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 ‖刘鑫，宋诗瑶：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文学文体审美意识形态

延安时期创办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所呈现的文学文体是延安文艺实践的产物，折射着延安文艺的发展逻辑与精神内涵。虽然近年来从特定的角度对《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梳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研究者对《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研究大多是分布于《解放日报》史研究、改版前后的文学生产和传播面貌的研究，以及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整体考察《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传播特点和历史影响，或是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为切入点，探讨其与知识分子、新闻人物与整个现代文学的关系。而关于《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文学性研究还未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对《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文学样态，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察对象还缺乏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对文学文体与审美意识形态、媒介传播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以能够全面反映延安文艺变化、见证延安文艺走向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报纸原文为依据，梳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中选择刊登的文学文本，研究《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审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生成，考察其文体特征及其具体样态呈现，探索并把握“文艺副刊”文学文体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现实呈现，在文学文体观念的融通与涵化中，运用文艺文体审美方式，深度体验并重新理解延安文艺传统的审美意识形态特点与当代传承路径。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文艺栏”创刊。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文艺栏”改版为“文艺副刊”。从“文艺栏”发展为“文艺副刊”表明《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作为媒介文本是意识形态审美转化的重要载体，“文艺副刊”通过登载蕴藉着“崇高性和战斗性”的“革命诗歌、战斗小说、报告文学和新式戏剧”的文学文体，超越了“文艺栏”报道“抗战局势、日寇暴行、根据地民众生产生活”的“媒介语境”，极力锻造蕴含崇高品格和坚毅斗志的审美对象，引导人民大众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激励人民大众奋勇前进，召唤人民大众的国家意识。“文艺副刊”的创设对凝聚根据地人民大众的革命信念和战斗意志，构建出具有新民主主义文化倾向的审美意识形态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革命诗歌：意象化的感性形式召唤民族国家意识

诗歌是延安文艺当中通过蕴含情感信息的意象符号传达革命意志的感性文体样态。作为延安文艺文体之一，“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在表达强烈个人意志的同时，抒发出群体意识与民族情感。延安时期的诗歌运用经验化的感性方式凝聚革命意愿的情感力量，通过选取蕴藉雄浑悲愤美感的意象媒介，以抽象的意象符号和高度凝练的诗句共同构建审美想象空间，传达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激发根据地人民大众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着力构建具有独特情感传递方式的文学文体，可称为“革命诗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刊载的诗歌正是致力于建构以民族国家意识为内在特质的“革命诗歌”文体，“革命诗歌”文体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以与想象密切结合的情感为基本中介（想象性中介），“以情感为中心、想象力为动力，呈现感性形态中的革命意象本体”，在明显的情感张力和抽象的意象隐喻之间，形成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审美意识形态色彩，以此促使人民大众在审美实践中直接生成民族家国意识。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提出，“是对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阶级主体的明确化，进一步确立了以现代性为导向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创造出赋予文艺民族品格和中国气派的感性诗歌形态。

