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拨动了我的心弦……

有一天, 老伴收到峨边县医院吴副院长的信息,好像县里要筹办什么陈列馆,让我们提供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取得的科技成果图片。老伴立刻翻箱倒柜地行动起来……他这人对峨边很有感情，曾以《青春的足迹》为总题目，写过十多篇文章，讲述了我们两个华西学子在小凉山当临床医生的故事，发表在《永远的华西》上。我们年轻时在峨边的各种生活经历，也常常在与朋友闲谈中提起。

趁我不留意，这个不服老的耄耋之人竟然爬上梯子去取书柜顶上的东西，急得我大喊：“小心! ……小心!”突然，一叠资料从他手中落下，其中就有我家那本多年从未翻过的绿色封面的老像册……我躬身把它从地板上拣起来，顺手一翻，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我刚上初中的头像，青涩而呆傻……岁月如歌，老照片拨动了我的心弦，一下子，我沉浸在对那久远岁月的回忆中，当年老歌的旋律也从心底响起……

初中一年级，在重庆

人民广播电台独唱《王大妈要和平》

1951年的一天，音乐老师带我走进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时，我就是照片上的样子，本分得有点木呐。电台那些工作人员看我的眼光似乎在说：这小姑娘来唱歌?在伴奏下，我放开歌喉唱道：王大妈要和平……电台的叔叔阿姨睁大了眼睛，一脸惊喜。这里要说明一下，现在的年轻朋友提起“抗美援朝”歌曲，首先想起的一定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大多数人不会知道当年中国响应世界和平大会号召，在全国开展过“和平签名运动”，配合这个运动的一首歌就叫《王大妈要和平》——王大妈要和平/要嘛要和平/每天动员妇女们/来呀来签名/感动了闺女小媳妇/道里讲得清呀……当然最后还有一句……打倒美国强盗杜鲁门……我这个小丫头在电台唱歌后，差点被中央乐团招募。父亲坚决反对自己的大女当职业歌手，要求我必须上大学。我爱看小说，对未来充满幻想，医生，是我向往的社会角色。1956年高中毕业那年，全市应届毕业生在重大团结广场开联欢会，我与另一位女生代表重庆七中表演了二重唱《纺织姑娘》，想不到，在会场远处的一位复旦中学(重庆12中)毕业生，竟记住了我的模样。他与我都考进了四川医学院，被分在同一个小班(医56级5班)。有天下午，阳光明媚，我们在校中路相遇，他微笑着问我：“豁……同学，你是不是在重大团结广场唱《纺织姑娘》那个女生?”我笑了起来：“是的!”就这样，我与他拉开了友好交往的序幕。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与彭子京同学又相遇。他说刚读完陈代康同学推荐给他的泰戈尔的《园丁集》，好喜欢，并背诵起泰翁的诗句：“我飞跑如一头麝香鹿/因为自己的香气而发狂……”我用普通话接上：“我迷失了我的路/我徬徨歧途……”他惊喜得睁大眼睛……后来他告诉我说，公交车上相遇的那天后，他几夜失眠。他终于明白，爱情不仅是两性的吸引，还必须有心灵的共鸣，他，爱上我了……

高中毕业，立志学医，报考了四川医学院。

那个时后的大学生，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喜欢读苏联小说，都能背诵奥斯特洛夫的名句：“人的一生应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华西人素来就有人文情怀，文艺青年多多。合唱团是坝上历史最悠久的文艺团体，许多名教授都参加唱歌，水平之高，在四川高校中稳居第一，我当然去参加了合唱团;而川医话剧团，在高校中更是鹤立鸡群。四川省话剧团的著名艺术家如高 群、孙 滨……常来指导。我加入话剧团时，他们正开始排演苏联话剧《普拉东•克里奇特》，我演了个配角。演女主角的是学姐黄乃璋，美丽又聪敏，令人迄今难忘。黄乃璋学姐，你在哪里呢?

《普》-剧照1. 饰演者 左起 倪宗瓒 黄乃璋 杜河清

《普》-剧照2.  饰演者 前排左起  黄乃璋 ××× 杜河清

后排左起  豁剑秋 韦 燕 郭纯霞 朱楣伦 ×××

《普》-剧照3.饰演者 左起 朱楣伦 豁剑秋 郭纯霞 姜光复×××

在苏联话剧《我的一家》中，我很荣幸地与著名脑外专家高立达教授分别担任男女主角。高老师是大家崇拜的偶像。他气度不凡，风度翩翩，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有一种无法描述的迷人韵味，他待人和霭，并把我们这些学生当成朋友。有一天，他约我们几个学生相聚，然后去二广场在马、恩、列、斯巨幅画像前拍照留念。这里特别说明一下，二广场那幅巨像是是教具室王通若老师的作品。王老出版过《妇科手术图谱》(乐以成 主编)，而且是川医第一部教学电影片《正常分娩》的导演兼动画设计者，他是华西医学视听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是一位华西人不应忘记的前辈。

《我》剧  饰演者 左起  高立达 豁剑秋 姜光复 韦 燕 朱楣伦××

华西坝 二广场  后排左起  韦 燕  豁剑秋  高立达  朱楣伦

前排下蹲者   姜光复 

哦呀，我还收藏着一张川医广播站工作人员1959年的大合影。当年的川医广播站设在四教学楼(赫斐院)顶层。那时设备差，每天中午，我们播音员都是急匆匆赶到播音间，从编辑手中接过稿子对着麦克风就读，不是录好才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广播站的伙伴们大多名字也叫不出来了。

川医学生广播站  第一排右起   第1.陈远鹄……第3.童晓礼(老师)第二排 右起  第4.韦 燕……第三排右起 第1.豁剑秋……第四排右起  第3.姜光复  第4.王爵鵷 第5.吴宝琛(老师)……

1959年，华西坝上最轰动的文艺节目是大型诗歌联唱《凉山战歌》，有合唱，有独唱，有齐诵，有独诵，歌声时而昂扬奋进，时而悠婉动人，台上台下心心相印，情感共鸣，演出现场，可谓群情激荡，盛况空前。《凉山战歌》作曲姚恒瑞，作词吉铁坚，吴德生，指挥林义祥，诗朗诵韦 燕，豁剑秋(兼领唱)，高立达，姜光复。这台演出的录音曾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部作品产生的背景是1958年，学校安排几百名大学生去大凉山搞“除害灭病”卫生运动，要求彝胞每天洗脸，定时洗澡，吃饭用碗筷，睡觉有床铺(许多彝胞是披着查尔瓦蹲着睡)----现在真难想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凉山最偏僻的地区，许多彝族同胞还生活在原始状态。那次下乡，我们56级5班去的是喜德县，我分到离县城近的贺波洛……彭同学分到80里外的米市区。有次他到县城开会，給我打电话，他要到贺波洛来看我。我好高兴。估计他该到了，就到马路边朝通县城的方向张望。他来了，虽然很远，但似乎我看得见他那善良的笑脸，我激动得满眶泪水……见面后我们双手紧紧握手，笑脸相看，心里翻滚波澜。多年后，每当回忆这段经历，我们就后悔，当年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紧紧拥抱在一起尽情地亲吻?蓝天，白云，苍凉连绵的群山，远处是一座旧碉楼，两个相爱的华西学子相拥相吻，那会是多美多浪漫的图景?也许，正因为在大凉山我有丰富的感情经历和为彝胞服务的体验，我在《凉山战歌》，朗诵和独唱很出彩。2005年，早已离开华西移居美国的林义祥教授回到祖国，回到华西坝，他要寻找当年在《凉山战歌》中独唱“阿妹子……”那个女生，可惜忘了她的名字。仿佛有神在安排，一天，林教授和柴源院长一起，在大校门遇见我的先生，问他知不知道当年唱“阿妹子”那个女生是谁? 我先生笑了，说：“当然记得，她叫豁剑秋啊!”林教授孩子般欣喜若狂：“对，对，对……就是她，她在哪?能联系上吗?”我先生笑得一脸灿烂，指着速中路宿舍楼说：“她在我家里!”半个世纪不曾见面的林教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你唱一下那首……阿妹子……咯得，阿妹…切切……”我为难地笑着说，我忘记怎么唱了。林教授说，当年演出的录音没留下，乐谱也遗失……作曲者姚恒瑞也走了……唉，我在美国指挥一个社区合唱团，我好想让老外也唱一回华西的《凉山战歌》呀……

