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
旅行
2024-12-16 23:31
浙江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字又之 ，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按时间累计，约有四十年。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就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和从事有关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但是，真正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说是从1949年开始的。实际上，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是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个科学在发展中，一方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走过不少弯路。如何恰如其分地估计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是每个从事这门科学的同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现代意义的“哲学”这个概念，在封建时代并不存在，因为那时还没有现代科学的分类和社会分工，还不曾有过现代意义的“哲学”这样的学科，只有约略相当于哲学的一些部类。中世纪的欧洲只有神学一门学问，其他门类都是神学的仆从，哲学包括在神学里面。古代中国主要是“经学”一门学问，它不像欧洲中世纪神学那样挂出神学招牌，是一门经天纬地、无所不包的学科。中国古人认为一切原则、规律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经学中都讲到了，有什么疑难问题，只要到《五经》或《六经》中去找，都能找到答案。中国的经学不具神学之名，而有神学之实。封建社会的哲学史名著，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其中大部分讲的是中国哲学的问题（也包括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内容），但不具哲学和哲学史之名。严格地说，进入现代后，才有近代含义的哲学和哲学史。近代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到了“五四”时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新旧思想交锋。这时期中国哲学史也有了新的发展。“五四”前夕，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这部书得到当时提倡新文化的进步人士蔡元培的赏识，随后又得到社会上的广泛重视，胡适也自称它是开山之作。这部书在1954－1955年全国性的批判胡适实用主义运动中受到了批判。批判了他的唯心史观，驳斥了他的实用主义观点，并指出了他的其他方面的错误，很多文章的意见是对的，这里不再重复。现在要指出，胡适这部书的确有胜过以前封建学者的地方。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不准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只能膜拜，不能非议，这是封建社会的总规矩（西方中世纪对《圣经》也是如此）。据当时人的印象，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作为一部哲学史，表达方式有条理，这只是形式，当时人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的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大变革。至于胡适标榜的“明变”“求因”等，所谓寻找中国哲学史的规律的狂言，不过是空洞的议论，没有什么价值，二十多年前人们已批判过了，可以存而不论。只要把胡适的哲学史与封建时代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比一下，显然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黄宗羲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第一流的学者，他的两部“学案”汇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今天仍然不失为研究宋明理学的有用的参考书。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敢大胆非议圣人。而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敢于非议圣人，这是时代赋予研究者的胆识，不单是胡适的功绩。只有当时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能用批评的态度评论封建社会的人和事。处在封建社会里面的人，大都是看不清也不允许去看清封建社会的。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吧。继胡适之后，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不像胡适的著作有头无尾，资料也丰富。这是沿着胡适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走的书。这部书出版后，也对社会影响了若干年。这部书对封建主义采取妥协的立场，不像胡适的第一部书问世时那样给人以新鲜感觉了。继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后，出现的性质相近或相似的其他著作，有梁启超、萧公权、钱穆等人的政治思想史、学术史等。这些著作，比封建时代的哲学史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前进。但是，总的说来，这些都不能算作阐明中国哲学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著作。中国哲学史虽在大学及学术界有此一门科目，但是没有能够成为一门科学。新中国成立前，在历史学领域内，有几位前辈开拓荒地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等同志都在不同的方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古代社会、古代历史以及古代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材料虽也是人们常见的《五经》《二十四史》，但经过一定的科学分析，使人们透过各种现象的迷雾，看到了一些真相，或者说更接近于真相。我不是说这几位前辈们的著作毫无可以讨论的地方，已成定论，而是说，即使他们的著作有些缺点和错误，但他们走的方向道路是一条阳关大道，他们的作品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探索的教材，具有示范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前辈们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著作作为标本，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新手在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探索的路上不知要遇到多少困难，要走多少弯路。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关怀知识分子的成长，积极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定期（每两周一次）举行讨论会。