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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式芬
吴式芬(一七九六—一八五六)，字子苾，号诵孙，系山东海丰吴氏第十七世。他幼失怙恃，少随祖父宦游。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吴式芬会试中式，殿试二甲第三十七名，朝考第二十八名。随后，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嗣在江西、河南等地任职。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十一月，请求致仕，明年十月，病逝于无棣。吴式芬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他不仅搜集金石诸物，还收藏了许多碑帖。文人藏物，或为赏玩，或为考古，或作取资，不尽相同。金石学家与碑学家不能简单对应，两者或有交叉，或不相涉，陈介祺、何绍基等属前者，吴式芬、吴荣光等为后者。同理，友朋交游也未必对审美产生影响。好友何绍基、翟云升一生学碑，但他却并未受其影响。从其对北碑的品评可以判断，《张黑女墓志》这类精致典雅者才有古人笔法，符合其审美标准。本文试从金石学家吴式芬的碑帖收藏，论及其书法趣味和取法，并对论金石则为碑学、交游则有沾染的认知进行质疑。作为金石大家，吴式芬一生笃好古物。据《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双虞壶斋藏器目》，去除了只有盖的五件铜器，共有铜器七十七件。老友鲍康认为这是吴氏家藏之精华：“子苾藏器逾七十二事，精好者居多。”1古泉也在吴式芬的收藏范围之内，大都是在陕时所获。吴式芬曾拓制自藏古镜，集为一册，嘱人题赞。在江西时，冯询(一七九二—一八六七)曾为他题写册子，言其已有百枚。2大儒钱仪吉(一七八三—一八五〇)也说他有百镜。3吴氏藏印颇多，同治时吴家所藏二千多方印章被抢走，大部分被陈介祺收购并归还吴家，李佐贤也购回部分。吴式芬最有特色的收藏是封泥。吴氏自藏约四百五十余枚，部分为山东出土，大多是吴式芬任陕西布政使时所得。![]()
吴式芬、陈介祺合辑《封泥考略》
吴氏家藏砖瓦也有不少，他在江西就寻得一些佳品，豫地亦搜罗不少。陈介祺曾欲借拓，但因笨重而未践行。他还保藏原石，如北京发现的《敬延祚墓志》，山东曲阜出土的《阳嘉残石》，来自河南洛阳的《证禅师玄堂铭》《司马元礼墓志》，出于陕西西安的《刘玉墓志铭》《李继墓志》等都是其藏物。此外，他还收藏了大量先唐无名氏碑版拓片。据统计，吴式芬收藏的金石实物以及拓本约有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八种，除去《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双虞壶斋钟鼎款识目录》所记录的六百余件藏物外，尚有万余件拓片。![]()
吴式芬辑《双虞壶斋印存》 来源：中国嘉德2016年拍卖会
吴式芬也收藏刻帖，本朝者如《三希堂法帖》。另有旧拓如《上党兰亭》，为友人所赠。也有旧帖《长沙帖》，何绍京曾向其借阅。4他极喜颜鲁公书，有《争座位帖》《祭伯文》《东方朔画像赞》等旧拓。何绍基曾垂涎不已，希望能“即乞借观”，还戏言以借观为“息壤”。5另有《忠义堂帖》摹本，是向何绍基借阅并勾摹的。6他还有旧拓《玉照堂帖》，曾借给同好吴荣光勾摹。7吴式芬尤喜宋拓，常向同好借阅所藏。他曾观赏《佚名王羲之〈兰亭序〉手卷》及南宋拓本《兰亭序》，并留下题识。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汪稼门本《多宝塔碑》，卷后也有其长跋。刘喜海所藏长垣本宋拓《华山碑》有吴荣光观题，言及是与吴式芬共赏。友人知其所好，时携藏物来访。居河南时，朱昌颐就以宋拓《虞恭公碑》请观；过苏州间，顾沅以宋拓《张长史郎官石柱记》《荐季直表》等见示。8吴式芬也热衷于购藏宋拓。二〇一七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宋拓《九成宫醴泉铭》，附有藏家龚心钊的题跋，明确指出该拓本为海丰吴氏旧藏，为后人一九四一年在北京易出。据题文、印鉴，此卷先后经高凤翰、郭廷翕、吴式芬递藏，传至次子吴重憙。![]()
