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带着对语言的热爱与执着，远渡重洋，踏上了美国大学的学术交流之旅。他的每一次演讲，都如同一场知识的盛宴，让在场的美国师生们沉浸在中国语言的魅力之中。
他所发表的关于中国语言学术的观点，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学术的夜空。他强调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他深入剖析了语言的结构和韵律，揭示了其中隐藏的美学价值。
他认为，语言的魅力在于其多样性和灵活性。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出了丰富多样的语言表达方式，而这些差异正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他鼓励学生们打破语言的界限，去探索、去融合，以创造出更富有表现力和创造力的语言形式。
他的观点不仅在学术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激发了无数学子对语言研究的热情。他们追随他的脚步，在语言的海洋中不断探索、遨游。
他曾在耶鲁和哈佛等美国大学发表了关于“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
语言的内容性：
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是一种附加的、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小说的本体。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语言，语言是浸透了内容和作者思想的。不存在小说内容好但语言差一点的说法，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语言的文化性：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我们的语言都是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深厚，含蕴就越丰富。并且还提到了书面文化和民间口头文化对作家语言的影响。
语言的暗示性：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和字面意思，而在于语言所暗示的东西、传达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很有道理的。
语言的流动性：
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像树一样是“活”的。中国语言的“四声”不但造就一种音乐美，还直接影响到意义，写散文、小说也要注意语调。语言的奥秘在于长句与短句的搭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他思维的火花不断迸发，提出了众多精辟绝伦的语言论点。这些论点，犹如一把把锐利的宝剑，劈开了文学探索道路上的荆棘；又似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无数读者追寻真理的路途。也正是在这次的经历中，他的文学理论攀登上了新的高峰，让世人为之瞩目。
他的每一个论点，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世间的万象，让人在文字中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美好，体会到人性的复杂与多样。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和哲理的文学世界。让我们沉醉其中，不断汲取着智慧和力量。
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他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光芒，将继续引领着我们，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他的观点不仅在学术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激发了无数学子对语言研究的热情。他们追随他的脚步，在语言的海洋中不断探索、前行。
他在美国大学的语言学术之旅，如同一场春风，吹开了知识的花朵，为语言学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当他踏上讲台的那一刻，他那儒雅的气质和温和的笑容瞬间拉近了与大家的距离。他用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开始讲述自己的文学见解和人生感悟。
在讲话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插曲。一位学生提问时，由于紧张，竟把问题说得颠三倒四。他却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反而微笑着鼓励他慢慢说，别着急。最终，这位学生在汪曾祺先生的耐心引导下，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还有一次，他讲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引得全场哄堂大笑。然而，他却依然保持着那份淡定和从容，继续着他精彩的讲述。
讲话结束后，学生们纷纷围拢过来，请求与他合影留念、签名。他都一一满足，没有丝毫的架子。
他在美国大学进行演讲时，遭遇了一件令人十分尴尬的事情。
他在散文《悔不当初》中写道：
“我曾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几乎所有的外国作家都能说英语，我不会，离不开翻译一步。或作演讲，翻译得不大准确，也没有办法。我作过一个关于中国艺术的‘留白’特点的演讲，提到中国画的构图常不很满，比如马远，有些画只占一个角，被称为‘马一角’，翻译的女士翻成了‘一只角的马’ (美国有一种神话传说中的马，额头有一只角),我知道她翻得不对，但也没有纠正，因为我也不知道‘马一角’在英语中该怎么说。”
