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 ‖洪富忠：中国共产党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不仅是一个多学科讨论的学术命题，更是影响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现实政治命题。政权的合法性话语，乃是围绕政权相关要素而形成的以论证其合法性的相关阐述的集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仅要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更要构建一套夺取政权合法性的话语体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构建其政权合法性话语的资源、逻辑因形势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特点。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熟壮大的关键时期，陕甘宁边区（以下一般简称为“边区”）作为战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也是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因此，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尤其值得关注。目前学界有关陕甘宁边区的研究成果丰硕，既有关于边区的整体性研究，也有大量专题研究，有关边区合法性问题，多作为国共谈判的具体内容涉及，而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合法性话语建构的逻辑、内容、特点等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国民党在国共谈判中的相关承诺、中国共产党对统一的界定、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共治理对比等方面，梳理并探讨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逻辑，以期对战时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建构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从国共谈判中国民党的承诺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

     陕甘宁边区问题一直是国共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双方初期的交涉中，国民党方面承认了边区的合法性，后因国共关系恶化，国民党又自食其言，否认边区的合法性，这在双方的交涉文件中有迹可循。

    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国共谈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提及，蒋介石表示“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由中央方面派正的官长（可由共方推选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事情可由边区政府自己办”。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担任副职，……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简派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林伯渠）为副行政长官，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从双方交涉来看，国共虽然存在分歧，但此时国民党方面并未否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国共摩擦增多，国民党开始否认边区的合法性。1939年初国民党制定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明确表示，“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非法组织，非但破坏国家之统一与行政体制，实为分散力量妨碍抗战之最大障碍，绝对不能令其存在”，要“绝对否认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之组织”。

     正因国民党方面曾对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有过承诺，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此作为构建边区合法性话语的重要依据之一。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同时也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1937年10月，毛泽东强调迅速解决特区政府问题的三条原则之一即为“使特区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的地方政府”。1939年9月，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提及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说到陕甘宁边区，这还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以及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蒋先生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的面亲口承认了的。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了。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无怪乎全国人民要求行政机构的彻底改革了。要改变一下才好。”同年，在平江惨案后，毛泽东也强调指出，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出版的书籍，也强调“陕甘宁边区是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是不可分离的一部”。

     林伯渠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边区的合法性。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一周年之际，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来的政况》一文中，首先介绍了边区的沿革，从沿革中特别指出边区政府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合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二是得到蒋介石的“允准”，三是符合中国共产党“‘抗日高于一切’的主张”。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无疑属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政府，这是很明白的事，也是无容争辩的问题”。1939年1月，林伯渠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报告中，针对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新的封建割据”“边区没有法律依据”等问题进行了批驳。林伯渠对边区历史经纬进行了梳理，指出蒋介石在与中共中央代表谈话中“屡次承认了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屡次答应了发表正式承认边区政府的命令”，尽管边区还没有接到国民政府正式责成边区政府成立的命令，蒋介石答应的某些区域还没有正式归还边区，“然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是早已确立了的”。1939年初，随着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附近不断制造摩擦，孔祥熙代表“行政院”转来所谓陕北23县代表及团体呈请“行政院”要求取消边区的电文20余件，林伯渠代表边区予以驳斥。林伯渠再次从边区历史的沿革中强调边区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边区的存在是“铁的事实”，孔祥熙代表“行政院”要求制定边区边界的举动本身“实际上承认了边区是行政院直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在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指出，“从前国民党们心里承认边区，口头不承认”，“是年（1937年）10月间，行政院上也曾表示过承认边区，并准备派人前来，是顽固分子阻止了，说如承认了，则变为合法，那么以后就不能摩擦了”，“所以边区是合法的，是他们（国民党）违背了条约，是他们不对”。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从边区实行了国民党所信奉的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来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林伯渠指出，尽管边区与国民政府治下的其他地方政府有所不同，但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才是衡量合法性的标准，以此衡量，边区的特点“即在认真地实现了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特点，我们想在抗战建国的今天，不但不应该取消，而且是应该保存与发扬光大的。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政府，当然是最合法的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林伯渠指出，“边区是真正实行革命三民主义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我们的民族主义不但表现为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而且表现为提高民族自信与民气发扬；我们的民生主义，则表现为发展生产与丰衣足食；我们的民权主义，则表现为民主政治与人民各种必要的自由权”。陕甘宁边区“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是“实行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林伯渠关于边区合法性的阐述，主要采用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一方面，强调了国共谈判中蒋介石的承诺，国民党不承认边区政府的合法性，就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另一方面，国民党既然信奉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那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了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那就没有理由否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