吴式芬跋汪稼门本《多宝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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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式芬旧藏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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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拓《九成宫醴泉铭》龚心钊题跋
另一本宝藏的宋拓是《圣教序》，是由罗惇衍为他绍介而得。吴式芬跋《送吴文定行图并题卷》明言“芬所收宋拓《圣教序》，有董文敏为寰中司农所题跋，前后亦有袁枢印。”9“寰中”即“环中”，“寰中司农”就是袁枢。上海图书馆现藏明袁枢父子所递藏的《宋拓淳化阁帖》，世以此最佳。袁氏旧藏宋拓《圣教序》也应是佳品，可惜已佚失不见。他还藏有宋拓法帖《临江二王帖》。咸丰四年(一八五四)，罗惇衍带吴式芬去杜承元处观看所售碑帖。10虽然索价甚高，他思索再三还是请罗氏代买此帖和《三希堂法帖》。吴式芬过世后，何绍基在其孙吴峋处见到了这份拓本，感慨而作《跋吴子苾藏宋拓〈临江帖王大令书卷〉》。吴式芬极为珍视此卷，自言他本“不及予本完善矣”。11从前述吴式芬的诸多收藏，可以看出金石学家吴式芬笃好收藏碑帖，在鉴藏方面也颇具影响力。史载吴式芬能书会画，且“工大小行楷篆隶”。12他的真书、行书，风格遒美，有宋人风采。《皇清书史》引《木叶厱法书记》云，吴式芬“所作真行书亦遒秀，有宋贤风致”。13隶书取法《曹全碑》一类，秀丽端正。他画技也不错，张穆曾作《吴诵芬舍人斋中观菊》即以“画格雅擅二熙妙”赞之。他的日记中，也常见各种书画应酬。吴式芬虽不以笔墨名世，却与当时书家何绍基、翟云升、许瀚等都很亲近。翟云升曾寄赠书联，并与其讨论晋砖书法。包世臣也与之有交往。书画应酬费时耗力，吴式芬多以不善此道婉拒，但熟人好友之间，难免相互赠示。
吴式芬的楷书、行书大抵是“颜底赵面”。前文提到他所藏所钩的颜帖，事实上就用作取法的范本。此外，他也常向友人索借颜帖，以作摹习。任职广西时，就曾“借得可盦所得宋拓《多宝塔碑》”。借观数日后，吴式芬在题跋中细致分析了颜书与年俱进的变化：“家庙沉雄古穆乃晚年浑化之境，多宝则于严劲中时露清妍”，顺便反驳了认为《多宝塔碑》是伪刻的观点。14这显示了他对颜书的热爱，以及对其风格特点的敏锐观察。因为好颜体，乡贤刘墉的“笔法之妙”亦为其所爱。除会试卷、殿试卷所见馆阁体外，吴式芬较早的书作还有他为陈标《梦游天台图》(四川新津博物馆藏)所作题跋。从其书迹判断，他长期学习二王法帖是毫无疑问的。他不仅购藏宋拓《圣教序》，还四处寻找观摩《圣教序》的其他善本。朋友知其喜好，常与他共享所藏，罗惇衍就曾带来私藏，王宝珊也“携示宋拓《圣教序》。”15此外，他也喜好《大观帖》《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等二王法帖，不仅与吴振棫“约观所得宋拓《阁帖》十卷”，还借观方廷瑚“所藏《长沙帖》第二、第四两卷”。16这些都表明了他对二王书法的浓厚兴趣。
