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经媒体前辈詹国枢老师推荐，给一个新闻业务培训班讲课。讲着讲着，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自己课件里提到的很多采访对象，如今都落马了。
讲完课，默默复盘了一下：当年在报社号称时政记者专门做时政报道，几乎每一个采访都是与各路官员打交道，采访过的官员大大小小数百人。基本盘比较大，过去的大环境也确实不堪，采访过的官员落马的比例很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有些读者不免生出疑问：你长期跟这些人打交道，为什么没有牵扯进去？
比如，中纪委发布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玉海落马的消息时，我正在河南的洛阳采访。陪同的官员闻讯立即问：褚老师，秦主任出事了，你没事吧？
他们这么问，是有原因的。
我是在做河南警务改革的调查时认识秦玉海的。那场争议颇大的改革，是秦玉海任河南省副省长、公安厅长时推动的，改革撤销了地级市公安局下设的公安分局，由地级市公安局直接管派出所，一时间，河南各地市纷纷撤销公安分局，派出所长们的行政级别则提高到了副处级。这个改革当年轰轰烈烈，举国关注，我曾在改革之初去河南采访写过报道。几年后，秦玉海退居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改革迅速被颠覆，派出所纷纷挂起了公安分局的牌子，有的还左边挂派出所的牌子，右边挂公安分局的牌子。这种混乱的现状，与改革设计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于是我再赴河南二写警务改革。
起初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说服了他。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面对媒体公开回应河南的警务改革，也做了一些反思。
采访结束后，我们偶尔短信往来。数月之后，洛阳时任副市长郭宜品得知河南省纪委可能在暗中调查他，畏罪潜逃，我经编辑部批准去洛阳采访。
赶赴洛阳的路上联系了他，希望他出面给洛阳警方的朋友打招呼给我提供点信息。没想到，他直接联系了时任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导致我一到洛阳就暴露了行踪，洛阳市委还派人去火车站接了车。这样一来，在洛阳接触的很多官员都知道我是秦玉海打招呼到的洛阳，因此心里可能都认为他与我有很深的交情。
其实我们只有一面之缘，之所以私下找他为采访提供帮助，完全只是出于一个记者在陌生城市试图寻求更多采访突破的的职业本能，并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多深的交情。他没有按照我的要求私下安排当地的公安提供内部信息，而是直接打电话给陈雪枫公布了我的身份和动向，也足见他处事的老道。
那一次，他提前暴露了我的行踪，但客观上也给那次采访提供了一些帮助，当时还是很感谢他。得知他落马后，写过一篇题为《不及言谢，他已落马》的小文章发布在报纸的评论版。
做时政记者若干年，遇到过很多秦玉海这类的采访对象，采访前后没有任何私人交往，仅仅是因为工作认识了，或者因为工作进一步还有接触，我们之间没有私情，他们落马也不是我的报道所致，故也没有公恨，他们落马当然也就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作为一个很爱惜自己江湖名声的老记者，得知自己昔日的采访对象因为贪腐落马，自然还是会有些不安，不免要回头看看自己当年写的那些报道有没有被打脸。
回头看当年写过的那些报道，还算好。比如采访秦玉海，报道主要集中在探讨河南警务改革的成败得失，全文都是在回顾河南警务改革的始末、复盘改革的初衷动机与现状以及试图反思改革失败的原因，就事论事，并没有对秦玉海个人其他的方面有涉及，更没有丝毫对他的吹捧。所以，在洛阳得知秦玉海之落马后，十分坦然，因为心里很清楚，自己与他的交往中并没有做任何有损职业操守的事情。
在媒体工作十六七年，尤其是最后的十年，总是不断告诫自己，就事论事，知道多少写多少，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更不要试图攀附权力。所以这些年虽然采访认识了大量的官员，但与绝多数人都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只与极少数接触多、相互有一定了解、认可彼此人品的人成为朋友。如今回头看，这是一种对自己非常有效的保护。
曾有媒体刊登过一篇赞美官员秦光荣家风好的文章。事实上，秦光荣的夫人、儿子都在大肆捞钱，那文章后来成了一个笑话，写那文章的人也成为一个笑话，使人警醒。
当记者写新闻，需要冷静，有时候甚至需要冷漠一些，不能把个人的情绪情感掺杂到工作中去。
2024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