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 ‖王朝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多维诠释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在《论新阶段》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而且还在其他相关文本中对这一概念的语义内涵进行多维度的理论诠释。这些文本群的彼此互动和关联呼应，共同编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语义之网。事实上，提出一个重要概念，与对这一概念进行诠释从而使人明白其语义内涵，无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诚如列宁所说：“如果要进行讨论，就必须把概念弄清楚。”目前，有不少学者对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缘由和历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但对这一概念出场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对其语义内涵进行理论诠释，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及文本关联意识。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延安时期党的相关重要文本，对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这不仅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丰富语义，而且对于当下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具有重要价值。

一、从理论形式的转化之维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

这里所说的理论形式，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的物态方式，即表现为理论的呈现方式或语言的表述形式。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转化，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之所以迟迟没有出场，一个重要原因乃在于党内的理论水平普遍不高以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远程遥控。当时党内很多人在面对理论和实践相互冲突或者理论无法解释实践时，王明等人宁可削足适履，也要坚持将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而决不会且没有勇气去改变理论的存在形式。他们不仅以一种“政治正确”的心态坚信自己对理论的应用是正确的，而且对毛泽东等人改变理论形式的应用定性为一种“异端”,甚至称其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显然，这不啻是一种外在反思的思维逻辑，而正是在外在反思的思维逻辑牵引下，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避免地会沦为抽象的观念和僵化的公式。

不容否认，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他们几乎无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即使就连曾犯过错误的瞿秋白、王明等人，也坚信要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而非仅仅停留于就理论而谈理论的层面，如他们曾一度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的主张。但尽管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应用于实际并不必然等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事实上，就“应用”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抽象笼统的概念，如果不顾客观实际而一味强调理论之应用，其结果只能产生野蛮生硬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虽强调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但这主要是在一般原则上而言的，至于具体如何应用，则并没有给出统一和明确的回答。其原因诚如张闻天所解释，一般原则往往比较容易理解，而一旦涉及实际的运用，便会由于复杂的环境而产生“极大的困难”。应该说，只了解一般原则而不清楚如何具体运用，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朴素性。

直到瓦窑堡会议，党中央更为深刻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对之前的有关表述进行了精细的补充和完善。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一文强调指出，“关门主义”对党的危害甚巨，它产生的主要诱因就是一些人不善于将马列主义理论“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往往笼统地谈应用，但此时党中央有意添加“活泼的”一词来修饰“运用”,以区别于王明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生硬和教条地应用于中国实际，可谓是一大进步。尽管如此，如何才算“活泼的运用”呢?该文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

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接力探索。正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特别运用了民族形式一词，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这一思想和表述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他不仅把应用分为具体应用和抽象应用，而且还明确指出具体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赋予其民族形式，使其带有一定的中国特性和中国味。这就意味着，毛泽东不仅从宏观的一般原则层面来谈应用，而且更从微观的具体路径层面而言之，认为要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使这一理论从原来的德国形式或俄国形式走向中国形式，即要使马克思主义在“每一表现中”都无不带有中国气派。这里，“每一表现”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形式是完整的和彻底的，它既包括语言形式，即用通俗易懂的中国话语来表述之；也包括内容形式，即这一理论应反映和带有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容。用胡绳的话来说就是用“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从而使理论言之有物。

黑格尔曾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其实，理论的民族形式从表面上看似无足轻重，却直接关系到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认同，如果“没有认同的语言模式，行动单位实际上根本就无法行动”。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尽管具有种种复杂的缘由，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民族形式表达则直接制约了全党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对此，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刘少奇分析得极为深刻。他认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欧洲人，其著作也都是运用欧洲文字撰写和发表的，况且这些著作大部分还没有译介为中文，故而我们党内很多同志在对马克思主义做中国化的努力时便“觉得特别困难些”。根据现代诠释学理论，专门术语作为一种技术性表达，它与民族语言之间既彼此对立又相互统一。易言之，理论上的专门术语只有被生动地融入日常生活中时，它才能对人们的实践发挥实际性作用。由此看来，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有民族形式这一观点，不仅对党内既有问题的分析之深刻，而且更具有战略性眼光，对于引导全党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不仅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形式，而且还从国际主义理论的高度对此进行了辨析和论证。他在该文中针对党内的传统国际主义观进行了严厉批评，提出决不能将理论的民族形式与其所蕴含的国际主义内容相互割裂，否则便是对国际主义思想精髓的无知。显然，他在这里的言外之意，其实正是在检讨此前王明等人主张必须原原本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拿来，而不能对其进行任何形式更改的国际主义观。毛泽东的这种批评，无疑是从政治正确的高度来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形式以正当性与合理性。正是这种具有彻底性质的阐释，促使毛泽东对民族形式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如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几乎以同样的口吻再次对“民族形式”进行了强调。

