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 ‖崔海亮，刘蕊：“新哲学”启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索——以新启蒙运动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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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15:24
陕西
崔海亮（1972—），男，河南渑池人，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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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亮，刘蕊：“新哲学”启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索——以新启蒙运动为中心[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30-37.欲浏览本刊最新内容，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发起了一场继承和发展“五四”启蒙传统、激发人们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文化运动，称为“新启蒙运动”，也被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参与了这场运动，但他们对新启蒙运动的理解一开始就存在分歧。他们不仅对新启蒙运动的性质、内容、主题（目的）、发展过程、历史地位等方面的认识存在偏差，而且对新启蒙运动指导思想——“新哲学”的理解也存在严重分歧。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在于，“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在一些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自然难以达成共识”。本文认为，新启蒙运动本质上就是“新哲学”启蒙，这里所说的“新哲学”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新哲学”启蒙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新哲学”启蒙还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影响力量，对于抗日战争起到了思想动员的作用。
关于新启蒙运动始于何时？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何干之认为，新启蒙运动开始于1936年。1936年9月和10月，陈伯达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与《哲学的国防动员》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可说是新启蒙运动最初的呼喊，也可说是新启蒙运动的奠基石。”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呼应，新启蒙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除了陈伯达以外，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还有艾思奇、蒋茀华、炯之、柳湜、张申府、朱光潜等人，其中贡献较大的是陈伯达、艾思奇和张申府。陈伯达认为，新启蒙运动在1936年之前已经存在。“新启蒙运动，本来已是一种‘存在’。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这新启蒙运动便以新哲学的广大介绍来开始了。”此处陈伯达所谓的“新哲学”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哲学。陈伯达认为，新启蒙运动实际上已经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而发展起来。就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主要表现为社会史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民主与独裁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等”。“思想文化领域的论战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新启蒙者’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中国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正确认识和分析。”但就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唯物辩证法理论的缺乏，导致中共中央不断发生“左”和右的错误。1928年古田会议召开前，针对当时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不团结问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随后他又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哲学理论不能满足革命形势的状况越来越突出。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六章的标题为“国难与新启蒙运动”，由此就可以明白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背景主要是民族危机的加深。“新启蒙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启蒙运动面临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双重任务，将中国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何干之认为，新启蒙运动面临“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双重任务。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的危机刺激了民族觉醒，“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危机需要中华儿女“精诚团结共赴国难”，需要发起一场思想文化上的新启蒙运动来反对异族的奴役，反对思想独断和专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哲学的国防动员”。《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说明了为什么要进行“新哲学”启蒙的原因。陈伯达认为：“新哲学（新唯物论）在中国到处都已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但中国“新哲学”者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对中国旧传统思想进行深刻的批判，不能揭露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借助中国旧传统思想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反动本质。此外，“新哲学”者没有很好地把唯物辩证法和中国的具体政治问题结合起来，不能实现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具体化，不能很好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阐释中国的具体问题。理论从实际游离出来，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状亟须改变。为挽救国难，“新哲学”者“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一方面“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另一方面“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与当时的具有爱国心的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等进步分子，“组织一个哲学上的抵抗反礼教的联合阵线”。