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临床常用的CHB抗病毒药物，包括核苷（酸）类似物以及干扰素两类。
前者入选我国CHB防治指南的一线品种有恩替卡韦、替诺福韦二吡呋酯、丙酚替诺福韦及艾米替诺福韦四种，后者包括普通干扰素α（IFN）和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IFN）两种，以PegIFN最为常用且通常扮演着功能性治愈的主力军角色。
治疗方案通常为上述两类药物之一的单药或NAs与PegIFN的序贯/联合治疗，单用者以NAs居多。
现今，我国进入功能性治愈方案中的药物并非完美，个人认为至少存在着以下短板或不足。
首先，药物的品种单一，目前仅有NAs和干扰素两类五种主打品种，药物的作用机制仅主要限于抑制HBV DNA复制和免疫清除两个方面，且往往需要将两类药物一起应用（联合或序贯），故实际上可供遴选的治疗方案过于单一。
其次，实现治愈目标的疗程偏长，即使少数达到“优势群体”条件者亦至少需要用药1~1.5年甚至更久，而严重纤维化或肝硬化者可能只有起点，不确定终点。
再者， PegIFN价格不菲，即便为用药一年的标准疗程，动辄亦需要几万元之巨。
还有，也是最令用药者难以接受的是，在实现功能性治愈目标的整个疗程中，作为主打药物的PegIFN，有诸多不良反应长期或持续存在，一如夏天挥之不去的苍蝇，萦绕着用药者，令医患双方均不胜其烦，如除发烧外，其它反应的发生概率虽然较低，但可能变换着不同花样，贯穿于疗程始终。如关节酸困、乏力、消瘦、食欲不振、白细胞减少等，严重者还可能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肾脏、骨髓和呼吸系统影响等器官损害，诸般困扰加身于疗程中，使不少人因之而被迫中途停药，掣肘用药使之半途而废或劳而无功。
最后，两类药物如若单用，性价比偏低。如干扰素类单用的总体治愈率不到8%，NAs类单用，即便是如同丙酚替诺福韦，亦仅为1%。临床治愈率均未突破个位数，实属乏善可陈的无奈之举。即使时下最为推崇的两类药物的联合或序贯用药方案，总体的HBsAg消失/抗-HBs血清转换率亦不足40%，而且还不能完全确定成功登峰后停药是否复发、何时复发、是否需要复治，还会给用药者带来的一系列后续烦恼。这其实也是CHB抗病毒治疗迄今的瓶颈与无奈。
因决定HBV感染能否真正治愈的桎梏，是潜存于肝细胞核内的HBV cccDNA，目前问世的所有抗HBV药物对此还是鞭长莫及或力有不逮。它意味着，面对“功能性治愈”这顿貌似高大上的丰盛大餐，另有约60%甚至更多的用药者，在践行尝试治愈过程中，一直需要在漫漫长路上前行。每天还可能需忍受着来自心理、躯体、经济等诸方面的负性体验，以及失眠、焦虑等不良状态，一旦失去用药耐心，最终还只是治的一个围观者。
1998年随着全球首个NAs拉米夫定的问世，虽然按下了CHB抗病毒治疗的起始键，但因其耐药性较高、抗HBV作用较弱、停药后易复发等不足，一直是横亘在慢性HBV感染者欲否用药的最大顾虑。
直至2005年，新一代的NAs新品种恩替卡韦投入临床使用后才稍有消减。此间于2001年含有聚乙二醇的长效干扰素α（PegIFN）又横空出世，使CHB的治疗曾经有一个近10年左右的PegIFN应用黄金时段。当时发现PegIFN不仅能够直接抗HBV，且有免疫调节作用，不易出现耐药，是治疗亮点。
当时为评价干扰素的疗效，曾提出三个至今依然很有临床意义的评价标准，即“摘金、夺银、保铜”。
保“铜牌”是指初始用药治疗的CHB，经过应用抗HBV药物后，出现肝功能逐渐好转，然后恢复正常；HBV DNA载量先下降然后保持持续阴转；肝脏的炎症也随之逐渐减轻，患者的纤维化指标亦可明显改善，轻、中度者还可能恢复正常，患者可一如常人般的重返工作岗位，恢复健康的日常生活，并且保持病情的长期稳定，意味着像在体育大赛中获得了的“铜牌”。
“夺银牌”则是指在保持铜牌的基础上，患者进一步出现的血清HBeAg转阴，并且产生抗-HBe，出现HBeAg/抗-HBe的血清转换。
“摘金牌”是在保铜夺银的前提下，机体的免疫反应进被一步激活，获得HBsAg的阴转，有些甚至可以诱发抗-HBs的出现，意味着CHB的治愈。
一般能达到功能性治愈而成功登顶者，其治疗过程大抵都要经历上述三个阶段。但此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许多人可能大多停留在“铜牌”期间或是一直蹒跚在“夺银”的路上，长期未能“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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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程书权
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 肝病科 、《肝博士》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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