他也学苏轼，字势欹侧显而易见。苏轼颇受清代文人的青睐，吴式芬祖父吴之勷就极好东坡诗文，曾在江西喜得苏东坡旧砚而作《雪堂宝砚记》《雪堂宝砚歌用东坡石鼓歌韵》。受祖父影响，吴式芬自幼喜好研习东坡诗词。李佐贤说他：“自喜神似坡公，律诗亦工力悉敌。”17诗赋之外，他也喜欢搜求苏帖，宋拓成都《西楼苏帖》就是他研习的对象，老友吴荣光的“烂苏体”也被他誉为“去肤存液，自具炉锤，尤为神道之作”。18他收藏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同时也藏蓄写卷《唐人书第四分律藏卷》，何绍基曾为之作跋。吴式芬还有一些宋人手札，或是成亲王旧藏，或购买于琉璃厂。明代书家中，他比较喜欢王铎、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等。清人中，喜好梁同书、王文治等。这些或是为了娱目，或不时稍有临习。吴式芬不仅践行帖派，还曾潜心梳理帖学脉络。被康有为誉为帖学名家的吴荣光，其《帖镜》中就收录了不少吴式芬的法帖考证。吴式芬在京时，应吴荣光的请求，曾以自纂《集帖考证》寄付，其中不仅有他梳理的历代帖目，还有详细的考据。缺少考证的部分，吴荣光又请吴式芬再为补充，大都被吴荣光收入《帖镜》之中。19可惜的是，他自己的书稿在兵燹中付之一炬。
前文提及，吴式芬藏品中有大量可供摹习的青铜器、砖瓦封泥、六朝碑刻等碑学材料，但是吴式芬并未多加关注，其自始至终的书迹中，也都未表现出何种碑意碑态。这些事实表明，收藏家与艺术家之间绝非简单对应，这在吴式芬交游的圈子中也得到体现，同好旧拓者，许瀚取法鲁公，张穆师学北碑，吴荣光取姿苏轼，面貌各异。收藏家搜集藏品往往出于多方面的需求，并不简单以书法喜好为指向，但是取法范本则更直观地体现收藏家的审美慕尚。吴式芬收藏金石是为一时学问风气所影响，以治学为重，而收藏旧帖、宋帖则多是作为取法范本的。同样，金石学家与碑学家之间也绝非简单对应，而是各有所取的。碑学盛行之时，陈介祺钟情于三代文字，何绍基沉迷汉魏碑版，刘喜海则吟咏二王风流。同理，师生同门也未必影响审美。吴式芬、吴荣光、龚自珍、何绍基同为阮元门生，只有何绍基躬行碑学。此外，对碑学有重大影响的包世臣，与吴式芬在两广结交，二人一直互有往来，但吴在艺术观念上却也并未受包的影响，更多还是私谊。他与张穆、瞿中溶、翟云升堪称莫逆，在书法上也是各行其是。父子亦然，吴式芬学帖，次子吴重熹却师法北朝碑版。可以说金石碑版在道咸间对书法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虽然诸多文人学者热衷于收藏，但在审美上并未覆盖一时，仍是存在相当大的群体以帖学审美为取向。吴式芬在跋《张黑女墓志》中，一句“魏晋人书，法帖率传摹失真，赖碑志犹存，可想见古人笔法。然如此刻之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者，见亦罕矣”，已然道尽吴式芬的审美标准与取法要求。由此可见，在吴式芬眼中，北朝无名氏碑版中只有如《张黑女墓志》一类书刻精美者才蕴含“古人笔法”，才能“古雅有余”。他的相关品论“具有锋颖折笔，间露稜角”也表明笔画细节正是其所关注的。20大多数六朝石刻都非精书细刻。沈树镛为北碑张本，外孙吴湖帆却不以为意：“余生平最嗜石刻，又最恶六朝北刻，以其任意欹侧，增减点画，横行荒谬，实为书学一大浩劫也。”21即便是龚自珍喜好北齐《文殊般若经》，也与其尊颜等相关，所推崇的《瘗鹤铭》《郑文公碑》等也是名家之作。吴云与吴式芬一般，主要取法帖学，常临写《十七帖》《争坐位帖》《书谱》《郑文公碑》等，但也认可精美者《张猛龙碑》《郑文公碑》。潘祖荫厌恶《淳化阁帖》失真，日临《书谱》，并以唐碑为法。对于包世臣“尊魏卑唐”的说法，许多学人如吴式芬、吴云、潘祖荫是有所择取的，即认可其中部分精品。如果说求新求异的“金石气”是碑学的倡旨，那么其中精美者应该是较早被接受的。就此点而言，这一行为到底是认可部分碑学，还是以固有审美接纳如《张黑女碑》《张猛龙碑》这类书刻精美者，或许后者可能性更大些。正如方爱龙、毛万宝所言：“所实现的碑学对帖学主流地位的反转，实质上是‘官绅书风’对‘庶民书风’在审美文化上的一种临时性抉择。”22毕竟，为正统观念潜移默化的大多数人，在短时间内全盘异化是不大可能的，而借助某些在审美上趋近的北朝碑版来扩展传统书学的取法领域比较理想，其“合法化”也相对可行。历经千年锤炼的二王帖学在很多方面已臻极致，绝非“新理异态”可轻而易举替代。总之，可以说吴式芬是收藏家、金石家，但若说他是碑学家，则言过其实。这也告诉我们，碑学家跟金石家、碑学与金石学之间不能完全划一个等号。