总之，毛泽东把应用区分为具体应用和抽象应用两种形态，在他看来，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使其带有民族形式，才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此，美国学者雷蒙德·F·怀利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代表着中共第一次认真地尝试以大众化的方法来解决向中国广大民众介绍复杂的外来意识形态的问题，使基本上源于西方传统、基本上用西方语汇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中国独特的文化，并可能在中国文化中得以丰富”。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用民族的、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阐释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说明理论形式的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从理论内容的创新之维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形式和内容互为表里，呈现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联属性。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德国形式或俄国形式转变为中国形式，无疑就是要使这一理论首先在语言表述上实现通俗化，以便为更多的普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然而，这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中国化的初步环节，他们绝不仅仅满足于此，而是需要一套真正能够对中国具体实际发挥理论指导作用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就必然会关涉到理论内容的创新和发展。其实，从一定程度上说，理论的终极生命即在于创造，无论是理论的基石、框架，抑或其宗旨目标、价值关怀等，不仅都是为创造而设置的，而且也都在等待创造。从理论形式的转化和变更，到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内容加以创新和发展，这既是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二者辩证发展的逻辑使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核心要义，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自觉。

1940年初，在《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一文中，张闻天指出，运用马列主义于生动实践中，这本身就是“发展马列主义”。稍后，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的要求。统观这两个文本的有关论述，张闻天将理论的运用视为对理论的发展和创造的思想认识是独到的，这表明他深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精确地预料到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因此要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和创造。然而，如果说张闻天上述关于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表达尚比较隐晦，那么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则跳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论断的视野局限，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将其区分为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两种类型，并着重强调要把中国的具体实践经验加以马克思主义化的总结。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僵硬的教条，而是具有鲜明的创造性，将具体实践中的丰富经验提升和凝练到一种理论高度，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创造。不难看出，在这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内涵的认识已大大超越他在《论新阶段》中的有关阐述。

事实上，统观毛泽东的文本写作风格，与王明等人相比，其共同之处是他们并不反对在文章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以便为自己的思想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和政治合法性。但其本质区别在于，王明等人往往动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论断来指挥中国革命，而毛泽东则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话语的引用非常谨慎，诚如他后来所总结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即使在不得不引用时，毛泽东也往往是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引用，这诚如他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共产党人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行动指南和革命科学来对待。后来，在中央党校演讲中，他又进一步强调，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曾反复说过，其理论不是僵硬教条，而是指导实践的指南，但党内一些人却“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这里，毛泽东接连两次重复使用“最重要”一词，足见其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精确掌握。正是由于他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以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指导实践，才能够得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进行创造和发展。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毛泽东进一步把理论创造的作用和地位提升到政治武器的高度，认为既然列宁能够通过灵活运用理论于俄国实践进而取得革命的成功，那么中国共产党也要遵循这样的创造性精神和理念，将马列主义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随着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进而从根本上厘清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俱进的哲理，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愈益成为党内一项正式的政治任务。如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张如心要求党内教育家要向毛泽东同志看齐，学习和研究他“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任弼时则专门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忽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据他观察，这些人在具体的技术性活动(如春耕)和事务性活动(如发展合作社)中，往往以为不要理论便可以办到，更遑论要去发展马列主义了。基于此，他提出，所有党员都必须真正以行动指南而不是抽象教条的态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有将理论确切地放置于生动的中国实践场域中从而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

应该说，在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理论命名与理论发展同样重要，且二者往往互相缠绕和扶持，如何对经中国共产党发展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晶进行命名，本身也是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张如心在上述文章中率先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概念来概括和指涉这一理论结晶。1942年7月，朱德明确将这一理论结晶称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不难看出，对于经党创新和发展后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命名，此时党内的意见虽然尚不统一，但至少说明他们已在慎重地思考这个问题。仅仅一年之后，王稼祥则首次正式使用并详细地阐释了“毛泽东思想”概念。在他看来，这一思想是指引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被奴役的高光火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是一种带有鲜明创造性特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概念甫一出场，不仅很快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而且根据他们当时的理解，毛泽东思想本身即等同于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比如，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毋庸讳言，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提法所指涉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创新和发展的结果之维，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内容宝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内涵的一个重要面相。