     国民党为否认边区的合法性，故意将边区的合法性问题与国共关于边区某些具体问题的争议和分歧相混淆。实际上，两者并非同一问题。从行政程序来看，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的行政长官人选，这本身就是在法律程序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1940年1月26日，何应钦就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问题在呈签蒋介石的意见中，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在河北所谓“不法行为”后总结道：“由上述，可知中央对‘陕甘宁边区’，虽极端宽大，予以法律上之承认，恐仍不能使彼党对河北及其他地方，戢其野心”。从此段材料可以看出，国民党自己也承认对边区是有法律承认的。1944年6月，时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罗迈）在同外国记者谈话中指出，“边区这地方，原来由军委会划给二十六个县，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同时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当时没有明文公布。到以后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骗局，以便不实行诺言。详细情形周恩来同志清楚，都是他经手的。因为是一个骗局，虽然承认了，但不实行诺言，以后我们屡次提出，他们都不能否认”。国民党这种出尔反尔、不信守诺言的行为，不但为国共合作添堵添乱，也必然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和抗争，也揭示了边区的合法性问题表面上是一个法律问题，本质上却是一个政治问题。

二、从“边区应统一于民主”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

    边区因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被国民党攻击为所谓“割据”，并要求中国共产党服其从军令政令。在1940年4月的国民参政会五届一次会议上，何应钦在回答梁漱溟关于国共摩擦的问询中，就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所谓“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等一系列攻击。国民党中宣部1941年拟定的《特种宣传纲要》中抹黑中国共产党所谓“造成分裂割据局面，破坏统一”。1939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所写文章中，提到国民党的反共欺骗宣传中有“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等内容。王稼祥等人的文章中也提到国民党方面的政治攻击包括“破坏统一，割据，特殊，立异”等。可见，抗战时期，民众对于实现国家统一有很强的社会心理认同基础，国民党正是试图利用这种社会心理，制造舆论否认边区的合法性，以实现其打击中国共产党的目的。

    针对国民党对边区所谓“割据”的污蔑，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驳斥。中国共产党在驳斥这一论调时，不仅仅着眼于边区，还从整个抗日根据地的高度予以阐述。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污蔑中国共产党为“新式封建”“变相军阀”，其所持唯一理由为“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但问题在于“组织什么样的武力，割据什么人的地方？”“共产党组织的是抗日的武力，割据的是日寇占领的地方！”“为什么不要组织抗战的武力？”“为什么不能从敌寇占领地方去‘割据’几块抗日根据地？”“蒋介石排除异己，敌视人民，既不愿意承认人民组织的抗敌武力为国军，又将行政院三百三十三次会议上已经通过的承认边区的决议不予发表，自己不实行诺言，却来骂边区为‘割据’？”“（国民党）实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新专制主义，实行保甲制度，取消了一切人民应有之自由权利，封建地租，原封不动，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政治是一党政治、特务政治、专制政治。士兵是捆绑来的，军队是用以铲除异己、镇压人民的，对抗战是不游不击的、完全消极的。试问这不是封建是什么？这不是军阀是什么？”考虑到此时正是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蒋介石借《中国之命运》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背景，中国共产党的反驳自然辛辣、尖锐，但其中对国民党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尖锐之词予以再定义、再阐释，以己之矛攻彼之盾，这一话语建构的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战时话语建构的特点之一。

