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我刚在海南岛上的警局入职。拿到那印着警徽的工作证不久，请假要回故乡山里辞别亲长，搬运一点家私。

那时囊中羞涩，半夜赶到湛江火车站，次日大早北上的快车。中间只有五个多小时的间歇，要去登记一个酒店觉得太奢侈。于是只好在站前不远一个仓库的屋檐下，铺好报纸在地面，准备将就着熬到黎明。

那时年轻，原本就比较二愣，出门闯荡向无怯意。当时有了国徽派司在手，不免轻浮得像是美国西部电影中的孤警，没有配枪也显得握有利器，很容易生出霸气。

未几，一个架着双拐的年轻人，颠簸着过来冲我一拱手；然后去旁边不远的空地上，也铺好一张塑料纸，将他的嶙峋瘦骨放下。

南方的午夜，空气依旧潮热。兼之蚊虫叮咬，我是难以小眠，而瘸子那边已经鼾声如雷。檐下有昏灯，照着两个荡子的零落栖迟。忽有两个带着红袖箍的人，挥舞着电棒过来巡查。一脚就把瘸子踢起身，呵斥着要驱离他滚出仓库地面。见状，我立即上前质问，训斥他们无权干预我们的露宿。两汉子看我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不知底细也不敢相强，用粤语骂骂咧咧了几句，也就让过了我们。

瘸子感激我的拔刀相助，将他的塑料纸拖到我跟前，说地面潮湿，要与我同床而坐。反正长夜无聊，我便与他箕踞相对，扯起了卵谈。我那时也算是个鸟作家，喜欢打探和研究他人的命运，以便更多地窥知这个社会的秘密。那一刻我问他答，很快我就忍不住去站前的夜店，买来几个小瓶酒，一包花生，与他对酌长谈起来。

原来他跟我同年，十四岁遭遇唐山地震，失去了双亲和一只腿。少年残疾且举目无依，只好跟了丐帮的叔爷们讨生活。原本是良善之家的孩子，小学也算毕业，比其他的叫花子要多一些悟性。及长，便作别了托钵生涯，改为“丢木花”维生。我问何意？他说这是江湖上的“春典”（黑话）的说法——也就是摆象棋残局谋食的意思。

这是必须拜师才能学会的秘技，师父乃江湖老客，是熟研过《橘中秘》《烂柯神机》《渊深海阔》等等古谱的高师。两袖空空走到哪里，就地摆出一残局，以押一赔十的赔率，来吸引无数半瓶水的贪赢机心，几招下来攒出几天的饭钱就撤瓢。因为这样的残局，注定了赌客赢不了庄家，所以那时警方也可将此视为诈骗。但瘸子这一门师徒，始终坚持每局只赢两元，于是不起纷争；四海行走，也基本没有官家惩罚。

至于各地码头，皆有地痞。他说他们这些凭口才或手彩，在江湖上讨生活的，在春典中泛称为“干艺”。走到哪里，干艺的也都要向坐地的行礼——古话叫行客拜坐客。有时难免数日不开张，他们凭借门内人熟知的春典行话，也能随时找坐地的前辈化缘，解决几天的伙食和盘缠。我知道旧时代这些规矩，但实在难以相信1980年代末，这些活法还在底层隐秘传承；于是便向他深入讨教。

也许看我还算道义，且对道上的风习一知半解；再加上三更的捉瓶而战，颇有古人杯酒订交的情趣。于是，他也几乎毫无遮掩地讲述了许多底层刀头舔血的活法故事，甚至还用随身所带的扑克象棋之类，给我演示了各种穷途夺路的千术和机巧。

东方既白时，我问他此行何处，他说他要去海南。那正是百万大学生闯海的高潮之际，多数人皆找不到工作，你一个干艺的，去凑什么热闹？他说道上风闻那边从香港走私来一批裸体女人扑克，每一盒转卖到北方都是十倍的暴利，他正好要去进一批这种“水货”。他望着北方的夜空，有些乐观遐想地说：差不多干完这一票，我就可以金盆洗手，也该娶妻生子了。

