衰弱难以承受繁重的政务，谢迁辞官归里。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荣耀，为后世所传颂。

嘉靖七年（1528 年）闰十月，明世宗对谢迁关怀备至，特意派遣鸿胪寺序班杨孙元前往泗门，赐予谢迁《明伦大典》。这部典籍承载着皇家的期望与教诲，也彰显了谢迁在明世宗心中的重要地位。此等恩赐，无疑是对谢迁一生功绩与忠诚的高度认可，成为当地的一大荣耀之事。

嘉靖十二年（1533 年），诸理斋心怀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在沙堰精心建造了书屋“东山别业”。这座书屋环境清幽，四周绿树成荫，为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宁静的学习之所。在这里，诸理斋广纳贤才，汇聚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文人墨客，他们谈经论道，切磋学问，使得“东山别业”成为了当时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嘉靖十六年（1537 年）五月十六日，明世宗对谢丕家族关怀有加，派遣礼部尚书严嵩亲自至泗门，为谢丕的嗣母陆氏进行谕祭。这一隆重的仪式，充分展示了皇家对谢家的尊重与恩宠，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于家族伦理和孝道的重视。

嘉靖三十二年（1552 年）四月，凶残的倭寇在姚北胜山港悍然登陆，如一群恶狼般窜至泗门，肆无忌惮地大肆抢掠。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随后，这群倭寇又攻陷了临山卫，气焰极为嚣张。好在关键时刻，宁绍参将俞大猷率领英勇的将士们及时赶到，奋勇抗击，最终击退了倭寇，保卫了一方平安。就在这一年，里人谢志望深明大义，为保家乡安宁，毅然出资募集乡勇五百人。他还划出汝仇湖地百余亩作为校场，用于训练乡勇。此外，谢志望安排人手分段把守大古塘等要隘，时刻保持警惕，以防倭寇再次进犯。

嘉靖三十四年（1554 年）闰十一月初一，谢志望率领乡勇与倭寇在梁弄斤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谢志望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然而，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谢志望不幸战死，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家乡的尊严和百姓的安全，其英勇事迹令人动容，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嘉靖三十五年（1555 年）八月，可恶的倭寇再次觊觎泗门的财富，卷土重来进行抢掠。临山卫陆兵前营闻讯后，迅速赶来迎战。在激烈的战斗中，有 6 位将官英勇战死在泗门，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抗倭赞歌。就在这一年，余姚县令李伯生为了加强海防，抵御倭寇从杭州湾登陆，率领民众沿着大古塘旧河道开凿新河（即今大古塘河）。这一工程浩大而艰巨，但在民众的齐心协力下，最终成功完成，为抵御倭寇的入侵增添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此外，李伯生还在四门堡为浙江总督胡宗宪立像，并勒碑以表彰其抗倭的功德。

天启五年（1625 年），谢超指新海湖为天涨海湖，以大工学田为名，佃田一千五百亩，致使新海湖逐渐荒废。这一行为对当地的水利和农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反映了当时土地管理和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崇祯九年（1636 年），诸九征在第十堡其居半草堂旁建造了昌古斋。这座斋室建筑精美，装饰典雅，成为了诸九征潜心研究学问和创作的理想之地。

清

顺治二年（1645 年），明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欲重振明朝雄风。在此期间，授里人谢正谦襄武将军之职，谢正让则被授予都督大元帅之衔，并封为襄勤伯。他们肩负着保卫家国、抵御外敌的重任，满怀忠诚与热血。

次年，清兵来势汹汹，突破了钱塘江防线。面对这一严峻局势，谢正谦跨上铁骑，以英勇无畏之姿自沉于百官江，以死明志，展现出了坚贞不屈的气节。而谢正让在战乱中不知所终，其下落成为了一个谜团，令人感慨万分。

顺治十七年（1660 年），里人谢文中在武举考试中展现出卓越的武艺和才华，荣膺武会元之殊荣。在殿试中，他又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二甲第二名武进士的佳绩。此后，他充任一等御前侍卫，肩负着保护皇室安全的重要职责，成为皇帝身边的得力护卫。

康熙七年（1663 年），由于种种原因，汝仇湖被开垦为农田。这一举措或许是为了增加耕地面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自然生态和水利格局。