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们过去基本上都未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讨论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经常参加的，北京大学有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朱光潜、胡世华、齐良骥、任继愈等人，清华大学有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任华、邓以蛰、王宪钧等人。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多年的艾思奇、胡绳、侯外庐、何思敬等同志常来参加，徐特立同志有时也来参加。讨论会人数不多，自由参加，不拘形式，每次都有一人作中心发言，其他人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自由发言。金岳霖同志讲过形式逻辑，胡世华同志讲过数理逻辑，郑昕同志讲过康德，贺麟同志讲过黑格尔。发言多的是艾思奇、胡绳、何思敬几位同志。他们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外，还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当时我们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还很不清楚。通过这样的学习、交流，获益很多。后来，艾思奇、胡绳同志还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系统地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新哲学会，会长是李达同志。在这个学会里分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中国近代思想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个组。这个组织除了举行大型的报告会外，也为北大、清华两校的哲学系编写教学大纲，编选资料，后来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汇编》，就是这时开始编选的。龚自珍和魏源开始被写进中国哲学史，在这以前对刘逢禄、廖平还有人讲，龚、魏则被忽视。当时我们的学习，基本上是用从延安带来的办法。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采取教训人的态度，一些旧社会过来的唯心主义者，也没有顾忌地提出问题讨论。那时还没有提出过“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口号，但大家实际上做到了“三不”。记得艾思奇同志曾主张形式逻辑就是形而上学，但与会的逻辑学教师都提出不同的意见，争执了很久，讨论了若干次。最后艾思奇同志放弃了他的意见，也认为形式逻辑不等于形而上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光讨论不行，更重要的是必须系统地阅读、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这些书是被禁止的，不得公开发行。新中国成立后，学习条件变了，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也能够读到马、恩、列、斯的重要著作。那时全集还没有译出来，但也可以读到一些外文本（如英、德、俄文本）。除了书本的学习，还参加了社会活动，群众工作。经常在京郊参加一些农村的社会活动，还到全国各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上述北大、清华的教师们除年老体弱者外，差不多都参加过这类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我自己深切感到，由于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与农民共同生活在一起，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此真正感到过去儒学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空话。即使古人真正是这样想的，也救不了天下，救不了人民，只能把旧中国拖向苦难的深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对多年来最敬重的一位教授，也是我的老师说：你讲的儒家、佛教的那套哲学，我不信了，我要重新学习。经过了三年恢复时期，国民经济有了发展，国家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建设。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大的调整。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取消，合并到北京大学，组成一个哲学系。这时的哲学系教授、副教授共有四十多人，人才济济，得未曾有。教材建设也在这时开始。苏联派了不少哲学专家来我国，学制也进行了改革。他们的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机构介绍过来，我们一齐接受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来过几位苏联专家。我们今天哲学系四十岁以上的教师大都听过苏联专家讲课。苏联那时还没有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而西方哲学史的教材却系统地介绍到我国来了，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可以读到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也有了辅导、解释这些著作的一些书籍。使人们对马列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苏联的学风也给中国的学术界、哲学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第一，苏联对欧美的传统哲学有偏见，特别是苏联在卫国战争后，对德国的古典哲学有偏见，因而不能客观地对待，不那么实事求是。第二，苏联教学中只讲正面的，不讲反面的，参考书也只限于正面的，导致学生思想简单化，只讲唯物主义，少讲唯心主义，甚至不讲唯心主义。用这样的方法，讲马列主义已经不行，讲哲学史就更加不行。第三，苏联学术界的习惯，只允许有一种讲法。遇到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由政治局派人来做出结论，学术界按照结论来执行。最明显的例子如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成了研究哲学史的唯一指导方针，不允许讨论商榷。这是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学术问题，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对待，对科学发展有害无益。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波及中国的学术界。总起来说，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段系统认真的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被广大学者接受，并把它运用于一切社会历史领域内。中国哲学史这个阵地也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占领，逐渐地成为一门崭新的社会科学。三十年来，就作品来说，出版了通史、断代史、专题研究、论文集等，但纯属中国哲学史范围的不到十种。就人力来说，专业队伍不到二百人，与我们的任务相比，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力量还是十分薄弱的。尽管这样，我们的成绩还是很大的。