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一个小“耍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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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耍客”在自贡方言里的含义就是“贪玩”、“不务正业”的意思。我小时候就是这一类人。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贪玩儿的主儿。

1945年9月8日，在燃放抗日战争胜利的鞭炮声中，我来到这个民不聊生的世界。国共内战随之而起，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我的降生，给这个屡遭不幸的家庭，带来一丝慰藉。父母希望我好好读书——父亲读过一点书，但他因工作忙，要挣钱养家，来不及管我的学习。母亲是目不识丁，想管却无能为力，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扫盲”运动中还是没有“脱盲”。

解放前，川南一带有四岁四个月就送小孩子上学发蒙的传统。我正是在4岁4个月零4天时，被送到家对面的“川主庙”旁的私立小学发蒙。记得大我几岁的堂兄坤明五哥同我一起上的学。但我却是懵里懵懂的，一问三不知。印象最深的只有一幕：老师教算术，把我叫到黑板前，让写阿拉伯数字1、2、3、4，竟然一个也不会写！后来还是五哥帮忙解了围，当时的狼狈，刻骨铭心！

这次上学不知是如何终止的，已经毫无印象。大概是1949年底，刘邓大军进入四川，自贡和平解放，社会有过一段动荡，工人们失业陡增，百姓生活艰难。父亲在失业的苦闷之中，差一点和一些亲戚朋友下乡分田地当农民，好在母亲坚决反对，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否则，我也读不起书了！

好在这段时间不长，父亲又有了工作，没有陷于绝境。

1952年的秋季，我即将满七岁，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亲将我送到离家二里地远的燕子山小学读书。

这是一所办学时间不长，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小学，只有初小，4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1个班，每个班40-50个孩子，农村城市的都有。

学校环境不错。教室的光线似不很理想。学校所在这个院子有围墙，有一片小树林，有当年少见的“洋式房子”，砖瓦式的三层的楼房；有天井、花园，绿树成荫，花草盈盈；有紫荆花、银杏树、皂角树、塔柏，几株高大的黄桷兰（学名白兰花）在夏天开花，香气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同学间的年龄相差较大，个别同学的年龄可能要大我们一倍。一个班里有兄弟姐妹一道念书的，甚至还有一家姓宋的城里人，三姐妹同班！如焦俊华学姐，陈富明和张荣华等农村同学，应该有12岁上下了吧？

学校建立历史不长，师资队伍参差不齐，少有科班出身，水平高的不多，社会背景和经历复杂。有个名叫田永达的中年老师，教音乐，记得教我们“八月桂花遍地开“。但没有过多久，田老师不见了，听说是当过国民党兵，有历史问题，被抓走了。

校长陈旭初在我五年级时突然消失了，后来才听说他调到石板田小学当老师去了。那是一个更远的农村小学。原来，他成了“右派”，犯了错误。

陈校长有些“凶“。那时候，各种商品短缺，连水烟烟丝也不好买，许多小孩子天不亮就起床，上街排队为父母亲买烟丝，每次排队买一包，5分钱，买完又返身回来排队，直到卖完为止。我们因为睡眠不足，上课时打瞌睡。陈校长发现后，就将黑板刷子扔过来，吓得我们魂飞魄散，从瞌睡中醒来！

教过我们算数的张仲良老师人不错，从不对学生发脾气，我们喜欢她。她的先生是语文老师，叫王旦平，也教过我们。但后来是殷宝成老师和周启秀老师教语文。

这个殷老师，教毛主席诗词“念奴娇 昆仑”时，把“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中，将“搅”字教成“揽”字，成了“揽得周天寒彻”（当时都是繁体字，还没有简化字）！这个错误到了我上初中才得以纠正……

由于没有名师指点，仅仅满足于及格与不留级，读书不多，基础不厚实，但玩得不亦乐乎。

小学生活期间，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爱国主义教育搞得热火朝天。英雄人物的事迹人所共知。我也订了一份“中国少年报”学习，力争长大后“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小学五年级上学期结束后，学校组织学生们到内江市参观沱江大桥，自愿参加。我报名了。后来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背着被盖卷，坐火车到了内江，住在内江市第八小学的教室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钢铁巨龙沱江大桥，内心激动不已。父亲告诉我，老家在内江椑木镇，有空回去看看。可是，我没有详细相关情况，哪里去找？没有能实现父亲的愿望，至今毫无头绪，看来今生是难以遂愿了！

