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籍贯考
◇ 尹苏桥
吴昌硕的“籍贯”问题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吴晶在《百年缶翁——吴昌硕传》中写道：“吴昌硕的籍贯问题，在他生前就存在，还曾引起孝丰一地保守乡绅的不满，在今天依然是引人关注。”沈文泉认为吴昌硕祖父吴渊做了安吉古桃书院十年山长，“寄籍”入了安吉籍。吴昌硕的父亲年轻时随其祖父在安吉读书，也因此“寄籍”入了安吉籍。吴昌硕后来随父亲到安吉县“芜园读书时已经彻底放弃了家破人亡的孝丰鄣吴，落安吉籍了，因为他是在安吉考取了秀才的。和他的祖父一样，十年时间足够长了期了，也够寄籍了”。甚至吴昌硕本人及其亲属都没能彻底搞清楚。吴昌硕在致沈汝瑾的信中道：“顷在苏借得《湖州府志》查明钞奉数纸，乞并赐鉴。大约小儿所抄是《安吉县志》，鄣吴村在安吉孝丰交界之所，地归孝邑，考则赴安吉，故志中有时称孝丰人，或者明时考孝丰，本朝考安吉也。”可见，吴昌硕对鄣吴村归孝丰县管辖，但鄣吴村的人却需要到安吉县考科举亦感到迷惑不解。此外，1916年诸宗元从北京寻到吴昌硕十世祖明代著名诗人吴稼竳的诗集《玄盖副草》。吴昌硕当即着手安排重新刊印。他在《玄盖副草跋》中写道：“仓硕家居鄣吴村，故吾系籍于安吉、孝丰者不一。今《副草》署名籍曰吴兴则从州籍也，谨并书之。”吴昌硕故意绕开鄣吴村属于安吉还是孝丰这个带有争议性的话题。“署名籍曰吴兴”，安吉、孝丰两县明清时期都属于湖州府，古时湖州又称吴兴，从湖州府籍，就不存在安吉和孝丰的籍贯争议。吴昌硕在面对先祖籍贯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很圆滑”，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他生前也很棘手。
吴昌硕的祖居地和出生地都是清代的孝丰县鄣吴村，“始祖瑾公于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自淮安移居孝丰鄣吴村为安吉吴氏始迁之祖”。“先生于公元1844年9月12日（清道光二十四年阴历八月初一）诞生于浙江孝丰县鄣吴村”。吴昌硕青少年时代也一直在鄣吴村生活，直到“1865年，清同治四年乙丑，22岁，本年父娶杨氏（三十一岁）为继室，随之迁至安吉城内桃花渡畔，居篆云楼”。吴昌硕对故乡孝丰县鄣吴村充满着桑梓之情，他在38岁时（1882），刻有一方“归仁里民”的印章，其边款云：“归仁，吾鄣吴村里名，亦里仁为美之意。壬午冬，昌石记。”
吴昌硕在其书画篆刻作品落款时常书有“安吉吴昌硕”，一生中刻有“安吉吴俊章”、“安吉吴俊昌石”等带有“安吉”字样的自用印多枚，却罕见“孝丰吴昌硕”印章或者款识。对此，吴昌硕三子吴东迈道：“鄣吴村地临浙、皖两省边界，在安吉县城西四十里……这个地方原属湖州府安吉县，明朝弘治年将安吉县的一部分划出，另置一县，就是现在的孝丰县。鄣吴村距孝丰城五十里。但一般人还是依照旧时习惯，称它为‘安吉县鄣吴村’，因此吴先生也自称安吉人，在诗书画幅上也往往自署为‘安吉吴昌硕’。”次孙吴瑶华也持有相类似观点：“府君之于书画识款，之所以言安吉者，实地志之沿革，亦从明制焉。”吴昌硕两位直系亲属认为吴昌硕依据明代鄣吴村归属安吉县，因此说自己是“安吉吴昌硕”。
本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了两条与之相关的线索：其一，王毓铨《籍·贯，籍贯》载：“籍贯是一个近代名词，指一个人的出生地或者是他（或她）的祖先居住地，没有其他政治、社会的意义……近代之所谓籍贯，在古代实为二事：籍和贯；籍是籍，贯是贯，不可混淆。”其二，王个簃《吴昌硕先生行述》载：“姓吴氏，世居浙江安吉鄣吴村。明弘治中，分置孝丰县，村隶之，而仍旧籍。”结合前人已有研究成果，融合王毓全与王个簃两位先生观点，从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籍贯在明清两代的嬗变、籍贯与科举的关系、鄣吴村在明清两代的行政归属等角度入手，厘清吴昌硕籍贯问题。
一、“籍”“贯”与“籍贯”
1.毕以其业著“籍”
“籍”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籍，簿书也……译：籍义为记载户口、贡赋的簿册档案。”我国古代的户籍注册制度有着漫长的发展史，每个朝代各有差异。元朝政府为了管理辽阔疆域内的各族人民，“将其全部人口以职业、民族、宗教的不同而划分为多达数十种‘户计’”。
