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募捐收紧:一线机构要敢于断奶,公募机构也要敢于断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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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24-09-30 12:52
广东
2024年9月5日,新修改的慈善法及配套性规定《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开始实施。新法对此前流行的“合作募捐”模式(一线公益机构通过与公募机构合作获得公开募捐资格)做出了新的规定,“合作募捐”收紧。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一线公益机构体感如何?他们如何判断当前的行业趋势,又将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与策略?
新修改的慈善法,重点在什么地方,预期会对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会看到,赛道还是那些赛道,但运动员的类型增多了,竞争更激烈了,从一个平均水平上看,活跃在一线的机构能够争取到的资源不如往年。新修改的慈善法在慈善募捐专章里面做了一些更加明确的要求。同时,配套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也落地了,还有更多的相关法规也在出台的过程中,比如《基金会管理条例》也在修订,我们可以看到的趋势是,规范化的要求会越来越明确,目的是保障公益慈善参与者的权益。这可能是慈善法修改本身的一个初衷。有专家说,过去多年互联网红利的催生下,公益慈善行业是野蛮生长的,我觉得倒也不能说完全是野蛮生长,但此前一段时间有些机构活得相对自由。接下来也许是一个新的阶段,资源可能会越来越收缩,监管可能会越来越有挑战性,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接下来的一年也许是比较有挑战性、比较艰难的一年,公益机构需要去完善自身,回归公益目的,以真正有效地度过这样一个阶段。我看到有一些公益机构依然是很稳的,期待他们把经验分享出来,以启发大家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合作募捐涉及到了公开募捐资格,新修改的慈善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合作募捐的过程中,法律责任需要由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机构来承担的,包括合作方的备案,合作方在开展筹款、以及传播过程中间的监督和管理,出了问题,责任由公募机构承担。我自己体验到的是,民政对于公募方在备案时的要求更多了,要提交更多的资料,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有一点我是想说的。有些公益机构在备案的时候需要提交的一个有盖政府公章的资料,需要政府来背书,我觉得这个趋势不是很好,有可能是要产生恶果的。政府盖个公章,并不能证明这个机构就很认真地在做公益,我觉得如果这个机构有三年以上持续在发年报,并持续地对公众公开的账目信息,持续运营维护公众号,哪怕是它没有获得一些背书,没有去获得一些奖,但由于它一直很认真地去跟公众对话,就应该有资格在99的时候上线筹款。新的政策变化可能确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就像从没有放开二胎,到放开二胎,大家需要时间去想底我是生二胎还是不生二胎。我们今年的体感是,需要提交的资料会比以往更多,这就意味着公募机构和一线机构都要付出更多的管理和运营的成本。比如说在新的募捐管理办法就规定,公募机构要对合作机构要开展各种尽职调查,提交一系列的材料。然后,等待审批的时间也会更长。我观察到,原来就跟公募机构有过合作的一些项目,要比此前没有合作过的相对要容易一些。要上新项目就比较难了,尤其是可能跨省的一些公募机构,中间的程序可能增加了好几个环节,得层层审批。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公募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觉得某个项目跟机构的契合度不是那么高,这个项目可能也没办法进入审批的流程当中去。我还观察到一个情况,今年一些公募机构可能有项目排队上线审批出现拥挤的情况,由于项目要分别备案,需要审批更多项目,等待时间较长,有一些省内机构可能就考虑了转向本省去找当地的公募机构进行合作。本地的公募机构,有一些过去没怎么做过互联网筹款,对相关的流程不是特别的成熟和完善,加上本身机构人也不太多,这也许会挑战到它们的专业服务能力。但这也可能是一个好的契机,如果未来本地的公募机构通过跟一线机构之间的合作,提升了自己的专业服务能力,它毕竟更熟悉情况,会更了解某个机构靠不靠谱,有没有一些不良行为,这也许也会对本地的公益生态有好的促进。今年对于接受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比重比较大的机构来说,确实是在面对蛮大的挑战,包括可能有一些项目款没有及时拨付的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在西部,像云南这样地方财政税收这些相对弱一些地区真实存在。我们也发现,如果是已经在互联网公众筹款深耕有3、5年以上、政府购买服务比重不太高的机构,受到的影响就不是特别大。但当然,今年看下来,一线机构的筹款额度也是在减少的,我了解到的一家机构,去年他们可能筹了快20万,但今年大概就是个十万左右。筹款减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在同一个县有可能好几个类似的项目,资源更分散了。