首先，我们毕竟有了一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队伍，也拥有一大批业余爱好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几次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讨论，如对孔丘的评价问题，除了专业人员以外，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参加了讨论。这样一支队伍，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支队伍也正是今后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史的主力军。同时，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已得到全国的公认。从孔丘到孙中山，进行了初步的描绘。不同的研究者分别做出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应当承认这是科研工作的正常现象。人们对从古到今各个时代的重要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虽然这种分析是粗略的，有时是片面的。对几个重要的哲学家还进行过比较广泛的讨论，比如对孔丘、老聃、庄周、王夫之等人都开展过全国性的讨论，对哲学史方法论也进行过多次讨论。这些讨论虽然不可能得到一致的结论，却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领导地位，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参加者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营养，无疑能够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对各个重要的哲学家或学派摸了摸他们的特点、性质以及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在当时是进步还是保守、反动，他们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历史观有些什么内容，等等。如果把这种工作看作研究哲学史的最终目的，当然不对，但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摸清上述情况，则是不可缺少的。可能分类分得不妥当，可能把性质看错了，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常常看到对同一个哲学家或学派持有相反的意见，在研究中出现分歧，这不是混乱，恰恰是这一门学问兴旺发达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哲学史打破了旧哲学史的框框，把军事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思想，如医学、农学中的哲学思想吸收进了哲学史，不但丰富了中国哲学史，也为自然辩证法的历史提供了可备参考的材料。三十年来，中国哲学史不能不受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总形势的影响。中国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或动荡不安，马列主义的原则是否得到正确的贯彻，直接关系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时期，也正是我国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党的政策较能得到正确贯彻的时候。这时，学术上可以开展正常的争论，学术活动可以比较健康地进行。相反，人为地制造紧张，打棍子、扣帽子的时候，也就是学术停顿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几次大论战，直接与中国哲学史有关的，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有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通过这些批判使人们把学到的理论武器用到战场上，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开展正面的交锋，不论是参战的还是观战的，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锻炼了理论队伍，也提高了识别历史唯心主义的能力。1957年以后，国内国际形势起了变化，把反对修正主义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水火不相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是不能把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斗争。今天回顾一下，至少可以说有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弄混的情况。有时候往往把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有些全国性的大批判，如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关于人口论的问题等，都是以政治运动代替学术讨论，以讨论开始，以批判告终的。这种风气造成了学术界的不安定、不团结。学术界（中国哲学史也在内）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有一派人“一贯正确”，是专门批判别人的；另一派人则是只能受批判，无权答辩，成了学术上被专政的对象。关锋的《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一书，集中表现了这一时期的恶劣学风。全国范围内从1957年以后直到“四人帮”的垮台，近二十年来，一贯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于是“左”倾思潮泛滥成灾。三年困难时期，学术界又有点复苏。这时中国哲学史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也有些前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教材编写工作开始了，这时大学文科教材有二百多种上马，有教科书和教学用的资料，中国哲学史也在内。这一时期举行过山东的孔子讨论会，湖南的王船山讨论会，都是主办单位邀请全国哲学史界的人士参加的。这一时期，学术空气比前些年大批“右倾”时期活跃，批判孔丘和赞成孔丘的言论都得到发言的机会。“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影射史学，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这十多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处于混乱、倒退的局面。这是有目共睹的，这里不再多说。这是前进中的逆流，历史终归要前进的。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情况以外，关于哲学史方法论方面的论文，三十年来，发表了不少。比如关于哲学史的对象与范围的问题，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人类认识史上的作用问题，关于推动哲学思想发展的动力的问题，关于自然科学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问题，等等。像这些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不可能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而今天则受到哲学史工作者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能够提出这类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理论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表明面临着新的起点。