康熙十三年（1674 年），黄宗羲为躲避四明山流寇的侵扰，携全家来到泗门。他们寄住在第十堡诸九征家中。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黄宗羲或许在这方宁静的土地上继续着他的思考和著述，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里人谢钟和在大名府同知任上，怀着对乡贤的敬仰和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努力寻访。终于，他寻得了明代倭患时散失的谢迁《归田稿》。为了让这部珍贵的文献得以流传，谢钟和重加刻印，后世称之为“知府公本”。因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在乾隆年间入选《四库全书》，得以广泛传播和研究。

康熙三十年（1691 年），谢钟和从四川龙安知府任上致仕。他回归家乡后，构建了“知止斋”，希望在此安享晚年，过上宁静闲适的生活。

康熙三十二年，谢钟和逝世后，为了纪念他，“知止斋”被辟为“太傅祠”，成为后人缅怀和敬仰他的场所。

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开元周氏在水阁周村兴建周氏宗祠“大本堂”。这座宗祠庄重肃穆，凝聚着周氏家族的血脉亲情和家族精神。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大本堂东侧建立义塾，为族中子弟和周边学子提供了学习的场所。宣统元年，顺应时代潮流，义塾改办为私立莲溪初等小学堂，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为表彰谢兼才妻傅氏的贞节和长寿，朝廷赐建“贞寿坊”于泗门西街，俗称“百岁坊”。这座牌坊不仅是对傅氏个人的赞誉，也是对传统美德的弘扬。

康熙六十年（1720 年），东山诸氏在诸氏宗祠“崇本堂”之侧建立“崇理书塾”，为培养家族子弟和传播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雍正元年（1723 年），谢盈若之妻景氏因其节孝之举受到旌表。绍兴知府汪德馨亲自题下“恩荣第”匾，以彰显景氏的高尚品德和荣耀。

雍正十三年，为了进一步弘扬节孝精神，朝廷赐建节孝坊于龙舌桥谢氏十三房祠堂前。这座牌坊高高矗立，成为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时刻提醒着人们坚守传统美德。

雍正二年（1724 年），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和保障农田灌溉，人们齐心协力筑起了楝树塘，因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民间俗称三塘。就在这一年，为了便于船只顺利通行，在旺家自然村段的二塘修建了拖堰，由于此地名为旺家自然村，故而这处拖堰被俗称为旺家堰头。然而，雍正十二年（1734 年），由于种种原因，这座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旺家堰头废弃，令人惋惜。

同样在雍正十二年（1734 年），为了造福百姓和促进地方发展，人们按照丁捐的方式筑起了利济塘，因其显著的功效，在民间俗称四塘。

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为了更好地管理和维护利济塘，每 20 丈便立碑一块，并依照“千字文”进行编号，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专管人员，以确保塘堤的稳固和安全。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浙江学政王杰对里人谢楫的才华和学识极为赞赏，特意为其题下“岁进士”匾，这一荣誉不仅是对谢楫个人的肯定，也为当地增添了光彩。

嘉庆元年（1796 年），为了抵御洪水和保障农业生产，人们围筑起了老圩塘，因其历史和地位，在民间俗称老丘。嘉庆廿年（1815 年），人们又开始修筑二圩塘，在民间俗称二丘。

道光十三年（1833 年），李维岳、谢曙辉等心怀善念，在南谢村捐建了慈善机构恤阴堂，旨在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传递温暖和关爱。光绪廿年，恤阴堂在原本施舍棺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慈善领域，新增了种痘、施药、恤灾三事，为更多的百姓带来了福祉。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闰四月十九日入霉后，天气异常，连日霪雨不断，形成了严重的灾害。乡里那些家境殷实富裕之人，心怀慈悲，于五月二十七日起在谢氏宗祠散发粮食，共计十五天，花费高达一千一百千。到了冬季，米价飞涨，昂贵无比，难民数量日益增多。余姚知县何煦纶心系百姓疾苦，向上请求拨款赈恤，并在谢氏宗祠设立赈灾厂，从十二月二十五日一直持续到次年三月，共计九十天，花费钱财四千一百余十千，有效地缓解了灾民的困境。

道光三十年（1850 年）八月十二日夕至十六日，天空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连日大雨倾盆而下。十六日晨，上虞后郭塘坍塌，导致泗门镇内水位迅速上涨，高达二尺有余。直至月底，洪水才逐渐退落，这场洪灾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