    针对国民党污蔑边区所谓“割据”破坏统一的论调，中国共产党也予以了驳斥。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国家统一，但统一是有条件的统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帮助中央政府改进地方政府，反对封建割据的局面，帮助地方政府逐步成为中央政府的有机的一部。消除中央与地方的对立”。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国民党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在1939年8月1日延安追悼平江惨案烈士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毛泽东此处是着眼于国民党坚持反共就是分裂投降的角度谈统一，强调统一应该是有助于中国抗战大业的统一。

    针对“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的观点，毛泽东在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中，对各种“统一”进行了界定。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是“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中国共产党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最终，“也并非‘统一’到蒋介石手里，而是实实在在地‘统一’到日本人手里”。毛泽东的“统一”观，显然超越了国民党单纯的领土或政权意义上的统一，而是着眼于国共关系，着眼于抗战大局，并以“真假统一”的分野来构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争取了舆论的主动权。

    全面抗战期间，宪政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求民主政治，这与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宪政与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全国人民有民主的自由，抗战党派有合法存在的活动权利，全国存在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民意机关”，这是衡量中国是否实现宪政、是否实现民主的“最低限度的标尺”。早在1936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1944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对“统一于民主”的观点进一步阐述：“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针对社会最为关注的政治、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1944年9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关于军事失利的谈话，大谈所谓无条件的统一。9月7日的《解放日报》发文指出，“这种将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寡头政治的统一论，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民主统一论，是针锋相对的”。

    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于民主”的话语建构，既针对了国民党不民主的政治现实，也为中国共产党建构边区合法性话语提供了一条新路。抗战需要统一，但基于民主、团结的统一又超越了抗战，因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统一仍然需要团结、需要民主。这种具有卓越政治远见的统一观，消解了当时国民党狭义的统一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于边区合法性话语建构的重要法理内核。

三、从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

    陕甘宁边区因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抗战的大后方，地位极其重要，成为中国共产党打造模范根据地的首选。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保持特区为抗日的先进地区、全国民主化的推动机和新中国的雏形”。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就陕甘宁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谈到，边区的性质和作用“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的民主制度与抗日精神是很好的，值得供全国人民仿效与参考”。任弼时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指出，“要把特区变成统一战线的示范区。同时特区应当成为最民主的地区，以推动全国走上民主的道路”。

    陕甘宁边区虽然地瘠民贫，但积极发展生产，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毛泽东指出，“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在1938年的春耕中确定的两大任务，即注重“扩大耕地面积，改良土质与耕种方法，增加粮食产量”“大量发展农村副业，以保证多种国防业原料”。边区还通过举办农业展览，以展现“边区今日农村经济生活之全貌及今年春耕运动之伟大成绩”。1939年开始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在其规模宏大极富有计划性，同时也是在抗战已转入新阶段的今日，要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渡过一切难关，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的一个运动”。边区农业离不开水利建设，但陕北此前多次修水渠均以失败告终，边区政府成立后，终于修成第一道长渠，“用事实教育了人民了解修水利的重要”。1944年5月，边区召开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目标是“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与铁的自给”，为此边区开展工业生产大竞赛，“各厂职工的生产情绪空前高涨，呈现着生气勃勃的景象”，“全县各方面工作皆日趋改进”，“我们的生活在一天天走向更快乐、更合理、更紧张。我们要把自己的工厂变成我们工作和学习的学校”，“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生活一天天往上走，丰衣足食，并不算什么稀罕的事情了。全世界都在闹灾荒，可是陕甘宁边区老百姓的日子却越过越好了”。来到边区的新闻记者，对比了敌占区和大后方老百姓的不同生活，不由感慨“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老百姓才能好过”。