在该文的最后还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10条纲领，其中有“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去”，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陈伯达认为：“新哲学者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此处“动的逻辑”指的是用唯物辩证法联系、全面、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唯物辩证法成为新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以“新哲学”为指导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当时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看来，“新哲学”已经成为文化思想领域的重要社会思潮，但“新哲学”者并没有很好地运用“新哲学”来阐释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没有能够发挥“新哲学”的思想启蒙作用来解决民族文化危机。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需要“新哲学”的国防动员来教育民众，需要通过哲学上的民主大联合来挽救国难。“新哲学”在新启蒙运动中担当了唤起民众、阐释现实、挽救国难的重要使命。新启蒙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发起，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参与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1936年秋天，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起民众的抗日觉悟，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发动了一场思想文化运动，通过宣传“新哲学”来启蒙民众的抗日觉悟，通过把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具体化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种文化抗战运动，被称为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从1936年9月开始，到1940年7月结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提出阶段，从1936年9月至10月。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的发表标志着新启蒙运动正式提出，很快引起了左翼文化界人士的关注，在上海的艾思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了积极的回应。艾思奇认为，新启蒙运动同时具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双重性质。“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并且是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在新启蒙运动的性质、目标任务方面，左翼文化界人士基本达成了共识。这一阶段新启蒙运动的中心主要在天津和上海。第二，开展与高潮阶段，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这一阶段新启蒙运动所讨论的问题引起思想界的广泛关注。1937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18周年之际，上海和北京的许多报刊、社会团体对思想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掀起了新启蒙运动的高潮。在上海，艾思奇邀请了何干之、夏征农等左翼文化界人士召开了“新启蒙运动座谈会”，对新启蒙运动的内容、特点、推进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上海的《认识月刊》接连发表了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胡绳等人的重要文章，集中讨论新启蒙运动问题，有力地促进新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与此同时，北京的新启蒙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吴承仕、张申府等人成立了“新启蒙学会”，并组织左翼文化界人士在《北平月报》《新文化月刊》等报刊发表文章进行新启蒙运动的舆论宣传。但左翼人士对于新启蒙运动的宣传却遭到以杨立奎为代表的右翼人士的污蔑和攻击。1937年5月25日，国民党中宣部主办的《华北日报》刊文，攻击新启蒙运动是“一伙额角头上没有刻字的共产党徒”发起的“花样翻新”的运动，新启蒙运动逐渐被引入了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论争。不过，在国共两党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这一论争并没有进一步激化。第三，沉寂与落幕阶段，从1937年7月至1940年7月。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等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奔赴延安，在北京的吴承仕流亡天津，张申府流亡武汉、重庆，文化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讨论日趋式微。但是在延安的党的理论工作者继续宣传新启蒙运动，并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如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陈伯达的《在文化阵线上》、夏征农的《现阶段的思想运动》、陈唯实的《抗战与新启蒙运动》等都是重要代表作。这些著作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进行了探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张申府对新启蒙运动发表了与“新哲学”者不同的观点，后期的新启蒙运动的讨论主要在张申府与延安的“新哲学”者之间展开。1940年7月，陈伯达发表了《论“新哲学”问题及其他》的文章，批驳了张申府对于新启蒙运动的主要观点。此后，新启蒙运动归于沉寂。（一）“新哲学”者与自由主义者关于“新哲学”的论战新启蒙运动被看作是思想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文化统一战线，通过哲学上的民主大联合，用“新哲学”来阐释中国的具体问题，从而挽救国难。新启蒙运动的基调是联合而不是斗争，所以新启蒙运动同时容纳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但三者思想上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随着新启蒙运动逐渐深入发展，这种分歧就越来越明显。本文认为，张申府、朱光潜等人可以归为自由主义者，叶青、陶希圣、杨立奎等人可以归为保守主义者。艾思奇、何干之、陈伯达、胡绳等自称“新哲学”者可以归为马克思主义者。“新哲学”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新哲学”内涵及地位的理解不同。虽然“新哲学”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主张要建立新哲学，但对这种“新哲学”内涵的理解并不一样。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就是科学化运动，就是要讲求实际，表扬理性。科学方法就是算数与经验的结合，也就是数与实的结合。辩证唯物论是辩证与唯物的结合，也就是活与实的结合。逻辑经验论是名与数与理与实的结合，逻辑经验论和辩证唯物论都是当时最进步的哲学思潮，二者是相通的，是可以结合的。他认为，“新启蒙运动的哲学与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的合流”，“新哲学”就是实在论和逻辑经验论哲学，或者叫做“新解析哲学”。陈伯达反对张申府把辩证唯物论和逻辑经验论“拉成一伙”，认为张申府所主张的逻辑经验论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是为资产阶级辩护的，与辩证唯物论的阶级立场是根本对立的，其“实质上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翻版”。陈伯达认为，辩证唯物论在当时的哲学领域已经处于主流地位和指导地位，以后的哲学领域“亦不能不是属于辩证唯物论的”。张申府理解的“新哲学”是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的结合，而陈伯达理解的“新哲学”只能是辩证唯物论。“除了辩证唯物论，没有什么‘新哲学’。”同时，二者对“新哲学”地位的理解也不同。