咸丰二年（1852 年），在制盐领域掀起了一场重大的变革浪潮。传统的煎熬制盐之法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板晒这一全新的方式。初始阶段，人们所采用的是泥板。这种泥板或许是基于当时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所做出的选择，然而其质地可能较为粗糙，性能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直至咸丰末年，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木板取代了泥板。木板相较于泥板，可能在材质的坚固性、导热性以及耐用程度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制盐的效率和质量。

咸丰六年（1856 年），谢黼平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与远见卓识。他毅然决然地购置了多达 1400 余亩的灶地，这一庞大的土地购置规模，足以彰显他在当时经济实力的雄厚以及在盐业领域拓展版图的坚定决心。随后，谢黼平将目光投向了后塘河村，在此精心规划并建造了东山义庄。这座义庄的建筑风格或许庄重典雅，布局合理。它的建立，不仅为当地贫困无助的人们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和生活上的保障，更成为了后塘河村的一个重要地标，象征着慈善与互助的精神。

咸丰八年（1858 年）九月九日，本应是一个充满欢乐与祥和氛围的重阳佳节。然而，在这一天，成之庄的地主谢敬却与郎霞八堡庙重阳迎神赛会的队伍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爆发或许并非偶然，可能是长期以来双方在诸如土地、资源、权益等方面的矛盾积累所致。冲突发生后，局势迅速恶化，紧张气氛弥漫。其后，黄春生挺身而出，率领着余姚十八局的农民，怀着满腔的义愤，三次对成之庄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怒火中烧，烧毁了谢氏的谷仓，以此作为对地主阶级压迫的有力抗争。

咸丰十年（1860 年）正月十一日，黄春生毅然集结了十八局的农民军，以汹涌澎湃之势攻打县署。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对长期以来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和压迫的强烈反抗，渴望通过此举为广大农民争取更多的权益和公平的待遇。当时，署宁绍台道仲孙懋面对这一紧急局势，迅速做出调派决策，命令谢敬率领地方武装黄头勇赶赴余姚城进行防守，以抵御农民军来势汹汹的进攻。八月，钦差团练大臣、前漕运总督邵灿敏锐地洞察到局势的严峻性，果断调遣谢敬率领黄头勇前往防堵钱塘江。其目的在于构筑一道坚实的防线，阻止太平军向浙东地区进军，以捍卫清朝统治的稳定和地方的安宁。

咸丰十一年（1861 年）二月，浙江巡抚王有龄鉴于局势的微妙变化和地方防御的需要，紧急调回谢敬，令其前往余姚防堵倪家路海口。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谢敬正式将黄头勇命名为“常胜军”。这个名字的赋予，无疑饱含着谢敬对这支队伍的殷切期望和坚定信心，他渴望这支队伍能够在未来的战斗中屡战屡胜，成为维护地方稳定和安全的中流砥柱。五月，谢敬率领着“常胜军”与十八局农民军在梁弄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激战。经过一番浴血拼杀，黄春生最终不幸战败被俘。次月，他被押至街市，惨遭处决。

就在这一年，面对太平军可能来袭的巨大威胁，心怀忧惧的乡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亲人，他们不辞辛劳，在泗门集镇的周围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土城。这道土城或许是由无数的汗水和心血凝聚而成，承载着乡人们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他们还在南北通道上精心建造了南石洞和后石洞，时刻保持警惕，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战火洗礼。

同治元年（1862 年）春，谢敬与其兄谢端自上海启程，一路奔波至镇江，求见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遂令谢敬赶赴江苏巡抚衙门听候调遣。江苏巡抚李鸿章慷慨给发军装、洋药等物资。

五月，乡人于水阁周村周遭奋力筑起土城，然四月之后，此城为太平军所破。七月中旬，谢敬与谢端先后回归泗门，大肆扩展势力，规模达五千人，营帐连绵二十余座。

八月二十日，一万六千余人的太平军气势汹汹地向泗门发起进攻。谢敬倾尽全力，在大湖门、吴巷、水路头、杨巷桥等地部署防御，其主力集中于杨巷桥一带。自辰时直至已时，太平军枪炮齐发，密集如雨，给予黄头勇沉重打击，随后自动向方桥方向撤退。