我还是幸运的。以为在初小毕业后要到10余里远的石板田小学念高小时，学校意外地升级，开办了高小，成为“完小”。当然，初小升高小也需要毕业、升学考试，这无疑又淘汰了近半数的人，高小同学补充进来一些在轩辕石小学初小毕业的学生。待我即将读完小学，注定要到相距至少10里地外大山铺的剑南中学（第五中学）念初中时（入学考试也是在该校进行的），幸运女神再次降临——凉高山中学在1957年兴办了，这就减少了一大半的路程！

学校头一年招收的是初中生，第二年就招收了高中生（从其他学校转来）。

经过半数以上的淘汰率后，1958年秋，我顺利入读了第十中学（即后来的凉高山中学，现名江姐中学）。而燕子山小学翌年毕业的学生，仍然被分到大山铺的第五中学。

在小学的6年中，我的学习成绩一般，中等偏上水平。我也是不甚用功，非常贪玩。父母也无力、无暇监督与督促。母亲不识字，管不了；父亲读过些私塾，但因工作忙，没有时间和精力管我。寒暑假期间，老师布置的作业，由于贪玩，我往往都要在开学报名前才突击，包括写大字（练毛笔字）。有一年，我的寒假作业欠账太多，眼看就要来不及了，影响报名，住在紧邻的表嫂卢三姐，“见义勇为”，帮我写了很多篇大字！回想起来至今仍觉得好笑。

的确，我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不多，不很好学。我的课余时间大部花在玩耍和做家务事上。

先说玩儿。

（1）那时没有玩具可玩，我对玩弹弓打麻雀很有趣。那些年鸟雀种类多，麻雀、画眉、四喜、翠鸟、黄鹂（当地叫黄闷兜儿）、“马棒六”（一种白嘴黄羽长尾的鸟）等，尤其麻雀比比皆是。我有一回打下一只喜鹊，又在大舅娘家做客，让她直叫“哎呀，打不得啊，老表！”

（2）“除了打鸟，就是粘鸟。方法是，将桐油熬到一定火候，涂在绑定的三根筷子上，再将“土狗”（蝼蛄，也叫蝲蝲蛄），拴在三角倒立的桐油筷子上，等馋嘴的黄鹂和四喜之类鸟来啄食土狗时，将桐油筷子拖倒而把鸟粘住。

（3）用筛子诱捕麻雀是另一种方法。在家门口的平地上撒一些米，将一根竹篾或木头的细树枝儿撑住筛口，筛子上压一块适中的石块；再用细麻绳连上细棍，延伸到房门内，悄悄躲藏窥测。如果麻雀贪吃进入筛内，则猛地一拉麻绳，将猎物扣在其中。麻雀捉住之后，退毛、剖腹、去内脏，洗净后用盐腌上，数日以后，无论蒸、煮，味道都鲜美！有一年，许多小朋友在川主庙旁边的“黑娃”家（姓郑），享受了各种腌熏鸟肉的盛宴。郑家三兄弟，大哥叫郑太和，比我们大好几岁，“四喜”和黑娃与我们年纪相仿，常在一起玩。他们的弹弓打得比较准，许多鸟儿都在他们的手下毙命。他们的妈妈郑三娘好客，很喜欢小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来玩儿，她总是笑脸相迎。小时候，在他们家下过棋，打过牌，玩儿香烟盒等。

（4）另一种好玩儿的是捉知了。炎炎夏日，知了在树上叫得十分欢畅得意。那时的孩子们，喜欢用木棍儿缠上棉花，再蘸上熬制好的桐油，拴到长竹竿尖上，即可循知了的声音而粘它们。

（5）再有，就是捉笋子虫。暑假期间，我是一般在二姑妈的万家桥或大舅娘的叶家嘴（有时还有五舅和四舅娘家）度过的。农村的竹子多，有一种“笋子虫”，金黄色，壳硬，比屎壳郎细长，不咬人。这种昆虫有翅膀，能飞，折断其前面的两只长臂中的一只，用细竹签（或用刷把芊）插到断臂中，竹签的另一端连接到高粱秆做成的活动转车儿上，笋子虫就会飞，沿着高粱秆车车打转儿。在集市上曾见到有这种玩艺儿卖。此外，笋子虫还可以烤熟了吃，香着呢！

