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 ‖雷云飞，郑聪慧:现代性视阈下的风险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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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6 14:46
陕西
雷云飞(1981一),男，陕西岐山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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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阈下的风险文化批判》一文发表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欲浏览本刊最新内容，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快，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它的研究也不断地拓展和深化，其中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就是认知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而且人们对其认识也逐渐从陌生走向熟悉，从浅表走向深化。英国学者斯科特· 拉什(Scott Lash)突破风险社会的理论阈限，提出富有影响意义的风险文化理论，指出：“风险社会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而且风险社会现在可能正在走向衰落。在风险社会之后，我们将要迎来的是风险文化的时代。”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风险社会打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理论视域，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世界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使得深刻探讨风险社会理论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玛丽·道格拉斯在其代表作《风险与文化》中，站在人类学的视角对风险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她认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人们对风险的认识是站在各自所属群体或者阶层对所面临的风险进行认识中所形成的。她把风险分为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而且这是由三种不同的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它们分别是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社团群落之边缘文化。等级制度主义者和市场个人主义者构成了社会的主流和中心，社团群落则是对前两者构成威胁的社会边缘群体。那么，道格拉斯关于风险的这种主观性兼具社团群落不同立场的观点则是后续探讨风险文化观点的突破口。关于风险的判断实际上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判断，它就是一种反思性判断。这种判断方式和康德的审美判断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它不能用逻辑规律进行推理；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确定性判断，必须用逻辑规律进行推理。”如果确定性判断所遵循的是作为主体的‘我’的逻辑的话，那么，通过联想和想象来进行判断的审美判断，所遵循的就是作为主体的‘我’的‘眼睛’的逻辑。关于崇高的判断所遵循的逻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作为主体的‘我’的‘感觉’的逻辑。”在信息通信大规模流动的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社会边缘群体迅速崛起，于是就导致了私人领域的一些非制度的和反规范的习惯做法取代公共领域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东西，从而在规范与价值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与崇高的判断相结合就使得对价值的选择脱颖而出。对于拉什而言，价值基本上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它是私人的、个性化的、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的一个范畴，而这在理论层面上的反映就是风险文化的形成。当然，这样的反思性风险文化具有一种批评的态度，但是它给整个时代都打上了风险文化的烙印。“在风险文化时代，人们更多地不再是通过理性的精确计算和颇具规范性的假定来排除风险，而只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运作方式，特别是通过具有象征性的理念和信念来处理好涉及风险文化的各种问题。”从而形成了拉什风险文化的思想和脉络。对于拉什的风险文化思想，值得肯定的内容是这几个方面：一是注重社会边缘群体和个人的利益；二是注重从反思性判断的视角对风险进行重新地审视；三是注重个体对风险的认知和评价。当然，拉什的风险文化思想尽管具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理论价值，但也有些许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继承道格拉斯的观点，认为风险的加剧只在于“被察觉被意识到”,而忽视了客观风险的存在及其恶化。第二，认为对风险的判断不仅是反思性判断，更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感觉。第三，认为将来治理风险的风险文化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理念和信念”。权衡优劣，笔者认为拉什的风险文化思想是一种超现实的梦幻乌托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风险无济于事，是一种理想和理念。人们对文化的概念长期以来并没有达成共识，都站在各自的领域对其进行了探索和阐释，为人们正确认识文化的科学内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条件。一方面，认为文化具有整体性，是"生活方式的总和”，“是在万物之上的一个有关思想和行为方式的集合体”。尽管文化是通过诗歌、艺术等诸多方式展示出来，但都是源于日常生活的创造。然而文化并不局限于生活方式，它还以此为原点向其它领域不断地延伸和渗透，并反过来对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譬如，长期以来，文化与政治就处于缠绵纠结的相互牵绕之中，甚至有人认为“政治是在文化地面上画的一幅图画”。