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 ‖刘朝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逻辑的三重向度

      伟大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广阔空间，理论创新引领伟大实践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当前，学术界针对“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研究迅速升温，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诠释。从根本上说，对中国式现代化特质的全面深刻把握，一方面要知晓其是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另一个方面则明确其是长期探索的鲜活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论是从哪个方面洞悉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文化”无疑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文化逻辑到底如何？针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有助于更进一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理论基础。

一、文化危机：中国式现代化的触发机制

“在近代中国，文化危机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正是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危机之中开启了对自己民族未来的探索、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为了化解危机，人们开始从物的层面然后深入到文化层面检视自己国家和民族存在的问题、查找其中的原因、探求解决之道。

（一）在恐惧与向往的双重心态中的艰难抉择

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来看，经过长达五千年的融合、演化、积淀，中华文化在清王朝前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各民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持续增强。在这之前，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突破国家、民族、地域的限制，以兼容并蓄的胸怀吸纳、融合外来文化，使其成为中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借鉴。其间，中华文化的主体自信整体上不曾动摇，中华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生命力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度的认可。不过，这一情况在鸦片战争后逐渐发生了转变，处在前所未有大变局中的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本民族的文化，如何处理本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成为关注争论的焦点，文化自信逐渐丧失，文化焦虑成为主流的社会心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逐渐式微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然而，后者往往为学界所忽视。当传统文化充满活力和生机时，外来的文化只能处于一个被异化的位置，会逐渐成为本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传统文化丧失活力，则易为外来文化所改造甚至替代。许纪霖、陈达凯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启动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传统文化的衰弱及价值失范，甚至出现了从文化认同到价值意义、意识形态的世所罕见的全方位的思想危机。正是在内部活力减退和外部因素冲击的复杂形势下，文化危机逐渐形成。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结构逐步解体。正如李大钊所指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给社会带来一定的混乱，使人的精神世界出现迷茫和困惑，对传统的文化观念丧失信心。这也就导致出现了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时期争论。固然，文化危机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原有的心理结构，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不能否认文化危机同时也蕴含着破旧立新的契机、具有促进文化重建的积极价值。如何使彼时的中国转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中国人在检视自己民族文化、比较外来文化的同时开启了艰难的探索过程。为了救亡图存的目标，不同的群体不断地模仿，从物质技术层面延伸到思想文化方面，当时仍然走不出“挫折——学习——挫折”循环的怪圈。保守与激进的争论中、自卑与亢奋的心态中，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缓慢起步。

（二）在批判与继承的相互统一中的自觉探索

当中华民族为了应对文化危机、民族危机而苦苦探索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有关文化古今中外的争论中诞生。面对深层的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如何认知、应对和化解，考验着一个政党的信仰和能力。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正确认知危机、恰当应对危机、顺利解决危机找到了科学的方法和路径。“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倾向于在批判以孔子为标识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构建文化主体的自省意识。值得说明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并不是全盘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而是清楚地看到其存在与建设新社会不相容的思想观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到文化自觉阶段，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党的著名理论家艾思奇指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对中国的客观实际进行正确研究与把握，对以特殊性为名而拒绝学习应用外来先进思想的闭关自守主义进行了坚决地批判。他说：“从满清时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开始，经过‘五四’时代的保存国粹论，大革命时代的国情论，一直到现在叶青的‘把握特殊性’的所谓‘理论’，无论它外表上怎样变化，那猴子的尾巴是一贯地带在身上的。”毛泽东则进一步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入手，从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高度旗帜鲜明地主张“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奋斗目标。而这个新目标是建立在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的斗争的基础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从另一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坚持应当大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宽阔视野下，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国文化认知进一步加深。随着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有关工业化的话语逐渐成为热点。1944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一文中称赞了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所取得的进步，把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新式工业的缺乏，并指出：“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新中国成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现代化“到20世纪50年代后，它才逐渐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即占支配地位的大趋势”。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中持续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尤其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第二个结合”，充分彰显了文化自觉与自信。