我几乎内心是认同他的理想的，似乎也不反对他这个属于犯法的行径。临别之际，我开玩笑说：你这个老江湖，猜猜我是干啥的？他这才开始歪头认真打量我，低声说记者，我摇头。他又说商人，我又摇头。猜了几次都不准，我促狭地掏出我的新工作证给他；他一看大惊失色，冷汗直冒地感叹说：失敬失敬，走眼了走眼了。我们这一行，天生对你们六扇门的，是有直觉的。兄台身上一点那气味都没有，惭愧惭愧，我该抠一只眼珠给你。

我拱手笑道：你也别介意，我是刚入职的，因此你还辨认不出。我们今夜是萍水相逢，无关你我的道行。你南下我北上，我帮不了你，也绝不会妨碍你的生计。感谢你教了我好多偏门的知识，人生难测，说不定哪天还用得着。我能问你讨个名号吗？

他拄着双拐尽量笔直地还礼说：都叫我小唐山，在艺帮中薄有微名。我们的规矩是——宁送一锭金，不奉一句春。我今晚失德，多讲了几句春典给你，这是有悖师门的事。还望兄台尽量保密，三百六十行，都要留个活命的口技。另外，你们是手持刀兵的人，衙门里好行善，但求多抬贵手，终究善有善报。山高水长，后会有期，谢谢你赏酒，就此别过。

他挎着简单行囊，在曙色中移动双拐，咯噔咯噔大步远去的背影，在我白发丛生的今日想起来，依旧无限感慨。他卑微艰难而又努力的活法，让我从此确信江湖不死；江湖永远给这些逐客贱民，留有一线自由自尊且自足的空间。在那寻常人看不见的路上，一直有无数个瘸子哑巴盲人和奇士，以及我们这些被迫失语的人在行走。用鲁迅的话来说——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

何谓江湖，往大里说，一切庙堂（体制）外的民间世界就是。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这是古人早就划定的畛域。往小里说，底层社会自发形成的行帮社团、宗亲祠堂等等，都是江湖的存在形式。庙堂有善有恶，江湖也有正有邪，这都是人间必然生成的世态。今天的大陆，庙堂要的是五岳独尊，民间社会则必须碎沙化。所谓有形的江湖早已无存，但世道人心中的江湖，依旧是绵延不绝的。

古诗云“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一般来说，江湖与酒，都是这样密不可分的。据说英语中没有准确对应江湖这个词的单词，于是把江湖翻译为“有兄弟的地方”。仔细想来，今日中国不敢妄谈江湖，这样的翻译倒是切中了江湖的实相。

有兄弟的地方，必然就有酒。酒中翻腾的道义，很容易掀起江湖的一些波澜。

什么是兄弟？我以前在微博中说——当我千里万里地赶去那从未经过的高原雪域，风尘满面浑身疲惫地远远望见，一个状如牦牛的大汉，手里拎着四瓶五粮液，站在夕阳街心的牦牛雕像下等我，这个就是兄弟。

那是2000年的夏天，我和师父结伴，第一次要从川藏北线自驾去拉萨朝圣。走到半路才想起，还没有预订那边的酒店。我给李亚伟打个电话，问西藏有兄弟吗？他十分肯定地说：诗人贺中，可以算拉萨的地标之一，你找他一切搞定。我给他说一声，电话给你直接联系。

这就有了上面的场景。贺中原本长得似人似兽，身形魁梧若极地之熊。身上混杂了父系母系五个民族的血缘，须发飘飘地久候在高原夕阳下的画面，让我至今不能忘怀。那天安顿下我们的酒店，即刻就被他拖到了酒馆。几瓶白酒下肚，马不停蹄直接又拉扯到酒吧。他事先预定的桌上，已经密密麻麻列队一样地摆满了百威听装啤酒。

我初上高原，头脑还有晕晕乎乎缺氧的反应。完全记不得他又招来了几个男女，一口一听跟我们厮杀。大约还有小半桌的酒没有打开，我就已经直接跌到尘埃。那夜我被抬回酒店，沿途挥洒着呕吐的胆汁。

我跟他这个梁子从此结下，以后他隔三差五到北京或者大理，我都要组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看着他倾冰山倒玉柱，俨然有猎熊归来的快感。他是情圣，是一流的诗人和西藏最好的艺术玩家。他生命的多数时间，都像是坐在喜马拉雅山口，接待着各路兄弟介绍去的朋友，并抽空偷食着四面八方赶来的美女。他在最近《致卓玛》的诗中写道——