从1941年5月25日《解放日报》“文艺栏”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刊载第一首革命诗歌《革命，向旧世界进军》（何其芳）到1946年12月9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第二版右侧刊登的《白皮袄》（戈壁舟）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积极刊载寄寓革命象征意义的审美意象，传抒着对黑暗现实极大的愤懑与悲慨的感性诗篇，予以唤起根据地人民大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和革命信念。如《革命，向旧世界进军》（何其芳）“向绅士和流氓的联合统治进军”。通过对代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绅士和流氓”这两个意象进行“诗意的裁判”，倾泻着革命激情召唤人民大众民族国家意识，点燃人民大众主动投身革命洪流、共同向旧世界进军的民族激情。《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周立波）“我把我的歌献给刚强，也献给反叛”，以“渗透着雄阔悲愤情感的物象”作为唤起人民大众内在革命斗志与家国意志的客观对应物，抒发人民大众内心深处的民族意志和对国家的挚爱之情。《地的呼吁》（长虹）“直到现在土地还赤裸着身体，土地过不到好冬天，明年该怎么办？”通过创构“土地”意象作为“生命之源”的象征符号，以诗化的感性结构建造了古老、贫困、灾难深重的喻象世界，赋予了“土地”意象浓烈的主观情绪，传达着人民大众内心深处满怀忧患的经验感知和爱国主义的感性体验。《雷之歌》（萧梦）“广漠的天空是我的宿舍，我是世界的巨人，巨大的世界属于世界的巨人”。由抽象的革命意志与精神力量生出代指人民大众审美意象的“巨人”，在“自然情感向审美感性转移”的诗化过程中，将人民大众自身刚强性格内化为与革命精神和民族情感相融合统一的感性形态，倾泻出战士们激昂的抗敌情绪、旺盛的生命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风箱谣》（公木）“风箱永不疲倦地唱着歌，夏天煮绿豆水，冬天熬小米汤”。借风箱永不停歇的歌声隐喻民族危难中坚守革命理想的士兵们永不“凋零”的内在生命精神，蕴含着人民大众对民族品格与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以及对革命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审美理想。《酸枣棵》（戈焰）选取象征崇高品格的意象“酸枣树”，寄托坚韧、乐观、不畏风暴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培养人民大众的高尚情操、激发人民大众的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起到了积极的审美效应。《春天的歌》（默生）“春天生出新生的泉液，给予新鲜的血液”。在感性物态与主体情感物我交融中，赋予“春天”意象以新生与希望的审美内涵，意蕴祖国的光明前景，暗喻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啄木鸟》（贺敬之）“树干蔓延到无边，那顽强坚硬的长嘴去接近，而现在，丛林中发出了啄木鸟啄食的迟重声音，穿过密麻的树叶来震动你的心”。由外在物象“啄木鸟”升华为个体所追求的人格理想，通过“主客体深层的生命关怀与人文关怀心理体验的通感与共鸣”，实现了将具有感性形态特质的艺术符号“啄木鸟”转化为含蕴民族精神特质和崇高品格的英雄形象，呈现出昂扬的革命精神、浓厚的爱国之情和忠诚的赤子之情的诗性感性体验。

《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共刊发了265首革命诗歌，这些诗歌以感性文体形态与激昂深沉的抽象意象相结合，以富有悲愤美感的诗句表达革命激情，以饱满激昂的意蕴召唤民族国家意志，全力构建革命诗歌文体。革命诗歌文体传承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通过蕴涵浓烈的悲愤美和雄浑美的“情感化的意象与感性形式相融合”的审美方式，以艺术想象创造出赋予主观虚拟性、直接感受性的审美意象，以“审美意象寄托主体审美心态的灵魂”，折射出主客体深层心理体验的审美情感，把诗歌所体现的美学风格上的悲愤慷慨与根据地人民大众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战斗任务相联系，通过铸造蕴藉着创作主体崇高意识和革命批判精神的审美意象，彰显出革命者永恒坚定的理想信念，继而激发欣赏者的革命斗志和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审美理想。

