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明确这几类稿本的概念，对判断认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稿本，是有意义的。
翻译稿是值得注意的一种近现代稿本。中国古代虽有翻译泠传统版本学因局限于古籍范畴，极少关注翻译稿。然而翻译稿是文化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笔者所得陈彝寿译《货币论》稿五十佘八开粉连纸，中分为两半页，毛笔竖写；书名下方标明“德国大部德干博士原著，陈彝寿译”，并用括号注出著者德文姓名。文稿书写清丽，改动很少；在大标题“第一编货币之本质与效用”的天头“原书第一页起至第九页上半止、在正文第一次出现“(原注)”头上，注明“注意！凡原书中之注解，译文中皆用‘原注’两字而于正文段落后译注之。”由此可以断定这是译者交付出版的改稿第一页上另有铅笔标出“26/3/6”，当是交付出版的时间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另一种近现代新稿本形态是记录稿。以记录稿成书，可以追溯到孔子《论语》，但历来版本学中没有涉及记录稿这个概念。到了公开演讲成为社会活动与学术交流的常用形式，演讲者有时没有讲稿，有时脱离讲稿随意发挥，根据记录稿整理成文也就成为惯例。在条件许可时，记录稿会提交演讲人审定，这样形成的文稿可以视同为演讲人的著作。如《生长定律与产量曲线对于土壤肥力与施肥的关系》一文，全稿二十七页，红界行通用笺纸，以毛笔书写。篇名下方标“利查逊著，朱海帆译”，但文尾“注一”说明“本文系利博士在本所土壤肥料系学术讨论会讲演材料”。按利查逊博士是中央农业实验所英国顾问，抗战期间仍坚持在中国内地工作；朱海帆先生原供职于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中央棉产改进所，一九三八年随该所进入中央农业实验所，为土壤肥料系研究人员，工作卓然有成；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后身即江苏省农科院，所以此稿会在南京散出。朱氏在整理时，有改写，有增补，贴有多处浮签；也有删去整段、整页的，且在天头上写明删除的原因。由此不但可以看到利氏讲演的原始面貌，也可以看出朱氏整理的原则和过程。
又如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和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防空学校校长梁斌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报告，笔者所见有两种记录稿，一种是同年四月五日的打印稿，一种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手写稿，打印稿对一些内容进行了模糊处理，但又有人用红笔做了多处补充，补充内容则出于手写稿。两稿相较，可以看出记录稿整理成文的反复过程。
最有趣的是配图稿本。因为文字作者未必能画，善画者又未必能文，所以图文并茂的稿本存世尤少。笔者偶得无锡袁子勤先生《童年坎坷》手稿，著者一九一八年生，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学徒，进入商界五六年在上海商干校毕业，分配到新疆乌锊木齐工作；一九六七会回乡探亲，触动旧情，在当年八月写成此稿，约二万字，并以二十四开大小的有光纸上，绘出“崇安寺及附近简图”、“惠山镇童年生活场景十九幅，装订为一册。袁氏文字平白如话，画笔利I真切地再现了当年无锡的民情习俗与市井风貌，是相当可贵的地I稿本的版本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唯一性。即使经过多次修改的每一次的修改稿也都是孤本，未曾刊印过的稿本，其版本价值就更高，稿本在内容上，最接近著者的本意，从著者修改的过程，可以看出其思想的变化。第三，稿本是最可靠的校勘对本，可以用来校正印本的各种讹误。最后，稿本保留了著者的手迹，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其晚清至民国年间的著者，在书法上都有相当的造诣；有的著者本身是书法家，而稿本上的手迹往往与其书法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反映出其书法的另一种面貌。
以往版本学专著中介绍的稿本，都是古代大名家的作品。大名家的稿本自然格外珍贵，只是现在多已收藏于图书馆与博物馆中，今天的读者能接触到原件的机会微乎其微。笔者曾在韦力先生芷兰斋见到柯召忞《新元史》手稿，这该是历代正史稿本中惟一现存于世的，自属近现代手稿中的珍品。获得这种藏品的机会，真是可遇不可求了。不过事物都有两方面，不少名家稿本，都已编辑出版，有些且据手迹影印，或制作成电子版，治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
所以笔者认为，今天的藏书家、爱书人，不必寄奢望于大名家的稿本，只要是内容有意义、书法尚可观的文稿，尤其是毛笔书写的文稿，都不应错过。一方面，民国年间的许多学者，今人已相当生疏，一时难以判定其学术地位。即如上述《先君院试文稿记》等，笔者在买下时也不了解著者顾贶予是何许人，只从文稿中看出他曾中过秀才，书法亦佳。后来读到《顾贶予纪念文集》，才知道他出身南通书香世家，是民国初年“通州四才子”之一；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期间坚守民族气节；工诗文，善书法。又如翻译《货币论》的陈彝寿先生，査过多种工具书都未见其名，后来通过网络，才查到他是浙江鄞县人，字虎尊，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二一年后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曾任黄埔军校八期、十期德文教官；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其《农业政策》，一九六三年台湾“国防”研究院还出版过他所译菲希特著《道德学体系》。顺便说到，黄埔军校正是从第八期改变了传统的苏式和日式教育，采用德式教育，规定学生必须选学英、德、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所以陈氏该是黄埔军校最早的德文教官之一。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图书的出版远没有近二三十年这样滥，能够著书立说的人，大多是有相当学养根基的。就像《国学举要》这样的命题，著者能够举重若轻，提纲挈领，条分缕析，论国学造诣置诸名家之作中并不示弱。即使査不出著者的姓名身份，此类文稿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薛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