明初继承了元代户籍制度。“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毕以其业著籍。”明朝政府通过籍来划分和统计全国人户的业。“国初核实天下户口，具有定籍，令民各务所业。”明代人户的籍与遥役相连，人户既然在某地官府登记注册职业即“占籍”，就应在此地“应役”。故籍又称为“役籍”。“洪武三年，令户部榜谕天下军民，凡未占籍而不应役者，许自首。军发卫所，民归有司，匠隶工部。”这种户口划分方式，便于政府统计全国人口在各行业的分布，有利于高效组织调配人口，应役浩大的国家工程或战争。
2.注“籍”地为“贯”
王毓铨认为：“贯，指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户籍所在地。”本文认为“贯”只是某人的“户役、户籍”所在地，前文论及明代人户只有在官府注册职业后，才能确定为合法的“籍”。“贯”仅是人户“籍”的注册地，并非一定要与人户的出生地和祖居地保持一致。
清初户籍制度基本沿用明制。顺治五年（1648），清政府令“三年一次编审天下户口，责成州县印官，照旧例攒造黄册”。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户籍“编审之制”弊端逐渐显露，康雍两朝不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雍正年间不断实行“改籍为良”的善政，“至编审之停，始于雍正四年”。清中后期，“籍”主要表示人户的户役所在地。这也是导致吴昌硕籍贯问题百余年来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一。明代，贯可以与籍分开，单独使用。例如，“我有个八拜为交的故人，乃青州刺史刘元普，本贯洛阳人氏”。
3.“贯”可改，“籍”不可改
“贯址可改，籍不得改。”《明代进士登科录汇编》记载进士胡超的籍贯：“胡超，贯：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人；金华府汤溪县，民籍。”胡超是明成化八年进士，其本是衢州府龙游县人，贯为何变成金华府汤溪县呢？吴宽在胡超墓志铭中解释道：“初为衢之龙游人，今割其地置汤溪，又为金华之汤溪人。”汤溪县是“成化七年正月，始析兰溪、金华、龙游、遂昌四县地置”。胡超本贯是龙游县，后因割龙游县地置汤溪县，“贯址”也就从龙游县改成了汤溪县。
但是，“人户以籍为断”。人户的籍，世代相传，不能随意变更，甚至“如欲改籍，须得皇帝批准”。《大明律》规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
[清]吴昌硕 水墨花卉十二条屏之一
133cm×52.8cm 纸本墨笔
二、“籍”“贯”与科举
1.“籍”“贯”与学额
明清时“籍”“贯”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
首先，“籍”决定了学子能否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如“倡优之家……俱不许入试”。“倡优之家”在古代属于“乐籍”，为贱民，“乐籍”贱民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其次，“贯”决定了学子在哪里考试、享受什么样的教育资源等。古代教育资源有限，各地学额非常宝贵，为防止当地学额被外人占用，明清两代从最初级的童子试开始就严禁“以外县籍贯而冒认此县之籍者”的冒籍行为，且为此采取了严密又复杂的防范措施。《八闽学政》载：“儒童系进身之初，最宜慎重……如无冒籍代替……择定日期，知会各县齐考，以杜重冒。查前次进学人数为准，选取二倍，取定令当堂各将姓名、年貌、籍贯、经书亲笔填列于原卷。”
冒籍应考者会受到严厉处罚。譬如，“考试商童……有冒籍贿结，扶同察出，童生源号痛惩外，保结廪生移会学道褫下，仍宜严究父兄，以杜冒认滋弊”。
2.明清《进士登科录》中的“籍”“贯”
明清两代各级科举考试时，考生必须在考卷上详细书写自己的姓名、年甲、籍贯、三代等信息。明代殿试完毕，官方会根据中榜者试卷上所写的“籍”“贯”等资料编印《进士登科录》。“《明代进士登科录汇编》为我们留存了大量历史文化名人的原始资料”。
刘晓祐在《明代进士登科录汇编•叙录》云：“昔人举乡会试，辄刻朱卷，载本人姓名、字号、籍贯、出生年月日，及上起始祖，下逮兄弟妻室之名讳，朱卷呈礼部。礼部据以汇印同年序齿录，又称同年总录或者登科录……以其详载一人之家世，且为最原始之资料。”
《明代进士登科录汇编》所载进士籍贯，将“籍”与“贯”在明代用法含义展现得一目了然，现列举如下：