闰八月初六日，方桥等地的太平军兵分五路，再度进攻廊厦镇，将各路阻击的黄头勇击溃。黄头勇溃败逃至泗门，太平军乘胜追击，由水阁周径直攻打泗门谢营之东，战斗直至夜晚方才停歇。

九月七日，谢敬统领军队进驻扎马渚。九月十三日，太平军合力进击黄头勇，谢敬被俘杀。太平军顺势攻陷泗门。

同治三年（1864 年），时光的车轮缓缓驶过，人们着手对两年前在太平军战火中惨遭损毁的阁老第葆光堂、谢氏十二房祠堂等建筑予以重修。

同治六年（1867 年），里人诸耆英以附生之身应乡试，因其年逾八十，遂依例被钦赐副榜举人。

同治十年（1871 年），谢氏十二房祠堂设立存著义塾。至宣统元年，改办为私立存著初等小学堂。

同治十一年（1872 年），谢氏十二房祠堂慷慨拨出祠产中的田、地、山，总计 1285 亩，用以建设存著堂义庄。

光绪三年（1877 年），对同治元年毁于太平军战火的谢氏宗祠中进“三太傅祠”进行重建。其中前进已于同治年间修复完毕，后进则于光绪八年得以修复。

光绪五年（1879 年），兰塘乡绅冯子轩于岳庙畈南开设益泰典当铺，此为镇境内最早涉足的典当业。

光绪十一年（1885 年）九月，天香油坊在后河塍盛大开业，成为镇境内开设最早且规模最大的油坊。民国 35 年，更名为天丰油坊。

光绪十二年（1886 年），开元周氏拨出祠产中的灶地 270 亩、未熟地 800 余亩，在水阁周村兴建开元周氏义庄。

光绪十五年（1889 年）秋，遭遇水灾，迟花晚禾尽皆浸没，颗粒无收。十一月初一日开启赈济，直至次年三月十四日方止。

光绪十七年（1891 年），重建汝仇市申明亭。此亭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曾为地方官员公示法规、乡民读法之场所。同年，先后建成永安堂掩埋所、络路庵掩埋所、方家路掩埋所。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万安桥得以重建。此桥始建于明嘉靖初年，承载着岁月的沧桑。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里人谢茂盛承蒙清政府选拔，奔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修习医学。毕业之际，被授予医学士学位，成为浙江省首位获取国外西医学位之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同润酱园于湖口街盛大开业，乃是当时姚北地区规模最为宏大的酿造作坊。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谢庚仙诚邀戚兴斋、李寅初、谢检庭等乡绅在其宅成之庄相聚，共同商议并决定于次年尝试开办新学。次年正月二十日，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正式开学。

光绪三十年（1904 年）九月一日，余姚知县胡为和亲临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进行命题考试。此后，历任知县程文龙、汪文炳、汤赞清、丁德威等人皆将前往该校视察视作常例之事。十一月，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奉浙江巡抚聂缉榘奏请批准立案，并获赐“集义储英”匾额。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十一月二十日，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率先发起并召开了三乡蒙学改良大会。次年九月一日，于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举行了首次三乡蒙学会会考。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二日，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教员谢葆濂编《余姚乡土地理历史合编》一册付印，并呈学部审查。

是年，谢纶辉于后河塍希范义庄创立私立希范初等小学堂，谢元寿于东河沿开办私立承志初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八月八日，浙江省视学员沈镜蓉莅临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视察。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正月，谢宝书于南谢村创设汝湖初等农学堂。民国元年，其更名为余姚县立乙种农业学校。是年，将开元、东山两乡的部分境域析置为四门乡。谢元寿出任浙江省谘议局议员。

宣统元年（1909 年），谢文正公祭下房众谢宝善等于阁老府开办私立二房初等小学堂，民国 4 年改称四门乡区立第一国民学校。诸炳南在第十堡诸氏后宅祠创建私立后宅初等小学堂。李子封于倪家路创立私立行素初等小学堂。

宣统二年（1910 年），谢纶辉于东河沿创办私立核真初等小学堂。是年，四门乡有户口 23127 口，此为镇境内最早的人口记载。

宣统三年（1911 年）冬，倪家路村李绅家遭盗，团丁童源魁入内搜寻，不幸中枪身亡。邻近士绅为其举行追悼会，以彰其义烈之举。是年，四门乡自治会推选谢葆濂为议长，谢维镛为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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