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以枚数阖”“识其枚数”发覆
——兼论“枚”“板”“杖”的讹混
常广宇
一、故训综述
《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述了晋国等诸侯国合围齐国，晋国军队逼近齐国都城临淄，州绰攻打齐国东闾门之事。襄公二十一年，由于晋国政治斗争，州绰投奔齐国，在朝见齐后庄公时，又提及此事。两处行文关联密切，故训多有歧见。
州绰门于东闾，左骖迫还于东门中，以枚数阖。《左传·襄公十八年》[1]
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于门中，识其枚数。《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故训基本上围绕“以△数阖”“识其□数”中的△和□是何字、何词、何义展开。
十八年杜预注：“枚，马檛也。阖，门扇也。数其枚，示不恐。”《左传·襄公十八年》
以今见版本《左传正义》和《春秋经传集解》看，十八年《传》文及杜注△均为“枚”字，杜注训为“马檛也”。
二十一年杜预注：“识门版数，亦在十八年。”孔颖达正义：“十八年《传》云‘以板数阖’[2]，‘枚’谓马檛，以马枚数门扇之板。此云‘识其枚数’，‘枚’谓门扇之板，彼时数得其数，则二‘枚’不同。今人数物犹云‘一枚、二枚’也。”
可见，杜预未明确指明□为何字。孔疏言“二‘枚’不同”“一枚、二枚”，则孔疏所见《传》文△□已皆为“枚”字。孔疏关于△的解释遵循杜注，□则解释为表示单位的量词“枚”。
清人又见新说，认为△□不当如杜注、孔疏之解。
钱方高（枝起）先生云：“门上之枚，行列钉之（又钟乳亦曰枚），‘以枚数’，倒文耳。”盛百二《柚堂笔谈·卷一》[3]
钱氏以“枚”为门钉。稍晚的焦循、日本的竹添光鸿也是类似看法：
《考工记》：“凫氏为钟，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郑司农云：“枚，钟乳也。”玄谓：“今时钟乳侠鼓与舞，每处有九，面三十六。”门阖之上，以铁钉布之，有如钟乳，故亦名枚。……孔氏所据《传》文固作枚数，不作板数，门阖之板无可数者也。试以州绰自言识其枚数之枚证以枚数阖之枚，盖皆指门阖上之乳，以枚数阖，犹云数阖之枚，数阖者即数其枚，阖有何可数乎，传文前后自相发明。焦循《春秋左传补疏》[4]
试以州绰自言“识其枚数”之“枚”，证“以枚数阖”之“枚”，盖皆指门阖上之乳。“枚数”连读，门有两阖，每阖数其枚，故云“以枚数阖”，犹曰“数阖之枚”。若夫阖有何可数乎？枚多难数，而能数之，则示不恐之意自见，而后传“识其枚数”句，亦可通矣。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襄十八年》[5]
今人杨伯峻也接受了焦循的说法。[6]这派观点认为△□均应为“枚”字，与表示“钟乳”的“枚”是一个词，在此处义为门钉。
总结来看，基本上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把△解释为“马檛”，今见本对应的字是“枚”；未明确指明□为何字，今见本作“枚”。以杜预注为代表。
第二种，认为△□都是“枚”字，△义为 “马檛”，□义为表示单位的量词。孔疏如此。
第三种，认为△□都是“枚”字，义为门钉。以钱枝起、焦循、竹添光鸿等为代表。
二、“识其□数”发覆
（一）以“枚”解“识其□数”不通
以“枚”解释“识其□数”有两种意见：一是以“枚”为量词；二是以“枚”为门钉。但是，推绎之，均有明显不合理之处。
春秋时期，缺乏“枚”有量词义的证据。王力[7]、张万起[8]等均认为量词“枚”产生于汉代。从材料看，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也没有发现先秦“枚”有量词义的可靠用例。同时，即使是后出的作为量词的“枚”，也从不表示“阖”的量。另外，故训也从事理上有反驳。可见，以“枚”为量词是不合理的。
