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困 X 梁婷：以解困思维，透视社会的复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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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25-01-01 12:45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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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式报道作者访谈录"由共益资本论与深度训练营联合发起，解困式报道社群志愿者采写，旨在让优秀的解困式报道作者被看见，为操作解困式报道的媒体人提供鲜活、具体的经验，并展现媒体人在创作时如何思考新闻与社会的关系。
本期对话：梁婷 《北京青年报》深一度记者
多篇报道入选「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
其作品《当你老了，关于吃这件“小事”》被评为被评为“解困式报道2023年度十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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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婷
梁婷，自2019年入行以来，曾撰写《空笔芯、牛奶盒，那些看似“奇怪”的商品交易背后》《离婚诉讼中，被层层“消解”的家暴》《小学班主任的一堂反霸凌课》《精神病人照顾者的隐秘角落》等报道，这些作品不仅呈现出问题的复杂性，更试图寻找解困之道。她说：“作为记者，我们要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记录，不能从记录的场域退回”。我们期待通过对话了解梁婷如何挖掘社会议题表象之下的公共性、如何从解困案例中看见改变的力量，并探讨新闻报道是否能够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解困：你从2018年在《北京青年报》的深度报道部门实习到2019年校招，做了较多关注教育和医疗话题的稿件。你怎样去判断一个选题值不值得做？梁婷：我会关注比较小的问题。每一个行业的小问题，都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大的时代氛围，或者说社会问题。我对这些小问题有好奇心，会看它能不能挖掘出表象之下的公共性。处理社会议题相关的报道时，最怕问题本身是臆想出来的，所以我需要找资料，一方面看别人如何写这个问题，另一方面确认这是不是一个真问题。我的经验是在做选题时不要合理化任何事情。以我做过的空牛奶盒空笔芯这个选题为例，我偶然看到网上有人在卖空的笔芯和空牛奶盒，当时也有人觉得这很正常，小时候就有类似的事情，没什么可写的，这就是一种合理化。不过我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会有人买这个？即便以前就有，那现在还有不是也很不正常？下面有评论说有学生在买，我就更奇怪：学生怎么会买这个？然后一步步追问，才知道这是学校要求的作业。于是，我去找资料、采访，最后发现这背后其实是形式主义问题。如果最后只能采到比较浅层的内容，我觉得这个选题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好多学生的家长都在买空牛奶盒，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这件事就是应付一下学校，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学生和家长都有这样的思考，那我觉得这个选题就是值得做一个深度报道的，它的公共性也就出来了。所以我的一个习惯是，保持对社会现实的种种怀疑，不去合理化任何事。解困：具体来说你会如何分析这些社会问题中的成因，并挖出它们的根源？梁婷：先谈谈今年的稿件——《离婚诉讼中，被层层“消解”的家暴》，为什么今年我会想做关于家暴这个选题？我的一个困惑在于，在公共舆论空间里家暴问题备受重视，每个部门都在谈要反家暴，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那么多人面临着遭受家暴后，求助无门、离婚困难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我选择这个选题的动机。我在看资料的过程中，提炼出了“消解”这样一个关键词，也是我整个稿子的主题词，女性在遭受家暴后，当她开始求助时，每个环节都存在着一次被消解的过程，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不是我的解答题，我并没有打算分析家暴的成因，而是去分析我能采访谁来回答这个问题，通过更多采访对象去呈现这个过程，尽量找到被“消解”的原因。我的思路是通过采访律师、法官、调解员、遭受家暴的妇女，还有公益组织的人员，来呈现家暴被消解的过程。在很多人看来，女性在婚姻中是被管理的、被照顾的。采访中，一位老师跟我聊，在很多法官眼里，女性还是弱势的，他们会考虑离婚对女性好不好，离了婚女性自己能不能行。包括被家暴，他们可能会觉得是女性太多嘴了，或者是男的气上来了，他们会有这样合理的解释。好像你说错话了就该被打，可是，为什么说错话就该被打，为什么一个人天然地被赋予打另一个人的权利？我觉得，当我把这些合理化的东西呈现出来后，也就理解了家暴是被如何“消解”掉的。那么我们就更能理解，家暴问题背后隐含着的性别上的不平等。很多时候诉讼结果是不让离婚，本质上是缺乏尊重个体的意识，不能真正把女性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对待，就像陈碧老师在稿子中说的，很多时候在涉及离婚案件上，法官面对的不仅仅是谁打谁的民事侵权案件，他的矛盾在于，到底该尊重一个个体权利的保护，还是维持一个家庭的稳定？现实中，很多时候答案是要维护家庭的稳定，要维护社会的和谐，在这种理念之下，人的价值、权利，不能说不被保护，但它会成为在天平的两端中被牺牲的那一端。![]()
梁婷：我觉得校园霸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非常难以改变。无论我们做多少努力，它也不可能完全被消灭于学校。我们只能用更多的努力让霸凌行为在学校里占下风，直至消失。回想起小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学校里存在校园霸凌，那时候甚至不知道有这样词。但当我再回头去看，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的。我们班有个男同学，他有点女性化的气质。那时候，很多男同学都会开玩笑地叫他“娘娘腔”，还会嘲笑他。我当时并没有觉得那些男同学有多大的恶意，也觉得只是开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会劝他们说：“你们别老这样说人家。”直到后来我做了记者，有了这种思维，再去审视我当时的经历，才意识到，那其实就是霸凌。解困：既然校园霸凌的问题不能被解决，那么这篇报道对于缓解校园霸凌问题有什么帮助吗？梁婷：当时我就是想通过小小的一堂课去呈现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每年大家都在讨论校园霸凌，而且每次都是消极的。受到伤害的孩子的经历看得揪心，而且越看越无力。所以我想做一些有力量的报道，让大家知道可以从哪些事情上去做一些改变。