三、从以矢射的的实践之维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反复强调必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目的并不是为“化”而“化”,无论是转化理论形式，还是创新理论内容，其最终指向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即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思维，也充分说明他们并非书斋式地用理论来解释世界，而是要在活生生的实践中用理论来改变世界。

其实，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他们虽不乏朴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但在对此进行阐述时，其往往侧重于强调要将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在于，运用理论来改变中国具体实践的思想是相对比较隐晦的。当然，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价值关怀和直接目的就是要改变实践，这本无可厚非，但中国共产党早期话语表达的隐晦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稀释和消解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浓厚兴趣，甚至对于理论水平较低的普通党员而言，由于没有明确告知为何要具体应用理论，以至于其中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要求或不知所云或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不过，随着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以后，党内领导群体纷纷围绕这一概念的语义内涵和内在要求进行了阐释。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非为了学习和运用而为之，其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

为了形象地说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终极价值旨归——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毛泽东通过运用广大民众所熟知的有的放矢这一概念，形象地阐释了两者的内在关系，即“‘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从文本的互文性来看，毛泽东的这种隐喻思想是一以贯之的。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从“化”中国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他不仅非常推崇灵活的应用理论来处理具体问题之做法，而且还用与之前几乎相同的口吻说道，马列主义之于中国实际问题，其实“就是箭和靶的关系”,必须要用“箭”来射“靶”,否则，不仅党内的理论水平不可能得到提升，而且革命也不会取得成功。统观毛泽东在上述两处所使用的几乎完全一致的“矢的”(或箭靶)隐喻，其用意就是要向全党讲明白学习理论(即“拿箭”)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这个问题如果“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提出，只有明确和公开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拿箭”的目的，才能使全党深刻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和实效性，如果仅仅拿着箭而不放或者乱放一通，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这个“的”(靶)而言毫无任何助益。是年底，在《读学风文件随记》中，谢觉哉非常赞同毛泽东关于“箭矢”这一形象化的隐喻，并进一步作了发挥和阐释。在他看来，从弄到“箭”到看清“靶”再到学会“射”,它们不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而且还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行机制和价值意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文毛泽东等人从“化”中国的维度来认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其中，他们所要“化”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当前的革命实践，而且还包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目前，有学者在考察这一问题时，认为毛泽东等人仅仅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实践问题，却并“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或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从他的许多论述中也得不出这个结论来”。其言外之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儒学或中国传统没有任何关系，前者自然也就不可能去“化”后者。这种认识无疑是错误的。不容否认，毛泽东等人强调要运用理论来“化”中国，首先确实是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为直接着眼点的。但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文化眼光。如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时，毛泽东曾专门提及和延伸到历史文化领域，强调对待既往的民族历史，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里，他虽没有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任务，但其中的“批判的总结”一词却隐性地包含着这一任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受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启发，张闻天不仅要求实现党的“组织工作中国化”,而且还明确提出要运用科学的革命精神和方法来教育全党和社会上的革命青年，促使其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

不仅如此，毛泽东后来又强调，从渊源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其实是对既往历史和现实革命的具体实际之抽象“总结论”。因此我们在研学其理论时，也要在研究中国革命实际的同时，好好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这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文化源泉，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重要客体对象之一。1943年，在谈及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时，党中央进一步强调要继承好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审视和批判吸收，以便促使马列主义更好地与中国的革命实践、历史和文化实现“深相结合”。这种强调要发扬民族优秀传统的认识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的阐述是一以贯之的。一般而言，历史往往承载着文化，而文化则不仅是历史的结晶，而且还反作用于实践。在纵向的时间线中，实践、历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看来，中国共产党手中所端持的这支马克思主义利箭，不仅要去射革命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而且还要去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此，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箭三靶”现象，这种比喻既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之箭的穿透力和生命力，也深刻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科学的历史观、文化观和革命观。质言之，毛泽东等人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化”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革命实践，这三者是交相为用和相辅相成的，非如此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内涵并不是扁平单一的，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在一系列文本群中接续性地创造、丰富和拓展了它的语义空间，从而使其内涵形成一种语义的叠层。质言之，它既是指“化”马克思主义(包括形式和内容),又指“化”中国的实践、历史和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构成了“化”的双客体。1945年，刘少奇在《论党》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上述丰富的内涵进行了集中和全面的阐释，他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在这里，刘少奇同毛泽东一样，都是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既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形式层面的转化，也强调要对其内容作独立而光辉的补充和发展，更指出了“化”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包括现实、历史和文化等),从而较为全面地概括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语义内涵和意义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