以“枚”为门钉也与历史不符。根据相关研究，门钉的出现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之前的明器建筑模型、画像砖、古墓墓门以及文献均未见到可靠的关于门钉的记载。[9]根据朱庆征的研究，文献和出土文物门钉的出现时间都在北朝时期。文献最早见于《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卷一》：“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最早的门钉实物见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的宋绍祖墓。除了明间的两扇大门，“其余各间的门钉雕刻得则无规律，横纵不齐。铺首数量、位置也不对称”，所以此时门钉的使用“还很不成熟，还正处于发展变化时期” [10]。种种现象表明，门钉的使用上限应该就在北朝，或者去北朝不远。若说春秋就已有门钉，应是无征之言。
除了实物证据，从语言系统来看。除去郑玄在《考工记》注所引的郑众的“枚，钟乳也”这条间接证据之外，再未见其他可以证明“门钉”也可以叫做“枚”证据。因此，认为“枚”指门钉不但与门钉的使用时间不合，而且在语言上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见，这个观点是不可靠的。
可见，无论是将“枚”解释为量词还是门钉都与历史事实或语言事实不符，因此，以“枚”解释“识其□数”行不通，此处实有讹字。
（二） “枚”当为“板”之讹
1.异文证据
二十一年“识其枚数”“枚”有作“板”之异文。《释文》：“枚，本亦作板。”《太平御览·卷第四百三十三·人事部七十四·勇一》嘉庆仿宋刻本、四部丛刊本引此亦作“板”。明刻初印本《册府元龟·卷八百四十七总录部九十七》引此也作“板”。 实际上，此字当以“板”字为确。清人也有类似意见。李富孙《春秋三传异文释·卷七》：“杜云‘版’数，当不作‘枚’也。诸本引《释文》并作‘版’。”
2.以“板”解之，符合杜注、事理
以“板”解释“识其□数”正与杜注相合。杜预注：“识门版数，亦在十八年。”“板”与“版”是一组异体字，古籍中二者常互为异文。如《礼记·文王世子》：“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郑注：“大胥掌学士之版。”《释文》：“版，音板，本又作板。”《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郑注：“方，板也。”《释文》：“版，音板，本亦作板。”《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缫藉九寸。”郑注：“缫藉，以五采韦衣板。”校勘记：“《释文》作衣版。”因此，“识门版数”即“识门板数”。“识门板数”是对“识其板数”的注释，是对应的。
“门板”与现代汉语的含义不同。现代汉语表示“房屋的比较简陋的木板门（多指取下来做别的用处的）”[11]，这一意义的“门板”是很晚才出现的一个词。杜注的“门板”指的是组成门的板子。正因为“门板”指的是组成门的板子，而非门扇，所以才可以说“识门板数”。二十一年《正义》“数门扇之板”也说明门扇和板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门扇是由若干板组成的。这与古代门的形制相关。因为城门是要出入车辆等比较大的交通工具的，同时要有御敌的功能，所以城门非常宽阔高大。受到木料的限制，城门通常要用木板拼合而成。“门。随着人类的发展，由朴到华，建筑体量的加大，门心板开始用多块木板拼接而成。” [12]《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悬门不发。”《正义》：“悬门者，编版广长如门。”悬门如此，高大的城门也理应如此。《礼记·月令》：“乃修阖扇。”郑玄注：“用木曰阖，用竹曰扇。”《左传》“识其板数”之“板”即为木板，与《礼记》郑注“用木曰阖”也正相合。“识门板数”义为记着组成门的板子的数量。
综上，可以看出，以“识其板数”解释《左传》，符合文字的讹混规律，与杜注也相契合，同时，也有事理依据。反之，无论把“枚”理解为量词还是门钉，都是不合理的。因此，“识其枚数”之“枚”当为“板”字之讹。这一观点可以与十八年的《传》、注互相印证。
三、“以△数阖”正诂
州绰门于东闾，左骖迫还于东门中，以枚数阖。《左传·襄公十八年》
因为与历史事实、语言事实不符，以“枚”为量词或门钉同样不适合于“以枚数阖”。由于十八年《传》文同二十一年《传》文的对应关系，十八年《传》文“以枚数阖”的“枚”字也存在由“板”讹混而来的可能。理由如下：
（一）符合讹混规律
