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 ‖侯业智，李宁:从同情者、同路人到“同人”——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认过程论析

一、农工运动的同情者：《生活》周刊时期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感态度

     1926年，邹韬奋接管中华职教社的会刊《生活》周刊，成为主编。这一时期，邹韬奋虽然对政治问题鲜有涉及，但其主持的《生活》周刊作为“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的生活类刊物，对于民生问题异常关注，尤其是主张改善农工、学徒、仆役等底层人民的劳苦生活。在此视域下，邹韬奋对于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示理解和同情，他认为，“湖南的农民能陆续的由被压迫的境地里面转身出来，确是可以乐观的”，对压迫农民的军阀、地主和土豪劣绅，他表现出憎恶和痛斥的态度。这种同情是基于“社会的而非政治的”关注。其原因一方面出于邹韬奋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忧思；另一方面，邹韬奋青年读书时期的拮据经历让他能深切体会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主持《生活》周刊后，他也常常自嘲为“无产阶级”，所以农民运动在他看来是被压迫的大众的反抗。但从社会阶级立场来看，此时的邹韬奋秉持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要改善民众的生活，应以“‘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为根本要策。

      “济南惨案”发生后，邹韬奋开始关注民族救亡问题，他沉痛地指出：“此次的奇耻大辱，是国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他利用所主持的刊物宣传呼喊，希望国人能够清楚地认知此事，努力雪耻。这一时期，对于国共两党的斗争，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邹韬奋“尚未摆脱国民党宣传的影响”，以“匪祸”来认定。而对“匪祸”的问题，邹韬奋则将其归为民生问题，主张应以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来解决。邹韬奋认为，“民生问题能如此解决，社会革命便不成问题，阶级斗争更无由发生”。直至1932年1月9日，在《一篇短文所引起的郑重说明》的编者附言中，邹韬奋依然认为，“对于共的问题以为其根本在从政治上迅速积极解放大多数劳苦农工民众，非空言所能解决，亦非枪炮所能解决”。邹韬奋正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主张政治改良，反对暴力革命。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使邹韬奋成为一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他开始为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生活》周刊也逐渐转变为新闻评述性质的报刊，呼唤全国人民应奋起抵抗，共御外辱。而此时的国民党采取对外不抵抗、对内发起内战的军事政策，引起了邹韬奋等舆论界报人的不满。邹韬奋痛批不抵抗主义为极端的无耻主义，接连发表多篇文章提出抗日救亡的要求，《生活》周刊也起草紧急号外，以传单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唤起大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此时，邹韬奋一再呼吁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尚未实行，民生问题亦未曾解决，而国民党当局却消耗人力财力于内战。邹韬奋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恰如郝丹立所言“由此前的站在基本赞同和维护现政权的合法性的立场”转向了“敦促其进行全面的改革，以致否定现政权的合法性的激进立场”。同时，这也造成了他“一反从前承认有‘好政党’、不同意‘反对一切政党’的温和态度，生出一种由厌恶党争而倾向于‘无党无派’的价值取向”。对于共产党，沈谦芳指出，“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还有少量的‘剿匪’报道”，但只是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由于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邹韬奋开始寻求能够为民族前途奋斗，代表大众利益的政治集团，日后加入了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1月9日，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中，邹韬奋开始展现出了社会主义的立场。他指出“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并指明中国的出路乃在于社会主义。郝丹立认为，邹韬奋这一社会主义论断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邹韬奋研究中“九一八事变后韬奋彻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论的滥觞。一些研究忽略他思想中民主主义的质素，断章取义地认为此时他已经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笔者看来，邹韬奋对社会趋势的思考和中国现实出路的论述，既受到苏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潜在影响，又吸收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并不能成为证明其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其实，如胡适所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而对于追求自身进步、“且做且学”的邹韬奋来说，马克思主义自然进入了他的视域。加之对彼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农工生活现状的认识，邹韬奋认为非彻底贯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治不能解决。另外，邹韬奋曾写过《读莫斯科印象记》《读苏俄视察记》等有关苏俄研究的文章，了解到苏俄社会蓬勃发展的现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才将态度逐渐转向了社会主义的立场，但“这种社会主义与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有着本质性差异”。方汉奇认为邹韬奋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孙中山的‘集产社会主义’”，而郝丹立指出“其思路就是孙中山资本家和工人利益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的改良主义思路”，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立场有着本质区别。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邹韬奋的思想开始有了初步的变化，表现出了不反对暴力革命的态度，认为中国要铲除不平等的阶级压迫，走上社会主义这条路，“如不幸在事实上无法避免重大的牺牲，那也只有暂时忍耐，无所用其踌躇”。而要说邹韬奋彻底完成从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是在中国共产党友人的影响和此后海外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日救亡和中国出路的探索过程中，邹韬奋结识了一批左翼文人，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对邹韬奋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胡愈之。胡绳曾说：“韬奋终于进步到共产主义者的水平，有他自己认识的基础，但愈之对他的帮助是有很大作用的……愈之同志是党内最早重视韬奋所办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第一人。”1931年9月，邹韬奋在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访问记》后，对作者产生了浓厚兴趣，经两人共同的朋友毕云程介绍认识后，便经常就国内外的政治问题深度交流。此后，邹韬奋邀请胡愈之在《生活》周刊上撰写评论文章。因言论过激，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生活》周刊从中华职教社分离了出来，在胡愈之的建议下，邹韬奋独立运营《生活》周刊。1932年，在周刊社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胡愈之协助邹韬奋一起成立合作社性质的生活书店，团结了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