“在那阳光明媚的早晨/白衣战士奔向前方/我们是人民健康的卫士/为人民服务是崇高理想/……到西昌去/到凉山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依稀记得的这几句歌词，的确表达了我们当年浪漫的革命理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1961年，毕业分配，我们真的被分配到小凉山——峨边县人民医院，当年峨边县医院，只有20张病床，化验室只能做血、尿、大便三大常规，不能做生化检查，细菌培养，也无X光机，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医院竟然没有高消毒锅——手术器材消毒靠蒸笼，把装有一小块硫磺的小玻璃瓶与器材放在一起蒸，硫磺融化，就算消毒完成……这就是我们临床医学生涯的起点。而我们面对的更严峻的考验是饥荒——病房里“肿病”病人，听说国家分来两个川医毕业的医生，以为有救了，可我们哪里有本事解决“饥荒”问题。送医的低血糖昏迷病人，输葡萄糖后缓缓醒来，大多几天后又安静死去。直到1962春节后，饥荒缓解，饿死人的情况不再发生。但我肚子里的胎儿情况不妙。給我做检查的助产士开玩笑说：“豁医生，你怀的是娃儿，还是老鼠哦?”胎儿发育不良让我们彻夜难眠。这样下去，生下来能养活?北京的爷爷奶奶也耽心着自己未出生孙儿的安危。最后决定，让我比预产期提前两月去北京。但医院领导不同意我们夫妇都走，说是两个川医毕业的都走，不行。我只好一个人挺着不大的肚子北上。生下儿子后，刚满月，就留下孩子給爷爷奶奶，独自回峨边。1965年，我们才获探亲假回北京看儿子，我先生第一次见孩子，儿子已满三岁。我们把他带回峨边，对这个北京小孩来说，那荒涼的群山和滔滔的大渡河是多好的风景呀!儿子很活泼，医院的同事都喜欢这个北京孩子，有位同事半岁的女儿哭了，他就跑去拍拍她，嘴里用大家都爱听的北京话说：“别哭，别哭，我给你唱个歌……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

满怀理想的两位华西学子落户小凉山 

3岁的北京小孩随爸爸妈妈漫步大渡河畔好开心

在我们的记忆里，1965年中国社会充满希望。饥荒已过去，各项建设都在恢复。穿越连绵大山的成昆铁路也在加紧建设，这对峨边太重要了。也在1965年，县医院添加了不少设备，有了高压消毒锅，X光机，化验室可做生化项目，细菌培养……还准备建新病房大楼，买救护车……我们看到了希望，心情大好。基层医务卫生人员医学人文素质不高是个突出问题。新来不久的医院院长谢玉华是卫校毕业生，县委冯书记的爱人，和霭可亲，人也开明，我们就向她提议医院办墙报，作为政治学习的补充，让职工有个关注中心。医院气氛逐渐变了，职工开始有文娱活动，我在县里的联欢会上代表医院出节目唱革命歌曲，颇受欢迎。有一天，我先生从杂志上读到一个抗美援越独幕剧本《胜利在望》，他突发奇想：组职全院同事来排演话剧!没想到谢院长立马支持这个想法，医院的许多同事也都对演话剧感兴趣，于是在医院不大的空坝子，开始排演话剧。县委知道后，主管宣传的领导王荫怀同志亲临现场观看排演，并给予鼓励。独幕话剧《胜利在望》在县委大礼堂公演那晚，全场爆满，气氛热烈，一共演了四场，才满足了群众需要。一段 时间，县医院医生护士演戏的话题，成了峨边街头巷尾的谈资。我先生和我,两位华西学子,心里好骄傲，心想：全国哪个县医院能拿出这样的节目?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一阵狂飙，席卷中华大地。从北京传来消息，老革命被批斗，学术权威关牛棚，有学生把校长打死，大兴开始杀出身不好的村民……我们十分不解，如此革“文化”的命，对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啊!刚开始，报上还说“文革”是“群众自我教育运动”，我先生开玩笑说，那我们两口子，一个当保守派，一个做造反派，晚上盖一个被子睡觉，岂不就是“革命大联合”?可实际上两派斗得好凶，哪是什么“自我教育” !我们当机立断，当“逍遥”派。心想，你们“抓革命”，我们“促生产”。那时候，上头一会儿一个“最高指示”，下面参加运动的人经常无所适从，两派都有人报怨，“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做不完的检查，受不完的罪”——我们是“逍遙派”，过自己的日子，自我感觉不错，颇为得意。1968年5月，我们的女儿诞生，一家人沉浸在欢乐之中。此时“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医院领导也换了，我们有不祥预感——我们要挨整。此时，母校在“文革”中的发生的种种事情也传到我们耳里：我们尊敬的老红军孙毅华院长跳楼自杀，我们敬佩的老革命马俊之书记(据传她当过刘胡兰上级)，也差点丧命，我们最崇拜的著名病理学家江晴芬教授，受尽凌辱服药自尽……为我伴奏过的吹黑管的那个妇产科医生邹传光老师也自杀……太吓人了。大学生在基层因招人嫉恨而挨整是有先例的。分到峨边医院的第一个川医毕业生，54级59届的白××学长，为白喉患儿做气管切开术，刚切开皮肤，患儿突然心跳骤停，医疗事故都不算，家属却不依不饶，结果白医生就被开出公职，并判刑一年。医院同事大多出身好，“清理阶级队伍”，不整非工农出身的人，整谁?形势如此险恶，我与我先生就商量，让妈把她外甥女带回重庆，我们即使有什么麻烦，也少拖累。1968年11月23日晚，我把她们的行李收拾好，给女儿准备了一些常用药，计划24日送她们一老一小上火车回重庆。那夜我先生在病房忙，11点才回来。洗嗽完上床后，我对先生说：“我有预感，今晚要出事。”先生说：“瞎扯，出啥事啊!”我说：“你听，后山上有啥子动物在哭……”先生也听见了，他沉默不语。医院后面的大山危石耸立，荒涼雄伟，没有树林，从未听说过有野兽。奇怪!先生说：“管它的，困了，睡吧!”12点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刚入睡的我们惊醒。有人高喊：“全体员工马上到会议室开会”。那几年，中央一发“最高指示”，县里就要各单位派人游行，表示“衷心拥护”，有时晚上也游行。但今晚不对劲，到会议室，我们发现，来了一些陌生的公安人员。员工基本到齐后，医院领导表情严肃地对睡眼惺松的员工说：“同志们，最高指示：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根据革命群众举报，我们医院有人进行特务活动，家里红灯亮白灯亮……此人在文革中从不犯错，为什么?这说明他心中有鬼，大家不要被他表现好蒙蔽……”然后，点了我先生老彭的名，宣布立刻抓捕，并由公安干警抄家……我们对挨整有相当思想准备，但编造如此荒唐可笑的罪名陷害我们，实在感到震惊。老彭平常总是和霭可亲脸，此刻满是愤怒加卑视的表情。我很镇定，心想，看你们这些蠢东西还要玩出什么花样来。抄家进行得很仔细，我妈吓得低声地哭泣，半岁的女儿在熟睡中，对家里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抄家中，公安人员只找到一架华山牌135像机，一个有玻璃窗的小木匣，安装有电线开关，里面有一个红灯泡一个白灯泡，他们翻来覆去地看，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是印照片用的印片箱”。他们找到一个紙盒，有灯泡，有镜头。他们问这是什么?我说：“买不起放大机，彭医生用纸盒做的卧式放大机”。一个年轻公安找到一个可伸缩的天线一样的东西，连着一个门扣，他 认不出是什么东西，一脸疑惑。我对他说：“两根筷子做的测距器，照相用的。”【注】 我发现那天晚上来的公安人员都面生，不该啊，公检法的人我们至少脸熟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主管这个“案”子的是进驻公安局的军代表胡××，他知道那些老公安，不仅与我们有医患关系，而且对我们夫妇十分友好。因为1961年底我们刚分配到峨边不久，新场桃花发生杀人案，老彭与他们一起勘察现场，帮他们写现场勘察报告，而且写出峨边第一份正式的十分规范的法医检验报告，他们对川医毕业生赞不绝口。胡军代表这次“破案”，不让与我们夫妇熟悉的老公安介入。我们的邻居后来告诉我们，其实监控我们家已一个多月了。为何突然抄家?是因为第二天妈要带女儿回重庆，胡军代表判定：“敌人”要转移东西，抓!我们当晚还不知道的是，胡军代表为了显示他办事周密，那晚上还派了一队武警包围了医院。如果抄家发现问题，立刻把老彭投入监狱。但抄家只发现一件不同寻常的小木匣子，旁边有个按钮开关，匣子里有一红灯泡一个白灯泡，这是个印片箱。于是就把彭医生送县委大院“群众专政”的“土牢”暂时关着，马上在医院找了一间房子，用木条把窗子钉死，第二天老彭就被押回医院关进刚建好的“牛棚”里。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只要人在医院，我总会有机会每天看到他。我对我们这次“挨整”或者说“遭政治迫害”，已不再恐惧，而是感到一阵悲涼。千百万革命先烈牺牲换来的新中国，怎么会这样低级、幼稚的方式“革”文化的“命”?老干部挨整，专家教授挨整，著名作家挨整，精英人物被迫害至死，珍贵文物惨遭破坏……基层没有专家教授，就整大学毕业生，这是为什么?

