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贾西津：公益伦理，就是始终望向一个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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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3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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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同理，我们可以问：未经审视的“公益”值得做吗？也许有人的答案是，不用想那么多，筹更多的钱，帮更多的人，就是好的。但清华大学教授的贾西津老师指出，如果没有对公益目的本身的追问，公益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她主张“定睛于远方，追寻目的、价值和方向，并始终沿着这种方向去做行为选择。”（本文根据第37期《共益论沙龙》谈话内容整理，经讲者本人审阅）![]()
贾西津
贾西津：公益伦理核心的含义，来自于“你到底要做什么”的追问。这是个哲学问题，它不会给你一个完全客观的答案，但它是一个思考方向。比如说你要去做筹款，你为什么要去做筹款？筹款的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你可能说我要给别人钱，但你为什么要给别人钱？再往下追问，就指向你的发心。公益伦理就来源于做公益人的一方面要去问什么是自己的最终目的，同时在做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地回到这个目的，反思自己有没有被很多中间的目标所异化了？有没有被一些程式化的或习惯性的行为带偏离了，以至于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公益伦理，是对公益目的本身的追问。所以，整个公益链上面的每一个主体、所有的环节，都是公益伦理要讨论的问题，比如捐赠人的伦理、筹款的伦理、项目的伦理、资助的伦理、受益人中心伦理，还包括公益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公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志愿者的伦理，等等。公益伦理是贯穿全公益链的，它是一个思考方向，要求你不断追寻那个最终的目标。共益资本论：如果公益伦理是对最终目的的追问，有没有一种可能，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公益目的，他奉行的伦理准则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是这样的话，公益伦理还有一个基本确定的方向吗？贾西津：这就要回到“公益”这个概念本身。我们有时用“公共利益”这个词，其实英文的public good会更好，它的目标最后一定指向good，指向善的东西，然后它是个public good，直接说就是“公共善”。所以公益伦理一定要有公共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受益者不是特定的人，公益是面向一个一般性的愿景，某种公共善，而不是仅仅是看到这个人可怜，想要帮他一把。公益背后应该有一种公共价值的追求，这是个普遍性的原则。具体针对点不同人不同，但基本伦理原则是有方向的。卡耐基说过，要“助人自助”，即帮助他人实现自我发展，成为一个更有尊严的人。基于这样目的，就可以自己追问，那些被给到钱的人，他们真的得到帮助了吗？如果给了他钱，而减损了他的尊严、自主性，是真的帮助吗？所以给钱、资助就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想要真正帮到一个人，是关切他的自主性如何得到发展。共益资本论：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来讨论，如果没有公益伦理，会出现什么问题？贾西津：没有公益伦理的意思，就是人们不需要想为了实现什么，公益就变成了一个纯被动性的行为，也许是看到别人在做什么，自己就跟着做；也许是迫于某种社会压力，不得不按社会要求做；或者就是自我感动，满足一种情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伦理，你就不会关心行为的后果，而只关心某个行为的本身。比如说，就只关注某个人有没有捐，捐了多少，而不会想究竟实现了什么样的目的，达成了什么愿景。那做公益的意义是什么呢？对目的的思考，就是伦理的所在。就好像人生，没有经过审视地活着，是值得过的人生吗？共益资本论：如你所说，伦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哲学追问，这种追问首要关注的不是现实的状况，而是我们应当要如何。但我们也知道，目前很多机构都面临着现实的运营困难，不少人喊出了“先活下去”的口号，如果现实与伦理发生了冲突，应当如何平衡？贾西津：余华有一本书《活着》，里面就特别精辟地概括了在我们文化中常见的一种状态，就是为活着而活着。活着就已经足够难了。我记得有人说：有的人，光活着就已经用尽了全部的力气。他已经想不到别的了。为什么会处于“活着就足够难了”的境地呢？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常说的词叫“卷”。很多人都发现自己很忙，但忙的事情完全都没有意义。这就是一种艰难地活着的状态。你越努力，越“卷”进去，是让活得更容易了呢，还是更艰难了？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跳出来，问一问为什么我进入了一种这样的状态？为什么我被卷得没有喘息之力？进而问，我到底为什么而活？也许，过于关注眼前，只看实用性，然后就非常急功近利，恰恰是卷的原因，而不是卷的结果。会不会恰恰是没有仰头去问无用、去看远方，反而连“活下去”都变得遥不可及？为了“活下去”而悖离伦理目的，好比饮鸩止渴。当渴的时候，看见液体就喝，不管它是不是毒药，结果是解了渴还是丧了命呢？公益伦理的思路则是：定睛于远方，追寻目的、价值和方向，始终沿着这种方向去做行为选择。在当下的困境中，特别是越处于“卷”的状态里，这样思路肯定是难的，但你如果不把思路逆转过来，就像拧螺丝的扣，往紧扣的方向只能越用力越旋紧，除非先把拧扣的方向倒转过来，才有可能慢慢松开气，开始有空间。这个过程，依靠的就是信心了，如果只有利害得失的计算，很难等到倒转结果的发生。这就有点像你把自己生命的方向找到了，你就会有信心解决眼前的问题。但很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望向了一个对的方向。如果那个方向本身出了偏差，可能会导致整个人生轨迹都会有各种的问题。所以真正值得反复思量的，就是公益的方向，真正要实现的公益目的是什么？价值观真的支持这个目的吗？这些才是公益人真正要去关心的问题。共益资本论：提到伦理，我们往往会把“伦理规范”连用，似乎伦理跟法律都是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机制，但我们知道伦理跟法律应当是不一样的，那伦理与法律的边界在哪里？伦理为什么更强调“自律”？