与吴式芬情况类似的，还有刘喜海、李璋煜、吴荣光、龚自珍、潘祖荫等。他们既是收藏家、金石学家，也都擅长书画，但是并未涉足碑学，都汲汲追求二王妍美之脉络。应该说，这一类学者书人是此期的绝大多数，他们保持着对法度的追求，坚持帖学正脉，秉持着大众的审美观，并不求新求奇。另一类如张穆、张廷济、杨守敬等则在金石研究之外，深受碑学影响并付诸实践。文人藏物，或为考古，或为玩物，或为取法，不能一概而论。若论收藏，道咸间的刘喜海当仁不让，铜器、碑拓等收藏都独步当时，楷书宗欧颜，行书法苏赵，作隶也是唐隶格调。狂怪如龚自珍，自言其书法“腕僵爪怒习气重”，也是颜苏底子。他对江左风流推崇备至，获宋拓《兰亭定武本》时，奉为千金之宝。对于收藏，龚自珍在得宋拓孤本《汉娄寿碑》时也说得很清楚：“隶法非汉人最瑰玮之制，其事其人亦与史家无大关系，故是赏鉴家物耳。”23乾嘉时备受瞩目的《汉娄寿碑》，在他看来却稀松平常。
综上，目前的书史研究常常简单归纳，未充分考虑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如能重视细节及语境，描写会更细致，分析也就更客观。就道咸间文人学者对北碑的接受而言，就存在不小的差异，吴荣光、李璋煜不为所动，刘喜海、吴式芬、龚自珍激赏精美者，张穆、吴云、瞿中溶、何绍基有选择地诉诸实践，稍晚的陈介祺则更是上溯三代。毋庸赘言，此期的碑帖融合也只有以碑入帖的情况。在书法史或碑学史描写中，很容易通过部分材料而过度放大艺坛新风的影响，忽视不同群体的审美差异，尤其是混沌了先锋之外的大众，形成认知上的模糊，难免产生虚构的误读。而且，就碑学的影响而言，其传播地域、层次、时段也都是含混不明的，还需进一步细致勾勒。例如碑刻与当时书坛并非同步，直到同光时期才有一定数量碑派风格的碑志集中出现，书者也并非书坛名家。25
1、鲍康.鲍臆园书札[M].北京：中华书局，1985:9.5、何绍基.何绍基墨迹(三)[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125.9、吴式芬.跋沈周《送吴文定行图并题卷》、中国嘉德二〇一七秋季拍卖会.11、15、吴式芬.长安日札[O].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13、李放.皇清书史[M].台北：明文书局，1985:194.16、20、吴式芬.梁园日札[O].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刻本.21、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续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153.22、方爱龙，毛万宝.中国书法史绎·风格与诠释[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179.23、樊克政.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龚自珍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9.24、陈硕.碑学的肌理——薛龙春《二王以外：清代碑学的历史思考》书后[J].中国书法，2024(5):187.25、李也.清代碑志书法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264.*本文为二〇二四年教育部青年课题“唐五代行草书碑刻书法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二〇二三年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吴式芬在陕金石鉴藏、传拓、著录研究”阶段成果。*本文原刊於《中國書法》2024.09（總4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