“枚”与“板”的讹混很常见。十八年的“以枚数阖”，阮刻本二十一年《正义》引作“以板数阖”，孔颖达正义：“十八年《传》云‘以板数阖’”。二十一年《传》文“识其枚数”就有作“板”之异文。十八年杜注“数其枚”之“枚”也有作“板”者，阮刻本校勘记：“宋本、淳熙本、岳本枚作板，是也。”因此，“以枚数阖”之“枚”具备由“板”讹混而来的可能。
（二）符合先秦的语法、事理
“以板数阖”，《释文》：“数，所主反”，是动词，用于名词表示计数或计量。计数如《礼记·内则》：“九年，教之数日。”计量如《礼记·曲礼》：“国君之富，数地以对。”“以板数阖”，谓以板为单位对阖进行计量。先秦文献不乏类似表达。如《庄子·德充符》：“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是说“与寡人处”的时间，还达不到按月计量的长度。《庄子·人间世》：“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是说死去的人可以以国为单位计量。所以，“以板数阖”是符合先秦的语法的。类似的表达，现代汉语一般用量词，如：剩下的日子就得按天算了，按根儿数头发，按粒儿数米。因为先秦汉语量词系统不完备，所以，其中表示单位的词由名词充当。可以看到，被计量的事物和计量用的单位之间具备这样的关系：前者是由后者构成的，可以后者为单位进行拆解。如，“剩下的日子”是由“天”构成的，可以按照“天”进行拆解；“与寡人处”的时间是由月构成的，可以“月”为单位进行拆解；“死者”是由一国一国的人构成的，可以按照“国”为单位进行拆解。这种关系是门和门钉不具备的，门不能以门钉为单位构成，也不能以门钉为单位进行拆解。这样看，以门钉解释也是不合理的。
从叙述语境看，“以板数阖”与事理相符。要看清楚门的板子，必定需要一个比较近的距离。十八年言“左骖迫还于东门中”，二十一年言“臣左骖迫还于门中”，可见，州绰与门距离是十分近的，具备近距离观察城门，以板为单位对城门进行计量的条件。
（三）符合与二十一年《传》文的对应关系
我们上文已经证明了二十一年“识其枚数”当为“识其板数”。同时，十八年之《传》与二十一年之《传》是存在对应关系的，这一点杜注已明确指出。二十一年杜预注：“识门版数，亦在十八年。”因此，可以根据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对十八年的《传》文进行考辨。从对应关系看，也支持十八年“以枚数阖”之“枚”当为“板”字之讹。既然门扇是由板拼合而成，自然可以以板为单位来对阖进行计量。正是因为有了“以板数阖”的计量过程，所以才能“识其板数”。前后两句话相互印证，若合符契。总之，还原为“以板数阖”“识其板数”来解释《传》文，基本上做到了字安、词安、文安、事安，要比以往的解释更好一些。
四、《注》《疏》厘正
在《传》文的基础上，我们再考虑《传》文和《注》《疏》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对应的解释关系中可以厘清《注》《疏》的错讹，同时窥见《传》文的讹变过程。
（一）十八年杜注厘正
十八年杜预注：“枚，马檛也。阖，门扇也。数其枚，示不恐。”
以今见版本《左传正义》和《春秋经传集解》看，杜注训为“马檛也”的字均为“枚”字。后人对杜预把△解释为“马檛”以及二十一年的注，多有批评。如：
《文选·长笛赋》辞曰：“裁已当薖便易持。”注云：“粗者曰檛，细者曰枚。薖，马策也。”《说文》：“枚，干也，可为杖。”文十三年《传》“绕朝赠之以策”，注云：“策，马檛。”《释文》：“檛，张瓜反，马杖也。”《正义》直以杖解檛，然则可为杖，即可为檛，此杜所以通枚为檛与！……杜氏不识《左氏》属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为马檛，二十一年之枚为门板，而孔氏以枚数为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焦循《春秋左传补疏》[13]
杜以枚为马檛，则后《传》何如解去？杜亦知阖不须数，强加一“板”字，遂于后《传》注云“识门板数”，是又以枚为板，不以为马檛。弥缝愈苦，罅漏愈见矣。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襄十八年》[14]
焦循认为“枚”训为“檛”，很是迂曲，失之牵强；同时，焦氏也对杜预以□为“门板”提出了批评。竹添则直接以“增字解经”斥杜预“强加一‘板’”字。实际上，杜预所见《左传》文本与我们今天所见的并不相同，以今天所见《左传》批评杜注颇有郢书燕说的意味。