二、战斗小说：典型化的崇高形象激发大众斗争意志

小说是延安文艺当中通过呈现“典型”审美形象，“反映根据地革命者的历史力量和崇高精神风貌、显示社会内在结构和动力的叙事文体样态”。作为延安文艺的文体之一，小说文体运用艺术真实的审美方式营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典型形象，创造了代表革命根据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崇高典型，以审美典型的生存经历全方位地反映根据地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构成了人民大众“熟悉”和“陌生”的统一。延安时期的小说通过深入挖掘审美对象超越个人斗争意识的典型意义，呈现革命者在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的激烈战斗中所体现的严肃的思想力量、崇高的英雄激情以及丰富的个人情感体验，唤起人民大众的审美感知和审美判断，激发人民大众的斗争意志和民族情感，达到促其发展和完善的终极理想。因此，延安时期的小说可称为“战斗小说”。《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登载的小说正是致力于塑造反映根据地人民大众斗争意志精神风貌的审美典型，实现人物的个性与时代普遍性相结合的具有崇高审美意识形态色彩的“战斗小说”文体。1942年4月15日，《解放日报》在第四版的中心位置刊发胡蛮《玛雅可夫斯基的诗和画》，文章指出：“用工人的头脑去观察问题，描写典型的形象去影响广大观众。”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占用第1、2、4版共三版的篇幅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生活美转化为艺术美的典型化规律，要求延安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把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刊载的战斗小说以隐喻普遍革命者的人格力量、道德精神和心灵显现的审美叙事表达，以“美即典型”作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对蕴涵着“真善美”先验理性和现实经验的审美典型做了具象化的展示，构建了两类富有“战斗美学”特质的精神代表，第一类是农民英雄形象，第二类是民兵战士形象。农民英雄是民族的生命潜力，凝聚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热情，他们将抗日救国与自身的解放联结，重铸民族精神与生存意志，用生命实践着自我崇高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如《月黑夜》（杨朔）中村长庆爷爷为掩护抗日战士过河，在伪军的利刃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表现了其为革命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品格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崇高性追求。《赵文仓老头子》（金肇野）中赵文仓为保护八路军的棉衣、公粮和枪，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声地说道：“打吧，打死，也是没有。”彰显出为民族尊严和独立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村落战》（孙犁）中连长柳英华从容指挥，带领队伍穿越炮火攻击敌人，“一路上，我们的地雷枪炮一齐响，打得鬼子三步一停，两步一歇”。凸显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杀敌卫国的英雄主义精神。《李有才板话》（赵树理）中李有才是一个觉悟的老一代农民，以板话为武器与地主阎恒元作斗争，他能敏锐、机警地察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识破阎恒元的种种花招，编出快板给予揭穿和抨击，“阎家山，翻天地，群众会，大胜利，退租退款又退地，全村人，很得意，再也不受冤枉气”。展现着农民英雄所共有的果断冷静且富有斗争经验的典型性格。民兵战士是民族的内在精神，他们凝铸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度自觉的责任感，“隐喻普遍革命者的人格力量、道德精神和心灵显现，体现着崇高的道德价值和审美评价”。《霜夜》（杨朔）中被俘虏的民兵冯卯子在危机四伏的作战环境中，以生命的代价传递重要情报，保护了抗日反伪革命同志的安全。《生死关头》（苗康）中革命战士贾五明为战友的转移争取有效时间，在斗争中高贵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结。《李勇大摆地雷战》（邵子楠）民兵李勇为炸毁日本鬼子的汽车，为护送百姓上山，不顾身体的安危，坚持着一天比一天残酷的反“扫荡”，让敌人“寸步难移”。《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特殊环境下显现民兵英雄无限智慧和胆识，小说中雷石柱、武得民是早期具有反抗性的农民共产党代表，前者在半夜设计藏粮以迷惑敌军，带领群众设下士阵解救梅英；后者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民兵、队伍，打击汉奸、策反伪军，反映了人民大众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从“文艺栏”到“文艺副刊”共登载了250余篇战斗小说。《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这些小说有鲜明的文体特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选择刊发的这些小说在思想上具有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锲而不舍地追求、永不停息地坚持战斗的普遍逻辑。这些小说在艺术上，体现出浓郁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审美战斗风格。由此可见，《解放日报》以“文艺副刊”为阵地，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积极引导延安文艺创作根据现实斗争和“文艺副刊”的创作要求构建战斗小说文体。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文体引导下，这些小说文体通过细致的艺术概括和典型化描写，创造富有“典型美”的崇高形象，表现革命者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和感悟，即革命者以生命守护人民大众、以死殉国的民族气节与英雄气概，由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基调触发人民大众“高度唤起性的崇高感”，使根据地人民大众在对典型形象的解读过程中体验到人的情感、智慧、人格、技能所体现出的实践本质力量，领悟到自己所追求、所渴望的理想性格、理想生活，继而焕发英勇不屈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崇高美感与内在理性。

 三、报告文学：真实化的感知体验表现人民英雄信念

报告文学是延安文艺当中“以描摹现实本身，再现客观真实、情感真实、意义真实的纪实文体样态”。作为延安文艺的文体之一，报告文学通过真实化的笔触，“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写作内容，以文学笔法为表现手段，呈现现象实质”，通过雕刻革命者英雄信仰的真实面貌，展示革命者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实在感，真实反映革命先锋的实在力量和生命力，深刻地辐射出奋勇进军的英雄崇高信念。延安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现状以及根据地人民大众对于民族解放、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期待为《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建构“真实化审美感知”的纪实文体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报告文学文体具有深刻丰富的审美情感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以真实性实现对革命者英雄信念的美感共鸣，在文本内容和审美形式观赏中，形成具有强烈生活感和现实感的审美意识形态色彩。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1942年7月19日《解放日报》文艺栏小说家座谈会鼓励“作家参与目前战斗生活，提倡多写报告文学”。