（6）解放初期，玩儿香烟盒的孩子比比皆是。把香烟盒（外包装）解开，成了长方形，再将两边向内各折1厘米左右，再纵向对折，最后再横向对折。这就做成了一张“烟平”。“烟平”的玩儿法有几种，主要有二。其一，参加者各人准备一块鞋底板（纳底的布鞋或塑胶底居多）的前掌，在一块平地上画一个圆圈扇打。限于篇幅，不拟赘述。

“烟平”的另一种玩儿法是“扯马股”。用一副扑克牌玩儿，每人每次分发5张牌，内中3张牌的总和可以拼成10点或20点。前者如1、4、5，2、3、5，1、3、6，4、4、2，等等；后者如9、9、2，5、6、9，等等。另两张牌点数的总和为10点半则最大，其中J、Q、K均为半点；11点或以上为“爆了”，算输。数人中以点大者为赢家，将对手的筹码收过来。

“烟平”也有贵贱之分：名贵牌子、老牌子则比一般的值价，有时一张名牌烟平，如老刀牌、骆驼牌、大前门等就比翡翠牌等低价烟值价得多，可一张换几张。烟平也成了商品。没有烟平，又想玩儿，就只好用钱买了。当然，价格并不是很高；高了，谁玩儿得起？

（7）养鸽子。我曾经在小学时期，与一些大一些的伙伴们养鸽子。买来一对雌雄各一的鸽子，将其翅膀缝扎起来，使之不能飞（怕它们飞回原东家），然后慢慢取消限制，逐渐适应新环境。当然，主要是买雏鸽，它们不认识老东家的家，不会逃回老鸽子的主人家。眼力差的被称为“菜鸽”，只配当菜吃。但眼力好，能在几百、上千里外飞回家的好鸽子，就非常昂贵，小孩子哪里买得起！鸽子的天敌是鹞鹰，它们会袭击鸽子，叼走而食之。

鸽子的消化力很强，以粮食为主，大米、小米、玉米、高粱和红薯粒等均可，每天至少能啄食半斤粮食。但1956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及粮食定量供应后，养鸽者们遭受沉重打击，不过，开头那两年还不是那么紧张，到附近的农民家，以略高于国家的价格就能够买到。到了“三年K难时期”，粮食短缺，养鸽者几乎绝迹了。

我的最后一对鸽子，经不住母亲的再三恳求，于1960年夏秋，宰杀给老爸补养身体了，说是鸽血和鸽肉（还有黄鳝）是大补。然而，父亲病入膏肓，并没有显现应有的效果，父亲还是于翌年的2月走了。

（8）钓鱼。我还没有上学，就在伙伴们的引导下，钓起鱼来了。家的周围牛滚凼（池塘，盐井上水牛洗澡休息的地方）和石坑比比皆是。海川井池塘里的鲫鱼特别多。邻居小哥王七哥拉上我去钓鱼，我买来鱼线鱼钩，他帮我用鸭毛翎子剪成浮子穿到鱼线上，再去砍来一根斑竹做鱼竿，就可以钓鱼了。我是啥也不会，连钩蚯蚓也不会。王七哥教我，浮子往下沉或朝上浮就是有鱼咬钩，把鱼竿拉起即可。果然，如此一来，黄澄澄的鱼儿就被钓起来了！（有关我钓鱼的更多内容，请阅读拙文《闲话钓鱼》，见2023年2月20日“永远的华西”公众号）

（9）捉迷藏。共和国建立之初，社会风清气正，百姓安居乐业，家家门户敞开，不似如今的大门紧闭，门对门也不认识、不来往。那时的小孩子们（无论男女）玩“捉猫猫”，满院子躲藏，从张家潜入李家，如入无人之境，畅通无阻，大人们从不干涉，习以为常。如今的孩子们，再也见不到、也不会理解那种环境与风气了！