1.杜预注与《说文》的关系
杜预注“枚，马檛也”的不合理，前人已有充分认识。原因在于，“枚”和“檛”的意义是没有关系的，杜预注是一个孤证。除去焦循所说的《文选》注“粗者曰檛，细者曰枚”，以及此条杜注外，未发现其他“檛”与“枚”有直接关联的故训，即便是《文选》注“细者曰枚”的“枚”，颜师古的《急就篇》注也是作“杖”。在缺失的直接证据之外，只存在《说文》对“枚”的训释似乎与“杖”有所关联这一暧昧的间接证据。焦循以《说文》为基础，对杜预注作了还原：
《说文》：“枚，干也，可为杖。”文十三年《传》“绕朝赠之以策”，注云：“策，马檛。”《释文》：“檛，张瓜反，马杖也。”《正义》直以杖解檛，然则可为杖，即可为檛，此杜所以通枚为檛与！
焦循认为杜预注可能是以《说文》中“枚”和“杖”的关系为中介，把“枚”同“檛”联系起来。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可能。
关于杜预注同《说文》的关系，根据我们目前接触到的资料，没有人认为杜预注曾参考《说文》。根据我们的初步考察，杜预注与《说文》相比，二者多不相合；少数相合的，或者出自《毛传》《尔雅》等故训，或者是由于训释规律、语言系统造成的偶合。这说明杜预注的“枚，马檛也”与《说文》的“枚，干也，可为杖”是无关的。同时，正如段玉裁所说，“可为杖”其实是对“枚”字 “从攴之意”的说解，是对“枚”字构意的说解[15]，并不是对“枚”意义的说解。这条材料并不能作为“枚”和“杖”“檛”意义有关的证据。
显然，焦循对杜预以“檛”释“枚”的假想还原未考虑到杜预注同《说文》的关系，也没有认识到《说文》的“可为杖”是对“枚”形体的说解。因此，这种蠡测是不能成立的。这种不成立消解了唯一的间接证据，也反证了杜预注的原貌必不会是“枚，马檛”，因为这种训释缺乏语言事实支撑。
总之，“枚”训为“马檛”确实是有问题的，这种问题在于语言事实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训释。因此，杜预注本来并非作“枚，马檛也”。我们认为，杜预注原作“杖，马檛也”，杜预所见的《传》文△字也并非“枚”字。理由如下文第2、3、4小节。
2.“板”“杖”可讹混
文献中存在“板”和“杖”的讹混现象。如《论衡·程材篇》：“周公筑雒，不把筑杖。”此“杖”字即“板”字之讹。《毛诗注疏·大雅·绵》：“孙炎曰：绳束筑板谓之缩。”《急就篇》：“干桢筑板度圜方。”典籍无“筑杖”一词，《论衡》言筑城，正与典籍中与建造有关的“筑板”相合。此“杖”字当为“板”字之讹。《齐民要术·卷五》：“贮出淳汁，著大盆中，以杖一向搅，勿左右回转。”“杖”本或作“板”。《通典•卷第一百三十·嘉礼九•宣赦书》：“南向。置鼓杖于金鸡之南。遂击鼓，每一鼓投一杖。”王文锦等校注：“‘杖’《开元礼·卷一二九》作‘板’。下同。”[16]可见，“板”确实可以讹作“杖”。从上引材料的成书时代看，“杖”和“板”的讹混时间是可以包含西晋的。换言之，杜预时，存在“板”讹作“杖”的可能。从字形本身看，东汉的一些出土文献，也支持“板”可以讹作“杖”。如丈（居延新简ESC：26）、版
（居延新简EPT52:292），“杖”所从的“丈”与“版”所从的“反”形体很接近。
3.“枚”“杖”二字形近易混
杜预之后，唐代及唐前，“枚”和“杖”有的形体极其相似。如“枚”作（中唐《翰苑》39-502-7），“杖”作
（初唐《礼记正义》11-166-15）[17]。同时期的典籍也常有“枚”和“杖”的异文。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六十七》：“譬如小儿可以小杖鞭之，不可与大杖。”《大正藏》页下注“杖＝枚＜圣＞”。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忽于州境获石三枚。”《大正藏》页下注“枚＝杖＜宋＞”。唐窥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理趣分述赞·卷三》：“拔，谓拔济拔诸有情。无一有情遗落失没、剩杖残丛而不拔者。”《大正藏》页下注“杖＝枚＜原＞”。《文选》李善注的“粗者曰檛，细者曰枚”，颜师古的《急就篇》注作“细者曰杖”。因此，杜预之后，《正义》之前，完全存在“以杖数阖”“杖，马檛也”中的“杖”讹作“枚”的可能。[18]
4.“杖”“檛”训释关系密切