二、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的运行底蕴

人类在创造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与自信，并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在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有国家均无法脱离以往的历史文化沉淀，事实上先发的现代化国家无不在历史的延续性中去追求现代性。“传统是现代化生长的资源，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而且应该是这样。”那么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运行底蕴的传统是什么呢？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是传统文化，这当然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不过，更为确切地说应当是中华文化，是从过去流传到现代、融入国人血脉的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华文化也具有日益丰厚的历史性，不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沉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运行底蕴。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正是因为两者在相互契合前提下的有机结合，使得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现代化从理论变成现实，使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推进和拓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纵深也更为宏阔。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脱离的历史积淀。过往的历史文化积累无论人们承认与否，都已经深深融入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心理结构、审美情趣之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这一既定事实，这也是我国的一个国情。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这个特定基础上的现代化，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也因此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鲜明特点。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论述来看，除第一条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涉不大的基本国情之外，其他的四条无一不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具有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文化根基。其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传统文化中重视民为邦本、富民利民的民本思想相承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与传统文化中义利并重、天下大同的社会观念相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相延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传统文化中讲信修睦、以和为贵的交往理念相贯通，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鲜明特色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之中。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厚滋养。“传统”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华文化进行的界定，而“优秀”则是从性质的角度对中华文化进行的确认。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滋养、成为其根基的不是所有的中华传统文化，而只有其中的精华部分才具备上述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而是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推动事业进步的现实力量，这也是当前强调“第二个结合”重要性的意义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也顺应社会发展的进程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过往历史形态的存在，而是深深嵌入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现实存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手段，传承历史文化是其基本遵循，其中国特色、重大原则、本质要求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启示和借鉴。

（二）革命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

在这里，革命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是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社会条件的历史时期中凝聚而成的新文化，“革命”是其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红色”是其永恒的基调和独特标识。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革命文化的重要论述中“传承”“继承”“弘扬”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革命传统、革命精神、革命英雄、革命旧址等都是革命文化的载体和具体形态。革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为中国式现代化标注了鲜明的底色。第一，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牢固的精神支柱。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思想理论，树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也相应地确立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方向。为了革命理想，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前赴后继，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坚决斗争。这种付出了巨大代价才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前提条件的斗争历程熔铸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红色基因，使中国式现代化铭刻着红色记忆、流淌着红色血脉。第二，坚守血浓于水的鱼水情，奠定中国式现代化坚实的人民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正是在革命斗争中切实贯彻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路线，才形成了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党的领导、全力支持人民军队的局面，赢得了民心，最终才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解放、福祉而奋斗，与人民拥护、支持党的事业的双向互动所浇筑的文化形态，其显著特质就是贯穿其中的人民立场。革命文化所体现的斗争性、人民性是既是革命年代各项工作的浓缩，也深嵌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自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鲜明底色。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表征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立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基础之上，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先进”是对其核心性质的界定，这个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动摇的基石和正确反映，标注着其合法性、合理性和进步性，亦是当今中国人民最为直接的思想文化背景。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文化并不能画等号。这就意味着除了在长期的演变中逐步成长为社会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外，在思想文化领域尚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的文化。因此，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必然要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同时与否定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歪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社会思潮坚决作斗争。作为一种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产生的现实土壤，先进文化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而愈加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其生动实践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涌现提供了现实基础和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角度来说，其对中国式现代化也有能动作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为其处理矛盾、解决困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最新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的动态体系，反映时代潮流和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应的也必然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是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三、文化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文化不仅是根脉，也是一种力量。文化要成为当下的现实力量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过往文化的继承、守护与缅怀，必须主动进行文化建设，从深层次上说就是文化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唯有进行文化创造，文化才能够得以持续发展，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标，汇聚各方的力量。只有“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化自信才可以持久，才可以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一）在文化自觉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主体性是与客体性相对而言的，是指自身独特性的存在状态。“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在同外来文化交往交流中体现出的文化表征，突出表现为独立性、主导性和自为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中，所强调的文化主体性是指“中华文化”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别的文化。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传承的连续性扮演着维系现代化持续推进、确保现代化方向的积极作用。而要实现文化传承不中断，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选择就需要有自觉性，并且确保所创造、选择的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中占据主导性地位。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独立自主密切相关的，离不开后者提供的支撑，是需要人在其中的积极作为、主动创造的。其中，进行理论创新、实施文化强国战略、落实《“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都是相应的体现。中华文化赋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色，培育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也进一步突显了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对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意义非凡。中华民族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本身就是一个自主选择的结果。“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说，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过程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两者具有良性互动关系。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要走前所未有的自己的道路，而与此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等也要走自己的路，后者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和具体呈现。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地进行文化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坚持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这并不是要中华文化自我封闭、排斥其他文化，相反，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借鉴吸纳其他文化的精华，在尊重差异中平等对话、交流融合，这才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最佳选择。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中华文明以自身显著的文化特性可以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可以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二）在文化创新中造就文化生命体