在文艺会议的号召下，《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采用内容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刊发方式，一方面表现了根据地革命者坚定的英雄信念，另一方面反映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大众真实的战斗生活。表现革命者坚定信念的报告文学文体，以满怀深情与崇敬的细腻笔触，以蕴藉着先进人物鲜活丰满的实在力量，以彰显革命者的伟大信念，唤起人民大众的审美知觉，予以无穷的精神力量，进而使人民大众获得“崇高的审美判断和审美经验”，触发其彻底的革命斗志和革命必胜的审美快感和民族自信心。如《纪念左权同志》（刘白羽）中报道左权同志在革命的斗争期间，始终考虑着政治问题、关心着党的事业、关怀爱护着战友，即使在总司令部高强度的工作中，“他并不被疲乏所压倒，而是在深夜中继续发电报部署指挥”。《贺龙将军印象记》（沙汀）中描述拥有非凡指挥才能的贺龙将军，在与日伪军战斗的紧要关头，设下草帽计，成功歼灭敌人。《关向应同志在病中》（黄既）以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关向应同志为代表，真实反映革命先锋的坚强力量和生命力，即使病魔折磨了他的肉体，也不能动摇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在病重之际，他更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怕没有时间再为革命事业多做贡献，他常说：“能够为人民劳动，便是最大的幸福。”《王震将军记》（周立波）中描述富有革命意志力量和生命韧性的王震将军，为了不影响军心，“即使受了枪伤，也从来不呻吟的，不叫痛的，在听到山上传来枪声，立马从担架上跳下，左手支着发痛的腰，赤着脚，向枪声稠密的地方跑去”。描绘战争现时生活图景的报告文学文体所“反映的审美感知是蕴藏在作者心底深处的真实声音，展现的全幅图画是革命斗争生活中的真实写照”。报告文学文体以生动的细节描绘、精确的现场感及第一人称的内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刻反映激烈残酷的革命生活。如《十八个》（丁玲）中一一五师的十八名士兵在运输弹药过程中，被日伪军关押，忍受着非人折磨的刑罚，“有的被打断了鼻骨，有的被沾有煤油的火团烧灼，但他们绝不投降，倔强到底”。在死亡面前，坚守着战士崇高的使命感，履行着战士保家卫国的使命。《七勇士》（杨朔）真实再现晋察冀革命先烈为民族牺牲的悲壮历史，当被炮火包围时，“他们并不怕，为了保卫这块地，绝不吝惜他们的血”。《八面山中》（陈祖武）的革命队伍虽遭到敌人的前后夹击，战士们处于极度疲劳、饥饿、寒冷的危机险境之中，“山路马上泥泞不堪…许多鞋底磨穿了，赤脚板踏在锋利的石子上，脸上起着一阵痛苦的痉挛”，仍拖着疲惫的身体咬着牙往前走，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相互团结、共同前进的集体荣誉感。《交道塬上的民兵》（也辛）展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一六五旅对战的宏阔战争场景，面对伪军的紧密攻击，“民兵像风一样排列，抵挡敌人的前进，三天打退了敌人的四次进攻”，反映了八路军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感召力。

《解放日报》从文艺栏小说家座谈会的召开到“文艺副刊”的创刊，共登载了200余篇以“表现人民大众的钢铁般的英雄意志，彰显人民大众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坚毅精神”为主题的报告文学。这些报告文学从文体形式来看，经过创作主体内视角的艺术概括，为欣赏者提供了一个具有真实性感知的审美情境，将蕴藉着人民大众“终极审美理想追求的感知客体”，随着审美想象和审美感知的逐步展开与深化，基于报告文学深沉强烈情感的内在动力，“审美对象的真与审美主体情感的真是相辅相成的”，美的对象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相对抗、相斗争的审美语境中“以非虚拟化的真给予信赖感、参照感”。由此感染人民大众，使之获得情感的激越和精神的愉悦，实现主客体之间的情感共鸣。从文体内容来看，纪实文体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战斗的时代特点，将先进人物鲜活丰满的实在力量与斗争历程相联结，通过呈现审美对象前赴后继、刚毅杀敌、锐不可当的英雄事迹，将颂扬先进人民身上的英雄品格、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与鞭挞黑暗势力的猖獗等情感经验与审美知觉传递给根据地人民大众，在浓重黑暗中迸发出不可遏制的蓬勃力量，诉诸人民大众以新民主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及无限光明的前途，揭示了革命必然胜利的历史前景。

