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合六诏为一，统一洱海。 在云南大理市太和村的太和城遗址内，有一座高大的古碑巍然矗立，岁月流转，向世人诉说着唐诏这段亘古深厚的和盟情谊。
▲云南大理太和城遗址内的南诏德化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唐朝时期，云南西洱河地区居住着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及蒙舍诏六大部落，统称“六诏”。其中，蒙舍诏因位于六诏之南，故称“南诏”。 在唐朝的支持下，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统一洱海地区，唐朝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政权从此开始。 然而，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唐天宝年间，由于云南太守张虔陀的“谗构”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背好贪功”等原因，唐诏关系破裂。 第五代南诏王阁罗凤深知，虽与中央一时交恶，但唐诏交好是人心所向与历史趋势。为此，他在太和城外立起了徳化碑，表达自己迫不得已作战的心情： “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 德化碑还记叙了南诏的历史和政绩，展现南诏统治者已经接纳并釆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
▲大理南诏德化碑。碑文用大量篇幅记叙了唐与南诏发生战争的原因和过程，体现出南诏不得已叛唐之情，以及心系归顺之意和“世世事唐”的心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六代南诏王异牟寻在位期间，曾与吐蕃联盟，但因为吐蕃向南诏收取重税，并频繁进行军事征召，使南诏不堪重负。 大历十四年（779年），与南诏王异牟寻同时即位的唐德宗采纳了宰相李泌“北和回纥，南通云南”的建议。派韦皋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通过疏通唐朝与西川边境的关系与南诏联系接触，多次劝说异牟寻归唐。 同一时期，现为南诏清平官的唐朝旧臣郑回审时度势，也劝解异牟寻“弃蕃归唐”。 唐贞元九年（793年），南诏重新归唐，掀开了唐诏关系稳定向好的新篇章。
▲《异牟寻朝议图》。此窟位于大理剑川石钟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唐贞元九年（793年），南诏王异牟寻派岀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唐徳宗，表达归附中央的决心和诚意。 唐德宗接见使臣并赏赐厚礼，答应与南诏会盟。于是，双方在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举行会盟。 次年，异牟寻与唐朝使臣崔佐时在点苍山上的神祠，立下“誓为汉臣”“永无离贰”的誓词。 唐同南诏宣誓抛弃前嫌、重归于好，南诏永为大唐西南藩屏。 盟书一式四本，一本藏在点苍山神祠，一本沉入洱海，一本放在南诏的祖庙，一本进献给唐朝皇帝，以示南诏归唐的决心。▲位于大理市大理镇苍山中和峰南麓的苍山神祠（图片来源：云南省文物保护公众号）
苍山会盟后，异牟寻果断废弃吐蕃给的王号，与吐蕃决裂，派遣其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向大唐献上地图、特产，以及吐蕃给予的八个印章，请求恢复原来的名号“南诏”。 唐德宗复其旧号，于贞元十年（794年）六月，派御史中丞袁滋持节领使，前往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 当年九月，袁滋等一行途经西川石门关，刻字记录，这就是——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
▲唐 袁滋摩崖题刻拓片（图片来源：云南民族博物馆官网）
册封当日，羊苴咩城“具仪注设位，旌节当庭，东西侍立。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以下，各具仪礼，面北序立……”。 异牟寻在众人的见证下被册封为“南诏王”，被授予“贞元册南诏印”。自此，唐同南诏的臣属关系正式开始。
▲唐派袁滋为使册封南诏异牟寻为“南诏王”册封大典。（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贞元册南诏后，唐王朝通过加强对南诏的册封和管理，有效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双方关系愈发紧密。 唐诏和盟的缔结，犹如一座桥梁连接起中原腹地与云南边陲，极大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互动与深度融合。 政治方面，南诏借鉴唐朝的制度，推行儒家德政理念。积极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土地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文化认同。
▲南诏时期 鎏金铜阿嵯耶观音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经济方面，南诏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手工艺品，如铎鞘、浪剑、郁刃等珍贵物品，以及生金、瑟瑟、琥珀等稀有矿产，还有牛黄、毡、纺丝等地方特产，作为礼物献给唐朝，展现了其丰厚的物产资源与对中央王朝的诚挚敬意。唐朝也回赠以内地精制物品，加 深了经济上的互惠互利。 文化方面，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南诏充分借鉴和吸收中原文化。在文教方式上，南诏持续遣送王臣子弟到中原学习中华文化，并被加授官职。这些举措不仅为南诏培养了大量精通儒家文化的优秀人才，而且成为南诏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 诸种频繁的交往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深了唐朝与南诏人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南诏不断吸收唐朝先进文化，其本土文化水平显著提升，社会风貌渐染华风，为云南地区的教育与文化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深远影响，书写了民族融合与文化共荣的辉煌篇章。
（作者简介：李云峰，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孙守朋，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薛思晔、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苜涵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