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研究
云峰诸山北魏刻石与郑道昭
翁闿运
刊于《书法研究》1985年第 1 期
一、云峰诸山刻石群的发现与郑道昭书迹显世
北魏郑道昭于今山东省掖县云峰山、太基山，平度县天柱山，益都县北（百）峰山的摩崖刻石群，隐迹千余年。在前代，赵明诚《金石录》载有《郑羲上下碑》及《郑道昭登云峰山诗》《东堪石室铭》等数种。今观《郑羲下碑》后有政和三年（1113）秦岘读碑题名，知郑氏刻石，北宋末年已有部分被发现。因当时书法风尚，重晋唐而忽视北朝，故云峰石刻，不再有人访拓，郑道昭书迹，亦久晦于世。
迄至清代中叶，随着考据之学的发展，学风书风，一变前朝。阮元以学术家身份，精研书学，著《南北书派论》，崇北抑南。对后之学者，指出“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并亲登云峰山，访碑摩挲，著入《山左金石志》。同时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大力提倡学北碑。一时风靡，书家迭出。艺林学者，一致对云峰山刻石书法，寄以极高评价。碑工帖贾，资以为生，穷山绝壁，遍访施拓。郑氏刻石，陆续发现。至清末吴式芬《攈古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方若《校碑随笔》等书著录，在云峰、太基、天柱、北（百）峰四山北朝刻石，总计已逾四十种，其中北魏郑氏刻石，占绝大多数。
二、证实云峰诸山北魏刻石为郑道昭手书
隋以前刻石，例不署撰书人名。即有署名，亦为数寥寥。宋洪适《隶释》论碑，以为书家名氏，非出于本碑者，概不足信。云峰诸山北魏刻石，惟《论经书诗》《观海童诗》及《天柱山东堪石室铭》等数种，署名“郑道昭作”。但未表明为其手书。《魏书》《北史》仅称“道昭好为诗赋”，不及其工书。为证实云峰刻石之出于道昭手书，仍当于刻石中求之。
或问郑道昭手书，何以不直书其名，而自称郑公？则司马迁作《史记》，自称太史公，非郑氏之创例。但应说明：云峰魏刻中有少数，如《耿伏奴从驾》《太基山铭告》《洛京道士郭静和》《石匠于仙》等，按其笔力书势，不似道昭手迹。
三、后人对郑道昭书之评价·与《魏书》《北史》不载道昭工书之由
在我国书法史上，历来公认“大字无过《瘗鹤铭》”。自云峰石刻发现，《瘗鹤铭》不能独擅其美。首先包世臣把《郑文公碑》《中明坛题名》《云峰山五言诗》与《鹤铭》并称,认为“肖散骏逸，殊途同归”。龚自珍诗则称：“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康有为《碑品》，把《郑文公四十二种》列入“妙品上”，而以《瘗鹤铭》置于“妙品下”。至叶昌炽《语石》，更把郑道昭书推崇到最高峰，曰：“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
郑道昭书，既得后人无上评价，何以《魏书》《北史》不载其工书？考之书史，我国在两晋南北朝以前，汉字字体不断在演进。简言之：由篆变隶，由隶变真。在此期间，凡有代表性的大书家，除工书外，必对创造新字体、或传授推广新生字体有功。王羲之的最大功勋，是他在书法艺术获得空前提高的同时，首先写成了成熟流丽的真书与行书。真行两体的完成，我国汉字，从此稳定。不仅通用到现在，并曾为邻国采用。因而羲之独享“书圣”盛名。再由于真书具备八法。（注1）要写好它，比原来的隶书和不成熟的真书，复杂得多。即如与王羲之同时的著名书家庾翼，也赶不上，迫使庾翼发出“家鸡野雉”之愤。（注2）写真书的技法，直至南朝齐梁之际，北朝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鲜卑族汉化以后，才为广大执笔者所掌握。所以在东晋王羲之、献之以后，至齐梁以前，这段时间内，能传授“二王”法，推广新字体使用者，必享书名。如刘宋羊欣，学王献之书能夺真，时人有“买王得羊”之称。其实羊欣书步趋献之，在艺术风格上并无创新。由于当时具备八法、成熟流丽的真书，尚非人人都能写。所以《南史》称：“欣尤长隶书。”所指隶书，即后代所称的真书。（注3）