做完报道后，我觉得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还是很难，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牵扯到很多方面，包括家庭环境、孩子的性格成长、周围人的影响，以及学校如何应对。所以很难去掰开、揉碎每一个问题，然后去解决。我想以这堂课为样本，让大家看到一些可以借鉴的改变。解困：你提到希望通过报道提供解决问题的样本，这其实就是解困报道的概念。在报道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位女教师只是换了个学校，原先学校的霸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那你觉得这样一个很难改变的问题，会有解决方案吗？谁应该承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梁婷：我觉得肯定有解决方案，只是可能不完美、不全面。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负有解决问题的责任。比如那位女老师，她其实改变不了这个学校整体的氛围或者机制，但是能通过一堂课上让大家认识到霸凌问题的严重性。作为记者，我能做的就是通过做一篇报道，让大家知道这个方案是可以尝试的。以及让尝试这个方案的老师知道，她这样做是被别人鼓励、支持的，这对她来说可能是一种信心上的鼓舞。对于学校来说，我希望他们看到这篇报道时，能意识到还有这样的尝试。可能他们不会因这篇报道而改变，但当他们想要改变时，这篇报道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反霸凌课堂的PPT课件（图/受访者提供）解困：你的其他报道有过实打实地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吗？梁婷：这些宏大的社会议题，我觉得很难说解决，但有一些细小的事情还是有的。像我写过的那个被拐卖的那个女性，她被拐了以后回村上不了户口，也没房住。但在我们稿子发出去以后，很快当地的官微私信了我们的官微，要这个人的联系方式。最后他们联系到那个阿姨，帮助她回到了当地生活，政府给她提供了安置房免费居住，而且楼房条件还不错。这种正向反馈还是有的，但是它体现在非常具体的报道中。当我们报道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具体的解决结果出来。梁婷：肯定的，但是我觉得即便没有正向反馈也是有意义的。对于我来说，做记者的价值不是一定要推动所有的事情按照我想象的方向去解决、改变。我觉得改变是后置的，很多改变是需要量变来引起质变的，这个量的积累也是必须的。可能有的人做记者，就是处于那个做量的积累的阶段。如果非要苛求质的改变，那就是一种自我为难。我只能在我有限的能力之下去做一些能做的事情。比如我之前做过一个双性人女孩的报道，她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问题，一个非常艰难而且又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是不是要报道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要的，我要不断地写双性人生活困境的问题，没有解决，那我就继续写。对于当事人来说，获得了媒体的关注，就可能会有人给他捐款，从而会得到一些物质上的支持。这也算是解困。只是可能需要从更长的时间、更遥远的未来去看，它到底有没有带来我期待的改变。所以即便没有质的改变，我也不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有改变肯定是更好的。解困：你前面谈到报道带来的改变是后置的，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媒体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无冕之王”，影响力似乎也大不如前，我们这一代的媒体人还能够通过报道推动社会进步吗？梁婷：首先我觉得把任何一个职业树立为王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即便是记者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任何东西一旦赋予了权力它就会变，记者也是一样，谁也不知道权力这个东西会给人带来怎样的改变。其次，虽然我们这个时代做记者确实不像过去那些记者那么荣耀。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记者在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很多职业、很多人都处在随时面临改变或者被颠覆的状态中，社会变化就是会有这种阶段性的低潮或者高光。我希望自己关注更具体而微的生活，越是低潮的时候越不要关注那么多虚无的东西。把谈痛苦、思考痛苦的时间用来去做一件具体而微的事情，痛苦越谈越痛苦，不如转身去做一些事情。比如我这个月写一篇稿，下个月是不是能争取写两篇。但我觉得谈理想还是一件挺动人的事情，我也特别佩服还有很多人会去谈论新闻理想。解困：解困式报道也是不空谈意义，聚焦具体事件的解决方案。梁婷：我最早接触这个概念是在考研的时候，需要背名词解释。但其实在报道实践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整个媒体环境都比较业务化，我们不太会以概念入手去谈一个报道。事实上在记者的日常报道当中是有这种解困的思路的。对于记者而言，这种思维会让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更加丰富。这种解困的思维会牵引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从而看到这个社会更多元的、更复杂的面向。![]()
网络上售卖的空牛奶盒（图/受访者提供）解困：你认为记者应该在社会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呢？梁婷：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要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记录，不能从这个记录的场域退出。我很佩服那些真正能促使一个事情发生巨大改变、推动社会进步的记者，但这样的时刻太少了。我觉得我做记者写稿子，就跟开一个面馆卖面一样，稿子就是我要送到客人手中的一碗面。开面馆，不卖面，卖什么呢？我当记者，我不写稿，我写什么呢？我觉得没有那么宏大，它就是一碗面。我尽力做好这碗面，用记者职业化的标准要求自己，去真实呈现这个世界的样子、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有哪些问题……这是我该做的事情。梁婷：做记者的确让我看到社会的问题，当然会有失落，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多元。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到现在，每天习惯性地去做一些稿子，尽量去呈现一些问题。当然呈现问题最后还是要去找到一些解决的可能，如果没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我做这些稿子也会有一些丧气。但当我找到一个可能的解法时，也会觉得，是有希望的。![]()
对话者简介：
梁婷，《北京青年报》深一度记者，2019年入行，曾撰写《空笔芯、牛奶盒，那些看似“奇怪”的商品交易背后》《离婚诉讼中，被层层“消解”的家暴》《小学班主任的一堂反霸凌课｜深度报道》《精神病人照顾者的隐秘角落》等报道，这些作品不仅呈现出问题的复杂性，更试图寻找解困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