      1932年，在胡愈之的引荐下，鲁迅邀请邹韬奋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临时执委会委员。邹韬奋翻译出版了《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鲁迅在读了《生活》周刊刊发的该书广告后，致信邹韬奋赞誉该书“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并将他珍藏的《高尔基画像集》拿出，供邹韬奋使用。对此，邹韬奋在这本书的《编译后记》中对鲁迅表示了专门感谢。此后，在胡愈之和鲁迅的支持下，生活书店联合了茅盾、郑振铎、黄源等左翼文人，先后出版了《文学》《译文》《太白》等大型刊物以及《死魂灵》《表》等不少文学名著。此外，生活书店还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读物，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据胡愈之回忆，这个时期邹韬奋自学了很多马列主义的知识，“从此时起思想有很大转变”。

      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当局暗杀，邹韬奋也在黑名单之列。在同人的建议下，邹韬奋被迫出走海外。同年底，《生活》周刊因发表胡愈之执笔的《民众自己起来吧》一文，被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誉党国”的罪名，被迫停刊。在海外游历期间，邹韬奋系统阅读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生平传记，并实地考察了苏联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工作，再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潮和贫民窟，以及美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劳苦大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斗争，邹韬奋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两条路”，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将成世界大势。据徐永焕回忆，在美国时“韬奋已经和我讨论了一下如何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不过，笔者以为此时的邹韬奋对于中国共产党还鲜有了解，仅凭游历海外时所见所闻并不足以让宣称政治立场一贯保持独立、不参加任何党派的邹韬奋就此加入中国共产党。海外的学习考察，让邹韬奋坚定了“只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条战线，没有什么中立的余地”的认识，要想彻底推翻旧有的剥削压迫劳苦人民的制度，非革命不可实现。依彼时中国的现状，排在首位的革命问题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压迫，所以中国当时的出路在于依靠能够代表大众利益的组织，团结劳苦大众，完成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日矛盾进一步升级。在这民族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实为卖国行为，国土只会在不抵抗中葬送。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体同胞奋起抗日。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才是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党、武装部队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此时，邹韬奋在上海筹办《大众生活》，确立了“代表大众的立场和意识”的办刊宗旨，主张个人应以集团一份子来共同努力创造新的社会，这“标志着韬奋已经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彻底决裂，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在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运动中，《大众生活》以大篇幅报道了该运动，并发表评论予以热烈支持。面对日益严峻的帝国主义侵略，邹韬奋主张开放言论自由和掀起民众运动，迅速建立起抗日“联合阵线”，并具体阐释了“联合阵线”的宗旨、方针和策略。这一时期，邹韬奋还加入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反观国民党当局，不仅反对抗日，还镇压国内的爱国学生运动，对于邹韬奋这样的爱国民主报人，不仅污蔑其侵吞捐款，甚至威胁其生死，最终《大众生活》也被逼停刊。