《急就篇》：“铁锤檛杖梲柲杸。”可见，“檛”与“杖”属一类事物，“粗者曰檛，细者曰杖”，只有粗细的区分。因此，二者训释关系密切。如《汉书·匈奴列传》颜师古注引如淳：“檛，杖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四》“檛捶”条引初唐张戬《考声》：“檛，马策杖也。”《类篇》：“檛，庄华切。马杖。”吴棫《韵补》：“檛，结戈切，马杖。”檛和杖都是长棍，而最早的马策就是一根棍子，这种现象现在仍有遗存。所以，策既可以叫做杖，也可以叫做马檛。《文选·西征赋》：“尔乃端策拂茵，弹冠振衣。”李善：“许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袁本、茶陵本作：“策，马檛也。”同一个词在同一句话中既可以被训为“杖”又可以被训为“马檛”，可见，“杖”和“马檛”是一物，可以构成训释关系。
从上引训诂材料可见，一般而言，训释中“杖”通常作为训释词，几乎不充当被训释词，与“杖，马檛也”有所区别。这一问题应该放到杜预作注的环境下考虑。
首先，西晋时期，“杖”确有马檛义，这是杜注产生的必要条件。如下列佛经中的用例：
譬人操杖，行牧食牛。 三国吴·维祇难《法句经·卷上》
于是守鬼录取罪人驾以铁车。守鬼御车以勒勒口。左手执御右手持杖，挝之令走东西南北，罪人挽车疲极吐舌。 西晋·竺法护译《修行地道经·地狱品第十九》
这些表明西晋时“杖”已有檛义。《法句经》“杖”的对象是“牛”，这说明“杖”本身和“檛”一样，本质都是木棍，只是由于其作用对象不同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叫作“马杖”或者“牛杖”。稍晚一些的训诂材料也支持“杖”有马檛义。如：
《论语·雍也》：“将入门，策其马。”皇侃疏：“门，鲁国门也。策，杖也。初败奔时在郊，去国门远，孟之侧在后。及还将至入国门，而孟之侧杖马令在奔者前也。”[19]
皇侃以“杖”训“策”，“杖马”中的“杖”又充当动词。可见，“杖”的马檛义是确实存在的。“杖”的马檛义在东汉之前未见，可能是东汉后产生的一个新的意义。
其次，为什么“杖”与“策”“檛”构成的训释关系中，“杖”几乎不充当被训释词，以及杜预注要对“杖”进行训释呢？这一问题，与这几个词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有关。“策”是先秦表示马鞭的核心词，汉代之后，逐渐衰落。“檛”虽然一直不是马鞭这个义域的核心词，但是西晋时应该比较常用的，时代相近的曹操墓随葬的马鞭命名为“万草画节檛”即是证据[20]。因此，可以用“檛”作训释词。“杖”则是东汉后产生的新词、常用词。所以，“杖”充当训释词常见，一般不充当被训释词。那么，既然如此，杜预为什么要对“杖”进行训释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杖”的意义歧解性。“杖”在《左传》中以功用言可以有丧杖、扶杖等。如《襄公十七年》：“齐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定公二年》：“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出。阍乞肉焉，夺之杖以敲之。”古籍中“杖”还有兵器义。如《汉书·西域传》：“以金银饰杖。”颜师古注：“杖谓所执兵器也。”由于以今律古的原因，使得“杖”还多了“马檛”的意义。从《左传》叙事的具体语境看，具备马檛与扶杖、兵器的歧解性。杜预注“杖”有明确义项、消解歧义的意图。另外，“杖”的“马檛”义本身就是后代羼入的，加之又是讹字，自然会存在意义的不协。这也增加了解释的必要性。
可见，杜预时，“杖”本身已有“马檛”义，且“杖”与“檛”的关系十分密切。相比而言，古往今来，“枚”字绝无训为“檛”之例。加之文公十八年杜注以“马檛”训“策”，而策、杖本是一物，同时，“板”“杖”“枚”之间存在讹混关系，则杜预所训自当为“杖，马檛也”，其所见《左传》此处当为“以杖数阖”，而非“以枚数阖”。今天所见杜注“枚，马檛也”应是杜预之后出现的错讹现象。后人以后代所见《左传》和杜注抨击杜注，有失公允。单纯地从训释的角度看，杜预把“杖”训为“马檛”是有语言学的依据的，是不误的。
5.杜注之误
尽管从杜预所处时代看，杜注在语言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历时性、文义、事理方面还是有缺陷的。
