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经常到高校和媒体去讲如何做新闻的业务课，有些年轻朋友听完觉得很有趣，但也很坦率地说：褚老师，你讲的这些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做不了。
有些年轻朋友则问我：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
讲课时，我经常说自己是资质一般的人，做新闻的起点低起步晚，在媒体行业坚持了十多年，完全靠勤奋，从小事做起，一日日积累，才终于熬走了绝大多数前辈，把自己变成了前辈。
上面这些话，真不是谦虚，今天说说我是怎么入行的大家就知道了。
2002年3月，没完全毕业的我进了武汉晨报，成了一名见习记者。
武汉晨报，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但当时并不是考进去的，是“走后门”进的报社。
2001年秋冬时节，武汉晨报进行过一次公开招聘，班上不少同学参加了考试，同班同学考上五六个，我落榜。
那个时候，我已在报纸上发表过好多所谓的作品。与很多同学只有在报社实习的时候才在报纸上发表过东西不一样，我发表的多数东西都不是实习期间发表的，而是平日里自己背着相机独立找到新闻并撰稿的。
是的，我最早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当个摄影记者。
这么想，是因为自己内向，见到陌生人没什么话，不像现在，不管遇到什么陌生人，不想说话就基本沉默，但只要自己想说话，就有说不完的话。那个时候，面对一些陌生人常常想说话而不知道说什么。
二十年前认识我的人，有些人或许还有印象，吃一顿饭我可能没几句话。如今，也常常如此。
沉默寡言，觉得自己不适合干新闻，就连当初选择新闻系也觉得是错误的。大二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后悔读新闻系。一边暗暗纠结郁闷，一边泡在湖北大学的图书馆，读一些文学类的书。
那段时间写了不少东西，四处投递，无有回响。不知道是哪一日，大概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没有什么文学天赋，而家境窘迫，毕业期限一日日临近，去当记者是唯一的出路。
大三，系里开了摄影课，授课老师叫何海涛，一个高个的女老师。因为系里相机有限，不少同学只好自己买相机。我跟二哥开口要了1200元钱，买了一部海鸥相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拍照片不需要说太多话，以后就当个摄影记者。
武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那就是很多业余拍照的新闻爱好者。他们，有的是企业宣传干事，有的是退休无事老人。
这群人里，有一个叫杨军的老人，退休前在武钢的一个子公司工作，爱好摄影，经常在武汉各家报纸上发表新闻图片。不记得是什么缘由认识了他，成了忘年交。他带着我到南京路买相机，手把手教我如何在暗袋里剪胶卷，指点在哪家快洗店冲洗照片，还教了不少找新闻拍照片的技巧。
老人很和善，还请我们几个学生去他家里吃过饭。当时他住在鹦鹉大道，房子不大，与老伴和女儿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大二，我在学校创办了一份名叫《沙湖传播》的报纸，请杨老师担任摄影指导老师，没有任何费用，纯属义务指导。
慢慢的，我开始自己背着相机出门找新闻。
一切从最简单的开始：公交站牌被贴满各种办证、开锁之类小广告，武汉人称之为“牛皮癣”；一所中学附近的门店因为学生们的自行车挡住了门面，将几十辆自行车扔到了马路中间堆成一座车山；小餐馆不装排烟管道，油烟扰民……
后来，开始拍一些稍微难度高一点的：路边乞讨儿童幕后的操纵者，江汉路步行街的扒窃团伙，长江二桥上的轻生者，傅家坡长途客运站的宰客的录像厅……
这些照片基本都是大三拍摄的，发表在武汉的各家报纸上，有些照片还是以组照的形式同时发表在了两家报纸上。
前期的一切都靠自己：发现线索，跟踪拍摄，拍完去快洗店用暗袋剪下已拍摄的底片，快洗店把剪下的底片快洗出来后自己选片子，再把选出来的片子冲洗成照片，然后带着照片去报社投稿。报社的编辑老师现场看图，觉得可以发表的话拿出几张稿纸让我现场写出文字稿。
当年给我发稿子较多的是长江日报社会部郑萌老师、王欣老师等。
写完稿子回学校，第二天一早就去报摊买报纸，看自己的稿子有没有发表。没发表，沮丧，发表了，兴奋地买报纸回宿舍珍藏起来。
大三快要结束的时候，拍照片赚的稿费累计达到了1000元。一激动，买了好多西瓜，同寝室的几个同学帮着搬回宿舍，班上的每个男生寝室送了一个。
自己开始跑新闻后，杨老师渐渐联系少了，偶尔会在报社遇到他。当我们还没有BB机的时候，他已经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小灵通，可见他当时在业余新闻界干得有声有色。
暑假，到北京实习，实习的报纸叫北京时报，新京报创刊用的就是生活时报的刊号。
当时和几个同学租住在白纸坊的一个地下室，四个同学挤在一起。有一天早上出门，看到一辆环卫车陷在了一个泥坑里。一问，原来是有一棵树死了，园林部门挖走枯树后没有把树坑回填，一场雨后树坑成了泥水坑，环卫车陷入不能脱身。
拍照，照片洗出来后写了一个两百字左右的图片说明，让在北京晨报实习的同学陈媛带去了报社，最后联合署名发表在了北京晨报上。
实习结束回到武汉，武汉晨报发布了招聘启事，信心满满地报了名，结果落榜，极度沮丧。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人文学院一位行政口的老师突然找我，说推荐我去湖北省教育厅国家助学贷款办公室实习。就这样，我去湖北省教育厅开始了实习。
实习了三个月，有点受不了，朝九晚五坐办公室，就是写材料、改材料，偶尔出门开会，唯一的乐趣是中午休息时间玩一会一种叫红色警戒的游戏。春节后，我跟当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国家助学贷款办公室主任的梁怀银提出自己不适合机关的工作，不想继续实习了。
梁主任很热心，表示厅里可以出面推荐去三峡大学新闻系当老师。没多久，三峡大学新闻系派了一个老师到教育厅来面试，但我听了大学班主任曾老师的建议，没有选择去高校。
回到学校，多数同学都已经工作了，一个人郁郁寡欢了好些日子。眼看着毕业一日日临近，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拿着自己所有发表的东西去了武汉晨报，敲开了当时的总编辑杨问富的办公室。
那日，几个副总编辑都在他办公室。看了简历后，杨总说，你发表了不少东西啊。
这个时候，一位副总编辑问：前不久考试，你为什么不来考？
我说，考了，没考上。
那位副总编辑说，那你这样对其他考生不公平。
现场冷了场，我尴尬地准备退出。副总编辑余兰生突然说，小伙子，简历留下，你先回去等通知。当天晚上，在寝室接到了社会新闻部主任蒋立青的电话通知，让我次日去社会部报到。
就这样，没有考上武汉晨报的我进了武汉晨报。
上班第一天，报社热线接到一个线索：汉阳月湖公园的铁栏杆一夜之间被盗数十米。我背着相机去了现场，拍了几张照片，采访了公园的工作人员，次日以见习记者的身分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职务作品，一张图片和二百字的简讯，货真价实的豆腐块。
从此开始跑新闻热线，跑车祸、跑火灾、跑凶杀、跑抢劫案、跑盗窃案……报社里有专业的摄影记者，不再需要自己拍照片。从此，摄影记者梦破灭，被迫成为文字记者，一干就是十七年。
2021年7月13日初稿、2024年11月1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