我终于看到我的同班同学——我的恋人——我的夫君了。让我欣慰的是，他虽略显消瘦，但精神没垮。当我们四目相对，我读得出他的心语---他是在说，亲爱的，坚强些，黑暗终将过去，我们将一起迎接美丽的黎明……医院进驻了一位姓李公安人员当头的“专案组”，开始对老彭进行没完没了的审问和批斗。但风向有变，满院的大字报标题是“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真滑稽，一个主治医生职称都没有的基层医生，竟被当作“权威”来斗争。而且批斗的内容越来越荒诞，例如，有人揭发说：聊天时，有人问彭医生，陈毅元帅子女的家庭成份算什么?彭说应属“革命干部子弟”!可是，批斗会上的“革命群众”说，这是在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的孙子家庭成份还应是“地主”。有人“揭发”说他“诬篾”毛主席家庭成份是“富农”。我惊讶，他那敢去议论伟大领袖的家庭出身?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来由：有一天，几个护士看毛主席韶山故居的图片，有个护士问：“毛主席家房子好啊!他家是什么成份?”老彭不敢立刻回答，迟疑了一下说：“与峨边的房子比，韶山那房子算好，在湖南，算一般吧!”那护士追问：“我问的是老人家的家庭出身是什么成份?”彭说：“……大概……是……富农吧。”在那天的批斗会上，确定他说过“富农”二字，主持会议的李公安带头呼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全场“群情激奋”，“口号震天”。立刻在追问“诬篾”毛的动机，是否受人指使时，老彭平静地说：“不是我说的……”“交代!交代!是谁?是谁?”全场人兴奋地高喊着，他们以为他们要立功了，要抓出老彭背后的人了。老彭继续说：“书上说的。”全场哑然，大多数人表情是难以置信。李公安恼怒了：“哪本书?你这个臭知识分子，你有什么资格议论伟大领袖?”下面有人吼道：“快说，哪本书?”老彭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作者李锐……开头……中间一段……” 后来，有人真找到这本书，发现彭医生说的是对的，她们议论说，川医毕业的就是厉害。

医院“革委会”决定，不能让老彭成天在“牛棚”里“休息”，要出来“劳动改造”。于是在他左胸缝上一个白布块，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份子”，表明他不是工作人员，是劳改的人。他的活是给病房做清洁，抬死人，给伙食团揹菜……也许是因为能出门活动了，他情绪好转一些了。我们每天“不期而遇”时，彼此目光传情，同时给个微笑，有一天我获悉，县里的“造反派”要把各单位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 ……集中起来游街示众。老彭肯定跑不掉!我急了，他那么自尊，受得了这样的侮辱?我要给他预告，让他有思想准备。于是我在纸条上写了8个字：“杂耍开始了，莫生气!”。我们相遇时，让他看到我故意把纸团扔在一个角落里，让他拣。“杂耍”这个词，我们四川人基本不用。我和他共同读《牛虻》这部小说时才知道，扮小丑，做怪相取悦观众的表演叫“杂耍”。所以，他会明白我的意思，而别人看不懂，如果紙条被发现，我可以推掉给他通风报信的罪名。

那天的游街批斗过程颇有戏剧性：医院的“革命造反派”给老彭戴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外，还挂个“特务” 牌子，然后把几年前医院排演话剧《胜利在望》用过的的道具——用红十字急救箱，画上电表，粘上药瓶盖(算是旋钮)做成的“步话机”，挂在他脖子上。正要出发时，平时不发言，忠厚老实的R护士，突然手拿蘸着墨汁的毛笔跑了过来，给老彭画了个粗大的黑眼圈。R护士是个不太灵动，有点笨拙的女孩，毕业后刚上班时，不会婴头皮血管穿刺，还是老彭手把手教她才学会。她这次的突然之举，是挣表现呢?还是让恩师上妆更浓，更有喜剧色彩，从而减少伤害呢?只有她自己知道。那次游行，我也在群众队伍中，跟着大家口号：“打倒……”，这样的闹剧当年在全国各地上演。在后来的日子里，有天我曾问老彭：“那天你被弄来游街示众，受尽羞辱，真没生气?”他一脸忧郁地说：“有人说，人生如戏。那天游街，我还化了妆，真成了演戏。他们装扮造反英雄好得意，我演牛鬼蛇神也有趣……全国各地都把党的领导干部，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弄来批斗游街示众，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个人算什么……”

1969年2月，老彭被关押批斗近三个月之后，乐山军分区分管敌情的副参谋长李景江同志到峨边视察工作。听说他了解老彭的“案情”后，十分生气，骂专案组的人怎么会“愚蠢”“无知”到这个程度!他命令医院立刻放人!并亲自到医院会见了我们夫妇，谈话安抚。李参谋长是个高素质军人，军装毕挺，颇有风度，与我们谈话时，警卫员在门外毕挺地站着，目不斜视。老彭告诉我，医院“革委会”的头头们在医院办公室会见他，个个脸上堆着久违的笑容。他们说要我们夫妇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表示对抄家造成的物资损失，公家赔人民币100元，而且老彭可以休养半个月或一个月。老彭对他们说：“我是医生，我不休息，明天就上班”。

他终于可以回家了。当他走进来关上门那一刻，这20平方的空间就是我们的二人世界，不管它多么凌乱狭小，但这是我们专属的爱巢。但这次的“久别重逢”，我们既未拥抱，也没接吻，相距一步时，他停住了脚步，微笑着，盯住我的眼睛，欲言又止，像有话要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也想表达什么，却找不到适当词语。突然，仿乎有神灵提醒，我輕輕唱起好久未唱过的英国歌曲：

请给我讲那亲切的故事/多年以前/多年以前/请给我唱那动人的歌曲/

多年以前/多年以前/你一回来/我忧愁全消散/让我忘记你飘泊已多年……

那夜，我们睡下后，相依相偎，交谈了许久。后来，他的头靠在我臂腕上，一动不动进入梦乡。他，峨边彝汉同胞心目中的好医生，此刻像一位驾着孤舟的水手，在风浪里搏击许久后，终于回到温馨的港湾，实在是倦了困了——我百感交集，泪水浸湿了枕边……

不久传来消息，主导“医院专案组“的公安局军代表胡××被军队清洗，脱下军装，想破“大案”升官的美梦破碎了;医院“革委会”下放的名单上，我们夫妇排名第一，第二，呈报给当时县里掌握最高权力的武装部部长丁春冬同志，丁部长说：“彭医生，豁医生，这两个川医毕业的不能下放，其他的下放谁，由你们决定。”;武装部政委刘士林同志去成都看病指名要彭医生陪送;让我们夫妇记忆深刻的是，与我们并无交集的武装部赵军义同志——一位威武的军人，在大街上与老彭相遇时，总是向他举手行军礼，我们好感动!地方首长们对我们的尊重，犹如一束束光芒，有助于驱散我们心中的阴影。其实，老百姓心里早有杆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明白着呢!老彭在病房劳动时，病人及家属都对他表示同情和尊敬，为他鸣不平。

“文革”对中华民族的伤害，中国人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让历史学者和政治家去总结吧!我们小百姓有感受，有议论，却说不清楚。一位农村出身县委领导的通讯员×××说得有趣：“妈的B，什么鸡巴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好吓人，好气人，又实在是好笑人……”

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还没结束，上层斗争风云变幻，时有电闪雷鸣，但我们已明白，那不关我事，不再关心。我们深知，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医生，治病救人才是我们的本份。我们每天都在忙碌，他主管病房，我看门诊。有天诊断室挤进许多人，我发现后面一个中年汉子呈重病容，嘴歪着，就让他到前面来，先给他看。一位大爷生气了，他说：“凭啥啊?”我说：“他病重。”大爷说：“我路远。”我生气了，大声说：“我就要先看他”。大爷站了起来，用手中的烟斗指着我骂道：“……你……你……你是王光美!”我不动脑子立刻回骂道：“你是刘少奇!”在场的人笑了，怎么骂成“夫妻关系了”?我大喊：“重来，刚才不算数!”笑声更多了，我从不会与人吵架，此时羞得满脸通红……当年的中国社会，成天喊口号打倒×××，打倒×××，倒霉领导人名字也成了骂词。

当然，临床医生愁心的事远比笑料多得多。俄国有句我们当医生的人未必喜欢的谚语：“医生是死神的助手。”因为医生经常要面对“死亡”。我们底层医务人员更是如此。一方面，我们自己专业水平有限，加上县医院检查化验设备落后，有些病我们诊治不了;另一方面，峨边山区百姓太穷，让他转乐山的大医院——更别说去成都，大都遭拒绝。病人家属常说，你们医不了，我们就抬回家去死。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上，有的人救活了，大家高兴;有的人死了，家属伤心，哭成一片。当然，不少家属也没忘记感谢已尽心尽力救人的医生护士;但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心里五味杂陈。因为有的病人，在有条件的医院，应该能救活，凭什么峨边山区的农民的娃就该死呢?有一天，老彭从病房回家到家里，表情阴郁，一定是工作不顺，遇到难题了。沉默了好久，他才开口说：“又死掉一个女孩，好乖，好漂亮的一个女孩，肺炎，才4岁，来医院太晚了，缺氧，熬不过去……”我说：“家长不懂，山路又远……没法!”他说：“如果有氧气，那怕多维持两三小时生命，让药物有时间发生作用，那女孩就不会死!”

那夜，他蹍转反侧，睡不着。我困了，正要入睡，他突然又说道：“我们自己来研发一种病房可用的小型制氧器如何?”我说：“做梦吧!你是化学家?是工程师?我们是医生，而且在医生中，我们又是卑微的基层医生，我们连一份临床个案报告都写不出来，因资料不完整……还想搞什么科研啊!”他不甘心，嘟噜着说：“真想试试……”我说：“怎么查资料?峨边没图书馆，有时间回母校?我们不懂英文，俄文也忘光!科研经费如何解决?我们工资每月51.5元人民币，不可能自己出钱去科研吧?”是的，我们无路可走。睡吧，做梦去吧!

