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屋是一个“充电的地方”，但它带给你的，不是充电桩，而是充电的方法。
撰文 | 李彤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与母亲激烈争吵后，16岁的周文诚手上缠着绷带，独自拖着行李箱来到了杭州。
此次的目的地，是一个名叫“绿汀小屋”的地方。
飞机在停机坪滑行，他翻开手机的招募帖，“休学的你也在寻找一个港湾吗？”照片中，一群阳光开朗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玩桌游、开party，他们彼此拥抱，有人抱着小狗，有人在院里种花。
对于周文诚来说，这是自己长久以来可望不可即的“快乐”。2021年，还在上初三的他被确诊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休学一年后，勉强完成了中考。生病后，他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但状态却反复波动。而父母对他离开学校的失望，更让他陷入深深的自责。
在中国，与周文诚一样因抑郁症被困家中的年轻人习惯了在人群中“隐身”，因为不可见，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群体的庞大。据《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调查，在所有抑郁症患者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总人数的30.28%，其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41%曾因抑郁休学。据估算，从初中到大学，约有200万人无法回归“正轨”，完成学业。
怎么接住这些不被看见的青少年？除了医院和特殊学校，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绿汀小屋的出现，是一次从无到有的尝试。每期活动，几位陪伴者会与6-8位因抑郁休学的青少年，在一个月里一起生活，彼此陪伴。创始人盛梦露为小屋许下了愿望，她希望营造一个“温暖的洞穴”，“支持内心千疮百孔的孩子们，帮助他们重启人生”。
对于第一次来到小屋的周文诚而言，这样宏大的愿望并没太多吸引力，他已经习惯了每种尝试的结果最后“也就那么回事儿”，可这一次，他却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比心理预期还要高的地方”。
2024年5月绿汀小屋周末活动现场。（受访者 供图）
规则之外百无禁忌
大多数在绿汀小屋住过的青少年，都会将这里形容为“乌托邦”。绿意盎然的小院里，胡桃木色的秋千微微摇晃，推开复古红砖洋楼的大门，五彩的涂鸦、留言散落在墙上，地毯的角落倚着一大一小两把吉他。
21岁的女孩李芸回忆起第一次来到小屋时，觉得这里“才更像自己的家”。来杭州之前，她已经确诊抑郁症和焦虑症6年，“断断续续上学，断断续续住院”。父母是典型的“钱给够，感情不要想”的类型，家里总是冷冰冰的，母亲曾当着她的面说“为何自己的教育如此失败”，这让李芸感到心碎，甚至来小屋前的每一天，家里都是“摔锅打瓢，摔门吵架”的极端氛围。
周文诚与李芸一样，在来这儿之前与母亲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生病后，每次与母亲聊起病情，对方总是开始心平气和，说着说着就变得愤怒、焦虑，为他的未来担忧。那天，向来沉默的周文诚把手重重地砸向门玻璃，手心肌腱断裂，至今还留着一道几厘米的伤疤。
这些本就“伤痕累累”的青少年，最初充满戒备。李芸在参与规则制定时洋洋洒洒写下了一整页自己的敏感点，“不可以评价我，任何评价都不行；不可以有太多肢体接触”……周文诚本来设想来这儿的日常就是大家一起做做团体辅导。
很快，他们发现小屋有点不一样。
在小屋，想要做什么都可以，他们一起聊女权主义、心结、情绪、复学的困难等等。在固定的活动之外，陪伴者和孩子们大量的时间只是一起生活，一起做饭、一起打球散步、一起打游戏、聊八卦。
周文诚打开手机，给我看了专属绿汀小屋的相册。照片里的年轻人们，跟随音乐跳着搞怪的舞蹈，放声大笑，“发疯发癫”。中元节这天，几个人窝在一起看了鬼片。每个人本来有自己的房间，熟悉了之后，大家直接把床铺搬到了大厅，玩累了直接一起瘫倒在地上睡觉。在这之前，他并没有拍照的习惯，“但当时喜欢上了记录”。
春天，他们会跑到邻居的院子里摘柚子。夏天，下着大雨，他们四仰八叉躺在小区空荡荡的路上，感受马路的温热和雨水的清凉。秋天，他们加入广场舞的队伍和大爷大妈一起跳。还有一次，他们假装明星和保镖冲进西湖边的奢侈品店，来了一场行为艺术。
盛梦露说，小屋是一个在规则之外百无禁忌的地方。这些看似不着调的活动背后是小屋一直在践行的文化——“不暴力、不评判、包容多元价值”。“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环境逐渐地渗透给他们一个信念，就是‘无论我是什么样的，无论我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崩溃、大哭，还是吵架都没关系，真实的我都能被接纳，都值得被爱’。”