（10）还有就是在过年前有“地牯牛”或者叫“地疯子”或“地拱牛”的竹制品卖（图1）：用麻索缠到“地牯牛”的中轴杆上，用一根竹片钻个小眼儿，麻索从小眼儿穿过，使劲一拽，平稳放到地上，它就会借力疯转，声音响亮、喜庆。这玩艺有点像“抽骆驼”，只不过不是由绳子拽，放到平整的地上，就会顺着一个方向急转，由于其主体上有一风门，产生出声音来。不过，“风门”大小应该恰到好处：大了，不容易响起来；小了，就容易压力太大，引起爆裂，“地牯牛”瞬间解体完蛋。可惜“地牯牛”这个“非遗”产品已经失传了！

“地牯牛”示意图

“地牯牛”销声匿迹已经有60年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3年困难时期”过去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它的踪迹了。

“地牯牛”的结构大体是（如上图）：一截长约8厘米、直径大概2寸的空心圆竹筒（一种当地常用作晾衣杆的名叫“硬头黄”的竹子，竹壁较厚），并在竹筒的上下两端用圆形木块粘牢、封闭再封蜡，一根长约8厘米的圆形竹棍（直径大小大约3-4毫米）从上下木块的圆心穿过，且使木块与竹棍和竹筒粘牢，不使漏气（除风门外）；管壁开一个长约2-3厘米、宽约3毫米左右的口子，作为“风门”；这一根长约15厘米的圆形竹棍垂直穿过竹筒，且“地牯牛”的上下端的竹棍长度大约分别为8厘米和1厘米左右。此外，要想在地面上放转动和放响“地牯牛”，必备的工具还有两样，就是一截1米左右的纳鞋底儿的细麻索，和一块长方形（宽约1厘米、长约10厘米）的、一圈圈有序地、自上而下缠在“地牯牛”上方的竹棍上，再将剩下的麻索一端穿过竹片的小孔，左手食指握“地牯牛”竹筒，拇指夹住竹片，右手握索，在离地面很近的距离，用力但保持平稳地拽起麻索，就如放陀螺那样，将“地牯牛”抛到地上旋转，就能放响。

（11）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生态环境良好，稻田里的泥鳅黄鳝比较多，小伙伴们会在稻田里循着黄鳝洞发现黄鳝和抠出黄鳝。我在这方面不灵光，只能跟着他们后面观看，但也能在夜间逮黄鳝。

夜间逮黄鳝也有意思极了。需要准备几样东西：火把照明（或电足的手电筒，三节电筒最好），竹篓及一个黄鳝夹子。夹黄鳝的夹子用楠竹制作: 3块楠竹制成锯齿状，两尺长左右，一边为两块，另一边为一块，嵌在那两块楠竹片之中，使其活动自如，犹如剪刀工作的原理。也可以用一把把儿比较长的剪刀，刀刃上缠上布（以免将黄鳝剪断），一旦发现黄鳝躺在稻田的泥地面上（它们往往夜里要出来乘凉或觅食），就用夹子夹住它，将其装进竹篓。那时候的黄鳝都是野生的，营养好，令人放心，不似目前市场上的，大多是人工养殖，加了许多抗生素和乱七八糟的饲料，叫人退避三舍。

（12）夜里捉青蛙也很刺激。

夏天的夜晚，青蛙（儿时青蛙都是野生的，很少有农药）要到稻田岸边歇息、鸣唱，用手电筒或火把照见它们，它们像被“定身法”定住一样，一动也不动。用一把篾刀或者砍柴刀或镰刀，轻轻地拍打一下，将其打晕，就收获“战利品”了。不过，那些年里，生态良好，青蛙多，蛇也多，弄不好也可能遭遇到蛇，甚至遭蛇咬，需要冒一定风险。暑假里，我总要到二姑妈的农村呆上一阵，钓鱼，钓（白天）青蛙或捉（晚上）青蛙是少不了的活动。

（13）夏天涨水的季节，家旁边的海川井池塘的水会漫出，鱼儿也随水沟游出。大人小孩们会穿蓑衣戴斗笠，提着箢篼在某一段拦截接鱼，能够抓到鱼和泥鳅，有的泥鳅个头不小。这个也很刺激。

此外，这条水沟里长满了野芹菜（水芹菜），我们常常割回家做菜炒着吃。

（14）每次上街购物时，我常常要到小人书出租店，花几分钱看上几本小人书，像“三国“、”水浒“之类题材的。

（15）听同伴讲故事，封神、三国、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和隋唐演义、薛刚反唐之类。家住西流井的周前炎和周前发哥儿俩最能讲，一是他家有许多的书，二是他们口才好，能说会道，口若悬河，讲起故事来很吸引人。