就《左传》内部语言系统看，在表示马鞭时，不用“杖”字，而用“策”。如《左传·文公十三年》：“绕朝赠之以策。”杜预注：“䇿，马挝也。”还有“策”用为动词的。如《左传·哀公十一年》：“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这与同时代的文献是相符的。《论语·雍也》：“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也就是说，即使此处表示“马檛”也不应用“杖”字。杜预训释有以今律古之弊。
从战车的历史看，春秋时期的战车，是一车三甲士。《隐公元年》杜预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除去元帅的车，一般的车是御者居中，左边甲士持弓矢，右侧甲士持戈。《襄公十八年》：“州绰……乃弛弓而自后缚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缚郭最。”可见，州绰在战车中负责弓矢，是居于左侧的，并非御者。既然州绰并非御者，则不持有“马檛”。可见，杜注是不符合事理的。
除去“马檛”之外，“杖”也有兵器之义。因为先秦并未有在车战中用杖的记载，所以，也是不合适的。上述论证也说明，《传》文之△也不应是“杖”字之讹。
6.杜注还原
根据上文分析，杜预所见十八年《传》文当为：“州绰门于东闾，左骖迫还于东门中，以杖数阖。”十八年杜预注当为：“杖，马檛也。阖，门扇也。数其板，示不恐。”
杜预作注时，注释到“阖，门扇也”就完成了对字词的基本训释。之所以要补充上“数其板，示不恐”，就是因为还有不圆满的地方。杜预也知道如果单纯地数阖的数量是不合理的，所以要继续解释“数其板”，即数的是构成门扇的板子的数量。虽然杜预所见十八年《传》文并无“板”字，但是由于十八年与二十一年《传》文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得杜预可以根据二十一年的“识其板数”来对十八年的注释进行补充。正是由于二十一年有“识其板数”的记载，所以，杜预在十八年的注释中强调“数其板”。可见，虽然杜预所见十八年《传》文没有“板”字，十八年杜注的“数其板”也是合理的、有根据的。
（二）二十一年《疏》文厘正
孔颖达正义：“十八年《传》云‘以板数阖’，‘枚’谓马檛，以马枚数门扇之板。此云‘识其枚数’，‘枚’谓门扇之板，彼时数得其数，则二‘枚’不同。今人数物犹云‘一枚、二枚’也。”
《正义》明言“二‘枚’不同”，则《正义》所见《传》文“板”字已均讹作“枚”，作“以枚数阖”“识其枚数”。《正义》原文当为：
十八年《传》云“以枚数阖”，“枚”谓马檛，以马枚数门扇之板。此云“识其枚数”，“枚”谓门扇之板，彼时数得其数，则二“枚”不同。今人数物犹云“一枚、二枚”也。
结论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大致上可以还原今本《左传》“以枚数阖”“识其枚数”的讹变过程。《左传》两处“枚”字本皆作“板”。十八年杜注以“马檛也”训△，可知，“以板数阖”之“板”已讹作“杖”；二十一年杜注以“识门版数”解释“识其板数”，所见《传》文之□未讹，仍是“板（版）”字。杜预所见《传》文当为：十八年“以杖数阖”，二十一年“识其板数”。二十一年孔疏云：“二枚不同”，则孔疏所见两处《传》文均已讹作“枚”字。此后文本基本固定成型，孔疏及之后的解释，都围绕着讹误的“枚”字进行疏解，力图通之。但是由于所据文本已误，自然不会真正地解释融通。《传》文发生讹误，杜注也发生了讹误。“以杖数阖”的“杖”讹为“枚”，杜注的“杖，马檛也”的“杖”也讹作“枚”。由于《传》《注》之间存在解释对应关系，这两个讹误过程可能还存在因果关系。正是由于《传》《注》《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文本讹误，使得后代歧解频出而均难以圆融。
由于“板”“杖”“枚”两两之间都存在讹混关系，且发生讹混的时间跨度很大，早在西晋之前就产生，直到唐宋仍存。加之文本的传抄流转，文本之间的互相照应。这就使得讹混的具体过程十分复杂。最简单的一种可能就是：本作“板”的两处《传》文到杜注时一处讹作了“杖”，然后“杖”“板”又分别讹作了“枚”。但是文献的流传并不是单线条的，加之由于前后两处《传》文互相照应、《传》《注》之间互相关联，也存在后人据此改彼的可能。要想彻底厘清其中的细节，恐怕还欠缺太多的证据。这也启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典籍都是在历史长河中辗转无数才流传到今天，既有历时的传承问题，也有共时的互相影响问题，还有后人有意无意的加工、改动问题，因此我们在阅读、使用、研究这些典籍时，一定要采取审慎的态度。