绿汀小屋创始人盛梦露（受访者 供图）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周文诚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完全接纳”。他从小善于“伪装”自己，隐藏自己的情绪，不熟的人很难看出他饱受抑郁症的折磨。身材高瘦的他晒得皮肤黝黑，话多，说话还带点北京腔，发消息总爱在末尾加个表情。在小屋，他第一次当着其他人的面，抱着陪伴者凡博，大哭了起来。
寻找重启人生的路
绿汀小屋里，年轻人活泼好动的画面，让人们很难相信，这群人，甚至是大多数陪伴者，在这些难得的“快乐”之前，走过了多么漫长的路。
坐在沙发上，周文诚和我回忆着来小屋之前的经历。在正式确诊前，他感觉自己已经抑郁了5年，力不从心与失眠一度是他的常态。他做过眼动治疗，也去拜访过北大六院最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医生态度非常好，但“就诊体验非常差”。诊室门口“乌泱乌泱”的家长焦急地等待着说上几句话的机会，“进去20分钟就出来了”。
后来，他吃过将近20种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药物，但几乎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副作用。抗抑郁药物作用于大脑，还会导致情感淡漠，周文诚觉得被药物控制的感觉很难受，没有悲伤，也没有欢快，如同“行尸走肉”“寂静得可怕”。
在来到小屋之前，李芸住过三次院。
在医院，“患者”的身份常常让她感到绝望，一个邻床的女孩曾经告诉她：“你知道吗？你一旦进了这儿，想再出去就难了。”李芸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哪怕将来走出医院，抑郁症患者想再融入“所谓正常人的规则”也会异常艰难。脱离学校之后，他们更加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以及，“怎么去跟他人解释自己为什么生病了，也很困难”。
生病后，李芸的父母帮助她转学到一所国际中学，可频繁地请假以及对于人际关系的胆怯，让她又一次陷入了校园霸凌，病情又加重了。
为了自救，李芸曾在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她发现虽然社会普遍对抑郁症有了客观的认识，但真正有效的支援“少之又少”。有人建议要多去运动，多晒太阳，但陷入抑郁状态时，“连走出家门都很难实现”。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没办法信任”，市场上的咨询师费用昂贵，而且良莠不齐，经历过几次“失败”的咨询后，李芸对这一途径也失去了信心。
对于被困住的感受，盛梦露非常清楚，她也曾是抑郁焦虑障碍患者。与这些青少年一样，这些年来，她同样在寻找承接抑郁症的可能性。
2016年，盛梦露在《财新》做记者，彼时，知名媒体人张进是她的编辑。抑郁症康复的张进察觉到她的状态不太对劲，催她去医院看看。对于他的建议，盛梦露拖延了很久。
尽管做过抑郁科普的报道，真正察觉抑郁来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她依然感到了强烈的“病耻感”。她坚持跑了一个月的步，每天跑几公里，可失眠依旧严重。不想让家人担心，独自北漂的盛梦露也“不懂求救”，整日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当你在疾病的状态中，你甚至感受不到孤独，而是觉得这种封闭就是常态。”
2019年，状态稍有好转后，盛梦露从媒体辞职，前往伦敦政经大学读硕士。出国前夕，她加入了“渡过”做兼职，这是张进创建的一家全国性抗抑郁组织。在“渡过”，她负责青少年社群的相关工作，张进和她提起，在全国各地走访时，发现青少年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当时，青少年抑郁休学后的去处几乎只有医院和军事化管理的特殊学校，“而这些地方的氛围对复原并不理想”。
张进很希望能筹建一个线下的空间，作为青少年在医院和社会之间过渡的中转站。盛梦露记下了张进的话，留学回国后，曾经一起共事的老邹找到她，提到自己恰好有一幢现成的房子，想用来安顿一些向他求助的休学青少年。
亲眼见到那栋还是毛坯房的四层小楼时，盛梦露和老邹一拍即合，根据小屋所在的道路名，取下“绿汀”这个名字。没有可参考的经验、没有钱、没有资源，也没有专家的推荐，几个有同样想法的年轻人，就这样与自救的青少年有了共同的愿望——创造一个让抑郁青少年更有安全感、更有力量重启人生的空间。
绿汀小屋一周的大致安排。（受访者 供图）
从零开始
小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最初没有人能给出“清晰的设计”， 因为这在国内完全是一片空白，甚至在国外也很先进。
