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入侵后藏，西藏噶伦私自与廓尔喀达成退兵纳款合约。三年后（1791年），廓尔喀借口追讨合约规定的银两，再次入侵后藏。清政府派嘉勇公福康安领兵入藏，征讨廓尔喀。清军一路打至廓尔喀首都，后廓尔喀称臣请降。
▲清朝时期的西藏及廓尔喀。（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清朝在廓尔喀之役中大获全胜，但在征讨过程中发现西藏宗教政治领域的腐败和懦弱，以及边防、财政方面的诸多弊端。于是乘战胜之机，清廷对西藏的政教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形成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将西藏地方权力集中到驻藏大臣手中。
这些改革中，包括对驻藏大臣会见达赖喇嘛、班禅时的“瞻礼”的改革。改革此制度的原因是，驻藏大臣是皇帝的代表，不应向宗教权力低头，乾隆皇帝以此在雪域高原贯彻自己的意志。
▲《平定廓尔喀得胜图》，纵55cm，横88cm。图上端有乾隆皇帝御笔诗文。（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01
什么是“瞻礼”？
五世达赖喇嘛于顺治九年（1652年）进京受到封赏，雍正五年（1727年）内阁学士僧格与梅勒章京、玛拉主持西藏事务，此为驻藏大臣的开端。
▲拉萨八廓街上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许玲玉 摄
1751年，清廷批准了《后藏善后事宜十三条》，规范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调整了驻藏大臣、达赖班禅和噶厦官员之间的格局：噶厦官员在四个噶伦、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之下行使权力。上述过程中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
驻藏大臣与西藏政教首领达赖和班禅之间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维持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在此时没有具体的记载。
驻藏大臣庆林的协理大臣雅满泰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大略描述了瞻礼的情形：他到达西藏当日，先向皇帝像谨慎行礼，之后手持哈达敬献达赖喇嘛，然后以瞻礼跪拜达赖喇嘛。
由此可知，驻藏大臣先向皇帝的塑像觐见之后再去拜见达赖喇嘛，将皇帝赏赐的礼物交给达赖喇嘛。如果驻藏大臣是佛教信徒的话，就以宗教礼仪叩拜达赖喇嘛。
驻藏大臣拜见班禅的礼仪与之相似。
直到松筠奉敕任驻藏大臣为止，大概都遵循上述礼仪。
02
第二次廓尔喀之战前，乾隆帝对“瞻礼”实施限制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乾隆皇帝令驻藏大臣不得在公众场合向达赖班禅实施“瞻礼”，但没有限制驻藏大臣在达赖班禅私宅里实施“瞻礼”。
《乾隆朝上谕档》中记载：
“今天勒尔锦奏文班禅前来内地之奏折，语及勒尔锦在甘肃边外东喀尔寺中叩拜班禅额尔德尼，如此实属无礼……班禅额尔德尼从所属管辖地方经过之时，该地总督巡抚道员不得叩拜行礼，文武小吏亦不得跪拜迎接。若大臣中有佛教信徒可前往班禅私宅叩拜行礼，朕不追究。”
为何不能跪拜迎接？乾隆的说法是：
“朕向班禅额尔德尼施恩乃出于伊系后藏大喇嘛。又不远万里前来庆祝朕八十大寿，念其诚悃可嘉，此仅遵圣祖时期达赖喇嘛前往京城之例，无所增加，恩宠可增加但礼仪必须有所限制。勒尔锦身系总督，若勒尔锦跪拜行礼，其所为众人必将有所效仿。此如何符合体制?岂不若元朝时期张扬喇嘛之势耶?不过问大臣私自崇拜喇嘛也不便干预，总之私向喇嘛跪拜无所不可。勒尔锦如此不懂事理，降旨严饬。”
大意是，身为总督的勒尔锦向班禅行跪拜礼不符合体制，对达赖班禅的恩宠可增加但礼仪必须有所限制。
▲六世班禅画像。像后文字题记：“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圣僧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觐，上命画院供奉绘像留弃，永崇信奉，以证真如。”此图代表了清中央政府对他的高度评价。（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03
第二次廓尔喀之战后，松筠奉旨停止“瞻礼”
第一次廓尔喀之战后，乾隆皇帝认为驻藏大臣能力低下，未能有效掌控西藏地方行政大权。于是利用处理廓尔喀入侵事宜之机，一方面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另一方面限制达赖喇嘛家族的权力，但又不让其产生被轻视的感觉。
然而，第二次廓尔喀之战后，噶伦暗中与廓尔喀勾结，驻藏大臣毫无察觉。于是清政府削减了噶伦的权力，让噶伦完全处于驻藏大臣权力之下。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廷向驻藏大臣和琳下旨，到藏后与达赖喇嘛商议，仅选可信赖之人任用，不得像之前驻藏大臣般将诸事务委托噶伦和呼图克图，自己偷懒度日，滥竽充数。
▲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的金瓶掣签，是清代对确定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规定的抽签法，体现着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教事务有效管辖和绝对权威。（图片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网站）
乾隆皇帝熟悉佛教理论，知道跪拜行礼是西藏佛教一直以来的礼仪。皇帝担心中央派遣的大臣如此跪拜行礼的话，将会降低身份，如同达赖班禅的下人一般，从而导致噶伦不向驻藏大臣奏报事务，肆意做主，日久则生变。
从下面的谕旨中可以知道皇帝的担忧：
“四十九年，沙玛尔巴前往廓尔喀之时，没有提前报文驻藏大臣领取过关凭据，也未曾提前报文缴纳赎金换取农田之事，先前驻藏大臣也不知达赖喇嘛曾派人到廓尔喀商议和谈之事。这些即噶伦肆意妄为之凭证。和琳等乃钦差大臣，崇敬佛教之外，办理事务时原与达赖喇嘛等同。而噶伦如同驻藏大臣下属人员，诸务理应报由钦差大臣决断，理应如同伊犁将军管辖伊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回疆般才符合体制。和琳等应细心筹办，改革先前之成俗，令噶伦等听从天朝律法，不敢产生渎职玩弄之心，如此则事权出一家，可永远安定藏区。”
加强驻藏大臣权力时，必须彻底改革“瞻礼”。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松筠受派前往西藏，其治疆攻略得到皇帝的认可。11月，松筠向皇帝奏文：
“奴才谨遵圣旨，来到西藏之后未同和琳一样跪拜达赖喇嘛，亦无任何轻侮达赖喇嘛得举动。嘱咐达赖喇嘛引人向善，继续发扬黄教。会见其他呼图克图和噶伦时，也以和琳会见呼图克图和噶伦之礼。”
可见，驻藏大臣会见达赖喇嘛时的“瞻礼”到此停止。
廓尔喀之役后，清廷对西藏进行了政治、经济、财政等一系列改革，并创行“金瓶掣签” 制度规范活佛转世，有效加强驻藏大臣事权。
松筠终止了“瞻礼”，完成了任务，直至离藏时同达赖、班禅喇嘛的关系未见不和谐，足见松筠对此敏感事务的处理是得法的。从松筠身上也可以看出，清前中期理藩官员跨文化沟通方面能力较强。
从相对宽松到加强制约，最终全面禁止“瞻礼”之根本原因，在于乾隆帝视驻藏大臣的身份为皇权代表，不应屈服教权，必须维护皇权至高无上之权威，加强中央集权，方能将朝廷意志贯彻于西藏。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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