有一天，我弄好了中饭，女儿和我等他一起吃。他该回来却没到家，我就出门朝他回来的路观望，我看他眼睛盯住手里的一张纸，边走边笑，竟站着不动了。我吼道：“看什么东西啊?等你吃饭呐!”他抬头看我一眼，然后快步回到家，以灿烂的笑容望着我说：“有人帮我们查了20多国国家的文献，我们省劲了。”原来他看的是一份中国医科院革委会宣传材料，上面说北京××医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查阅了20多国文献，没发现一个适合中国山区的小型制氧装置，他们批判×××反动路线后，通过艰苦努力，研制成功一种适合农村小型制氧装置，附图上看得出原料有漂白粉……器材有有玻璃管，胶管，保温瓶之类的瓶瓶罐罐……

老彭一边吃饭一边大发宏论：“农村医院需要的是小型制氧装置，而不是建一个化学实验室来制氧，所以，北京这家医院的方案并不理想。但它代表了目前全国最高水平，如果我们搞出个东西比他们好，那肯定就是全国第一……”我说：“你想试试我不反对，但买试验药品，做器具……要花钱，那来的钱啊?”他说：“我去找医院要嘛!”

第二天，他就去医院“革委会”W主任(院长)办公室找到W主任，说想申请一千元科研费。W主任睁大了眼睛，盯着他半天不支声，一定是“阶级斗争”那根弦又繃紧了，正在想这是否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老彭赶紧背诵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一串语录，然后讲必须“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去救山区“贫下中农”孩子的命，研发一种制氧器是紧迫的。既无医科也无理科背景的W主任终于明白了老彭要经费干什么，最后答应给500元人民币专款。

500元的科研经费?现在说来犹如天方夜谈，或者说是个笑话。但在当年，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去成都出两三次差买点化工材料总算有钱花了吧。从此，老彭每天除了临床工作，满脑子都是制氧问题。多种方案比较后，老彭认为还是氯酸钾用二氧化锰作催化剂的制氧法简单，氧的纯度高。问题是要用酒精灯加热，化学反应又快，有危险，可能是其他研发者放弃这条技术路线的原因。老彭想，研发中，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不就行了。这里说明一下，研发制氧器的事情，也得到平常玩得好的几位朋友的支持。他们有65年才从外面调来峨边医院的阚万明医生(川医62届毕业生)，县农水局的雷观斌，新分配到峨边的成都工学院毕业生孟宪文，李仲明，郝温和——这里插叙一段趣事：这三位工学院毕业生分配到峨边县后，很引人注目，他们都一口标准普通话，彬彬有礼。县里很快传开，他们中有副省长的儿子，厅长的女儿。小县城从未来过高干子女，难怪大家议论纷纷。有天他们来看病，我也用普通话与他们交谈。他们好吃惊，交谈中才知道，他们都是工学院广播站播音员，我告诉他们，本人是川医广播站播音员。从此大家成了朋友，他们经常到我家玩。医院“造反派”头头们百思不解，“高干子女”咋会与彭医生豁医生那么好?阶级立场去哪了?

制氧试验  左起   彭子京(川医61届) 阚万明(川医52届) 豁剑秋(川医61届)

我们开始是在化验室用玻璃器皿做制氧试验，后来为了不干扰化验室的工作，也为了更方便，我们干脆把自己的家作为实验室。记得是1971年初的一天，我们请农具厂的师傅用铜皮做了个反应罐在试验中“爆炸”了，裂开一个细缝，黑湖湖粥样的反应物喷了出来，把蚊帐枕巾都弄脏了。我们先是一惊，赶紧查找问题所在。原来，反应物质沸腾喷涌，堵住了不够大的排气管，引起“爆炸”。但反应罐的爆裂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弹片横飞”，物毁人亡，而是气体泄漏后立即失去威力。虽然“试验场地”狼藉一片，但老彭和我及在场的朋友们都笑了，认识到这样小型的制氧试验不存在伤亡危险。

有一天，医学院柴源老师和戴××老师(马列教研组老师)突然莅临寒舍。他们是去大凉山路过峨边，顺道关心一下在基层工作的学生状况。我们对母校老师的到来当然喜望外，虽然家门大开，却不能请客人进门坐坐，因为房间太小，只好在院子里摆两个凳子，端茶招待。柴源老师发现我们家，除有大床、书桌、柜子、茶几、椅子外，连饭桌都没有，也没卫生间，没自来水，没厨房。我们在屋外房檐下，用柴火棍搭一棚子当“厨房”。柴源老师的眼光被茶几上放的玻璃瓶，金属罐吸引，一脸疑惑。老彭赶忙向他解释道：“我们正在研发一种小型制氧器，县医院不能给病人供氧，有的病人不该死的也死了，特别是小娃娃。实在看不下去了……”柴源老师听了大为惊讶，鼓励我们努力干，预祝成功。两位老师走后，老彭说：”我们的家，可能是他们见过的最穷的医生之家，竟然还兼科学试验场所，一定是天下奇闻，也是天下笑话……”

通过几十次试验掌握了氯酸钾用量和催化剂安全制氧的比例后，我们感到应该动手设计制作小型的便携式的制氧装置了。我们不懂机械制造，只能口头表达构思，画个示意图，请求峨边农机厂和沙坪茶场机械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帮忙设计制作。老彭在医院和工厂之间来回奔波求助。制作中，有个部位需要银焊，可是厂里没有银焊条，师傅们说，一、二个银元也行。上哪去找银元啊?小地方也有好处，消息泄漏和传播都容易，彭医生搞技术革新需要一个银元的消息，不径而走，后来才听说，县武装部、县公安局都有人到处给我们找银元，我们好感动。

有天在路上，老彭碰见医院领导W主任，他问：“成功没有啊?彭医生，你已经花了400元的经费了!”老彭有点底气不足地说：“取得重要进展，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快了吧!”这位W主任一次也没有到过我们的试验现场视察，他对此没有任何兴趣。

当一台小型制氧器的雏型摆在我们面前时，大家好兴奋，马上开始试机。不料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故：为节省空间，酒精灯是白铁皮做的，灯芯燃火处忘了加个瓷嘴隔热，结果铁皮灯芯管传热性强，使酒精壶迅速变热，酒精外溢，燃烧起来……问题明确，不难解决。当我们弄好热原问题，又开始制氧，过滤瓶水中的气泡不断冒出，大家好开心。我们把棉签点燃又吹熄，把竹签即将熄灭的火头靠进排气管口，只见竹签头又飚起火焰。我们笑了，在场的每个人都把排气管末尾塞鼻孔，吸一会儿氧，都说“好舒服呀!”我们让在旁看热闹的三岁的女儿彭蕾也来吸吸氧。女儿一吸就皱起眉头，一脸苦相：“有味!”老彭表情严肃起来，我们都在想，这怎么可能呢!但小孩不会说慌，她鼻粘膜嫩，嗅觉也可能比大人灵敏。老彭说：“显然，气体过滤装置还要改进，但是否化学反应还是太猛，有些催化剂微尘未参加化学反应就吹到排气管里了?改进过滤装置容易，换催化剂……我们不懂啊!”大家都沉默了。

我说：“曾头的爸是化学专家，向他老人家请教啊!”老彭高兴地叫了起来：“对呀!”曾训清同学(外号“曾头”)的爸是川大有名的化学教授，我和老彭都见过，是位慈眉善目的长者。老彭立刻动笔給曾老写信，汇报了制氧器的研制进展和遇到的问题。老人家收到信十分高兴，他当天就回信说，简直想不到，你们两个川医毕业的医生，竟在山区基层医院搞起科研来了。然后，他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把催化剂改为三氧化二铁，制氧化学反应会更和缓，三氧化二铁，化工品站都有卖的，十分便宜，制氧成本更低。老彭立刻去成都买回一瓶三氧化二铁，重新做试验……成功了!我们大家好高兴，但制氧器的雏型，粗糙难看，不像个“新产品”，老彭说：“请沙坪茶场做一台新的，取名——手提式制氧器，取这个名，是突出它轻便小巧。”大家都赞成老彭的意见。

沙坪茶场是四川乃至全国闻名的劳改农场。峨边县城有大渡河与其支流白沙河冲积形成的几块平地，所以城关镇所在地名叫“沙坪”。实际上，“沙坪茶场”不在沙坪，而是在靠近县城的山上。除了种茶，这个农场还有工厂、医院……老彭经常被请去茶场医院会诊，所以茶场一些干部认识他。当茶场的人知道彭医生搞技术革新需要帮助时，他们都热情相助。老彭讲，管工厂的队长姓冯，，此人相貌英俊，不苟言笑，不太好接近。但劳改-劳教的人都说冯队长心肠好，按政策办事，从不乱来。冯队长安排了两个工程师(右派分子)按老彭的意思绘设计图纸，又指定手艺好的技师加工制作。茶场方面听说彭医生的科研费仅500元时，决定免掉一切费用。