     1936年，邹韬奋又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意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少奇还曾化名莫文华，写信同邹韬奋探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问题。他批评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希望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在组织人民阵线时“更大胆些，把门完全打开”。在邹韬奋与沈钧儒、陶行知等联合发表的《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中指出，“和国民党对立的中共和红军，最近也改变政治主张，以抗日救国为目前主要任务”“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个政策，而且相信这一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应该说此时的邹韬奋在抗日的问题上，“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发生了初步的变化”，但并非是“作者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为实现这一主张而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鼓动”。故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同主张下，邹韬奋看到并开始认可了中国共产党的救亡政策，且在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中逐渐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党的积极的同路人”。

 三、从同路人到“同人”：全面抗战后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认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全面爆发，此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就立刻投入全面抗战的宣传工作，创办了《抗战》三日刊。这一时期，在“应以‘抗战第一’为一切思想行动的中心”的原则和新闻记者“一切须以争取军事胜利为中心，宣传国策、教育民众、反映民意，督促并帮助政府对于国策实施”的使命下，邹韬奋主张虽然军事问题是首位，但支撑抗战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一系列内政也应以抗战为大前提实施改善。邹韬奋提出经济问题应以建设国防经济为中心，加紧生产、制定战时经济发展策略，尤其注意保障民生；政治问题应以清理国民党当局的内部腐败、解决党派纷争、惩毙汉奸、组织训练民众、实行民主政治为重，以此来动员全体国民，巩固抗战的民族统一战线；教育应适应战时背景，培养抗战有用的青年学生；文化更应开放言论空间，以便“在民间广播革命的种子，培植斗争的情绪”。在这样的系列主张下，《抵抗》第8号刊登了《朱德等就职抗战通电》，第12号发表了《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褒奖“第八路军善于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打成一片”“曾于平型关溃败敌人”。针对众多青年学生来信询问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情况，邹韬奋指导他们去信八路军办事处，并告知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具体地址，另外将陕北公学招生简章刊登至《抵抗》信箱栏，并指出陕北公学招生的特点“是其他处不合理的教育望尘莫及的”“希望这现象推进教育当局对于非常时期的努力”。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他提到这位记者“曾到过陕北，觉得在那个地方看到过军民合作的热烈情况，军队出发时，男女老幼热烈欢送”，以此引证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军民合作的成功实践。在介绍史沫特莱时，他又引证了史沫特莱说的话“视察八路军那里的士兵受到很充分而普遍的政治教育”。事实上，民众动员、军民合作是邹韬奋自全面抗战以来一贯的政治主张。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记者，邹韬奋对新闻通讯非常重视，《抗战》连载了舒湮的长篇通讯《边区实录》。这篇通讯从“政制的轮廓”“民政”“困境中的财政”“国防教育”“陕北公学”“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等13个专题，详细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饶有意味的是，在《防家贼与民众运动》一文中，他提到国民党军官阎锡山曾向八路军先生们寻求民众动员的方法，八路军先生指明，二十年来的民众运动实际上只是压迫民众的运动，倘若真要动员，需减轻农民的苛税，阻碍民众运动发展的种种事实消除，民众自然可以积极发挥他们的自动性。将民众运动与防家贼话题联系在一起，实际邹韬奋是在暗讽国民党将中国共产党和民众当做家贼来防，其实是在阻碍民众的动员，是“将他们的精力消耗在人事的纠纷中，对于真正的救亡工作无法得到充分的效率”。

      这段时期，邹韬奋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放下党争、共赴国难的决心和实施的一系列军事、政治、教育方面的战时举措，让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认识。以邹韬奋这样有着众多读者基础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来说，《抗战》介绍中国共产党，客观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1938年7月，《抗战》与《全民周刊》合并，改名《全民抗战》，直至1941年邹韬奋离渝。这三年，是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的时期，在这三年里，邹韬奋也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专制统治的真实面目。