（16）养兔。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喂养兔子，家里长年有兔子肉吃。多的时候大大小小多达30只。每逢年节，那是必宰兔子吃的。兔子均由我割草喂养。兔子多数时候是放在屋子（卧室）里养。母兔经常下小崽，是母兔自己在我家的床下打洞做窝，将小兔崽产到洞里。当时的地面是泥地，打洞很容易。我经常钻到床下寻找洞穴，将新生的小兔崽掏出，放入笸箩或提兜里，再盖上棉絮块儿。每日一般早晚两次抓住母兔给小兔崽精心喂奶。小兔崽7天左右就能睁眼，慢慢儿地就会吃嫩草和菜叶了。母兔一窝通常产3—8只，40天即可产一窝。有时，在主人的毫不知情间，母兔产的幼崽长起来，从洞中爬出来，给人以惊喜。我养兔子大概有10年的时间。50年代后期渐渐少了，养的兔子全是自家宰了吃，特别是有客人来时。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62年，我把家里养的最后一只白母兔拿到大安菜市场卖掉了，记得是2.2元钱一斤，卖了10元钱。

（17）喂羊。除了喂养兔子，我家还养过黑色的山羊，与大姑妈结伴买的，各家一只。记得那时一只小山羊卖价是3元多钱，较大一些的，可卖到3.8元钱，重量大约有10斤。那年月，周围空地不少，养羊一般是在其脖子上拴一根绳子，在绳子的另一端系上一个上粗下细的铁片或铁棍，插入地里，使羊的活动范围得到控制，不要损害农民的农作物。

自贡一带的羊怕雨，当天气骤变，很快就要下雨的时候，羊会在野外咩咩大叫，呼唤主人快快牵它回家。故此，自贡有一句俗话，叫做“你是羊子变的吗？”意指你胆小怕雨淋。我们养的是一只母羊，等羊长大后，还拉去配种（大概是五角钱）。后来我们的母羊产了两只小羊羔，大姑妈的母羊产了一只。我们只养过这一次羊。

（18）打扬尘。当年的四川家庭，每到腊月，农历新年到来之前，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欢度春节。“打扬尘”是重点之一。那时候的许多人家，限于条件，厨房和卧室并没有严格分开。我们家有两间卧室，厨房在外面的过道（公共走廊）上，煮饭使用的煤炭或柴草，烟尘很大，又没有烟囱，对房间内的家具、蚊帐等污染很厉害，必须在新年到来前彻底清扫一次。由于房顶较高（没有如今“吊顶”一说），砍来竹丫（有许多竹叶），绑到长竹竿上，对墙壁和房顶下的椽子和瓦，用力擦扫，让灰尘掉下后清除。那时候，各家均挂蚊帐，也要拆下，悉心清洗，将被盖，床单等用肥皂或皂角泡后洗刷，最后拿到500米外的燕子山几口浣衣池塘，清洗干净，再晾晒到家对面山头的长满茅草的坟地上；或者在家门口的坝子边，用晾衣杆晾上，杆的两头用两个“三叉”的竹竿撑起来晾晒——太阳之下当天即可晒干、使用。我是家里的老大，当然要帮助母亲做些事。

（19）那些年，夏天蚊子厉害，晚上用含六六粉的蚊烟或者用新鲜苦蒿点燃驱蚊，然后用蚊帚或蒲扇驱逐蚊帐里的蚊虫，再放下蚊帐，“关门打狗（蚊）”，办法是，用一盏煤油灯，罩上一个玻璃罩，发现蚊子时，用玻璃罩口对准蚊子，将蚊子烧死，以此“清理门户”。“照蚊虫”往往弄得人浑身是汗。