制氧器做好后，茶场来电话让老彭去拿。那会儿真太穷了，竟想不出给参与制造的工程师，技师带点什么礼物表示感谢。老彭那天直奔茶场，见到制氧器，婉如见到了自己的新生儿般笑得一脸灿烂。老彭和两位工程师及技师们一一握手并鞠躬道谢。老彭后来告诉我，当时他向那位老工程师鞠躬时，老人家眼眶湿润了……也许，在人生的舞台上，他扮演“政治贱民”太久，受不了别人的尊敬……

老彭不只一次回忆起他当年提着“手提式制氧器”， 从沙坪茶场机械厂下山回医院时是何等自豪和快乐。他说，群山在傍晚阳光照耀下，层次分明，气势雄伟;天边云霞嵌着金边，份外瑰丽。他心情愉悦，步履轻盈。仿佛山风也在欢乐歌唱，大渡河水在嬉笑中奔腾。也许，他手上正提着的重量不到3公斤的制氧器，在化学专家和机械专家眼里，简单得犹如儿童玩具，但它确是实实在在的国内首创的新产品。这个手提式制氧器，15--20分钟可产氧10000毫升，给病人供氧1小时，费用才0.35元人民币。峨边县医院终于结束了急救病人需要氧气而无氧气可用的历史。老彭说，有片刻时间，既往那些因缺氧而死的重型肺炎患儿影像在他脑海的屏幕上显映，同时耳边还响起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这一页页的苦难终于翻过去了，说到这里，他抿嘴微笑，眼睛充满泪水……

左起  彭子京(川61届毕业生) 阚万明(川医62届毕业生)

我们完全不知道科技成果的申报程序，但要让手提式制氧器能为全国广大山区农村的病人服务，必须获得国家相关机构认可才能生产推广。我们耽心，一级一级上报，难免会在某级卡住，或节外生枝——例如，给你派个“专家组”来“帮助你完善”怎么办?我们是基层小人物，只能百依百顺，结果会是——在×××坚强领导下，高举××旗帜，很批××主义，在……下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样岂不是自找麻烦?如果給《中华医学杂志》投稿，可这是医疗器具，不是病案，恐怕文不对题。想来想去，老彭突发奇想：“把这项成果直接上报卫生部如何!”我说：“你敢越级?犯规啊!再说，卫生部每天收那么多文件信件，你一封农村医生来信，送交哪个部门，给谁看啊?”老彭想了一下说：“直接寄给卫生部长!”我感到这是个主意好，给部长的私信总不至于被压下不让部长知道嘛!但我们和老彭几乎同时想到，“文革”中，卫生部部长、副部长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怎么办?

我们在报纸上搜寻，终于发现，那个时期负责中央卫生部的是军代表是谢华将军。我们笑了，因为军人办事，干脆利索，雷厉风行。我们就写了一封信给谢华将军，说明这项成果的价值、意义，并附上技术资料及实物照片，用挂号信寄给了他。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有人急匆匆跑到病房通知老彭，立刻到医院办公室去。老彭到了医院办公室进门一看，W主任(院长)正在接待三位客人。见老彭来了就对客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彭子京医生，川医毕业的……”原来三位来客中，一位是四川卫生厅干部，另两位是成都医疗器械厂的师傅。他们说，卫生部领导很重视峨边医院研制成功的制氧器，厅领导指示立刻安排生产推广，他们是来了解实际情况，掌握制氧器的设计原理，使用材料，加工工艺……以便尽快量产。于是，老彭把三位成都客人带家里，我给他们泡上茶，他们就围着茶几上的制氧器讨论，观察，测量，记录……气氛友好，輕松愉快。只记得卫生厅那位年轻干部与老彭握手告别时说：“彭医生，你好大面子啊，这次是卫生部给四川卫生厅发了正式文件责令督办，厅里的领导很生气，他们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事，我们也不可能压制任何新生事物，怎么弄到卫生部去了?简直胡闹!”

老彭赶紧谦卑地说：“我们是基层的小医生，不懂规矩，请厅领导原谅，多多包涵，拜托拜托……”

新华社消息 (图中两位就是随卫生厅干部到峨边医院考察的成都医疗器械厂  杨××同志 袁××同志  )

手提式制氧器__作为四川省科技成果之一，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展览馆展出。图为当年的展览图版面。

峨边县医院研制成功手提式制氧器的消息在报刊上出现，惊动了县委。童高祥书记让医院安排老彭给县委常委们作一次专题汇报，说明一下怎么突然冐出来一个科研成果。老彭那天汇报回来一脸喜色，他说：“县里的领导虽都是政工干部，缺乏科学素养，但对科学技术其实也感兴趣。”

更令人鼓舞的是手提式制氧器1972年被省里认定为四川重要科技成果之一，让峨边医院按规定尺寸制作一个展览版面，送四川卫生厅，然后与省里其它成果的展版一起送北京，供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成果展馆展出。四川卫生厅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后来特意来电话告诉峨边县医院，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期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参观了展览馆，在手提式制氧器展版前，仔细观看，然后微笑着与陪同人员交谈，显然是在称赞。

1974年，专门负责海外宣传的《中国新闻》第7237期也刊载了峨边县医院研制手提式制氧器成功的消息。我们当时很感慨：我们只是几位小凉山最底层的医生，我们为山区百姓奉献的爱心与热情，即使化作一股小小的美丽清泉，注入山涧，汇入小河，流向大渡河……啊，距大海还好远好远，如今制氧器的消息竟传到了海外，让人惊喜中也有一丝疑惑。

有趣的是，仿佛有神在的安排，这时，我们收到了同班同学兼好友陈代康医生的信。打开信一看，是赠给我们的诗——

山   泉   吟

陈  代  康

（川医56级61届毕业生）

溪涧清冽，抱志远去；昼夜无舍，长流不息。

千里之行，意在万倾。感其坚毅，抒其至诚。

作山泉吟，馈赠友人。

十年春秋十年波，峰回路转任折磨。

滩浅易碎浮云影，山深难掩映月沱；

急澜頻推支流少，磐礁阻截浪花多。

何愁无期东到海，一路坎坷一路歌。

★陈代康同学，门门功课全优，才华横溢，记忆力更是超群。当年他和妻子也被“下放”到基层医院，工作和生活在狭仄的山谷下湍急的涧水旁.我想，他的《山泉吟》也是赠给自己,赠给毕业后分配到山区工作的所有同学的一首意蕴悲壮的歌。

是的，人生如流水，有时，平静地流淌，无风也无浪;有时，水急滩又险，波涛哗哗响，那是在为挫折哭泣?还是在为成功歌唱?“一路坎坷一路歌”，是一种人生境界，彰显着“爱”的力量。

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成天与病魔战斗,病人治愈后的笑脸,就是生活给我们的奖赏.但制氧器研制的成功,让我们体会到“创新”的喜悦,这是一种不曾体会过的情感,它犹如一股暖流,驱散了我们基层医生心中自卑的寒霜。

1975年的某一天，老彭回家，板着面孔，情绪低落。他说：一个两岁的男孩，消化不良，腹泻十多次，严重脱水，需要紧急补液。静脉穿刺成功，5%葡萄糖生理盐水已挂上，但因微循环衰竭，液体滴得很慢，一分钟才十几滴，眼看病儿快不行了，老彭叫护士跑步去拿手术包，他准备給孩子做静脉切开术，置入导管，让液体快速进入孩子身体。但是，护士还未回来，孩子已经停止了心跳和呼吸……

我们已多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对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喊，已经习惯，因此也不再伤感。但是，作为一个医生，对患者的生死，总会有个理性判断：孩子不该死啊!如果早到医院半小时，一定能救活!山里的孩子咋就该这样苦命?怪谁呢?怪家长无知?怪山高路长?

在严重脱水，微循环障碍，需紧急补液，又补不了的情况下，有没有比静脉切开插管输液更快捷的办法呢?那晚，我突然想起，在某篇文献中，那位作者提到过法国医生曾在临床上用锁骨下静脉来输液。老彭一下子兴奋得提高了嗓门：“对呀，法国人用锁骨下静脉输液，我们为什么不用?”但是，锁骨下静脉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弄?不懂!在城市的医院里，我们没见过直接穿刺锁骨下静脉输液，只知道危重病人可通过锁骨下静脉插管输高营养物质，因为此处血流量大，离心脏近，可避免输入物质对血管壁的刺激或损害。但锁骨下静脉置管是一项专门技术，有专用工具。”探索”与”创新”的冲动在我们心中飚升.我们把多年不摸的《人体解剖学》找出来复习.原来锁骨下静脉，成人有手指粗，小孩也有筷子粗，而且管壁与四周组织粘连，脱水时也不会瘪陷。穿刺的危险是误伤胸膜和肺，再者是严重脱水时，静脉压可能呈负压，穿刺针如与空气相通可能吸入空气，在血流中形成气泡(空气栓子)全身跑，十分危险。我们想，调整好体位，通过练习，精准穿刺，可以办到;固定针头后，防止病人躁动，也做得到。老彭先在一具小儿尸体上做试穿，竟一次就成功。于是，我们决定把这项技术投入临床使用，效果立现，好几个严重脱水濒死的患儿都救活了。