文化通过展示理想的标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提供了行动指针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认为文化通过时代的运演而不断变迁。“原始文化教导它的族人自重自助，叙述着生老病死并且远离现代工业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这种文化被用来当作是一种文明中的道德教育，而人们以这种文明的方式生活在一个安宁的、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中。”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原始文化的原有论域亦被逐渐打破，从而发生彻底的转型，现代文化的概念也日益突出。费瑟斯通对现代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现代文化"一方面是将界定为无序的世界加以殖民化和驯服，以此生成一种秩序文化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则是这种秩序化动力的批评，强调在现代主义的无序、破碎和含混中生存的能力”。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展开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在世界舞台中碰撞的日益显著和激烈，从而造就了“第三种文化”的诞生，即在民族国家中不同文化融合体的形成。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中，文化则呈现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美国学者詹明信从文化的视角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透彻见底的结论，他认为，当前文化的两大特征就是“剽窃和精神分裂”,从而使得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种全新的情感状态——我称之为情感的‘强度’”。然而，拉什对风险文化的定位还是限于文化范畴的，他指出：“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呈现出一种横向水平分布的无结构状态，并且是以关注社会公共事物为基础的。……如果从字面意义上做最恰当的解释的话，这种在风险社会内部浮现出的风险文化终究还是属于文化范畴。”拉什只阐释了风险文化的产生逻辑，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释，这就使风险文化理论充满悖论，从而只能限于风险社会理论的一隅而不能得到广泛的延伸和推广。拉什的风险文化理论中的社群划分承袭了道格拉斯的划分方法，将社会简单地划分为三个群体，这样的划分虽然非常清晰而且占据优势，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悖论。一方面，忽视了主体之间相互交叉的复杂性。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得各种利益群体蜂拥而至，这些群体按照道格拉斯的标准来加以划分诚然也可以归为三类，但其中的诸多群体不仅局限于某一个群体之内而循规蹈矩，他们通过跨行业、跨领域，甚至跨地域作业的现实状况使得道格拉斯的三种群体划分法黯然失色。更有甚者，部分群体尽管属于道格拉斯所谓的边缘群体，但是由于他们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使得其所属群体的社会影响力不可低估，并且日益进入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从而形成了“亚政治”群体崛起的局面。另一方面，道格拉斯对边缘群体投以十分的反感与嫌恶，认为他们是一群没有制度约束的处于混乱无序之状态的乌合之众，他们不仅是社会混乱的主要因素，也是社会治理的重大威胁性群体。然而，在风险社会中，正是这些“边缘群体”对风险的预防和治理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社团群体组织涣散，要将其组织起来共同治理风险困难重重，但这并不能消解他们所具备的治理风险的天然条件。其一，经济集团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使得整个社会面临重大风险的时候，能够对其予以致命抵抗和回击的社会群体都来自道格拉斯所说的社会边缘群体。其二，尽管边缘群体的分布偏于分散，但是他们占有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能够与经济集团和政治集团紧密结合，并且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有着强大的社会根基，具有全面防治风险的条件。拉什认为风险文化的审美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渗透和融合着一种情感判断。但在风险社会中，人们的审美判断却与此有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方面，后现代理论中的人们虽然崇尚差异性，但并不排斥差异和异已，而是处于一种相对更加宽容与平和的整体之中。这正如费瑟斯通所说：“个体不再寻求太阳神式的区别，而是把自己沉浸在酒神式的集体当中。……接纳融合、多元信仰、宽容差异和他者性自身在理论层面得到了支持，同时也是对文化专业人士的相对处境有所改变的一种回应，也就是从社会之间与社会内部的层面上都得到了支持。”这绝不是像道格拉斯那样对边缘群体的反感和嫌恶，而是倡导一种多元与共生。另一方面，对于拉什而言，他的反思性批判是在审美反思性的语境中进行展开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他的风险文化得以理论。然而，对于安东尼·吉登斯而言，审美反思性则是天方夜谭，因为他认定了审美反思性之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他明确表示：“有美学自反性这回事吗?我想没有，或者说至少我不会这样说。”这是因为符号系统能够揭示出所有语言的基本特征，也就是通过对不同符号的运用可以使其从无意义中产生出新的意义，吉登斯认为不同符号的运用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意义来，这些符号的存在必须与叙事紧密相连，他指出：“美学反思的悖论在于，美学反思的自反性被典型地用于颠覆其自身所预设的叙事形式或使这些叙述形式受到质疑。”风险文化对于拉什而言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它是建构在一系列主观判断的价值标准之上的，而且这些价值就是一种象征和符号，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属于私人的、个性化的和带有主观性的价值观，风险文化之所以能够取代风险社会主要是通过价值为中介而发挥作用。但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一方面，一切价值都是与特定的群体及其价值取向紧密相关，不同的群体有着相异的价值取向，而且价值也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其实“人类的文化就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旦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定的价值也就随之烟消云散。