小屋最先需要解决的，是工作人员的消耗问题。
初创后的头两周共居，陪伴者需要全天24小时待在小屋，这对于被陪伴者来说如同“天堂”，却让陪伴者异常辛苦。凡博跟我回忆，他被小屋的理念吸引来到这里，却没想到从第一周开始便“没再睡过一个好觉”。抑郁的人普遍在夜晚比较消沉，于是每天一个接一个地找他聊天。有的人直接敲门，也有的人在活动结束后直接赖在他们的房间不走。“心理行业比较特殊，不像医生是用手术刀来工作，我们是用情绪来工作，过度的情绪消耗让我们特别疲惫，也没法长久地打起精神面对他们。”
很快，盛梦露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开始重视工作人员的自我照料，并为小屋渐渐划定了更为清晰的边界。首先是“物理上的隔离”，陪伴者不再和青少年住在一起，而是每天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其次是明确彼此相处的边界，工作者不再是用私人微信与青少年建立联系，也不允许单独出行，“我们会一起聊‘陪伴者’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朋友，不是老师，更不允许和青少年谈恋爱”。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过分密切的交往让“青少年们太舒服了”。无论何时，他们都会被无条件地接纳和陪伴，可真实的世界并非如此。
凡博提到，不少青少年在活动结束后表现出强烈的分离焦虑。
离开小屋的前一晚，周文诚在后院坐到了凌晨4点，对于离开小屋将要面对的生活，他感到害怕。回到北京后，他又一次坐在了新高中的教室里，原本恢复的情绪瞬间被“打回原形”，“学校和小屋的落差太大了”，他感到整个人气压很低，头疼头晕，班主任严厉地告诫他：“你要是来了就好好听课，一直趴着不如不来。”第二天，他再次做出了休学的决定，回到了小屋，却意外地发现，上期的好几个小伙伴也都回来了，“他们也难以适应”。
对于他们的留恋，凡博既理解又心疼：“他们如同流浪的小狗，被外界抛弃过太多次，在关系中受过太多伤，因此一旦他们建立起了一段良好的关系，留恋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在与督导商量后，小屋每期活动的最后一周被完善为分离周，工作人员会与孩子们坐在一起，回忆彼此的改变，把大家一起拍的照片做成回忆录，互相给对方写信。“对于分离焦虑非常严重的孩子，也会先转化到线上陪伴的模式，逐渐舒缓他们的情绪。”
除了基础规则的不断完善，工作人员们也要时刻做好准备面临突发状况，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蹚过了水才有经验。
凡博回忆起一次“极度不可控制”的场面。小屋第一期活动时，两个孩子对另一个女孩存在一些偏见，他们来找陪伴者吐槽，却没想到房门并不隔音，推门出去时，凡博发现被吐槽的女孩正抓着自己做的小手工，坐在楼梯口一边颤抖一边哭。强烈的愧疚感瞬间吞没了一向处变不惊的凡博，“我觉得我没保护好她，反而给她造成了二次伤害”，他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躲在角落里抹了眼泪。
最终，凡博和老邹决定立刻把几个青少年拉到一起，摊开聊对彼此的不满与误会。让凡博感到欣慰的是，很多时候，是他们低估了青少年的能力，吐槽的孩子们道了歉，被伤害的女孩最终也勇敢地表达了自己。这个女孩第二次来到小屋时，变得敢于表达，成为不时“抛些烂梗”逗大家开心的人。
在盛梦露看来，小屋正是在陪伴者和青少年的互动中被创造成如今的样子。时有发生的惊恐发作、情绪崩溃、大哭、争吵，都是彼此了解与接纳的契机。“正是因为我们的起点一无所有，我们的心才足够贴近他们，理解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而小屋内部重建的同时，外在的经营压力也始终如影随形。盛梦露坦言，这一路感到疲惫、无力的时刻太多太多了。小屋自创立以来，始终只能勉强维持，最艰难的几个月，招不到工作人员，也招不到青少年，她和老邹没拿到一分工资，但好在，他们选择了坚持。
梦醒之后
绿汀小屋创办以来，盛梦露和团队始终在思考，小屋该如何承担起帮助休学青少年回归更大社会生活的功能？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梦总是要醒的。
她记得自己曾在国外文献里看到一个概念——“环境疗愈”，小屋的理念，正与此不谋而合，他们希望“用新的关系和模式，去重新养育一个抑郁青少年”。因此，陪伴者需要做的，除了亲身践行的关爱和关注之外，还要努力成为青少年的“第二大脑”，通过亲身示范，打破他们固有的认知与行为，“陪着他们走路”。
陪伴者与青少年在一起。（受访者 供图）
接下来，便是静静等待他们的改变。
日常一起吃饭时，如果有人无意的玩笑伤害到了某个人，陪伴者会立刻说出来，告诉他们，感到不舒服可以表达，有困惑可以沟通。离开小屋后，李芸学会了拒绝有毒的人际关系，当不能接受室友的生活习惯时，她第一次尝试直白地沟通，却意外地发现对方欣然接受。后来，她还把“成功的经验”分享给了一个和她性格相像的女孩，“我很开心她也成功了，原来这套方法真的可以复制。”