有天老彭回家，情绪很好。他给我讲述了刚才病房发生的事：乐山卫校的罗老师与他正带学生查房，又来一个三岁男孩严重脱水，濒临死亡。四肢的血管几乎看不见。护士努力拍打手背，隐约看见一条小血管影，她用头皮针头扎下，竟然穿刺成功，液体输上了，大家松了口气。但马上发现，莫非氏管的液体，几秒钟才一滴，太慢了。老彭让护士马上拿9号粗针头来，罗老师吃惊地问道，粗针头?血管都看不见，往哪穿刺啊?卫校的学生们个个都兴奋起来。他们的老师都不知道的事情，会是什么呢?老彭把枕头塞在患儿右肩下，撕开他的衣服，让右肩显露，然后用碘酒，酒精消毒锁骨周围的皮肤……罗老师一下子明白了，他问道，直接用锁骨下静脉输液?有危险啊!老彭微笑着说，这是被逼出来的急救法!然后用护士拿来的连着输液器的9号针头，穿刺患儿的右锁骨下静脉，一次成功，罗老师和学生们赞叹不已,议论开来，他们说，相信全国90%的医院都没有开展这样的输液技术。老彭告诉护士，手背的输液保留，全身循环改善后，拔掉锁骨下静脉这条输液通道。

探索的脚步常常会走出新路，好奇的目光可能发现新的大门。我们既然掌握了穿刺锁骨下静脉输液技术，为什么不去解决锁骨下静脉置管的问题呢?听说大医院有专用器具，我们没见过，可不可以“土法上马”自己解决呢?

问题的核心是要在放置硅胶管时空气不能被吸入血管。我们想，做一个Y型三通接头，一头与注射器乳头相连，一头与针头相接，另一头用胶塞封住，在穿刺静脉成功后，把注射器里的生理盐水推入静脉，此时拔掉胶塞，有生理盐水漏出，保证空气不会进入，在无菌襙作下，把细硅胶管从冒水口插入，让硅胶管顺针头的内孔滑入针管进入血管，到适当长度，拔出金属针头，硅胶管就置入静脉……我们找峨边农机厂手艺最好的郭师傅，按我们的构思，做了个“Y型三通接头”，消毒后，先給需要天输液的一个老人作了的肘部静脉置管，十分顺利。这时，外科收了一个大面积烧伤患儿，无法输液，转院途中就会死。医院的同事刚知道我们用Y型三通做静脉置管成功，就请老彭去为患儿做锁骨下静脉置管术。这个大面积烧伤病儿转到省医院，省院医生大为惊讶，山区转来的患儿，竟靠锁骨下静脉置管来供给液体维持了生命送到成都……

关于手提式制氧器成功后，《中华医学杂志》主动发了消息，这次是我们主动投稿，向医学界报告了我们应用Y型三通接头作锁骨下静脉置管的技术。

后来，我们还研发一种输液加速器——当年急救时，医护人员常手抹凡士林去捋橡胶输液管加速输液，我们设计了一种手摇装置，替代捋输液管的动作。

输液加速器

1978年，中国大地春暖花开。在那一年，我们家的彭子京分别获得峨边县、乐山地区先进人物称号。有天县里开大会，让先进人物挂大红花，先在东方红大街走过，接受群众的鼓掌与欢呼。事后，我问他：“这次你又被安排游街一次，和上次游街有什么不同感受?”他挤眼做怪相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扮演牛鬼蛇神莫怄气，当上英雄模范别得意。

1978年，在四川科技大会上，手提式制氧器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彭子京获四川省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老彭说，在省科学大会期间，紫阳书记作报告那天他正好坐前几排，所以能十分清楚地感受这位政治家的风采。此外，在科技成果展上，他还为省军区司令员谢正荣将军及省卫生厅长潘阳泰同志表演过用手提式制氧器制氧。

1978年，母校——四川医学院，向我们张开了她温暖的怀抱，我们为小凉山奉献了青春，人到中年，能回母校，是何等的荣幸。我们衷心感谢直接、间接帮助过我们调回母校的老师、朋友、同学，感激校领导、校人事处老师们对我们的賞识。

1978年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我们很珍视——儿子从北京来峨边探亲，知道我们要回母校了，特意以峨边县城，群山及大渡河为背景，拍了一张全家幅。

再见了，峨边!    —— 调回成都前的全家合影

1978年9月初，我们夫妇回到华西坝，见到钟楼，激起我们心底的波澜。钟楼下月池旁的路上，留下过我们青春的足迹;银杏树四周也曾飘散过我们爱情花儿的芬芳。回到母校，我们难以描述心中的喜悦，对未来的生活与事业满怀希望。

当年，要从山区基层医院调回成都，特别是川医这样的大学，十分十分艰难。我们能回母校，有老师、朋友的鼓励和帮助—-对此我们永远感激，但基本前提是老彭必须改行从事教学电影工作。也就是说，学校是为负责摄影、绘图、模型、电影制作的教辅单位——教具室，调入了一个有医学背境的技术人员。老彭挚爱临床医生职业，改行，当然是一项痛苦抉择，但回母校太令人向往，太重要了。他毅然放弃了“临床医生”这个社会角色，朝新专业之路迈开了坚实步伐。从此，华西坝上，多了一位秃头的中年男子，扛着电影摄影机进出病房，手术室……他一脸阳光，干起活来，劲头十足。但是，每当与留在学校都已经是专家教授的同学相遇，心中常很自卑。大学是个讲究学术地位和等级的地方，我们在临床医学岗位努力工作17年，成绩突出，可连个中级技术职称都没有。有次他给我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天他去拍摄黎培毅教授主刀做腹膜外经阴道子宫切除手术。这项手术难度很大。老彭的手在找操作摄影机，心却回归到了临床医学。黎教授手术技艺精湛，老彭看得来如痴如醉，当宫底最后与腹膜完美剥离时，他情不自禁赞美道：“黎老师，你做得太漂亮了!”在场的麻醉师突然疑惑地问道：“嘢，这位照像师傅似乎还懂那么一点点医学呀?”黎教授说：“他是位拿着摄影机的医生，岂止才懂一点点医学……”

是的，老彭在医生群体中，他是位专业摄影师;在影视制作人员中，他是位专业医生。站在两个专业领域交叉处，两边的专业人士对他的专业资格都难以认同。对此，老彭心里也有点郁闷。他左顾右盼，不知“路在何方?”，“情归何处”?

时代在前进，教育传播理论的许多新观念逐渐被接受，被重视，卫生部成立了电化教育的主管部门，标志着“电化教育”(国外叫“教育技术学”)这个新兴专业的确立。1979年，川医“教具室”改名为“电教科”，1985年“四川医学院”改名为“华西医科大学”，以曹泽毅校长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对电教工作格外重视，把电教科升为副处级，名称改为“医学视听教育中心”，调来内科、儿科、妇产科医生、外语老师及工程技术人才加强华西电教队伍。此时，用世界银行代款购置的先进的电视制作设备也投入使用。川医教具室原本就人才济济，医学摄影，绘图，模型在国内医药院校中排名前列。老彭电影拍摄制作技术的入门老师王通若、王锡林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拍摄制作出第一部教学电影《正常分娩》。现在，华西视听中心又陡增医学、工程技术、外语人才及先进设备，如虎添翼，华西电教工作在大家齐心努下，凭借实力，不断推出新成果，获若干省部级大奖。1986年，华西校领导决定建立“华西教育电视台”。这项举措，在全国高校中是创举，华西医大的领导班子的现代意识令人敬佩。视听中心主任陈鸣教授执意要老彭去任电视台台长，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而且与医学又拉开了距离。但他还是服从了陈鸣的安排。面对创新，他有热情。

我与老彭一起回母校，与他相比较，我的工作历程却比较平顺。我先在病理生理教研室和基础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调入附四院内科当医生，一直干到退休。大约1987年，华西校友合唱团团长刘开政教授听说我在大学时代也算是华西坝上的名歌手之一，专程来我家拜访，邀我参加合唱团。但那时我健康已有问题，婉拒了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前辈的邀请。我生活低调但很快乐，附四院的同事都对我很关爱，不像老彭在专业之路上总遇到那么多曲折与挑战。当然，也没有他那么多意外和惊喜。