 四、新式戏剧：集体化的审美实践演绎民族独立理想

新式戏剧是延安文艺当中最具群体性、时代性和现场感的演绎文体样态。作为延安文艺的文体之一，新式戏剧文体是民族意识与审美表演的中间介质，以集体化审美实践方式，位于透视的出发点，将人民大众作为戏剧文本与戏剧舞台展现的核心，使人民大众融入戏剧人物和情节，体验戏剧人物的经历成为交流的对象，即“内在于符号化的交流对象，在交流的框架之中，人们可以共享经验”，在认同机制中成为完全认同角色普遍性的精神意蕴的交流客体，继而在戏剧中实现人民大众从主体向客体的转变，将人民大众的革命意志和民族独立的先验理想与审美认同在集体化的社会实践和艺术演绎中直接生成为具有崇高精神力量的民族化审美意识形态。新式戏剧文体的集体化创作热潮产生于1942年5月23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应坚持工农兵大众化的文学创作方向，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1942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在第四版以二分之一的篇幅刊发社论《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社论表示：“文艺创作者应写集体主义的抬头，写广大人民的觉醒与抬头，写人民的希望和理想。写我们和人类正义的阵线联结在一起的，必然的胜利。”1944年9月，延安文教会艺术组秧歌座谈会声明：“在编剧方式上，主张集体创作，大大发挥艺术创作上的民主和集体主义精神。”

在文艺政策的不断宣传下，延安革命根据地衍生出集体创作与民族独立紧密关联的群众写作运动。这些新式戏剧文体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或是集体参与演出（包括秧歌剧、歌剧、话剧、戏曲等四种类型）成为文学大众化思潮最基本的写作方式和演绎形式，是民族化革命话语与民族意志的契合，共同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集体化革命意识形态。在艺术形式上，以广场作为文化空间，是一种“全民性的象征”，民众使用陕北原生态的语言系统，体现着民间艺术特有的诙谐和幽默。在主题内容上，由根据地人民大众的亲身经历进行剧本的创编，表现了集体的力量以及思想诉求，凸显军民团结关系、集体劳动等的叙事转向。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南门外广场上，由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王大化、李波等人出演，“以具体场面的动作展现人物形象”鲜明地反映根据地人民大众的革命觉悟和战斗热情，将大生产运动中提倡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革命意识形态诉求与秧歌剧的形式有机融合，创造一种民族化、大众化的审美意识形态，展现了延安人民开荒时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面貌，传达出民族爱国意识，呼吁全民参与抗战。在戏剧结尾，兄妹二人发出号召：“大家努力来加油，加紧生产不落后”，“赶走了日本鬼呀，建设新中国”。独幕剧《保卫合作社》由西战团集体创作，由鲁艺师生在晋察冀边区巡回演出，在秧歌剧集体化创作的审美实践中，“以演员们的集体行动实践大众共同的审美理想”，注重民族理想意识的深度体验与抒发，充分地表现出军民团结和革命的凝聚力。为保护由八路军领导的合作社，村民和八路军、武工队联合行动，一起喊出：“咱们合作社带着腿，大家伙齐心，咱们动手吧”的口号，最终俘虏了村里的日寇和警备队，将合作社安全地转移到了革命根据地。秧歌剧《打石门墕》，“作为一种集体化意识的创作实践”是对象性的活动。戏剧由战力剧社集体创作，不仅从演员到连队学操练武，部队的作战参谋也参加了排戏，“为增强戏剧的真实性，战力剧社田炜、孙冶、全友等十一位同志亲自到警卫处，连访战斗英雄彭振英”。戏剧通过建构革命先辈带领人民群众与伪军浴血斗争的审美情境，以形象外观显示出“崇高”美的审美对象，“军队前边打，老百姓后边帮，齐心合力除祸根。军队前面走，百姓后面跟，好比一群猛虎出山林”。由此触发人民大众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民族经验，使其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审美理想而斗争。歌剧《无敌民兵》由西北文工团排练，通过与游击小组成员和村民座谈调查创编而成，并在延川、定边、子长、安塞等县农村巡回演出，真实再现陇东分区马渠游击小组的历史场景。“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人民大众的审美理想、经验感知以及生命的崇高价值，反映所处时代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思想愿望”，建构了蕴藉创作个体革命激情与审美理想的具体可感的中心形象—王登高、王父、张大发等。“上得火线，杀敌要勇敢，咱为百姓报了仇，才算英雄，只有英雄才敢打游击，咱是子弟兵，咱在群众里头有深根。”直观地反映审美客体的道德力量和情感特质，创构集体价值，使得人民大众与审美对象发生情感共鸣，在心灵上产生出崇高感、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从而“召唤着人们加入集体的行动，诉诸群众动员和集体行动来完成其追求的目标”。秧歌剧《保卫和平》由民众剧团在西北文工团晚会中上演，戏剧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中凝聚新民主主义的大众文化特质，与革命现实紧密联系，“大家起来反对内战，大家起来保卫和平，日本鬼子投了降。全国人民要和平”。在戏剧审美实践过程中不仅强化了民族认同感，提升了人民大众内部的凝聚力，而且推动着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从“《讲话》政策”到“文艺副刊”时期，《解放日报·文艺福刊》共刊发了10篇新式剧本，这些新式戏剧文体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共同建立大型对话的开放型结构，以符合根据地人民大众审美情趣的原生态语言系统间接传达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民族共同体的需求。在新式戏剧的集体实践中，不断深化“大众化”“民族化”的审美内涵，将现实性与革命性交融，从“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革命目的出发，始终关注根据地人民大众的生存问题，歌颂人民大众自身所具有的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呈现出人民大众实现革命胜利、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主题。