“胡琏，贯：江西临江府新喻县仁孝乡六十四都，匠籍。”“吴宗熹，贯：福建漳州府南靖县，民籍，漳浦县人。”吴宗熹的籍贯表述对本文极具参考价值。其贯址在福建漳州府南靖县，籍是民籍，漳浦县人则是其祖居地或者出生地，这个地址与籍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必须得写上。此案例对解开吴昌硕家族籍贯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吴氏先祖籍贯的历史变迁
厘清明代的“籍”和“贯”及其与科举关系后，我们对“姓吴氏，世居浙江安吉鄣吴村。明弘治中，分置孝丰县，村隶之，而仍旧籍”这两句话就会有新的理解。
“世居浙江安吉鄣吴村”是指吴家先祖自南宋建炎元年（1127）“十九公迁于安吉之鄣吴村，世守耕读”，直至清末，700多年间，鄣吴村都是吴家族世居之地。“明弘治中，分置孝丰县”，鄣吴村原属于安吉县管辖，弘治年间划归孝丰县。《安吉县志》载：“（安吉）属湖州府，弘治元年，知府王珣奏分安吉上九乡为孝丰县属湖州府。”“村隶之”即鄣吴村在弘治元年（1488）脱离安吉县，隶属于新设置的孝丰县。“仍旧籍”，吴家先祖仍沿用明朝初年的安吉籍。
正德初年，安吉县升为安吉州，孝丰县被纳入安吉州，成为其属县，“正德初升安吉为州，以县隶焉，总属湖州府”。吴家先祖居住的鄣吴村，因隶属于孝丰县，所以其贯址要将孝丰县加入其中。这从吴昌硕十一世祖吴维嶽《明代进士登科录汇编》中可见：“吴维嶽，贯：浙江湖州府安吉州孝丰县，民籍，县学生。”吴昌硕曾有诗：“遥溯先籍本孝丰。”
清初，孝丰县不再隶属安吉州，“本朝初年，州如故，不领孝丰”。吴家先祖贯址里的孝丰县又再次被移除，变回“安吉州籍”。吴昌硕七世祖吴洪《顺治十八年（1660）进士登科录》：“吴洪，字声来，甲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安吉州籍，孝丰人。”清初，吴家先祖的籍贯为“浙江湖州府安吉州籍”，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改安吉为县”。吴家先祖籍贯变为“浙江湖州府安吉县籍”或简称“安吉籍”。
同治十三年（1874）成书的《安吉县志》记录吴家先祖籍贯时，都要在安吉籍后加上孝丰人或者鄣吴村人。如《安吉县志》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吴五凤：“吴五凤，字竹巢，鄣吴村人。”与之相对，《孝丰县志》载吴昌硕族人籍贯，则要注明“安吉籍”。如吴昌硕祖父吴渊，“渊原名应保……鄣吴村人，籍安吉”。吴昌硕父亲“吴辛甲……鄣吴村人，籍安吉”。吴昌硕在同治十三年（1874）编的《安吉县志》中则是：“吴俊卿，字芗蒲，鄣吴村，增生，例授训导。”
综上所述，吴家先祖因其世居地鄣吴村由安吉县划归孝丰县后，贯址却没有随之改变。这导致吴家先祖籍贯归属问题至少在清中期就存有争议。乾隆年间，刘蓟植编《安吉县志》，误以为吴维嶽已将籍贯迁回了孝丰县而没有将其收入。同治十三年（1875），安吉县官绅再次编写《安吉县志》时，经过重新考证，认为吴维嶽的父亲吴麟、弟弟吴维京都在旧《安吉县志》选举表里，才把吴维嶽又重新收入《安吉县志》，并且专门做了收录说明：“吴维嶽，麟子贵州巡抚。（按：刘志不敢收维嶽……或谓以其籍隶孝丰。）……至籍贯维嶽父麟，弟维京，皆列选举，则亦不得以孝丰外之故。今增入而并录墓志诗跋，以为左验。”并且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都没有彻底厘清。
四、“仍旧籍”的三个原因
在“安土重迁”的古代社会，籍贯与世居地保持一致非常重要，但吴家先祖却不惮其烦，始终保留安吉籍。本文认为原因有三：
1.法律依据
明代严苛的保甲制度下，籍贯与世居地分属两地也需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根据明代法律“人户以籍为断”，人户的“籍”一旦确定，就不能随便更改。“安吉籍”是吴家先祖在安吉县官方合法的“籍”。吴家先祖将籍贯保留为“安吉籍”，是有可靠的法律依据的。
2.“举业”所需
吴家先祖为了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其将籍贯保在安吉县（州）的重要原因。
吴家先祖从南宋初年定居鄣吴村，经过三百多百年的辛勤劳作，至明中期时，已积累了殷实的家资。吴家子孙在科举仕途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世守耕读，至明中叶，始以文学显于时，绵延至今”，如吴玒八就是当时的州学生。
科举时代的教育，除了家资殷实外，地方政府拥有较好的软硬件教育资源也很重要。安吉县是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名县，拥有颇具规模的县学宫、书院和名师资源。吴昌硕的祖父吴渊是举人出身，就曾担任安吉县古桃书院的院长。孝丰县则是明中期刚设立的新县，百业待举，“公府经始，城池未备，居民鲜少，吏治苟简”。孝丰县学还是由吴昌硕先祖“邑绅吴松捐资徒建”。