    单纯从经济影响而言，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对全国经济并不会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但通过对边区生产的各种报道中，让人感受到一种奋发向上、勃勃生机、令人振奋的精神面貌。“男女老幼、军队、机关，都努力参加生产，粮棉的收成都很好”，“大家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林伯渠就称边区的发展与成就“无疑使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建国的信心大大地增高了，而且更证明给世界先进人士看：中华民族如何富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1944年7月，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曾总结《新华日报》对于边区的报道，认为中国共产党报道边区“农业如何发达，生活如何富裕，军队如何爱民，战果如何辉煌，欲以争取国人之赞同与拥戴”。国民党的评价虽然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宣传的评价，但“国人之赞同与拥戴”恰是一个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源泉，这也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宣传如此忌惮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建构中，边区不仅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更是在民主政治方面成绩斐然。一般人想到边区，更多是想到偏僻、落后，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里，这并不是重点。林伯渠认为，“边区的特点，一般说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的方面。边区的主要特点是战争与革命，我们要把握这个特点，把它贯穿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地方，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声誉。”“边区是一个政治上先进的地区，坚决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了民主政治。”国民党方面在攻击边区时，也不得不承认“边区现在领导抗日忙，努力救亡忙，实行民主政治忙，加强精诚团结忙，巩固统一战线忙，忙！忙个不得了，人人生活紧张，精神活跃”。1942年，晋西北绅士参观团访问延安后，盛赞边区民主，看到了“西北的一角在艰苦奋斗中的进步成绩”。当时有报道以边区政府委员高崇山为例，说“三三制政权是名副其实的”“只要党外人士所提的意见和办法对广大群众有利，一定会被尊重接受”。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林伯渠认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亦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安放下第一块基石”。谢觉哉提出，“不仅我们自信边区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地，是民主的抗日的模范根据地，全国人民也这样相信，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具体地点即陕甘宁边区。顽固派也同是这样看，否则就不会用这样大的反动力量来对付边区”。1944年，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边区参议会召开，《解放日报》发表社评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首席地区”“如果中国其他地方，也实行这样的民主政治，实行这样的政策，则不仅可以打退日寇在正面战场的进攻，挽救当前的危机，而且可以配合盟国转入反攻，促进胜利的到来”。即使国民党方面也无法忽视当时舆论对边区发展成就的宣传，说“他们的‘边区’是实行的民主政治，边区的经济建设是为大众利益，其他垦荒、种棉合作等都办得极好，简直把‘边区’说成是中国今日的天堂乐土”。

    中国共产党以边区取得巨大成就建构其合法性话语，既承接了“边区应统一于民主”的话语建构逻辑，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即以先进性谋求合法性。边区地瘠民贫且位置偏远，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答案不仅仅在于边区实行民主政治，更为关键的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才能真正获得民众的赞同与拥戴，而民众的赞同与拥戴正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边区应统一于民主”本质上也是统一于先进，因为民主就是先进的一个重要体现。

四、从国共治理对比中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

    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需要纵向比较，更要在横向比较中得到体现。合法性与先进性紧密相连，而先进性又往往在比较中得以具体呈现。在战时各个区域与政治力量对比中，国共对比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国共对比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是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的又一路径。