狠狠揪住自己的头发，为忽然出现的卑劣所伤害

我与众多的兄弟痛恨光阴的戏弄

像一场大战中走出的残兵，用锐利的啤酒安排晚餐

在西藏，那么多的爱情从美酒中诞生，从海拔高度飞腾

当然，那么多爱情也被强烈的紫外线磨蚀，

被洪水冲向平原和荒凉幽暗的月份共同葬进湛蓝的天国

——说到这里，两个英俊少年捂住自己的心胸

感动一片灿烂阳光，一片狐媚的风景，一片牦牛的梦域

我随即向深爱的女友发问：“幽暗的地域里，透亮的是什么

我看见的事物，你看见了吗？灵性从高高在上的寺庙顶部掠远

瞧！那优秀的头­正浸泡在金刚烈火中，动人的泪水流下高贵的脸庞。”

八十年代形成的一种社会风气是——诗人要到各地去以诗会友，各地的诗歌代表也要义务承担接待的任务。这很像是逝去的武林，学成下山的男女，要到江湖各大门派去访拳找抽。在各种抽打历练之后，功夫精进，日渐自成门户。

那时都穷，所谓接待方，一般提供的也就是陋室的地板，和食堂的饭菜。但酒是必须的，一元多一斤的“跟斗酒”——意即喝完就要摔跟斗——那是要管够管醉的。偶尔也会上餐馆，炒几个土豆或豆腐，也得要佐酒谈诗。

我和范道剑，那时在武汉的接待任务比较重。有次李亚伟来，约了我们十几个到范道剑家里，他要做四川火锅给大家吃。那时武汉还没火锅这吃法，大家一起去菜场买来各种生鲜玩意，他把麻辣汤熬好，围炉而坐开涮。有人采办的活泥鳅没人会杀，几爷子直接倒进沸腾的锅里，只见瞬间满屋飞鱼，场面一时失控。大家各自捡起身边蹦跶的泥鳅，直接再扔进锅里盖好，不一会兄弟伙也就大快朵颐了。

那年头的诗人吃相都很惨，我的饭菜票经常短缺。只好跟室友同学们打各种匪夷所思的赌，赢取他们的菜金招待随时撞门而来的兄弟。武汉的地下诗人那时多很“反动”，为了招待四面八方的各种浪人，几个兄弟集资在白沙洲开了个文学酒家。看上去每天都是人满为患的样子，时不时就有叶文福之类的诗人，喝好了就开始朗诵“将军，你不要这样做”。邻居稍高的楼层上，不久就有神秘人架起了摄像机。好在这个餐馆很快就被大家吃垮，因此万幸没有被端出什么窝案。

四川的莽汉派诗人马松，八十年代末晃到武汉时，几乎把范道剑家里吃得荤腥全无。他真是觉得嘴巴就要淡出鸟来了，一个人跑到餐馆去点了一大盘回锅肉，狠狠地饱餐了一顿。吃完抹抹嘴，非常诚恳地对老板说：炒得好，地道。但我今天没带钱。

那时候武汉开菜馆的，恨不得多是屠夫或牢释犯改行的。遇见这种吃白食——黑话叫“揭飞碗”的，直接就是一顿暴揍。

次日马松借到了钱，依旧独自来到那家餐馆。他把昨天欠下的钱非常恭敬地交给老板，老板很开心地低头点钱。马松从背后摸出板砖，直接狠狠地拍到了老板的面门上。打完扬长而去，很符合江湖逻辑——欠债还钱，你打了我，那也得打回来，这叫扯平。

大约也就是这个饥饿困乏年代的记忆，造成了很多诗人在以后稍微赚了几个卵钱，第一个理想就是开餐馆。仿佛有了几张自己的桌子，就像是私自拥有了一个国库；再也不用担心江湖上纷至沓来的兄弟，需要砸锅卖铁换酒钱。

1988年的冬天，太多漂洋过海来谋求自由发展的兄弟，挤满了我的蜗居。那时，我是那群人中唯一有工资的人，走投无路的朋友只好赖着我吃喝。我的收入有限，眼看着入不敷出，只好动员大家一起生产自救。