张申府只是部分地接受辩证唯物论，他认为辩证唯物论和逻辑经验论相结合的“新解析哲学”为新启蒙运动的思想利器，而辩证唯物论只是新解析哲学的组成部分。陈伯达则认为，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不同，“五四运动”是形式逻辑处于支配地位，而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则是“动的逻辑”，即唯物辩证法占据支配地位，因此不能把辩证唯物论放在逻辑经验论之后处于从属的地位。陈伯达认为，作为“新哲学”的辩证唯物论才是新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只有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合理解决。第二，对“新哲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解不同。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起着延缓和促进作用。张申府认为，当时中国的哲学思想是进步了，但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促进“新哲学”的发展，以“新哲学”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进步。陈伯达则认为社会发展必然会促进哲学的发展，“新哲学”就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不能抽象地讲哲学与社会相配合，应该区分社会的性质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如果“新哲学”是进步的，就必然满足进步社会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倒退社会的需要。反之，与落后社会相适应的哲学，就没有进步性可言。“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要调和是不可能的。”陈伯达认为，相对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言，哲学思想是落后的，“新哲学”的发展还赶不上社会的需要，因此，还需要“新哲学”的启蒙，需要用辩证唯物论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第三，对自由与理性的理解不同。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当时中国思想危机主要表现在：“误认信仰为思想”“以某一派政治思想垄断全部思想领域”“形成一种固定的习惯的反应模型”。朱光潜认为思想与信仰不可兼容，实际上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地位。“新哲学”者则认为，思想与信仰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思想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符合现实需要的思想，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也必定会引起人们的信仰。自由主义者反对思想统一，认为思想统一会妨碍思想自由，“新哲学”者则认为，“通过‘自由市场’上的思想自由竞赛，新哲学者可以取得新启蒙运动的领导权”。“新哲学”者相信，通过自由思想讨论，辩证唯物论会成为新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会成为人们的信仰。自由主义者和“新哲学”者对于理性的内涵的理解不同。张申府所理解的理性是与科学方法和逻辑经验相联系的。陈伯达所理解的理性是唯物主义的理性，“理性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对于现实生活和具体历史的理解，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真正达到这样的理性”。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可以分为思想哲学方法与社会发展内容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反复古、反神学、反独断、反盲从的思想内涵，后者则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内涵。第四，对“新哲学”人生价值观的作用认识不同。张申府所建立的“新解析哲学”又被称为“新价值论”，标榜以解析为方法，以价值为目标。他认为，只有以“新解析哲学”为指导才能实现人生价值，才能达到理想的人生。陈伯达则认为，只有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特别自觉地与人生结合起来的，并能最正确指导人生的方向的，乃是近代劳动者的哲学——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哲学，同时又是属于全人类的，因此，只有辩证唯物论才能指导人生，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新哲学”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论战，进一步明确了“新哲学”在新启蒙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明确了新启蒙运动的发展方向。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新解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其阶级立场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而辩证唯物论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哲学”，是代表进步的无产阶级利益的。“辩证唯物论是各派思想家通过自由批评找到的真理，指示了中国未来的光明大道，对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国民进行‘新哲学’的启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服大众，争取大众，使他们从复古、偏见、武断、迷信、因袭的迷梦中解放出来，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才可以拯救危亡的祖国。”（二）“新哲学”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关于“新哲学”的论战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论战从1931年开始，到1940年结束，结束的标志是艾思奇发表的《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等著名的批判性文章。哲学论战前期以批判张东荪为主，后期主要是“叶青、艾思奇等人之间发生的所谓‘新哲学’论战”。新启蒙运动期间涉及的哲学论战主要在马克思主义者与叶青之间展开。叶青哲学的本质是唯心论，却自称为“新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错误地阐释，所以其哲学理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围绕叶青提出的“哲学消灭论”“心物综合论”“思维科学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艾思奇、沈志远、陈伯达、胡绳等人都进行了批判。沈志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叶青哲学的本质。“他是歪曲了新唯物论来谈新唯物论，歪曲了辩证法来谈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叶青先生是穿着新唯物论底外套，混进新唯物论底队伍中来散播布尔乔亚的思想种子和破坏新唯物论底阵营的。”本文主要分析当时的“新哲学”者如何批判叶青的反辩证法思想和“中国特殊论”。叶青把辩证法还原为“正一反一合”的“三段法”公式，抽去了辩证法一切内在的血肉，把辩证法还原为形式逻辑。但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是有本质区别的。“辩证法是在批判形式逻辑之中，生长起来发展起来的。……形式逻辑的法则之基本的特点，是静止的秩序，而辩证法的法则之基本的特点，是内在矛盾的运动。形式逻辑把一切事物划一不可过渡的鸿沟，而辩证法则认为一切可以互变。”叶青认为，“运动是静止的积累，静止是运动的停留”，“凡存在的皆发展，凡发展的皆存在”。实际上是否认了运动的绝对性，把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看作是合理的发展，实际上是“为国民党的反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辩护，目的就是要取消共产党通过斗争保存和发展自身的合理性，维持当时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的政治形态”。 