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普世价值”的呼声也随之声名鹊起，但是民族文化并没有因此而趋于消沉，反而水涨船高，甚至形成了在“普世价值”风行的时代背景中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争锋的多元文化主义景象。拉什的风险文化能否代替风险社会并实现文化上的一统天下就只能是脱离具体文化样态的空洞且抽象之谈。对于拉什，风险文化时代的到来就意味着通过具有象征性的信念和理念来对涉及风险文化的诸多问题进行处理和应对，将在风险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精确计算的理性和规范予以取代。这样的办法就是从主体自身着手为解决风险寻找突破口，与通过理性的算计和对外的扩张相比有着先天的优越性，但是面对具体的风险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势单力孤，根本无法解决现实中许多具体而又棘手的风险问题。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忽视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疑难。一方面，单一的风险文化在文化多样化的理论境域中难以立足。风险文化的单一性主要表现在除去社会经济团体、政治团体之外的边缘群体之中，表现在审美判断中，还表现在一种象征和符号的价值判断中。但当前的文化存在样式则是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它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家的文化之间，还存在于同一国家内部。费瑟斯通指出：“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个强劲趋势，即全球差异阶段的出现，它不仅开启了‘文化的世界橱窗’，让相距遥远的异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这就是说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颇具戏剧色彩的功用就是不制造同质性，反而制造了我们熟知的多元性，使得人们接受了更大范围的地方性文化，它催生了多元文化共存局面的生成，他还指出：“全球化到了现阶段，西方的民族国家不得不学习容忍自己边界之内愈发繁杂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自身则呈现出更明显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族群性的特征。”全球化导致了国家间文化的多样化，即使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仍然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局面。另一方面，单一的风险文化难以担当文化的鉴别功能。当代，不同种族、民族之所以能够被加以区分，其最根本的区分标准就是它们的内在文化的不同，也就是说，是各自的文化在其身上打下了与众不同的烙印。正如英格利斯所指出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道德武器，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发明并鉴别诸如身份、种族这样的重要价值。”那么，与之相较，拉什的风险文化则难以发挥对民族、社群的鉴别功能。对于每一种具体形态的文化而言，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向外部领域不断地拓展和延伸，将其根脉深深地扎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与政治之间有一种始终相伴的渊源。而风险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却与政治是格格不入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反政治的文化形态。拉什明确指出，风险文化“不以某种规范性的结构为基础，也不是以实用的功利主义政治为先决条件”。风险文化的政治无涉与风险社会中的政治重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人类历史进入风险社会后，由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打破了社会原有秩序的平衡，从而导致因果链条的颠覆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颠倒，最终致使传统的非政治因素具备了政治作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亚政治”团体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政治活动的愈来愈深入的影响，从而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使政治重建成为必然的时代话题和理论焦点。正如贝克所指出的：“我们的命运是：必须重新发明政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也要面临形形色色的、来自各方面和全方位的风险。“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从文化层面对风险进行科学认知和探讨势在必行。通过上述关于风险文化的诸多内在难题和悖论的阐释，世界各国普遍高度关注社会风险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依据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风险文化作出科学的认知和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提供了最有效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社会与文化建构方面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治理提供了启示。一方面，尊重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提倡多元文化共生。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具体的民族紧密相连，民族是其文化的物质载体，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冠以统一的“文化”名称之下，却有着千差万别的文化内涵。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民族的特色之所以能够得到彰显，并不是与世人所诉求的普世文化相接轨，反而恰恰是民族文化特色之力量的充斥，也就是说，全球化时代中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越是具有世界性文化的气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角色并不是清一色的艺术设计，而是一个“百花园式”群芳斗艳的壮丽景观。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对当前人类社会中的风险进行科学有效地治理，就必须正视文化全球化时代中的这一客观状况。