我出面找一个老板朋友借了一万元，在海口市那时最热闹的三角池边上，租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指望拿楼下的门脸做早餐卖。一群湖北佬，看着有限的本钱，唯一想得起来做的，就是湖北著名的早点“面窝”。

我们都是吃面窝长大的孩子，只知道这玩意简单的加工过程。于是，我亲自带着兄弟们买来小灶，蜂窝煤，炸油锅。炸面窝必须的那个铁勺，是要中间凸起四周凹陷的专用工具。我买来一个铁瓢，蹲在街边一锤一锤地亲自敲打成型。另外的兄弟则去菜市场磨好米浆——我们有限的知识只知道面窝是米浆炸出来的。

次日清晨，这群谋职的男女谁都不好意思守在街边卖货，我只好脱下警服亲自示范。我亲手炸出来的第一批面窝，还没开吃就觉得有些不对劲——比我们在家乡吃的面窝，几乎要沉重两倍。大家分头品尝，都觉得味道虽然差不多，但十分费牙齿，完全不是记忆中那种外焦里嫩的酥软。换了几个人手来炸，依旧是铁饼一般的坚硬。

最初有湖北人过路，看见故乡美食，好奇地买来过瘾。吃罢一次之后，再也不来上当。海南小孩没有见过这种新奇食品，开始也来消费。咬了几口觉得腮帮子生疼，扔出去打过路的野狗；那狗也如遭重击，汪汪汪地跑远，再也不敢前来围观候食。

开业一周，卖不完的自己吃，倒也解决了无米之炊的难题。但是一算账，用油用煤用米用磨的费用加起来，还根本不算人工，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营业收入。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尝试餐饮业，就这样轻易地破产了。我看着那把被我敲打得有模有样的铁勺，百思不得其解地开始怀疑人生。

两年之后，我在武昌监狱的伙房，遇见了第一个掌瓢师黎爷。我向他请教关于面窝的制作和经营学问，以便出狱后万一走投无路，还能重操旧业。他耐心听完我的叙述，满脸不屑地骂骂咧咧——你们这些苕货大学生，嗨，那个米粉浆里，要按五比一的比例，加入黄豆粉浆，再发酵一晚上，才能炸出来是中空轻飘的。

高师点睛，只需一笔。恍然大悟的我，从那时开始，才算懂得了一点底层的生计。

诗人二毛，也曾是莽汉派的成员，现在则是名满天下的美食评论家了。

我回到社会时，他已经在成都的某个角落里，开起了“川东鸡杂”餐馆，成了全国诗人们窜访成都时必经的码头。他原本长得就像伙夫，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忽然羡慕那些开高端茶楼的雅致，以及满庭茶娘的浮艳。很快他的茶楼就垮了，连带麻辣鸡杂锅也泼了出去。

之后他也飘到了北京，最初在某个陋巷开了个小餐馆，随时吆喝我们前去抬桩。他的菜系是我们武陵山区的江湖菜，刚开始拿捏不好帝都饮食场的口味，生意难免门可罗雀。我的家乡有一道独门冲的美食，唤作“牛灿皮”，是我每次还乡必然要去大啖一番的。我便给他支招，教给他炮制的手法和诀窍。隔了一段时间再去时，看见他新换的彩色菜谱上，赫然印着“野夫灿皮”这道主菜。

在那之后若干年，他东山再起，陆续在北京开了好几家享誉九城的“天下盐”餐馆，“野夫灿皮”这道菜依旧好几年都在名册上，后来慢慢才被撤下。

诗人刘太亨，也是那一年和李亚伟万夏一个案子而被怨狱的。这个原本学医的哥们，无罪释放后回不到手术台，做书商完成了原始积累，依旧想实现开餐馆的青春之梦。他在重庆最好的街面，开起了“香积厨”这个很阔气的酒楼，一时人满为患。我和亚伟去吃，都只能在屋檐下添一张矮桌；不一会各路兄弟邂逅坐下，很快就一张一张矮桌连成了一条线。有几年我没去，那么好人气的买卖，竟然也被哥们吃垮了。