上世纪80年代，聂华苓与丈夫在爱荷华大学成立了国际：“写作中心，许多大陆作家去过那里。她早年在大陆，1949年去台湾，后入籍美国。她在台湾时就和殷海光、胡适这样的人有交往，对异端者流颇有感觉。她欣赏的人都有点特色，成立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笔会，就是给她心仪的作家创造聚会的机会。
不少中国作家应邀参加过爱荷华国际笔会，丁玲、艾青、萧乾、王蒙、邵燕祥、王安忆等，都为笔会增色不少。但这些人到了美国，都不太按照媒体的意愿发言，他们对中国的问题的表述都很含蓄，有的干脆拒绝发言——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1980年前后，中国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作家们的心灵还没有放开，对外界也很隔膜，这种心态给聂华苓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去爱荷华写作中心是在1987年8月。同行的大陆作家有吴祖光等，还有台湾的陈映真。那时候，不是人人可以出国的，作家能去那里是一种荣誉，对他来说，此次外出还有意外的收获。
他在美国有许多熟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张充和……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时代的关系，彼此隔绝了几10年。那些出去的朋友，在美国的大学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自然没有国内人的沧桑感。可是他不太想打扰人家，只想看看，写写，散散心而已。刚出国门，从东京转机到旧金山，一路很顺，服务人员的态度之好让他颇感温暖，觉得国内的质量是远远不及域外的——“文革”灾难使国气大伤，人与人之间不复有亲昵的交流，至少在社会层面，普遍的冷漠对大家都是个伤害；而域外与此的对比反差，让他顿生痛感。
他的日程安排得松弛有度:来前邵燕祥告诉他不要去写长篇的作品，他这样做了，不过是写点“新聊斋”之类的东西，还去了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宽松度，比想象的要高，大家可以随意思考和表达。
美国之行的刺激很多，最刻骨的大概就是这个片段。中国人经历了革命，依然不脱奴相，在文化上似乎还倒退了许多。想起自己的右派生活与“文革”命运，他的内心里都是苦楚的。思想被撞击的时候，也恰是一种精神自觉的时候。
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文坛最大的问题，是语言的表达出现了麻烦:普遍的八股，普遍的无趣在充斥着文坛。他到处讲文字的味道，智慧的语句的要义。看似形式主义的问题，实则因为精神的躯体被腐蚀了。在赴美前，他在《文艺研究》上就写过《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在美国的大学依然讲这个内容。比如在哈佛的讲演题目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说起了古人所云的“气”的问题，他说：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宽广。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他的作品，说他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如果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但看一个字一个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的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几次的讲演都属于老生常谈，引起的注意有多大，不太好说。但看来，是他重要的写作心得，他一生的经验差不多在几句话里都说出来了。据说，当时听演讲的人很认真，他的语言也许感染了部分学子吧？但美国人对表达的问题不太注意，他们本来就是很注意自由精神的；而那时候的中国人，能意识到此点的，也确实寥若晨星。
短短的3个月，真是大开眼界。他开始想家了，觉出中国的一些好来。到美国最大的感受是寂寞，有留学生说：
“美国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真脏真乱真快活。”
他是否有类似的感受也未可知，但到美国一个月后他就开始思念起妻子与孩子来了，却是千真万确的。这里有一个插曲:有一晚他睡觉时，屋里闯进一个小偷，拿走了一些钱。这让他大为不惑，感到美国是社会公平，而人却很杂。这是他强烈的感受，有趣的是，此事除了和夫人说说外，并不多谈的。
离开美国前，他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了诸多感谢的话。她喜欢梁实秋，欣赏沈从文，对冰心、艾青也推崇备至。那么说来，对他的价值也有会心吧？他在这位美国华人学者那里，感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和梁实秋不同，和沈从文也不同，当然和他们背后有相近的背景那是真的。在《怀念梁实秋》一文里，聂华苓写到对沈从文的喜爱，那是京派的余脉，很有意思的。他们的到来，对聂是一种旧梦的延续，对他则是一个新梦的开始。
有许多去过美国的作家，后来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王蒙、王安忆就是例子。但和那些人不同，他反而强化了对自己的选择的自信。东方人固有之文明，亦可在此世间与洋人对比地进化。文化其实是种活法，是精神表达的通道。他知道，故国的精神通道尚未全部打开，但他以为自己正是这个通道的敲门人。
这次他在美国大学的讲话，不仅传递了知识和智慧，更留下了许多温暖而有趣的回忆，成为了这些大学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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