凉中建校的第二年，我入校了。母校年轻有活力，老师们都有一颗教书育人的园丁之心。

1958年9月初，我幸运地考入自贡市凉高山中学（十中），成为5个班之一的初61级5班（再后来又压缩成4个班，为第3班）学生的一员。由于个子矮，我坐到第一排。

作为一所新建学校，师资队伍难免参差不齐，既有一些老教师，像王宇春、刘静文和李绍伯、赵之先等老师，但不少人是从小学提上来的、并非大学科班出身的老师，以及复员转业军人出身。有的老师的知识底蕴有所欠缺，令人不敢恭维。我上学不久，一个老师对我一个男孩儿怎么叫“坤华”，大惑不解，说“坤”是女孩子的名字。我于是按照理解，将“坤”字更改为了“昆”字。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字辈的原因使然。怪只怪我的幼稚无知！

由于小学的基础不扎实等主观原因，乍一进入中学，我在学习上还很不适应，感觉有些吃力和跟不上。所幸有老师的耐心教导和同学们的帮助，才逐渐适应了中学的学习生活节奏，慢慢跟上了大多数人的进度。

我上初中二年级后成绩慢慢有些进步，达到中上水平，班主任余老师称我为班上成绩好的“三全两华”男生之一：“三全”，即陈体全、魏明权和董召全；“两华”，即陈谋华和肖坤华。

我仍然有些调皮捣蛋。初二上生物课时，生物老师刘渭勘在黑板上画出草履虫的形状，我竟然高喊：“木脑壳（一种捣花椒面的用具，也叫‘没奈何’）吃花椒面——不呛（四川话‘不像’）！”

这一吼叫，气得刘渭勘老师七窍生烟，脸色大变，对我一阵呵斥。到了期末，我的“操行”（类似现在的政治评语）被评为“丙等”（分甲乙丙丁，“甲”最高，“丙”算最差的了）。这就是我调皮付出的“代价”！

初三时，我当了俄语课代表。但在我还有一学期初中毕业时，父亲撒手人寰，让我们家备受打击，我几乎没有了继续念书的心思。但那时候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就业难，只得再熬3年，待个子长高一些，力气大一些后参加工作。

初三末期，全年级又按成绩优劣打散分班，成绩最好的在第四班。我幸运分到了四班。但依然玩儿心不改。有一次，同学们都在认真自习，准备中考。我与同桌的陈体全在那里“搞别”，在“统计”世上究竟有多少种瓜，例如，冬瓜、南瓜、西瓜、北瓜，一气罗列了10多种，正在冥思苦想之际，班主任齐宗华老师过来，抓了我们个“现行”！

还好，我们都比较顺利地进入了高中部，4个班成了1个班，高64级2班。

中学6年，我都是走读生，中午在学校食堂搭伙——从家里带上3-4两米（有时加上1个红薯就少一点米）到学校，用陶瓷缸缸蒸饭（每顿1分还是两分钱？）再用茶缸盛点早上吃剩的蔬菜，或者拿一点酸菜或豆瓣酱（有时用一点菜油和辣椒煎后浇到上面）。

下午放学出门来到凉高山的街上，已是腹中空空，我大多数时候都要到街上唯一的一个餐馆，买个小馒头（一两粮票和3分钱）吃了回家。

高中时读李白的《蜀道难》，“猿猱欲度愁攀援”中的“猱”（nao,二声，念“挠”，不念“柔”），可惜语文老师教错了。我是多年以后才知道错了，也许有的同学至今也不知道念错了！

我进大学以后汉语水平比起班上许多同学来差远了，许多同学“免修”，而我却需要补上这一科！

身处那个年代，许多时间都花在“支工”和“支农”（到许多公社）中浪费了许多宝贵时光，甚至付出血的代价。“支工”，如到大安盐厂挖煎盐后的含废渣的多少含一点点盐卤的咸土，重新化咸制盐。我的小学同学何新志，不料在挖咸土坍塌事故中丧生！

“支农”的劳动频繁。我们在初中阶段就去过几个公社，有栽秧，也有收割麦子、掰玉米和挖花生等劳动。令人恐怖的是，其间，我们常常听到村子里传出的哭嚎声，嘶心裂肺。那是有人死了。多年以后，我们方知，那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故。其实，那几年，并没有天灾，而是少有的风调雨顺……

我高一年级仍然是俄语科代表，俄语成绩常常名列前茅。

高一时，学校来了一个俄语老师，名叫胡克强，陕西临潼人，此前任西南地质局苏联专家的俄语翻译。1960年，中苏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前苏联撤走了在华的援华人员，中断了对我国的所有援助项目。胡克强老师被派遣到中学任教，带来了一股“胡旋风”。平常上课，胡老师西装革履，打领带，头发梳得溜光锃亮，十分有“范儿”，学生们被“镇住了”。课下，胡老师散步到凉高山街时，依然西装革履，还穿上工装背带裤，皮鞋蹬得“咵咵”直响……