其一，构建多元风险治理文化。普世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诸多同仁的肯定，关键在于它在一般意义上伸张了不同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诉求，关于风险治理的全球治理致思向度就是普世文化在具体应用学科中的彰显。然而在具体的风险治理过程中，扮演治理风险的主角却是打着民族烙印的个人、集团抑或国家，他们关于风险治理的策略本身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思想气质。实际上，也只有这些具备民族特色的风险治理策略才是真正治理风险的科学途径和有效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宽容面对不同的民族文化，充分发挥其治理风险的积极作用，这不仅为治理风险提供了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还构建了多元的风险治理文化。其二，实现文化共生，构建和谐的风险文化。多元的风险治理文化是针对不同民族所面对的不同风险而产生的各具特色的风险文化。这样的风险文化同时存在，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并存境遇，一种是不同风险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一种是不同风险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风险文化的和谐相处主要是众多民族在面对风险的情况下，运用本民族文化中关于风险治理的思想和策略来认知、治理和规避风险，以实现本民族的发展，但是面对相似或相同的风险对各民族形成威胁的情况下，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风险治理的思想和策略则彰显出了各自独有的本色，这就在不同的文化间形成一种难以化解的张力，甚至会形成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和谐相处，尤其是在借用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交流和对话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关于风险治理的不同文化共处的时候，其间虽然有着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张力，但是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让多元的风险文化共生共存，推动不同的风险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协商，促进风险文化的互补与繁荣。另一方面，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视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在道格拉斯的思想中，代表主体人口的社团群落属于边缘文化的范畴，也正是这些人打破了符合风险治理的规矩和界限，从而对占据人口大多数的社团群落表达出一种深恶痛绝的情绪；虽然拉什一反道格拉斯的观点，从个人出发，而且注重个人对风险的感知和反思，但是他们的这些思想都是在脱离甚至敌视现实意义的基础上进行风险治理的真正主体。他们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固然不容忽视，但要对风险进行治理并实现具有革命性治理意义的却不是个人，而正是他们所忽视的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众，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尤为如此。因此，其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中，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使得我国社会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所以在治理这些风险的时候，不仅要制定科学的管理规章并运用先进科技对直接威胁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的自然风险进行有效治理，此外，还必须关注民生，进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二，重视民间组织积极的社会作用。社团群落在道格拉斯的思想中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但是针对我国社会近年来的发展状况而言，民间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项社会事务中来，这些组织就是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而在民间志愿成立的非营利性慈善组织，在具体的实践中为防范和化解风险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们都有明确的文化理念、服务宗旨和价值诉求，能够根据其自身机构的属性和功能，对风险进行卓有成效的应对。这些民间组织成员的主体就是普通群众，他们有组织地积极参与社会管理，逐步形成一支能够有效治理风险的生力军。那么，这就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防范和应对风险的积极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其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诸多风险，对风险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是当代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理论话题，风险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然而，从风险文化的视角反思风险并试图得到认知和治理风险的思路却是充满了难以协调和化解的悖论。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还需要在实践中尊重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提倡多元文化共生，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视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反思风险和有效应对风险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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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 金 文字整理：袁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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