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 ‖王 衡:中国共产党国情意识的演进 脉络与经验启示

      坚持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前提是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国情是一个国家特定时期基本情况的总和，其内容涵盖自然地理环境、人口民族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作为认识对象的国情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在认识、适应和改造国情的过程中，人们对国情 逐步形成发展出理论形态的主观反映即国情意识。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国情进行实践奋斗、理论探索和自身建设，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展现出鲜 明的国情意识。系统梳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国情意识的演进脉络及其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进而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认清社会性质：国情意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实际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共 产党与生俱来的政党品格。早在建党前夕，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把寻求社会主义“共性”与中国国情“特性”的结合视为中国革命的核心议题。在李大钊看来，任何一种理想的主义在转变为实际运动的过程中都必然面临适应环境变化的问题，“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而有所不同，因此社会主义者必须研究如何将“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陈独秀在1920年5月发表的《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强调，虽然无产阶级执政是世界政治的趋势，但分析中国政治问题必须考虑到“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中国有特别的国情”蔡和森1920年8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把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称为无产阶级的“四种利器”,指出依照“中国的情形”必须先组织共产党作为“神经中枢”,革命运动才能得到宣传、发动和有力组织，最终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进行改造。

在建党初期的重要文件中，旨在分析中国国情的“情形”“状况”“实际”等关键词，都是反复出现的高频词。比如，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准确分析了中国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双重压迫的基本国情，指明“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最切要的工作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 式的军阀革命”。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全面分析“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和“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等国情状况基础上，宣告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奋斗目标是引导工人帮助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则明确提出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自应计算各国争斗的不同情形才通过各种普遍的决议并且审定其可能才至强迫执行”,体现出党在独立自主探索符合国情的革命方针问题上的自觉。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分析“国际和国内的经济政治状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苦痛及要求”等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决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5年1月，党的四大制定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则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命题。至此，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分析，对中国革命的对象、目标、任务、性质、领导者、动力以及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回答。

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认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围绕着“什么是近代中国社会、如何改造近代中国社会”这个基本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政治经济条件和阶级状况，并通过广泛开展农村调查和领导根据地斗争实践，逐步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在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右两种机会主义不知到何处寻找力量的问题，强调要分辨真正  的敌友，必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1928年10月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系统地论证了红色割据这种“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事”在中国得以发生以及存在发展的独特条件。此后，围绕着大革命是否解决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否已经发生改变、推翻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是否依然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等一系列问题，爆发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与“托陈取消派”“新生命派”“动力派”的大辩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一切不适合“中国革命实情”的理论，主要错在没有认清楚“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同年5月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一系列深刻体现国情意识的重要观点。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结合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新任务，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总结为“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强调必须认清由这些特点所规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1937年7月、8月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则分别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论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国情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强调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它在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的特性，成为民族形式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基于国情分析揭示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强调不同于资本主义各国的情况，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等特点决定了在中国“基本不是经 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全党要懂得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形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同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在随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号召全党对周围环境做系统和周密的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根据详细的材料具体分析中国实际，从思想上彻底清算了当时党内存在的“言必称希腊”和“作留声机”的教条主义。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中共中央郑重宣告：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将进一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944年，毛泽东指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945年6月，党的七大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并将其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理论的成熟和国情意识的理性飞跃。

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揭示中国社会性质并以之为基本依据积极改造国情的过程。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开辟了适合国情特点的革命道路，成功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自主探索道路：国情意识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和建设的推进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的革命步骤宣告完成，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在筚路蓝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作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明确指出现代性工业占国民经济10%左右、“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国情是革命胜利后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基于对刚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这一国情的准确判断，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总路线强调建设和改造并举，把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 关系统一起来，成为“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在改造个体农业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苏联农业 合作化的经验和教训，强调必须反对超越中国实际的急躁冒进思想，提出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设计了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三步走改造战略。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逐步前进”的过渡办法。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则由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渐向公私合营等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过渡，最终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和平赎买”。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改变个体所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开辟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同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工作也稳步展开。在领导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张“以自己的经验为主”,同时广泛研究和比较世界各国的宪法以及清末以来中国的历次宪法，最终在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上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要以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为镜鉴。针对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实际，毛泽东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的、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建设路线。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国家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和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表述，深刻指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在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中国工业化道路、所有制结构调整、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正确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党内民主、科学教育事业、知识分子工作等领域等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缺乏现成经验的崭新实践，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党对国情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也曾出现过曲折和失误。但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把一切工作与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情况与特点的建设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中国革命和建设归根结底都要 靠自己，外国经验只能供参考，可谓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情意识的生动注脚。