    毛泽东特别注重通过与国统区的比较，构建边区的合法性话语。1940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出席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的讲话中指出，“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1940年2月1日，毛泽东谈到边区和国民党地区的区别时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的重要区别在于，“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毛泽东还在对比国统区与解放区的粮食问题时，赞扬边区“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在和赫尔利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虽有国民党当局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反观国民党直接统治区域，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就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凡自陕北与西安来汉者，皆称陕北勤劳节俭，苦干硬干。而西安则浪费、奢侈、迟钝、贻误，官气恶习，在在皆是，毫无战时与革命气象，闻之痛心，亟应改革急进，以挽堕风”。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特别注意国共之外的第三方人士对边区取得成就的宣传，以此构建边区的合法性话语。抗战期间，先后有以梁漱溟、黄炎培等为代表的民主人士，以中外记者为主的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人士，以美国军方人士为主的延安美军观察组等诸多中外人士到访陕甘宁边区。1941年4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学联代表及许多国际友人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出真中国，全中国都象［像］边区一样，中华民族永远不会亡的”。1943年，美国远东问题专家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指出，“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中心在延安”。华侨陈嘉庚到访延安后，“出去后深赞边区建设，到处替我们说话”。《新民报》记者赵超构赴延安访问后，在其所写的《延安一月》中，将边区称之为“新社会的试验区”，引起轰动性的社会效应，有读者读后表示“感到满意，感到喜悦，感到我们的将来是有希望的”。[黄炎培通过对边区的观访，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希望是无限的”。美国记者武道从边区回来后，认为边区“老百姓生活进步”“人民都有选举权”“言论出版自由”。爱泼斯坦认为，“边区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他们在生产和作战方面的广泛动员”“陕北的农民几百年来第一次凭自己的努力，能以恬静的心情来面向灾荒的年份”。美国记者G·斯坦因用“远东民主的种子”作为标题，概括其在参访延安后的感受。美国《民族》杂志认为，“延安的边区政府提高人民的生活让人民增加直接参政的机会，从日本军队手里夺回八千八百万中国人民失去的土地，其前途是光明灿烂的”。美国美军观察组成员赴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后表示，“总观对我印象，皆极良好。我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军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无不钦佩赞扬”，常以“共产党中国，与国民党中国为对比”“无一对蒋介石抱有希望者”。这些中外人士到访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大量盛赞边区成就的报道，不仅大幅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更由于其第三方立场的观察报道更具公信力和说服力，成为边区合法性话语建构的重要路径和特点。

五、结语

    合法性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任何政权都要面临的根本问题。所谓名正言顺、言顺事成，合法性问题是涉及政治的核心问题，因而追求合法性是任何政治组织的必然选择。“合法性的愿望如此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一般人类共同体之中，以至在历史上很难找出某个政府不享有对它存在本身的某种实际上的承认，或者不试图成为合法的机构。”中国共产党作为战时第二大党，对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追求是其正当而必要的合理政治诉求。同时，合法性又是一个具有广义、狭义之分且内涵非常复杂的概念，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某一事物具有被承认、被认可、被接受的基础，至于具体的基础是什么（如某条法律、规则、习惯、标准或逻辑），则要看实际情境而定”。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承认了国民党执政当局的执政合法性，在此背景下，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同样需要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认可和接受，这也符合当时一般的社会大众心理。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建构边区合法性话语过程中，特别强调国民党在国共谈判中的承诺。然而，国共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因国共合作而消除，尤其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视为一种不亚于日本的威胁力量，故其极力打压中国共产党，试图利用“国家大一统”社会心理，攻击边区是所谓“非法组织”。此时，中国共产党如不能开辟新的话语建构逻辑与路径，仅仅以国民党当局的承认作为边区合法性唯一来源，就容易落入国民党所构建的合法性话语陷阱之中，难以在国共关于边区合法性话语的论争中取得胜利。

    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借鉴其革命过程中的话语资源，开辟了新的合法性话语建构逻辑。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逻辑立足于以“有道伐无道”，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如果要推翻的政权已经是腐朽的、落后的旧事物，已经不能顺应天道、合乎人心，那么，其推翻旧政权的行为就具有合法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合法性话语建构中，不局限于仅仅争取国民党执政当局承认的“法统”合法性，更是建构其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的“道统”合法性。在国共合作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其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与土地革命时期的话语有所不同，但其以先进性、正义性获得合法性的内在逻辑并未根本改变。这种合法性话语建构，必须基于战时现实，同时又要超越现实。中国共产党认为，“边区的存在与发展，雄辩地说明了它是适合抗战利益的，适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其中“抗战利益”“人民的利益”话语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认为的“道”与“势”，更包含了边区因获得人民支持而具有合法性的意蕴。

    概言之，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中，坚持了双路并进的思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国共谈判中国民党的相关承诺及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微观领域建构其合法性话语；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从民主、团结、抗战等较为宏观的价值层面建构边区合法性话语。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话语建构逻辑既照顾到现实与传统，又超越了现实与传统，是其争取话语权力这一“人类社会的各种公共权力中最核心，也是最基础的公共权力”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