郑道昭生在羊欣后半个多世纪，当时南北两域，已普遍通用真书。其于推广使用新生字体，已不及做出贡献。故虽工书，未为时人注意。若其生在隋唐之际，对书家要求，仅以书论书，但求书艺风格有所创新，不及字体之改革。则道昭书名，凌驾欧、褚，大有可能。孙过庭论书家分两类：“藉甚不渝，人亡业显；凭附增价，身谢道衰。”郑道昭书，是属于“人亡业显”者。
四、从云峰刻石，论郑道昭书法之善变
1.书法形式结合所书内容之变：
云峰诸山郑道昭刻石，书出一手，其艺术表现形式，随所书内容而有所不同。举其要者，如《郑文公上下碑》，旨在表扬其父郑羲“先德”。孝子贤孙，肃恭祗敬。故书风雍容端穆，下笔惟谨，不涉驰骋奇险。《论经书诗》《云峰之山》《当门石坐》《左右阙》暨《白驹谷》《游槃之山谷》两题名等，字大以雄奇出之。《东堪石室铭》《咏飞仙室诗》，思入仙境，书近飘逸。《观海童诗》《九仙（今存五仙）题名》及游山随意留题，则华丽与茂密兼备，雄奇与巧拙并施，意兴所之，不拘一格。
2.用笔方圆肥瘦之变：
郑道昭云峰诸山刻石，点画用笔，有方笔，有圆笔。根据不同情况，变换使用。如《郑文公下碑》，碑额字大，要求端庄凝重，参用隶法，写成方笔。碑文文长字小，书写较速，一气呼成，故参以草法，写成圆笔。不仅如此，其采用方笔圆笔，又根据所用毛笔之不同，发挥每一毛笔固有性能，因势利导，而变换其或方或圆。小笔作大字最难求工。以笔端蓄墨少，难以施展。“（荥阳）郑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一刻（图二），字大十六厘米以上。“此天柱之山”（图三）及“岁在壬辰建”两刻，字在廿二厘米左右。小笔作大字，点画细如小指，书势雄健，力可扛鼎。前者用短锋笔，无提按操纵余地，乃以重按逆行、铺毫侧锋之法，写成方笔。后二者所用长锋较笔，有舒展可能，遂以提按顿挫、藏锋用笔之法，写成圆笔。
图二
或以为圆笔出自篆法，方笔出自隶法。其实篆法简单，若施之于真书，则八法尽废。正如孙过庭所指出：“何必易雕宫于穴处，返玉辂于椎轮者乎！”孙氏论书，以为“真不通草，殊非翰札”。试察唐人书，如褚遂良早年《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用方笔，晚年《房玄龄碑》《三藏圣教序》成圆笔。颜真卿早年《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近方，晚年《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等尽圆。由方变圆，是精熟之至，化草法于真书之中之故。所以随时间先后、年龄不同而渐变，非绝然不同之两种笔法。如近代出土之北魏《元飏妻王夫人墓志》，（注4）开始数行用方笔，其后逐渐变为圆笔，是其明证。郑道昭云峰诸山刻石，书出一时，无老壮之别，方圆互用，不拘成规。
至于用笔作风肥瘦之变，如《观海童诗》《九仙题名》等之笔画肥重，与《东堪石室铭》《咏飞仙室》之瘦劲飘逸取决于所用毛笔锋颖之厚薄肥瘦。此又道昭书因笔变之表现。
3.结字布置之变：
北魏书法，在结字布置方面，或以险峻捦纵逞奇，或以疏密夸张求趣。著名的《张猛龙碑》《张黑女志》，各尽其妙。然郑道昭书，不依假借，独在平正中见奇，字势宽博，意态冲和，而浩逸天成。包世臣曰：“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孙过庭论书：“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唯其“复归平正”，使学者难测其边标，当在横平竖直中察其笔势。道昭诸刻，在游山信手题名中，可窥其善变辙迹。如云峰山左右两阙，大字沉雄，同一格调。而前者笔画长短有度，后者纵笔恣肆，结字布置，随之迥异。又如“荥阳郑道昭之山门也于此游止”一刻（图四），就石势而书，结字大小疏密不一，末行字不能容纳，“游止”二字，顿出新奇。如工篆刻者，在方寸石章之中，经营铁画，方扁咸宜，结成一体。