盛梦露也提到一个让自己惊喜的瞬间。有一次，他们带着几个自称社恐的青少年组建了一个乐队，最后一天，他们来到商场表演，开始很害怕，陪伴者们便冲上去热场，“也不在乎是不是跑调了”。后来，他们陆续上台，只有一个女孩几次找她，称自己“紧张死了”，只敢坐在舞台边背对观众表演。但最后，她戴着一顶帽子，冲上了舞台，独唱了一首她很喜欢的歌，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与欢呼。
两年间，绿汀小屋长期服务过约80名受精神疾病困扰的青少年，盛梦露和团队发现，他们的环境和方法的确是有效的，70%多的人在离开小屋后在情绪和社交能力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就像李芸总结的那样，小屋是一个“充电的地方”，但它带给你的，不是充电桩，而是充电的方法。“他们教会了我，作为一根有些特别的数据线，怎么去找合适的插头”。
2023年底，绿汀小屋入选“SEED社会创业加速器”项目，他们获得了专业的创业支持，盛梦露计划在未来适当扩大小屋的规模，同时与医院、心理咨询师建立合作，让小屋的服务可以更加专业，触及更多青少年。近两年，也有不少机构找她取经，想在当地做类似的服务。这样的变化让盛梦露感到欣喜，她希望将来有一天，离开小屋的青少年回到社区，依然能够获得可及的资源与支持。
而梦醒之后，“学会充电”的青少年也是时候继续自己的人生了。
现实依然“残酷”。2022年以来，周文诚一共去过三次绿汀小屋。这期间，病情仍有反复，他三次尝试复学，但都只坚持了短暂的几天。休学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年，请假也不可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想要顺利毕业，他必须参加下个学期的会考。身边有同学羡慕他可以不用上学，他对此十分无奈，“他们没有看到这背后的痛苦”。他一直有一个医学梦，如果没有生病，他今年本该坐在高考考场，在9月成为一名医学生。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继续消沉，周文诚在休学的日子里成为了徒步带队向导，自学了急救知识，成为了急救公益课的外聘讲师，加入了民间救援队，参与过京津冀暴雨等多次灾害救援。李芸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偶尔见面，争吵也少了许多，今年秋天，她将前往中国香港继续深造。
盛梦露提到，很多青少年在离开小屋后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回归了校园，有人发觉自己难以复学，便去旅行创业，也有人搬回家重新接纳了父母。“所谓的康复，并不是立刻成为社会认可的‘好孩子’，而是慢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样子。”
正是在这些时候，陪伴者们常常会反思抑郁症到底是什么。凡博提到，最让他遗憾的是社会上不少人觉得有心理疾病的人如同“外星人”，可真实的他们非常可爱，甚至比很多所谓“正常”的人更加幽默，有天马行空的思维，“他们只是不能很好地在应试教育中生存，就被抛弃了”。
盛梦露也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抑郁症的成因非常复杂，只怪罪父母并不公平，很多家庭在孩子抑郁后，父母也垮掉了，整个家庭都需要被社会支持和关爱。“当下，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在反复强调一种只注重培育智力的学习氛围，和充满竞争的人际关系。对于如何面对情绪困扰，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矛盾，如何在过载的数字信息中看清自己的人生方向，几乎没有人教过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社会，是如何盼望一个孩子的成长的？”
在那场演讲的最后，盛梦露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另一个故事。在患者身份之外，她也是患者家属——她的父亲在18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此后的人生，父亲与当下被心理疾病困扰的青少年一样，隐匿在家庭与身边人的不解里。而绿汀小屋的创建，也是她在用行动与“无法帮助18岁的父亲”的遗憾和解。
“我想告诉他们，不必强求所谓的‘正常’。因为精神疾病不能定义一个人的本质，它只是人生困境的一种。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和关系中、在一个包容的社会中，它并不会阻碍我们实现个人的价值。”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文诚、李芸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