叶青认为，中国的特殊性还表现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全然是由外部的原因造成的。世界历史表现出一般的规律，新的东西必定是从旧的东西中发展出来的。欧洲的历史是合规律的，而中国的历史则不然。中国所有新的东西不是从旧东西中产生，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是外铄的。叶青从中国的特殊性出发，片面强调中国的“国情”，否认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的规律，进而否认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的普遍指导意义，进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艾思奇的《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对叶青“中国特殊性”思想进行了集中批判，认为这种思想本质上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其目的是把人们的思想束缚于落后的旧中国的“特殊”范围内，“使人们不能够根据科学的规律，来看出中国的向上发展的前途，看出真正自由解放的道路”。艾思奇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特殊与一般的正确关系。特殊和一般是分不开的，一般的东西都常常是在各种各样特殊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特殊的东西也常常是某种一般的东西的特殊化。叶青的错误在于把一般与特殊完全对立起来，由“把握特殊”而丢弃一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要承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具体考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客观条件的差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是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式。叶青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一个新的东西。“原来是标榜马克思主义的，经过这么一化，就又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了！”叶青的“中国特殊论”是国民党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既不适合于中国的国计民生，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蒋介石的论调与叶青的“中国特殊论”如出一辙，可见叶青思想危害极大。 艾思奇认为，叶青散布“中国特殊论”的目的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叶青所谓的中国化，在实际上是想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反对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艾思奇对叶青错误思想的批判，揭露了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谬论，在理论上澄清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模糊认识，明确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自由主义者与“新哲学”者虽然在对“新哲学”的理解方面存在许多分歧，但对于“新哲学”的文化创新功能则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索都有重大贡献。
新启蒙运动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否定态度，新启蒙倡导者主张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努力创造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艾思奇认为，新启蒙运动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文化获得稳固的政治经济基础，这样才能“建立起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陈伯达认为，要批判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不但喜欢古代最深的哲学——如墨子的哲学”，而且对于孔子的“旧爱国思想”和士大夫精神也要批判继承。新文化既要立足中国传统，也要“接受世界一切最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果”。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要把中国固有的文化与西洋文化结合起来，这里所说的“西洋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张申府也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陈兆鸥反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的错误做法，主张新启蒙运动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必须批判过去文化，克服过去文化的劣点，更要肯定过去文化、摄取过去文化的优点”。这些理论工作者所理解的新文化具有民族的、大众的、反独断盲从的（理性的）、民主的、科学的、开放的特征，“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有着惊人的相似”。新启蒙运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改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新启蒙运动被看作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五四运动”而言的。当时党的理论工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并没有完成民主和科学启蒙的双重任务，而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要求进行文化上新的思想启蒙。党的理论工作者认为必须用新的哲学——唯物辩证法来阐释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可见，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唤起民众的抗日觉悟，实际上已经涉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李慎之对新启蒙运动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李慎之把新启蒙运动的“新”归结为马列主义真理的宣传，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蒙蔽，而且开启了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对广大人民的蒙蔽，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38年4月，艾思奇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之前，艾思奇首先强调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这种运动的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因为“辩证法唯物论是人类哲学史最高的总结”。艾思奇所说的“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就是用辩证唯物论吸收其他哲学思想的精华，与中国抗战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现实革命问题的解决，指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新哲学”启蒙也激起了延安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情，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新哲学”学习研究与交流活动。