有次一起聊天，我对老彭说：“我们临床医生要写篇文章发表，有的要花几年功夫，得个奖更难。你们电教中心拍几部片子一年几个奖，我们搞临床的人好羡慕……你说说，哪个奖在你心中最有份量?”老彭说：“《当心你的婴儿是潜在的跛子》——1984年获中国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央卫生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颁发的全国优秀卫生科教片奖，这在全国一百多个医药高等院校中，川医是唯一的获奖者。”他讲起这部作品的诞生经过，颇为得意。原来，这个得奖的黑白16毫米电影作品，实际上是个“私生子”。它既不是教学片，也不是电教科计划中的题材，那是老彭在拍摄教学片《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治疗和预防》时，从小儿外科专家彭明惺教授那里学到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新知识：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婴儿期就可诊断，治疗简单，如等孩子长大出现跛行才发现，治疗麻烦，患儿也痛苦。另外，家长总是把婴儿裹成圆筒状抱着，这是中国民间传统，但这样裹孩子会使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发病机率更高——这些专科知识，普通儿科医生可能都不知道，老百姓当然更不知道哦!剪辑完教学片后，绸布片兜里，有剪辑剩下的许多影片，其中有重复拍的如何检查发现婴儿可能有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镜头，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用这些即将废掉电影片断，组接成一部科普片，让老百姓知道如何在婴儿出生时发现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线索，不要等孩子会走时发现跛行才去找医生。另外，让大家别把婴儿裹成筒状，让孩子双胯活动自由，更有利健康成长。可是，片兜里剩下的电影镜头，不够表现那么多内容啊!于是，他把小儿外科主任胡廷泽教授讲课的镜头作主线，插入相应的画面，组接成一部九分半钟的无声黑白电影科教片，他用心写好分镜头剧本，连一小盘电影片，加上他说明创作动机的信，寄给了中央电视台。这部不到10分钟的黑白电影如果能播出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哪能想到能获大奖!此节目播出后不久，彭明惺教授欣喜地告诉老彭说，北医的同行来电话说，有天上门诊，有四个家长带孩子来看病，问他们孩子怎么啦?他们说来看看孩子是否是“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北医的医生大为震惊，家长怎么说出这么专业的病名来?一问才知是昨晚看了中央台的节目，学着給孩子做检查，发现有点可疑，才来北医看病的。结果更让北医的医生吃惊：四个婴儿中，有三个真是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患儿。医生叮瞩让他们回家别裹着包孩子，胯下尿布多塞点，让大腿分开点……北医小儿外科门诊的这个小插曲，传到科里，科领导安排人从中央台借了这个节目回科里大家看看……

获得大奖这件事表明，站在不同专业、学科的交叉领域的人，不必苦恼，只要有创新思维，就可取得成就。在后来的日子里，老彭担任了中华医学会教育技术学分会常委;全国《医学视听教育》杂志副主编。让老彭开心的事还有：卫生部科教司在白戴河举办医学教学电视编导学习班，他是讲课老师;全国医学电视教学片评审，他是评委;他参加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医学摄影》;他的《应用“卡片·作图法”进行创作构思》获卫生部学术论文一等奖;80年代末，卫生部科教司还点名让他去北京担任一部电视专题片的编导，有趣的是，这次他竟获得与卫生部长陈敏章交谈的机会。

难忘的会见   1989   北京 

黑白电影科教片获大奖   央视教育台来信

1994年，中央教育电视台还主动来信，征求他对大众健康教育节目的意见。再次体现了拥有交叉学科知识和技术的人的社会价值。

八十年代初，川医电教科摄影人员航拍华西坝上机前留影

老照片中，忽现一群人在一架“安-24”飞机前的合影。老彭说，这是80年代初，电教科电影组和电视组航拍华西坝，登机前的合影。有航拍镜头的校景电影片后来由校史馆保存。

从老彭那里，我看到电教工作的多样性。有次我问他;“你成天忙这忙那，你说说，哪样工作最开心?是拿着摄影机当摄影师拍电影?还是拍教学电视你当导演?”他不假思索立刻回答说：“当老师，給大学生讲课最开心!可惜机会不多……”我知道，华西医大公共卫生学院曾让他给学生开过“健康教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也喜欢学生。另外，法医系让他给一个法医进修班讲“法医学摄影”，学员都是公安人员，听他讲案发现场尸体拍摄，锐器伤，钝器伤，组织间桥的拍摄，学员中有人当场惊呼：“老师，你当过法医呀?怎么可能讲得如此生动具体?”后来，法医系的陈国弟教授让老彭编写了一本讲义《法医学摄影》，陈教授说，这是国内第一本法医摄影教材。

师生相逢在校园 

犹如天气有晴有阴，回校后我们心理的天空并不总是阳光明媚，有一块乌云罩在心头挥之不去，那就是我们不会英语。世界银行貸款为视听中心购置的电视制作设备附带条款中，有一笔费用是供视听中心副高以上技术职称人员出国学习考察的，但必须英语强化班成绩合格才可出国。我们在大学学俄语，在山区工作17年，俄语也早忘完了，更无可能在山区学英语。回母校后，老彭自学一点点英语，厚着脸皮去考“英语强化班”两次都因入学水平不达标未被录取。他平时工作忙，需要脱产学英语，可英语太差，进不了强化班，也就不能脱产学英语，这是个解不开的死结。彷佛有神在安排，有天他在校园遇见外语教研室的老前辈朱琳教授。过去与朱老并无任何交集，老彭礼貌性地向老太太行礼后，就准备继续往前走。不料朱教授站住对他说：“小彭呀，我听到过关于你在山区当医生的故事，不容易哦!你今年该有50多岁了吧?快进英语强化班学习啊……”老彭把自己的困境说給老人家听后，她说：“这次是我和Martha主持强化班，你找人給这个美国老师说说你的情况……照顾一下。当然，入学考试还是要考考的……”真遇见贵人了!入学考试那天，Martha问了老彭几个简单问题，然后让老彭听一分钟英语录音并翻译成中文。老彭诚实地回答道：“我只听懂一个单词：America-—美国。”Martha与朱教授相视而笑。监考的教务处长张存泓教授，是我们的内科老师，他也宽厚地笑了。三位老师一起高抬贵手，老彭终于进了强化班学英语。

但是，恶梦开始了。强化班一期10个学生(讲师或副教授)，除老彭外，其他9位都能读英文文献，都能听能说英语，只是不熟练而已，所以叫“强化班”。老师上课全用英文。Martha讲个笑话，大家都笑，老彭根本没听懂，只好跟着笑。我认识他三十多年，从未见过他情绪如此低落，脸上那总是快乐、友善、自信的表情，现在变成阴郁而自卑。我知道，从中学到大学，他成绩优异，大学期间，他的试卷还参加过教学成果展。他曾对简单问题都弄错的同学很不理解。现在，他自己变成“瘟猪仔”，心里好难过。三个月的强化班结束，同学的成绩都是A+、A、B+、B 只有他的成绩是C,这是不及格啊!  Ma rtha找他单独谈话，说他是全班进步最大最快的一个。这个美丽、善良的美国老师难道也会中国式恭维?或者这是真诚的鼓励、安慰?老彭只好笑笑表示感谢

正这个时候，卫生部指定要老彭去北京拍片。完成这项任务后，老彭对英语考试失败不甘心，向陈鸣主任申请再读一次英语强化班。陈主任犹豫了一下，心软了，同意再上一次，但强调，这是最后一次。OK，老彭整天学英语，十分努力， 结业成绩B+，合格了。

老彭后来回忆说，第一次出国，彷佛在做梦，从北京——上海，再直飞加拿大……途经日本上空，看见海岛上一片灯火，这会儿自已才相信真的出国了……

1991年2月赴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访学之旅，对老彭来说是重要的人生经历。在与约克大学教育技术中心(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Center)的员工相处中，不仅可以了解西方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而且还亲自体验了宗教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巨大影响。幸运的是，对他十分友好的中心主任Dr.Patrick Pow是来自香港的华人，谈到艰深问题，他们就用普通话交流。

回忆起在加拿大那三个月，老彭感恩各位华西校友(包括在华西坝长大的杨振华教授的公子杨光理先生)对他的关照和帮助;感谢陈志潜教授的弟弟，世界著名历史学家陈志让教授的教诲;感谢老华西苏维廉(William.W,Small)先生的关照和帮助;苏维廉先生还安排了老彭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文幼章(James.G.Edicott)先生的会见，获此殊荣，老彭感激不尽。

特别有趣的是，在约克大学期间，老彭还在一部音乐片中还扮演东方圣人Wiseman 向诞生在马槽中的耶稣献礼，此片后来在北美各国上映。

1991年5月，老彭顺利结束了在加拿大的访学任务飞回北京，中华医学音像出版社社长薛建阁(原卫生部科教司干部)女士请他吃饭时告诉他，陈鸣教授将调华西医学院任副院长，老彭从中心副主任晋升为视听中心主任。这个消息华西无人向他透露半点风声，让老彭惊讶不已。

在华西医大医学视听教育中心主任的岗位上，老彭并不开心。他也许算是个业务高手，但在领导岗位，面对复杂的人事关系，他做不到左右逢源。但他兢兢业业，尽力了。1997年退休时，他没有失落感，没有苦恼，他——笑了!