     1938年，通过生活书店总编辑、中共党员张仲实的引荐，邹韬奋与周恩来相识，这也成为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的重要契机。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几天后，邹韬奋邀请周恩来为生活书店同人作了报告。武汉陷落后，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迁往重庆，此后，邹韬奋又经常邀请周恩来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并且成了周恩来在重庆住所—曾家岩的常客。周恩来通过生活书店举办的同人聚会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当下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在长期的交往中，邹韬奋与周恩来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除个人私交外，国民党所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作为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公共平台，邹韬奋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资格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得以有机会与抗日各党派共同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这一时期邹韬奋与各抗日党派一致主张，应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推动民主政治的实施，以建立民主法治体制，从而实现人权保障和言论出版自由。

      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最初邹韬奋抱有偌大的希望，在他看来，参会人员虽不是经民众选举而来，但从各党派人员的配比来看，国民参政会有着类民意机关的性质。但在实际参政议政的过程中，邹韬奋的梦想破灭了。国民党当局对于在野各党派参政员提出的保障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开放民众运动、实施宪政等已通过审议的提案不仅拒不实行，还继续实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摧残迫害各民主党派人士。1938年以后，先是加强了图书杂志书报原稿的审查，至1939年4月起，又查封了生活书店西安分店，逮捕店员，捏造生活书店接受共产党津贴、同人小组有政治意义等理由，威胁他将生活书店与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以此威逼利诱他加入国民党。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国统区文化界的摧残，又先后查封生活书店其余55处分店。在交涉挽救无望后，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出走香港。在离开之前，邹韬奋听取了周恩来的建议，为保存生活书店这一“革命文化运动的堡垒”，将“一部分人带着纸型和书籍转到边区去，到敌后游击区去，在那里开展文化工作”。到达香港后，邹韬奋协助已经提前到达香港开始筹建《华商报》的胡绳、夏衍等人办此刊物，应夏衍所邀，邹韬奋将“二三年来在‘政海漩涡’中所亲目观察到的情形”写成《抗战以来》长文连载于《华商报》，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专制面目，在海外华人和商绅中产生了强烈影响。此外，邹韬奋复刊了《大众生活》，继续为抗日民主奔走呼号。

      一边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专制残暴的统治，一边是共产党坚定抗日，争取抗战民主的胜利，邹韬奋对国共两党的认知态度自然发生转变。1938年，邹韬奋在武汉曾向周恩来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建议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作政治斗争。到重庆后，又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坚持邹韬奋留在党外作斗争，并说目前这是党要求他这么做的。正如邓颖超所回忆的，彼时“党中央在国统区的政策，是不发展党员。以为有些人留在党外，作用更大”，因此，邹韬奋暂未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保护在港的文化界力量，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护送邹韬奋等一行文化界人士撤离香港，而此时，国民党当局发出通缉密令，如发现邹韬奋应“就地惩办”。这也成为压倒邹韬奋“政治身份转变”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保护这位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中共广东地下党组织安排邹韬奋暂避广东梅县乡下。之后，在中共的安排卫护下，邹韬奋又辗转苏中、苏北解放区，本应去往延安，但他患上严重的耳病，经医生诊断为中耳癌，只能回上海就医。在苏中解放区考察时，邹韬奋对解放区的民主政治雏形表示了认可，“我到根据地来不久，对一切都很生疏，正像一个刚进学校的小学生一样，懂得的东西是很肤浅的，然而使我兴奋的是我从事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虽然有了二十多年，可是看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还在今天开始”。邹韬奋在苏中解放区看到了他多年来所追求的民主政治的现实图景。这时，邹韬奋又再次郑重向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提出入党要求，他说曾经向周恩来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建议彼时留在党外作用更大，“现在我已经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露面，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希望我入党”。刘季平向中共苏中区党委转达了邹韬奋迫切入党的愿望。陈毅在得知邹韬奋病情后，曾表示要“用尽一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来医治他的病”。