文化不仅具有静态的结构，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具有“魂脉”“根脉”“组织”“基因”“血脉”等组成部分的“生命体”。既然是“生命体”，就是具有独立运行特质的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拼凑、嫁接。当前，经过“两个结合”的文化演化与筛选，在中华大地有机统一的新文化生命体已然造就。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核心要义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进而消解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误解，实现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统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两者互相成就、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就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深邃智慧的基础上而获得的创新成果。两者的互相促进、有机统一为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了发展道路中如何处理历史文化资源的困境，也为汲取世界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绵绵不断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出现本身就是经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新所带来的积极成果，而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持续发展依然有赖于“结合”基础上持之以恒的文化创新。这就离不开理论创新、创造性转化、重构文化发展格局、优化文化发展生态等宏观布局和具体举措，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理论创新在当前的使命包括对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作出新的理论阐释与解答，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新的判断，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历史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通过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中国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创造性转化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指明方向，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以时代精神为指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使之成为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激发人民精神力量的资源。创造性转化是创新性发展的前提，唯有成功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把其中的精神标识、文化精髓提炼出来，才可以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建设过程中得以融会贯通和运用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既需要思想理论方面的滋养，也需要具体举措方面的维护。重构文化发展格局、优化文化发展生态是文化制度创新的目标指向，也是文化制度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维系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顶层设计和实现途径。重构文化发展格局是在新形势新阶段对以往文化发展布局的突破。优化文化发展生态则是从整体上、系统上对文化发展的各种关系进行关照和调整。以上所论述的文化创新多从整体上、宏观上展开，除此之外，还有微观层面的各种文化创新。总之，各个层面的文化创新从“魂脉”“根脉”“组织”“细胞”等多个角度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力量支持，推动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

（三）在文化自信中形成文化新形态

如果说文化生命体是一种隐性的存在，那么文化形态就是它的具体展现。任何事物都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具有道路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文化形态等具体的呈现形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第二个结合”让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因为坚守“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得以持续本土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进一步时代化。正因为如此，前者在中华大地得以深深扎根，后者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新阶段，反映实践进程、提供精神力量的文化建设、建构、创新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一种产生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文化模式，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是具有复杂结构的文化综合体。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在坚持文化自信中系统布局文化建设、推陈出新文化产品，进而培育造就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适应的文化新形态。一方面，文化自信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可以为新文化建设提供支撑的力量。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是文化主体对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正确认知后所产生的对中华文化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信心和信念。文化创造的主体对自身文化有信心、有认同可以更好地激发文化创新创造的积极性、提升文化传播持久性、增强文化交流主动性、自觉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文化自信是一种状态描述，为新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设要求、界定了基本属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必然以激发人们的文化自信为目标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然是要展现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自觉的状态，其实质也是一个充满文化自信的文化形态。这个新文化形态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形态需要与社会中的其他文化形态良性互动，使之成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文化形态，避免相互脱节、自说自话的窘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样要实现话语创新、满足人民需求。至此，激发中国式现代化蓬勃发展的文化合力才能得以促成。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向是多层次的，其中文化建设的目标也是多维度的，比如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更好地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等。概括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文化新辉煌。中华文化的新辉煌折射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的深入人心、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显著提升、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中华文明影响力传播力的持续增强，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建设跃升到一个新高度，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到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