结  语

延安时期创办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所呈现的文学文体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生产，作为延安文艺意识形态与审美实践有机融合的载体，“文艺副刊”的文学文体以“大众化”“民族化”“战斗化”的精神向度，不断深化艺术家的审美实践，展开反映社会现实、凝聚民族情感的文体文本创作活动。“文艺副刊”通过把握革命必然胜利与黑暗必会消亡的现实发展规律，运用具有根据地人民大众生活气息的话语，以蕴藉着“崇高特质”的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新式戏剧的文学文体，铸造了符合人民大众情感想象和经验感知的审美客体，构建出蕴涵着人民大众优良品质和美好心灵、更富于激励人心的力量、并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具有正义性与崇高性审美价值的审美对象。与此同时，作为具有审美属性的意识形态文化介质，“文艺副刊”通过选取各种不同审美属性的文体，在坚持配合扫盲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坚持积极倡导和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过程中，帮助根据地人民大众认识和把握民族独立的发展道路，促进了根据地经济长足发展，奠定了民众团结关系的基础，提高了根据地人民大众的文化修养和文艺水平，丰富了根据地人民大众的审美想象和情感体验。借此不断扩充“文艺副刊”文学文体审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提升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价值认同感，在延安文艺实践中发挥着意识形态价值引领作用。

《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不仅在文学文体的审美实践上进行大胆探索，为蕴藉“崇高美”的延安文艺创造提供了经典的叙事模式和艺术范式，还通过运用“意象化的感性文体、典型化的叙事文体、真实化的纪实文体以及集体化的表演文体”等各种特殊的文体形式，营构出了一系列“顽强不屈且具有正义性以及崇高性的革命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不仅具有普通人的优良品质和美好心灵，还具有以情感人的艺术力量，给予人以“人性美”的享受，为后世蕴涵崇高价值的审美对象确立了成功典范，丰富了与革命文艺相关的“模范英雄”画廊。与此同时，《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具有审美价值的文体创造拓宽了延安文艺文体形式的审美实践领域，为传统报刊文体创作注入了新的发展观念，成为一种召唤人民民族意志、表现人民英雄信念、激发人民革命斗志、实现民族独立的有效形式，构成了延安文艺发展的内在动力，建构出崭新的蕴藉着“人文情怀”的文体样式，为延安文艺的进一步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