 三、立足发展阶段：国情意识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国情意识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中国现实国情进行了科学分析，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邓小平指出必须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错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举措。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过去搞革命和现在搞建设都必须适合中国情况，尤其需要重视中国“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特点，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邓小平看来，离开实际情况和超越发展阶  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搞不成社会主义，只有真正摸准、摸清国情，把国情作为确定长远规划的原则和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打开新局面。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仍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经历一个长久的发展过程，现阶段必须从我国 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1984年3月，邓小平提出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出“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987年8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而社会主义本身又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  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十三大报告通篇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依据，报告中“初级阶段”一词出现26次，不仅界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范围，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长远方针及基本路线，而且根据这一基本国情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国情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共产党国情意识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实践历程中继续丰富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强调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并强调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生产力发展、农村工作等作为把握国情的重点，提出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仍是基本国 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抓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主动权”等重要论断。2002年，党的十六大基于对中国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一国情判断，提出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从十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指出这是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必须把基本国情“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中国实际，针对我国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国情特点，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把对 国情的分析与求真务实、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等问题结合起来，阐述了“不断 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我国人口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不会改变，不可再生性资源储量和可用量不断减少的趋势难以改变”“我们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国人民生活”等一系列体现国情意识的重要观点。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总依据。这一时期国情意识最显著的特点，是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不断根据时代变化和发展状况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通过艰苦奋斗扎扎实实推进党的伟大事业。

 四、掌握历史主动：国情意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密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对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 新的判断和把握、对治国理政作出新的系统性部署，展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国情意识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

     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情意识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上。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明确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依据”地位，强调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还是生态文明领域，无论在经济总量低时还是经济总量提高后，无论是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还是日常工作中，任何情况下、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始终把握和牢记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坚持基本路线这条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不动摇。习近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共时性的国情特点置于历时性的国情结构之中进行考察，尤其重视中国国情蕴含的“大历史”线索，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深刻揭示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任何民族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才能成功发展振兴的道理。从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1821到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从强调法治道路和法治体系由基本国情决定，到反对想象突然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从建设符合中 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到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符合国情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等等，无论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谋划还是在各领域的具体工作部署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始终把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论。

      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情意识还体现在对中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上。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在系统总结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变革的基础上，准确 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准确分析我国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地位的新形势新变化，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等多个维度科学界定了我国发  展的历史方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略，赋予了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和目标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宣告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进入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提出用三个五年规划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再用三个五年规划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并强调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特点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判断进一步明确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中心任务。在重视基本国情制约性的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致力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2021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站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高度，深刻总结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经验，阐明了新征程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2021年11 月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专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体现党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洞察时代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主动”一词出现12次。从“增强历史主动”“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等总体要求，到“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等具体方略，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成为中国共产党国情意识的鲜明写照与集中体现。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始终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适合中国特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坚持国情意识中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和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百年大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 的真谛，坚持国情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百年辉煌的关键秘诀，这给予我们丰富的启示。

      一是从前提条件来看，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国情意识是由党本身的特质和禀赋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 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在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顽强斗争和艰辛探索中应运 而生的使命型政党，“两个先锋队”的性质意味着它既要为无产阶级利益计，追求普遍性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同时也要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计，肩负起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历史使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旗帜，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教义”,而是从事实出发的“运动”,“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 挥”,对一般性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关于联系多样性和条件性的观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等，都要求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历史唯物主义则要求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观察和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这些共同构成了坚持国情意识的哲学基础。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汲取历史教训、敢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学习型政党，具备坚持国情意识的学习本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救国探索都没有超越复制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的范畴。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主心骨，中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为主动，开始从真正意义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国情意识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运用其改造世界的强大意愿和能力。

      二是从内容结构来看，中国共产党国情意识在认知主体、认知对象、认识手段、功能作用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严整的体系。在主体要素上，突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分析国情中的主体性地位，尤其重视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强调面对“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在对象要素上，强调国情内涵的丰富性和国情概念的延展性，将国情视为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稳定因素与变动因素、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统一，认为把握国情要从综合因素出发，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地理、历史等各方面条件；在分析重点上，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强调必须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以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带动和促进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在手段要素上，强调认识国情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是“深、实、细、准、效”的调查研究；在功能要素上，把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既承认国情的现实制约性，也重视改造国情的能动性，既反对脱离国情、超越阶段、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也反对面对国情制约无所作为、妄自菲薄、自甘落后的消极态度。

      三是从演变趋势来看，中国共产党国情意识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传承不变的是坚持国情意识的最终目标和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从社会结构、阶级状况、历史文化传统、时代特征、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国情因素出发探寻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归根结底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更加能动地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断嬗递的则是国情意识的阶段性重点，无论是认清社会性质、自主探索道路、立足发展阶段还是掌握历史主动，国情意识的侧重点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更迭，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在传承与嬗递相统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日益全面、准确和深刻，国情意识愈发坚定、成熟和主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中国共产党只有继续坚持国情意识才能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在道路上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立足中国大地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解决中国问题；在理论上要有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勇气，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制度上要有“扎根中国土壤的制度才最真实、最管用”的清醒，努力使“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全、成熟和定型；在文化上要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自觉，重视文化更基本、更深沉、更广泛的作用。总之，要坚定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使国情意识这科学的思维方式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