贾西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伦理就是你做事的最终目的，所以它肯定是你自发，一定是自愿性的；而法律是强制的，是那些不能突破的底线。其实伦理是一个光谱，它一方面是建立底线，底线就是“避错”，比如对公益而言，错的东西是不能滥用公益，不能损害公益目的；伦理的另一方面是“向善”，向善就是要做好的公益，而好公益是没有尽头的，你永远追求做得更好。共益资本论：既然伦理与法律都有底线，那存不存在这样一个区间：突破了伦理的底线，但还没有触及到法律？贾西津：我们说的底线，首先是对错原则上的判断，但具体规则要复杂很多。比如说有某个行为，社会对它的认知还没有形成共识，因而也没有体现在法律规制里，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件事不应允许，这就是伦理先意识到了，还没有触及法律，伦理总是走在法律前面的。比如对隐私的保护就是例子，此前我们可能没有隐私保护的意识，法律也没有什么限制，但随着社会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隐私了，并把隐私保护作为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进而形成了一个社会共识，最后隐私保护也进入了法律。共益资本论：我们转过来聊聊伦理光谱的另一端，我想大多数人都希望公益会变得更好，但也有一些网友的做法是对富人、对公益人提出了特别高的道德要求，我们有时候也把这叫做“道德绑架”，那道德绑架跟我们所倡导的公益伦理中的“向善”，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贾西津：道德绑架恰恰是不符合公益伦理的，因为公益伦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志愿性。志愿性看似容易理解，其实往往未充分体现其内涵。志愿性是很脆弱的，道德绑架太容易，就需要制度精微的呵护。比如说很常见的文件筹款，任务布置下去，看起来是筹得了很多钱，但其实对志愿性是伤害的，这就是道德绑架；在各种灾害或社会救助中，给企业捐款排名，对不捐钱的就舆论批评甚至产品抵制，这也违反了公益的志愿性，是道德绑架。打个比方，一个企业特别喜欢捐钱，一个企业不怎么捐钱，是不是捐钱的企业就是一个更好的企业呢？答案是没法判断。因为你不知道不捐钱的企业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它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是不是它的公益理念体现在了一些别的维度上。我们没有太多看到马斯克捐款，但你能说马斯克没有公益精神吗？他所做的事情，没有强烈的公共善的愿景吗？所以很关键的是，我们不能用自己关心的维度、自己看到的特定的指标，甚至直接用捐钱多少，去评判别人，这些就属于道德绑架。有一点必须明确：志愿性的伦理是自我的要求，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一般性地倡导公益性、志愿性的原则，对滥用公益、损害志愿的行为进行批评纠正，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公益行动的前提一定是个人的自我意愿。如果你感受到了某种公益愿景，你就参与；其他人和你有同样愿景的，就可以共同去做。但是，不要去用自己的特定事项要求别人，要求别人在你想到的时点、你关注的问题上也必须去做。这种特定要求就是道德绑架而不是公益倡导了。共益资本论：我想追问一下，不少热衷做道德绑架的人也许会认为，如果我可以通过网络施加压力，使一个原本不打算捐那么多钱的人捐出了更多的钱，那我不是为弱势群体创造出增量的福利了吗？这种逻辑错在哪？贾西津：这就是为什么卡耐基说，与其滥加施舍，不如一毛不拔。这就是强调公益的目的。有更多的钱，或者更多的公益机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公共利益就一定会有提升。当有强制性出现的时候，因为它破坏了公益伦理中非常重要的志愿原则，一定会在某些或许是隐匿不知的地方，使得我们的公益性降低。公益的目的是看到public good，是追求“公共善”本身的提升，而公共善之所以是公共性，一定是惠及每个生命自身的改变，志愿性一定比单纯钱的多少要更具有公共价值。共益资本论：贾老师讲的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理想。怎样看待一些明显违反公益伦理，却又在某些领域长期存在的现象？贾西津：当有我们看到一些违反公益伦理，但长期存在的现象时，很可能是之前并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比如大病筹款中把个案打包成项目来筹款的问题，其实大家并没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它到底是不是公益？所以才长期存在这种模式。这里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但当越来越多人看到某个做法对公益有伤害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慢慢地形成一种共识，这里涉及到一个认知递进和伦理提升的过程，共益资本论：关于伦理的倡导，我印象中最近十年几乎每年都有提，每年也有各种形式的自律公约，但有违伦理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站在当下，倡导公益伦理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贾西津：其实从我的观察看，我觉得公益伦理在这些年是在不断地播散、在扩延的，人们的伦理意识是在提升的。伦理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得先意识到。如果你意识到这里面还有伦理问题，即使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这种行动前的犹豫已经是伦理建设的开始了。近些年公益行业有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伦理问题了，这个行业的伦理是在进步的，只是可能还没有太多反映到联合行动层面。你问当务之急是什么，我觉得首先要普遍意识到公益伦理的问题；再者守住底线，对侵害公益目的的事情要敏锐和警惕；继而追求“好公益”。共益资本论：伦理规范一般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社会共识，但公益慈善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如何从无到有，形成共识？贾西津：基本的伦理原则其实没有什么中国特异性，并不需要非得自己摸索出来，有更加成熟的公益生态，他们的伦理原则我们是完全是可以去学习和借鉴的。这就好比市场，市场其实也没有什么中国的市场规则，成熟市场的那些规则，我们去学习借鉴就好了。至于说在实践中能不能形成共识，这又得回到伦理的志愿性，回到每一个行动主体，个体自身有没有伦理意识。如果有人意识到了，可能就会在他的组织之内推动伦理建设；有更多主体意识到，社会舆论上就可能有更多讨论和倡导，逐渐实践一些伦理观念，比如现在筹款伦理领域就已经有伦理手册，以及行业联合伦理自律行动的尝试。共识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
作者简介：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