也有整体经济下行原因,原来已经承诺说要给捐款的企业有一些要退出。再有就是公众捐赠的体量也有所下滑,我们去年99公益日差不多筹了200万的项目,今年到现在可能100万还差一些。当然,这也与今年腾讯99筹款周期拉长了有关系。我们现在也还在筹款的过程当中。面对筹款下降的情况,一部分机构裁员了,也有一部分机构跟员工一起讨论,是不是大家可以用主动降薪的方式来渡过难关。当然也有一些机构在当地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可能政府部门会给一定项目,甚至有一些公益性岗位的人力上的支持。筹款涉及到一个一线机构的生死存亡,我们机构给自己画了两条线:一条线是目标筹款额,这个目标几乎每年都是达不成的,每年都差那么一点;还有一条线是机构的最低筹款额,也就是我们要运营这个机构、发工资的一个最基本的额度,这条线一直是比较稳的。我们已经有两三年不怎么参与像99这样的公众筹款了。因为之前整个配捐的机制对我们机构所在的环保领域不是那么有利。99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流量。流量需要筹款议题的属性要跟平台的方向匹配,比如说这个项目颗粒度是不是足够细。第二个是自己有资源整合进来,比如有企业资源可以整合进来。对于一线的环保机构来讲,这两个其实都没有。今年反而我们又开始做99了,因为我们看到腾讯99规则的调整对于环保机构来讲是比较友好的,对真正想长期做一些事情的机构的利好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次跟捐赠人、跟公众互动的机会。今年的筹款情况也比我预想中好一点。我目前倒也没有那么焦虑。拉开到更长的时段来讲,我相信十年以后再看,今天我们肯定觉得现在筹款还是挺容易的。因为现在仍然没有什么竞争。换句话说,过去日子太好过了,什么人都可以去筹款。正因为之前日子好过,所以稍微现在管理上严格一点,或者没有流量,我们就觉得受不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事情。第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都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当政府觉得某个事情重要的时候,肯定是扶持,比如在2012年前后,当时每个民政局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孵化部门,降低公益机构注册的门槛,甚至注册资金都帮你掏了。在利好的大环境下,很多人发现机会就进来了,中间就会出乱子,然后政府就开始严管。我觉得目前属于这么一个阶段——政府下了决心要管,但被管的人还做好准备。政府严管,肯定是管行业里最活跃的那拨人,或者说最好管的那拨人,最活跃最好管其实就是公募机构。我们身在局中,可能是有点受不了,但是,如果政府不去管,我觉得不管是对捐赠人,还是对一直扎扎实实做公益的那拨人也是不公平的。当然,目前公益还很小,更多还是需要扶持和鼓励。目前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要积极来看,或者说我们这些一线行动者必须是乐观者。公益行业目前确实需要进入一个规范和讲究质量的阶段。我在县域看到,这两年很多基金会也开始找一些好的县域机构合作项目,他们在找一些过去有办法有本事把人才积累下来、同时真正聚焦一线需求的项目。当然,严管的过程会淘汰一部分比较粗糙的、过去有点投机的项目,但我想,资源也许会更加下沉到给真正有质量的项目。我所在的机构,大家也慢慢明白,过去简单送一个物资的项目是不够的,传统的慈善服务要向现代的公益服务转变。我们今年整体筹款也没有明显下滑,还是保住了团队的正常运转,而且看到越来越多潜在的资源下沉到社区。我以前所在的平台(阿里公益),是合作募捐最严管的平台之一。大家都知道,如果能够通过公益宝贝的评审和门槛,就是一块金字招牌,就好像拿到绿色通行证一样,再上其他的平台就很容易了。过往的合作募捐,对于公募机构来说,对品牌影响力有加持,也带来了募捐资金体量的提升;而对于没有公募资格的一线机构而言,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资金筹措渠道,这样的合作是比较理想的。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公募机构在合作募捐中,仅仅是分享了公开募捐的牌照,合作门槛是很低的,给人的感觉是以募捐数字的为目标,曾经有一段时间,公募基金会抢项目,抢伙伴。那时,好像只要能提供快速、高效的拨款服务,就是一个好公募了。如果这种情况大量存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个行业在追求什么价值? 从这个角度上看,严管是必经之路。那种只追求筹款数字、而管理比较混乱的情况,可能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修改的慈善法在严管的同时,也为这个行业撕开了一条口子,就是对一个慈善组织公募资格的认定,从过去的时间缩短到了一年。我会很期待一批做得好的慈善组织,朝着那条撕开的口子走过去争取公募资格,直接面对自己的捐赠人,然后也可以跟原来合作的公募断奶,让他们也轻松一点。我还是很期待,一线组织要能够敢于“断奶”,公募基金会也需要敢于去“断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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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盛:绿色潇湘发起人、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秘书长
臧婧: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