      在上海治病期间，根据党中央及周恩来指示，两次派徐雪寒去往医院慰问邹韬奋，并送去了治疗基金，邹韬奋向他表达了“请求追认我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的遗愿。几年来邹韬奋多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临终遗愿更是希望追认为党员，充分说明了邹韬奋的政治信仰已彻底转变。在苏中解放区时邹韬奋曾说：“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自全面抗战以来，在抗战与民主政治主张一致的情况下，邹韬奋作为党的“同路人”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入了解，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成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认。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逝世。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家属，10月7日，《解放日报》公开了邹韬奋病逝的消息。在中共中央发予邹韬奋家属的唁文中，党中央表示接受邹韬奋的临终请求，追认入党，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邹韬奋被正式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1月1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延安举行了邹韬奋逝世追悼大会。11月22日，《解放日报》以4个版面内容刊登了“邹韬奋逝世纪念特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党政军及文化界知识分子、青年纷纷撰文纪念这位伟大的民主人士。邹韬奋逝世一周年后，《解放日报》又登出了“邹韬奋逝世一周年纪念专刊”，以此表示中共中央对这位为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奔走的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悼念之情。在系列纪念文章和题词中，毛泽东褒扬了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韬奋精神”。朱德题词“爱国志士，民主先锋”。吴玉章称“他生前不是我党党员，但他极赞同我党抗战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得到最后胜利的主张，尤其深信我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将邹韬奋以开办书店、编辑办报来推动抗日的进步文化事业发展纳入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同时指出邹韬奋遗嘱中追认入党的请求，“证明他认识了只有我党所实行，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新民主主义，才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达到新中国光明前途的正确道路”。并以此激励广大青年战士，继续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奋进。艾思奇赞扬了邹韬奋做民众喉舌的立场，说“知识分子走向大众，是有一定过程的，他必须首先清算了自己思想中的各种个人主义的因素，然后用集体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他将邹韬奋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思想转变称为“知识分子走向大众的过程”，将邹韬奋的思想转变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更重要的是邹韬奋也成为指导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典型，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着引领示范作用。陈毅在纪念文章中赞扬邹韬奋是以知识分子的代表走上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道路，指出“邹先生的道路是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最终结合的道路”，并强调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总规律”。

      虽然吴玉章、艾思奇、陈毅等关于邹韬奋的纪念文章各有侧重，但话语中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导向性。恰如李晓灵所言：“这种评价带有强烈的组织意识和政治导向，侧重于对邹韬奋政治理念的张扬。”正是这些导向性的话语逻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建构的“韬奋道路”—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知识分子与大众结合、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之路，这种评价也主导了新中国成立后邹韬奋纪念文章的核心内涵。宋庆龄说：“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韬奋先生的一支笔，曾经鼓动了中国无数万爱国民众走上争取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的道路。”茅盾“从韬奋身上，又一度证明了凡是有正义感、爱祖国、爱人类、爱真理的旧民主主义者，在战斗的考验中，是会走上信仰共产主义道路的”。这种“以韬奋的人生经历为样板，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必须以这种高于个体生命的一般历史发展趋势为导向”的话语逻辑，客观上造成了邹韬奋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定式，从而遮蔽了邹韬奋思想人格的复杂性。但无可否认的是，邹韬奋思想发展道路，无论对其个人发展还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展，都有着独特的价值意义。邹韬奋政治理念的张扬与“韬奋道路”的建构，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旨在唤起更多知识青年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道路。“纪念专刊”的传播，对于解放区既有揭露黑暗专制，呼吁团结救亡的意义，又有启蒙大众、唤起青年政治意识的意味。因此，“邹韬奋与中共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关系建构”“其政治意义、文化内涵、新闻价值和传播意义都被赋予了特殊的色彩”。

      1942年，邹韬奋曾坦诚地向友人说：“正当中国人民革命巨火在广东炽烈地燃烧起来时，我还是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后来国共分裂我还是当做党派斗争，自己不想牵入到任何党派斗争方面去……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而投身到挽救祖国危亡的战线上，才逐步认识救中国唯一的道路只有唤起全国人民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从此才认识中国共产党，按着党所指的方向努力。”邹韬奋的自述充分说明了其思想的转变历程：从农工运动的“同情者”，到“党的同路人”，再到“同人”的身份转变，既与其自身的思想发展密切关联，更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统战实践息息相关。正是这两方面的质素，邹韬奋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认。应该说，以邹韬奋为代表的民主人士，能够最终将政治信仰寄托于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本身契合了他们所蕴含的政治理想，所以越来越多像邹韬奋这样的爱国民主人士，选择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人心的重要原因。正如胡绳所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因此，“韬奋道路”从某种程度上不仅仅代表着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融合之路，更集中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