1937年下半年，艾思奇、何干之、陈伯达等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先后到达延安，继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著作，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重视。1938年夏秋之际，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哲学上，在理论上，我们更缺少较专门化的东西，这是抗战以来我们的理论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新哲学会的发起，就是想把目前做得不很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由于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指导并参与，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后，很快就掀起了哲学研究的热潮，开展了许多哲学研究活动。许多党政机关、军队和干部学校都成立了哲学研究会、研究组，并定期进行学习研究活动。延安新哲学会成员沈志远翻译了苏联教科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吴亮平翻译了《反杜林论》，其他成员编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学习宣传材料。延安新哲学会经常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和讨论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艾思奇、何思敬、陈唯实、周扬、范文澜、郭化若、和培元等人都在报告会上宣读过论文。通过学习交流，大大提高了陕甘宁边区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号召全党同志进行马列主义的学习竞赛，培养两百个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志，来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新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目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队伍。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等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本身就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们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比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些“新哲学”者以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武器，针对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种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批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吸引了一大批社会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研究机构，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沈志远、陈唯实、和培元、吴亮平、胡绳等人都是在新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文化战线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哲学”启蒙引起了党的理论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艾思奇是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人”，除了大家熟知的《大众哲学》之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比如《哲学与生活》（1937）、《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1939）、《论中国的特殊性》（1940）、《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1941）等。此外他还编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如《辩证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社会学大纲》《唯物史观》等，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新启蒙运动期间，陈伯达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著作《真理的追求》（1937）和《在文化阵线上》（1939），其中的许多文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论新启蒙运动》《叶青“哲学”批判》《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探索。此外，他还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研究，发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哲学思想》《杨子的哲学思想》《新人生观的创造》等著作，特别是《墨子哲学思想》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陈唯实是在新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6年至1937年，陈唯实先后编写了《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战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世界观》四部哲学著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又出版了《新人生观与新启蒙运动》和《民族革命哲学》两部著作。到延安后，他成为延安新哲学会的主要成员。陈唯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中国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这些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成果，《陈唯实文集》只收录了他的一部分著作。“新哲学”启蒙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还是毛泽东哲学。《实践论》《矛盾论》都是在新启蒙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受到了“新哲学”启蒙的重要影响。“艾思奇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活动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助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所理解的新文化具有民族的、大众的、反独断盲从的（理性的）、民主的、科学的、开放的特征，“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有着惊人的相似”。美国学者雷蒙德·怀利认为，陈伯达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影响了毛泽东，促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寻找一致的而不是不和谐的因素，最终在《论新阶段》中提出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毛泽东无疑是在他的新政治秘书的推动下改变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艾思奇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应用唯物辩证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光辉范例。毛泽东的这些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为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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