图四
五、《郑文公碑》拓本之鉴别
图六
《郑文公下碑》之最初拓本，“平东将军光州刺史”句之“将”字下“寸”中直笔道完好（图五），后拓此直右边字口泐肥。又“不严之治”句之“不”字下半三笔可见（图六），后拓泐尽。此种最旧拓本，碑面石花满布，有的一片漫漶，全文难读；有的虽可读而不如后拓之字字清楚，但字画肥大，可辨之字，笔画沉雄厚重之气，活跃纸上。叶昌炽《语石》云：“云峰山《郑文公碑》，初架木时，吴退楼（云）观察得一本，至费五十金。后来者因台旧贯，役省功倍，其值递减至二十之一。”曾见吴氏藏本，亦满布石花，与初拓相似。惟“将”“不”二字已损泐，吴氏活动时间，在道光同治之际，则《下碑》最初拓本，至迟应在道光初年以前，至今一百五六十年以上。
一般鉴别《郑文公下碑》拓本之新旧，以“而作颂曰”句“颂”字是否完好为标准。完好者名曰“颂字本”。其实同样颂字本，亦大有先后优劣之别。最佳者如上述吴退楼本之类，比之初拓，除少数字画有损泐外，书法精神，尚相去不远；其最下者，则以石刻椎拓过多，碑面如磨去一层，石花大大减少，笔画细瘦僵弱，郑道昭书雄杰之气尽失。
虽然如此，大凡石刻拓本，同出一石，同时所拓，随拓工之优劣不同，所用纸张之粗细厚薄不同，施墨之浓淡轻重不同等原因，出现绝然不同之效果，曾见“颂”字已损《郑文公下碑》，竟有精神超过未损本者，前人谓“毡蜡精良，能上争百年”，是经验之谈。
六、试谈郑道昭的思想体系
《魏书》《北史》列传，所载郑道昭居官行绩，主要是向朝廷两次上表，请求兴建孔庙、恢复太学、设置员生及修整汉魏石经。表辞恳切，把推广儒家教育作为致治移风的首要任务。其思想体系，全属儒家。他离京出任光州刺史后，在云峰诸山所刻题诗题名，反映的又是仙家道流思想，并交有方外道士朋友，究竟郑道昭的思想体系何属？试作探讨。
自佛教东来，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儒释道三家，相互斗争，时紧时松，在斗争策略上，儒、道均产自中国，可以相容相助，甚至一人思想，可兼两家。至于佛教，则基本上站在对立一面。东晋葛洪，号称仙家道流，所作《抱朴子内外篇》，自叙云：“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北魏宰相崔浩是儒家，坚决反对佛教，佐太武帝平定北方，介绍嵩山道教领袖寇谦之为方外谋士，得到太武信任，葛崔两人，是以儒为体，托迹或假借道家为用的典型人物，《魏书》《北史》称郑道昭：“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凡有识之士，读书都不限一家。学为致用，考其思想体系之归属，应视其致用时所据之理论指导与具体行动。例如后代学者宋朝苏轼、黄庭坚，好佛家言而友僧侣，但其为政致用，一遵孔孟之旨，岂能视之为释家者流？所以郑道昭的思想体系，应属儒家。
注1：即“永字八法”。《艺舟双楫》：“八法者，点为侧，平横为勒，直为努，钩为趯，仰横为策，长撇为掠，短撇为啄，捺为磔也。”
注2：《晋中兴书》：“庾翼在荆州与都下书云：‘小儿辈厌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王羲之）书，须吾还，当比之。’”
注3：正书之古称。正书由隶书发展演变而成，唐以前仍称为隶书，《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北魏真书《皇甫度石窟碑》：“太原王实隶。”
注4：清宣统初，与《元飏墓志》同时出土于洛阳，后归日本太仓氏，遭地震石毁，有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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