我先退休一年，现在老伴也退了，我们共同的退休生活才真正开始了。

回忆过去，是退休老人的天性。我们常想起年轻时在小凉山区大渡河畔的岁月，没忘记峨边彝汉山民纯朴的笑脸。在我们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挂着在峨边当医生时的照片。当然，我们更没忘记在我们调回母校过程中，直接间接帮助过我们的老师和朋友;让我们特别感到幸福的是，回到母校后，老师、同学、同事对我们十分关照友爱，不少新相识很快成了好朋友。有次在与朋友们闲谈时，老彭感叹自己对临床医学的新进展很无知，露出了十分自卑的表情。在场的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兼诗人何生教授说：“彭兄，你不应该自卑。你与豁大姐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我要为你们写一首诗……”2011年，在我们的金婚纪念日，我们收到了何生教授的大作：《金 秋——贺彭子京豁剑秋伉俪金婚》，我们好感动，真是感激不尽，一定是受到了上帝的恩宠，才获得如此荣幸。

让我们欣慰的是，校领导对我们不仅是上下级之间的基本信任，还有关爱与尊重。老彭告诉我，有天学校开大会，散会后碰巧与曹泽毅校长走在一起。这位著名妇科专家，我们的老师，老彭向来是很尊敬，见到他总是毕恭毕敬。这天并肩而行，老彭赶紧放慢脚步，让校长走前面，不料曹校长也放慢步子，并把右臂搭在老彭肩上对老彭说：“你们电视台拍的介绍华西的专题片，我在卫生部会议上播放，反响热烈，部领导也給了极高评价，你们电视台为华西立了大功。”老领导马俊之的回忆录出版后，也签名赠给我们一本。老校长记得我们，令人感动，老彭立马给她老人家打电话表示感谢。不料两天后，马校长就安排刘报辉副校长夫妇作陪，邀我们夫妇去她家小聚，并亲手包山西莜麦面饺子给我们吃，那天我们夫妇还有幸现场观看了马校长给人题字，老人家运笔流畅豪迈，婉如她的性格。老彭说，校领导中，与陈钟光书记接触机会不多，但每次与他相遇，陈书记总是笑容可掬，常常主动給下级握手。老彭回忆说，八十年代末的一天，办公室通知他到陈书记那里去一下。这是从未有的情况，老彭心里忐忑不安。进了书记办公室，陈书记一脸亲切的笑容，先让老彭坐下，还起身亲自给老彭泡茶。闲聊了一会，才开始了解些电视台的情况。原来有人在敏感问题上对电视台说三道四。老彭说明情况后，陈书记宽厚地笑了，让老彭别放在心上。陈书记，一个有着成熟政治智慧的党务工作者的形象，在老彭面面前散发出温暖的光芒……

或许是华西教育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在老彭心中太浓，他从视听教育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他的心中还有为大众健康教育做点工作的愿望。可是，他已经不可能再去制作卫生科教电视片;也无资格到什么健康讲座上去发言。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俩来写一本医学“科普•人文”类型的书吧，把想说的话分若干题目来写，再把过去发表在报上的科普文章收集起来分类排列……我当然支持他的这个创意。于是，他开始行动，退休后的美妙境界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写作中不时也听听我的意见，与我讨论……经过几乎一年的努力，2005年书稿终于完成。在书的作者自序中，我们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顾才疏学浅，把自己近年研习的心得，结合过去的临床经验、感悟，拟出若干题目写了下来。这些文章，内涵彼此呼应，但又独立成篇，再加上我们早年写的医学小品、散文共六十六篇文章，按类别共分为六个单元，以《健康在于选择》为总题，结集成书，献给读者。限于学识、经验的不足，书中定有不少缺点错误，尚祈读者、医界同仁及前辈不吝指正。健康在于选择，读书也要选择。当您选中这本小书并开卷阅读之时，但愿您能感受到作者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笔时的真挚情怀……

但是，书稿完成后我们的松快情绪很快转变成失落与苦恼。出版社审看书稿后表示：书稿很好，但全是谈观念，老百姓需要的是我那有病了咋个办。这种书卖不脱，现在搞经济核算，自费出版没问题，书，写得不错……

老彭回家气恼地说：“我们当医生时，每月工资才51.5元人民币;现在医生挣钱多了，我们又不当医生，还退了休。买房都没钱，拿几万元去出版书?疯了么?”我说：“不出版就算了，你别那么理想主义了，比你强得多的那么多医学专家也没都写书嘛!”他沉默了。

有一天老彭突然说：“把书稿寄给何社长，听听他的意见如何?”我有点吃惊：“寄到台湾去?……”

何社长——何永庆先生，台湾自然疗法杂志社社长，国际知名中华自然医学专家。我们夫妇都是川医61届毕业生，纯粹的西医，老彭还改行搞了医学视听教育，又退休了，还怎么可能结识台湾国际知名的自然医学专家?这是一个传奇故事，彷佛有神在安排，倘若不是亲历，真难以置信。

事情是这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华西精神科以向孟泽教授为首的专家对喜德汶川一带的羌族、藏族、傈僳族进行跨文化考察，川医电教科作为协作单位，在科长彭汉隆带领下，王通若、彭子京、李俊清也加入考察队，彭汉隆、李俊清负责拍电视;王通若、彭子京拍电影。此项科考项目成果非凡，不仅有科学论文，图片资料，还有电影电视片，获得省级大奖。老彭见识了少数民族古老的民间疗法，感到有很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他做了考察笔记，拍了照片，回来后写成一篇6-7千字配有照片的文章——《中国西南少数民地区民间疗见闻十则》。写完才发现，这种文章根本没地方发表，于是就放在家里，也捨不得扔掉。十多年后(2001年)，一个偶然机会老彭看见一位商界人士手上拿了一本《自然疗法》第116期，借来一看，繁体字，是台湾出版的，上面有个栏目“民俗疗法”，老彭赶紧记下地址和主编姓名，第二天把放置多年的那篇文章寄了出去。没想到，一个月后，我们收到《自然疗法》第117期，上面就有老彭的文章。老彭说：“怎么这样快就发表了?”令人不解。2002年5月的一天，《自然疗法》杂志社社长何永庆到北京开会结束，电话联系我们，他要专程来成都拜访我们。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在交谈中才知道，老彭把文稿寄到台北的杂志社后，碰巧那天杂志发行人，台湾中华自然疗法的领军人陈紬艺老先生来杂志社视察，看到老彭的文章很惊讶，指示何社长立刻发表。陈老对何社长说：“华西是有名的西医大学，这个彭教授能从历史文化角度看民俗疗法不简单。你下次到大陆，去成都拜会一下彭教授。”何社长为人谦和，学富五车，与我们一见如故，很是投缘，遂成好友。从此我们与自然医学结缘。

何社长知道我们完成了一本医学“科普·人文”的书搞后，他表示想尽快读到。我们用电子邮件把书稿发给了他。不几天，他来电说，立刻在台湾出版，他亲自写推荐序，另外还请台湾知名学者林佳谷教授也写个推荐序，2006年6月《健康在于选择—健康问题新视角》繁体字版，海外发行。我们收到样书后，也寄给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盼能国内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辑部删掉约3万多字后，把书名改为《健康新视角》正式出版了在国内发行的简体字版。

如果把承载著我们对祖国对人民深爱的这本书比喻成一杯酒，那它是我们多年临床实践的经验，加上与底层百姓交往中获得的认知，在华西医学人文传统精神的催化下才酿造出来的，自然会有一种特殊的芬芳。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这本书像有某种魔力，能让我们两个从小凉山基层医院当医生起步的华西学子，退休之后，竟有机会出席国际会议……

2007年，我们被美国民间学术机构美国自然医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聘为荣誉院士，2009年，受院长Dr. Henry Woo邀请访问美国。2012年4月我们夫妇应邀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2012世界中华自然医学高峰论坛” 和 “美国自然医学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高峰会议”。

“喂!豁医生，你看，这个……”老伴从书房走出来朝我大声喊，把我从回忆中惊醒，只见他笑嘻嘻朝我走来，手里提个大画框。原来他找出了多年前家里挂过的我的彝装大照片。不知咋的，我突然想到，1977年去大堡巡回医疗，遇到一个临产的中年彝族女人，表情痛苦。她那一脸苍桑的男人告诉我，这是他们夫妇第5个孩子，前4个都是生下来就死了，求求医生，一定要这第5个孩子活下来。我不熟悉产科，但区医院没妇产科医生，虽然心里好紧张，但只有硬上。胎儿出来了。但没有哭声，那个彝族男子在一旁流泪。我一看脐带绕颈，迅速把脐带松开，用嘴吸出胎儿口中的羊水，然后口对口人工呼吸……哇—哇---孩子活了!两个彝胞泪流满面但笑了——这几十年前的往事，脑海中的画面，像我的彝装照一样清晰，让人感慨不已。我让老伴用手机拍一张我这个88岁的老太婆与自己50多年前的彝装照合个影。

这时，我心里响起一首歌：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 

……………… 

【注】 华山牌135相机属低档像机，不能自动对焦，目测拍摄物体几米，就把相机的刻度调几米。最近距离1▪5米，拍个半身照可以，但要拍一朵花的特写则不可能。彭医生给相机镜头加个凸透镜，把毛玻璃放在底片位置，移动相机，发现拍摄目标物图像清晰后，记下相机后背与目标物的距离比一支筷子长，比两支短。他在筷子上做上记号，用橡皮筋把两根筷子捆一起。把一个筷子头固定在门扣一个活页面上。拍摄时，把活页另一面插在皮套和相机后背间，筷子就指向镜头前方。按记号调好筷子长度，比如说要拍病人耳朵的创口特写，先让远端的筷子尖轻触耳部，然后摄影师右拇指压下有筷子头的活页，筷子立刻上翘，脱离相机视野，同时用食指按下快门，底片上就留下清析的耳部创伤特写画面。如此“土”得掉渣的技术创新，后来曾发表在《大众摄影》上。

2024年8月    初稿 

2024年10月  定稿 

(全文完) 

文字编辑：彻了

预览审阅：风铃

责任编辑：柳塘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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