李亚伟十分疼惜香积厨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古雅的名字源自《维摩诘所说经》。说的是维摩诘居士到遥远的香积佛国，求来一钵香米，使大众都因香悟道的典故。佛寺的厨房从此名为香积厨，原本是茹素的地方。亚伟把这个牌子扛到成都，二十年来专卖荤腥，竟然做成了宽窄巷子的一家名店。诗人开餐馆而不垮的，他和二毛算是其中的异数。

前几年我和诗人梁乐，在大理大学的对门开了个面馆。按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像天庸和胡哥这些手面开阔的朋友，上来都预付面钱一万，那得吃几年才能吃完。哪知道兄弟梁乐把个面馆命名为“良家”，弄得主流消费人群的女生都不愿前来就坐，仿佛来了就有“从良”的嫌疑。于是乎，这么个江湖小聚的码头，半年不到就只好打了出去。剩下满屋各种口径和器型的锅，两兄弟俨然凑齐了背锅侠的全部装备。

大理古城，是个比较典型的江湖道场。往来行经的人流里，藏身了各种神道大仙和奇人异士。我在那里生活的十多年，每年差不多要喝五百场酒。

有一年，丽江有个网友，原本素昧平生，只知道他在那边也是开餐馆的。他说他就是个厨子，只想来给野哥做一餐饭菜，小酌两杯，便遂了心愿。我感于他的真挚，便叫他过来，到了古城电话我，我开车下山去接他。

我即便在最拮据的时候，厨房的作料一般都不会少于三十种，冰箱的荤素也都是齐全的。那天我去接他的时候，斜阳正好，苍山的云缝中射出无数道基督光，世界无限写意。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很响亮，唤作“江山”。我到约定的地方时，看见他背着背篓，装满了各种肉食和配菜。关键是他的两手还拎着两个大袋，里面竟然包含了菜油酱油等各种调料。

我责怪他重复破费，他气喘吁吁地笑道：我们做厨子的，都是要从采买开始。不同产地不同品牌的作料，做出来就可能走样。

那天我约了各种邻居哥们，看这个状若影星的广西小伙，为大家飞快地做出满桌美食。一番胡吃海喝之后，微醺的江山说：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我写的诗吧。

一桌子的著名诗人，哈哈大笑鼓励说好，原来转来转去，厨帮中还是藏着诗人。

江山长年写的是古风体，很像是他们广西长毛时代那一路反贼的路数。最近他写的是：莫道足浅山海遥，意气乍起平灵霄。江湖一别啸不复，各赴金殿各蓬蒿。

他在丽江请我题名的餐馆叫“煮席”，可能因为太草莽，未久就垮了。他还是依旧回到他草根的本色，继续经营着他的“角落巷肴”，却还能撑过这病毒招摇的灾年。

有一年冬天，一个过路的杭州读者，在微博上艾特我，说是来大理了就想请我喝一顿。我是那种但凡有空，就不愿拂了人家美意的人。我叫了普明作陪，一起来到人民路上端的“大熊餐吧”。那里唯一的包房在二楼，简陋但花枝招展。

来客仍旧是小伙子，有着江浙人的斯文和礼数。寒暄之后点菜，我是不愿别人多花钱的，他却非要多点几个。他说还有两个美女朋友，听说他跟我酒聚，正从昆明开车赶来在路上。那我就叫老板大熊先别上热菜，等客人到齐再开宴。我们仨男人喝茶闲扯，渐渐夜空中雪花漫天，山海间一时呼啸慷慨，顿时就来了酒意。

我和普明是天天捉对的酒友，不知来客的酒量，只管说你随意，我们自己就先干起来。小伙子一边歉疚地敬酒，一边打电话问路上的行客，但听见莺声燕语说大雪堵车，缓慢，你们先吃。我讲礼数，还是坚持不上热菜，随便小酌。哪知道才几杯下肚，那个热情的东道就扑倒在桌面上睡着了。我和普大爷就着一点凉菜，在风雪茅庐上自顾自畅饮，到了夜里十点多，餐吧要打烊，依旧不见客来，更麻烦的是——小伙子却叫不醒了。