附记：本文蒙导师李国英教授审阅指正，谨致谢忱！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 本文《左传》相关文字，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孔颖达著，阮元校勘：《左传注疏（附校勘记）》，艺文印书馆，2013年。
[2] 阮刻本《左传注疏》此处作“板”字，且无校勘记。元刻明修本、明嘉靖闵刻本、汲古阁本均作“枚”。从文义看当作“枚”字。
[3] 清乾隆三十四年潘莲庚刻本。
[4] 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588—589页。
[5]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辽海出版社，2008年，第336页。
[6]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8年，第896、917页。
[7] 王力：《汉语语法史》，中华书局，2014年，第30—31页。
[8] 张万起：《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中国语文》1998年第3期。
[9] 有的学者认为《墨子·备城门》中所说的“门扇薄植，皆凿半尺，一寸一涿弋，弋长二寸，见一寸”之“弋”就是门钉。“弋”即“樴”，就是橛。《说文》：“植，户植。”《墨子·备城门》：“门植关必环锢，以锢金若铁鍱之。”此篇专言守城之法，则“植”自然当为门内之竖柱，不当为门外之物。由此看来，所凿门扇究竟是哪一面也要存疑。而且无论是关于门钉的文献还是考古材料，在春秋到北朝之间，都是断裂的，这样看来，“弋”与后代之门钉恐非一物。
[10] 朱庆征：《门钉的起源发展与礼制关系考略》，《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五辑上）》，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90页。
[12] 朱庆征：《门钉的起源发展与礼制关系考略》，第283页。
[13] 焦循：《春秋左传补疏》，第588—589页。
[14]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第336页。
[15]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49页。
[16]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3361页。
[17] 字图及编号出自臧克和主编：《日藏唐代汉字抄本字形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34、732页。
[18] 实际上，由于“板”和“枚”、“枚”和“杖”在西晋之前就已经形体相近，如板（居延新简EPT6:82）、枚
（居延新简EPT6:82），枚
（居延新简EPT59：538）、杖
（居延新简EPT65：120），尽管可以确定发生了讹混，但具体过程还有再论证的空间。
[19] 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第138页。
[20] 可参考李零：《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博物院》2019年第5期。石牌编号M1:290。
作者简介
常广宇，202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词汇学、训诂学。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字研究》第三十九辑，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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