难得的一张师生合影（1962年）

受胡老师影响，许多人成了他的“粉丝”，学习外语的气氛陡然升温。一年后，胡老师调走了，大家都很怀念他，对接替他的那个男老师有些逆反心理。

1963年春节期间，四川省中学生男子（九人）排球赛第一阶段自贡赛区举行，龙华伦老师在凉中开展的排球运动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和学校领导的支持，并在全市具有较强的实力和享有较高的声望。市教育局决定由我校代表自贡市中学生参赛。校队队员主要由我们高二年级学生组成（高一年级也有部分学生参加）。我有幸被选中。参赛的队伍除了自贡市外，还有内江、宜宾和达县3个地区的中学生代表队。我们进行了紧张的训练。虽然结果不甚理想（三战皆负），但我们还是见了世面，取得了不少经验教训，并且在困难时期吃了几天饱饭。

高二的暑假（1963年夏），在广华中学（自贡第四中学）举办了自贡市中学生民兵电讯技术收发报培训班（具体名称已经不记得了），我和学校的另外两个初中学生参加了该活动，大约为期7天左右。

记得培训班的主旨是了解和练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采用莫尔斯电码的数字作为发送和接收。莫尔斯电码的基本数字表示如下，但不敢肯定了：

1，滴答；2，滴滴答；3，滴答答；4，滴滴滴答；5，滴滴滴；6，答滴滴滴；7，答答滴；8，答滴滴；9，答滴；0，答。（短声为“滴”，长声为“答”）

学习之初，常常搞得手忙脚乱、汗流浃背，无法在脑子中将听到的“滴答声”转换成对应数字！

这次的学习，也让我开了眼界。

高中3年转眼即逝。1964年7月的7日、8日和9日，我们迎来了高考，并且是在自贡蜀光中学住校考试的。

1个月之后的8月8日，我幸运地成为母校第一个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那时候高考是先填志愿后考试。志愿也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前者属于“第一张表”学校，如北大清华人大；后者如成都大学等。

我将北京外国语学院填为“第一张表”的第一志愿，而且由于害怕当老师，不愿填英语、俄语，在陈宏德老师的引导下，我填了西班牙语为第一专业，正好“歪打正着”，这一年大招西班牙语，招收8个班近100人，而且“北外”所招的800人中，有10%是在四川招的！我被招上第一志愿、第一专业！

许多人对我能考上大学，有些不相信。曾经代我写大字交报名作业的表嫂卢三姐，对她的子女们说：“你们表叔‘耍起耍起’地考上大学的……”

像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不参加课外补习、不节假日补课，不掏钱参加特别班的，空前绝后了！

这里，我想引用一篇《四〇后》的网络文作为“结束语”：

《谁说生不逢时？令人羡慕的四〇后》 ：

反右时，您年龄不够。下乡时，您岁数过了头。高考停招时，您入学了。大学停课时，您毕业了。跨过鸭绿江时，您太小。打老山时，您又太老。文革时，您的学问还夠不上“权威”，进不了牛棚。50年代最富幻想的童年给您了，后面的几代人再也没有“荡起双桨”的时光！文革后知识分子断代，你成了共和国大厦的钢筋栋梁 ! “四〇后”：见过老太包小脚，见过鬼子挑刺刀。见过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见过新中国红旗迎风飘。见过肩挑扁担压弯腰，见过连枷打菜籽，收割稻谷用镰刀。见过解放牌卡车载人跑，见过小船摆渡江撸桨摇。见过玉泉滑雪不收钱，见过安达汽油隨便舀。见过发报机滴滴答答响，见过第一颗卫星上天唱歌谣。见过戈壁升起蘑菇云，见过那天西尼下台了。见过算盘计算尺，见过286问世天下晓。见过超级玛莉魂斗罗，见过微信视频天天聊。见过飘洋过海不言老，见过吃遍全球乐逍遙。纵观上下五千年，“四〇后”：这般人生好难找，青史百代领风骚！

（2024年8月18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