两县在学额资源方面存在很大差距。明代孝丰县的学额和贡生数量为：“县学岁科两试，额取文生十二名，岁试取武生八名，廪膳生额二十名，每三年挨贡一名。”安吉县学额和贡生数量则为“县学岁科两试，额取文生十六名，广永额一名，岁试取武生十二名，廪膳生额二十名，每三年挨贡二名”。安吉县升级为安吉州后，学额和贡生数量又增添不少，“（刘志）州学文生十六名，武生十二名，廪膳生三十名，每四年挨贡三名”。安吉县（州）的教育资源在软硬件上都比孝丰县强很多，这种优势保持到了清末。
明代中期以后，吴家先祖子孙举业上的投入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吴松的两个儿子吴麟和吴龙在嘉靖五年（1526）同举进士，“允详公讳麟，嘉靖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允际公讳龙，号石岐，嘉靖五年与兄允祥公同举进士，授礼部主事，时称二吴迁吏部郎中”。吴麟的两个儿子吴维嶽和吴维京也先后考中进士，“峻伯公讳维嶽，号霁寰，嘉靖十七年进士”，其弟吴维京“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官知府，亦有声”。吴维京子吴稼竳著有《玄盖副草》若干卷，是明代文坛著名的“吴兴四子”之一。清代，吴洪、吴五凤都是进士。吴昌硕的祖父吴渊、父亲吴辛甲都是举人出身。吴氏先祖还有多人中过举人、秀才和贡生。
同治四年（1865），吴昌硕到安吉县参加童试，被“广文潘之畦师，强拽之应试，乃入学”。前文已及，明清两代童子只有取得一地籍贯，才能在该地应试、入学。吴昌硕也只有先拥有安吉籍，才能在安吉县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并在安吉县学读书，而非本末倒置。因此，吴昌硕的“安吉籍”是与生俱来的，他只能到安吉县参加童试，而不能在其世居地孝丰县参加童试。吴父举家从鄣吴村迁往安吉县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吴昌硕在安吉参加童试，入县学读书。
吴昌硕挈家徙居苏州、上海等城市若干年后，其次子吴涵因是“安吉籍”，故其童试也得回故乡安吉县参加，并且回到安吉县学学习。吴昌硕在致顾潞札中写道：“俊以小儿考事至湖，安吉考数无多人，渠得以第七名入学，文墨不通之秀才，天下又多一个，可笑也。”本文通过吴昌硕籍贯的梳理，解决了吴昌硕身前对于“地归孝邑，考则赴安吉”的困惑。
3.官方因素
当地官方也是不能排除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代户口多少，决定着地方的税赋多寡，“户口者，庶事之所自出也，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甚至是考察执政者政绩的重要指标，“故户口之盈虚，可见政治之得失”。柏桦认为：“新设州县要从近邻州县得到土地和人民，大多认为近邻州县不会将好地方和真实人户割给自己。”原有州县在给新设立州县划拨人口时，往往会掺杂水分，“皆纸上虚籍，名有而实无”。吴家在孝丰县刚建立时虽还称不上是豪门大族，但也是家资殷实的乡绅。安吉地方官在划分人口给孝丰县时，自然也不希望这样有实力的乡绅家族脱离自己的管辖。
“1958年11月撤销孝丰县建制”，孝丰县原有属地并入安吉县，鄣吴村又归属安吉县管辖。“安吉吴昌硕”终于实至名归。
[清]吴昌硕 牡丹立轴
136cm×66.5cm 纸本设色 西泠印社藏
结语
吴昌硕籍贯问题近百年来争议不断，究其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籍贯一词在古与现代含义不同，导致了现代人多凭借经验将吴昌硕的出生地当成籍贯地；
其次，古人籍贯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这是理解吴昌硕先祖为何坚持“仍旧籍”的关键；
再次，鄣吴村的归属权从明中期到新中国成立经历了数次变迁，世居地与籍贯地时而一致，又时而分离，鄣吴村归属权始终处于扑朔迷离之中。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原因交织渗透，使得吴昌硕的籍贯问题变得错综复杂。本文通过对这三个原因的抽丝剥茧，厘清了吴昌硕的籍贯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详见《中国书画》杂志2024年第9期/总第26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