吃饱喝足的我们面面相觑，看着躺平在沙发上的年轻人手足无措，我们根本没有气力把他搬下楼去。我只好自己去给老板结账，然后威胁大熊说：你必须帮我把这位爷背下楼，送到对面的客栈去，我去给他开一间房。否则我们把他扔在这里，晚上肯定冻死在你家，你这生意以后还怎么开啊。

大熊也是老朋友，憨厚的老实人，平时喜欢越野摩托和登山，有一把好力气。我和普明把来客扶到他背上，前呼后拥地保护着他们下那个陡峭的木楼梯，再背到客栈的房间。老板娘见我面熟，交完押金之后对我说：这要是吐到床上了，押金是不退了的啊。

次日上午我醒来，担心小伙子醉死他乡，立马赶到客栈去查看。服务员打开房门，但闻满屋酒臭，床上多是呕吐物，小伙子已经不辞而别了。我安心下来，又要走向下一个酒局。这事传开之后，大理哥们都笑我——赔了酒钱房钱不要紧，关键是俩美女也没见着。

仗着自由写作，我在荷兰和德国曾经生活过一年半载的。借着这样的机缘，我窜访了半数以上的申根国。我天然地喜欢欧洲的一切，唯独在饮食上依旧怀抱乡愁。

欧洲的中餐馆遍布在你想去的任何一个城镇，其装饰风格和菜品菜系，基本都像是同一个师父调教出来的。糖醋排骨，鸡蛋番茄，鱼香肉丝，麻辣豆腐构成了他们无处不在的基本盘，调教和定型了白种人对中国美食的印象和取向。我很好奇这一实际独立而又貌似大型连锁的现象，沿途挨家问去，果然基本是浙江青田人开的店。

我去过青田，除开印石有名，过去算是浙江的山区穷壤。不知道最初是哪个江湖前辈，从这里打通了偷渡欧洲的水路，一代又一代的青田农夫农妇，从此便摩肩接踵地来到了上帝的福地。我一直怀疑在他们背后，有一个极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规定和安排着他们各自安家立业的位置。他们环环相生，互为呼应，但又绝不门当户对地炝行。一个从不以美食称名的饥荒之地，竟然代表中国烹调霸占了整个欧洲的味觉。

他们有条不紊地享受着同一个中餐食材供应链，集资互助着每一对新来的逃荒夫妻。他们分别学会了各自所在国家的语言，星罗棋布地分散到每一个死角，简直就像是一个高级情报系统，将他们埋伏在未来饮食大战的格局里。一群完全不懂美食的青田人，不依靠烹调仅仅依赖完美的布局，就独占了欧洲的鳌头，形成了自己真正打不垮的江湖——这实在是让我心悦诚服的地方。

但像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城这种地方，青田菜馆却是不会进去的。因为这里要么是老派的潮汕帮的粤菜地盘，要么是新近移民来路正大的川菜码头。中国城和红灯区紧邻，食色相映，都是我爱去观光的地方。我像猪八戒在高老庄那样挨家挨户吃过去，最终锁定的还是一家四川菜馆，从菜品到老板娘，都深合口味。

去得多了便熟稔，面目姣好的成都妹娃，指着厨房中飞刀扬叉的厨师背影说，那是她老公，原来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选手，退役后被邀请到荷兰来做总教练，解聘之后他们便留下来开了这样一个餐馆。妹娃用嗲嗲的成都话说——没得啥子，就是各人也想吃。

坦桑尼亚和古巴的中餐馆，我也曾经到访。相比欧洲的青田系来说，这些地方的中餐，那就更不叫美食了。中国人无孔不入，目前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有中餐馆，那就是地球最北端的小岛城市朗伊尔。那里只有两千多居民，一年只有两天——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没有办法，唯一的西餐馆给我端上的是煎北极鹿排，那血腥骚臭的味道，让我至今怀恨。

南方有个兄弟，让我题写个“江湖小酒馆”，他拿去在深圳海边做了个海鲜店，说我去终身免单。结果病毒一来，我还没去吃一顿就垮了。如今成都的兄弟叫酋长的，因为疫情滞留在美国，封闭久了，又天生喜欢酒聚，于是也在洛杉矶开设了“江湖酒馆”。我喜欢龚自珍名句——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自己没有这本事，但天下弟兄有这些码头，也算部分遂了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