三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不少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的性质甚至是严重的。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将会给这一科学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我们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重视得不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绝大部分是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当然是有着进步与落后、唯物与唯心之分。过去我们在研究中坚持哲学史的党性原则，一般地注意了赞扬进步的、唯物的，批判落后的、唯心的，但却忽视了具体地分析和批判这些意识形态中的封建主义的糟粕。“四人帮”炮制的“法家进步、儒家反动”的公式就是钻了我们工作中的这个空子，他们以赞扬法家为名，贩卖封建专制主义的私货，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看得很清楚，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除了资本主义以外，还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根子更深，危害更大，甚至用马克思主义伪装起来，构成中国修正主义的特殊形式。过去由于没有认清中国的这个历史特点，往往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口号下给封建主义留下了后路，甚至错误地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搞中国哲学史的人好些是专门或者主要研究封建时代意识形态的，应该自觉地把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担负起来。当然，这种批判不是简单从事，而是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分析。只有这种以科学分析为特征的批判才有助于人们认清封建主义的实质，也才能使中国哲学史这门科学在促进“四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在我们的研究中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教条主义几十年来十分顽强，很难根除，应当看到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中国封建主义流毒深广，它弥漫于各个角落，也影响到学术界。在学术界，人们往往不自觉地用对待封建帝王那样诚敬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恩、列、斯代替了尧、舜、禹、汤的地位，写在本本上的绝不敢有疑问，本本上没有写的更不敢多想。思想停止活动，就是僵化的开始。我们这些年来，习惯于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现成的答案，不少文章和著作，缺少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天长日久，也逐渐安于这种多引用少分析，甚至不会分析。习惯于用马列主义著作中的结论代替作者的分析，实际上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样的学风不改变，将使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思想僵化，不能有力地开展学术讨论和国际学术交流。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的贡献，但是，如果脱离了具体分析，不顾时间、地点、条件，把几条原则或个别词句生搬硬套，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成医百病的灵丹，或当作驱疫防邪的符咒。那不是尊重马克思主义，而是糟蹋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上的懒汉作风不仅使这门科学的发展受到影响，也使研究者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丧失思考和辨别的能力，容易受骗上当，被别有用心的人牵着鼻子走。“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儒法斗争史居然欺骗了不少人，教训是深刻的。前些年，“四人帮”横行时期，制造了一种“恐古病”，一提到“古”，就好像犯了大罪。实际上在“四人帮”横行以前，早已有了这种苗头。当时错误地解释和滥用了“厚今薄古”的口号。在研究问题时不要当古人的奴隶，不要颂古非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一原则不看对象、不加分析地在研究历史、哲学史的广阔领域中当作法律来采用，则有害无益。因为历史总是古的多，今的少。对古的东西一概不予重视，那只能导致文化虚无主义，否定了我们的文化优良传统。应当实事求是，如实地总结历史经验。历史经验多就多写，少就少写，有多少算多少。不能因为它是“今”的，就硬把它拉长，也不能因为它是“古”的，就硬把它压缩。有些哲学史著作在写作之前就规定，近代部分不得少于一半篇幅，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还有“古为今用”这个口号也被歪曲和滥用了。全面地、正确地理解这个口号，可以避免一些脱离实际的空谈。如果把它作为一条法律，也会把狭隘的实用主义当作马列主义来“用”。“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很多文章，都是打着这个旗号来贩卖实用主义货色的。他们把历史看成百依百顺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好像历史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主观的东西，又走上了六十年前胡适走过的那条邪路。影射史学也经常是躲在“古为今用”的大旗下，进行鬼蜮活动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三十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应看到，三十年的光阴，人们的真正工作时间还不到十五年，有一半的时间浪费了，大家干了一些无效劳动，甚至比无效劳动更坏，出现倒退。已经取得的成绩距离科学的哲学史的要求还差得远。我们仅仅对重要的哲学家和流派做了初步的普查工作，简单地分类，并没有深入研究。不仅是重大的专题，详尽的断代史，有待于进一步努力，就是对某一问题、某一人物、某一学派、某一部书等，也都缺乏深入的研究。经验表明：没有广泛的、深入的普查，就不可能准确地总结出规律来。断代史是通史的基础，对各个断代摸不透，看得不准，要想写出一部有科学性的哲学通史，是不可能的。衡量一部哲学史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而在于它揭示的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的发生、发展，不是孤立的，不是与它同时代的其他学科没有关系。一个时代的思潮，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比如研究魏晋时代的哲学，与当时的文学、艺术，以至宗教，都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如果哲学史与它同时代的其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不上号或格格不入，这样的哲学史即使它自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不能算作科学的哲学史。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深深感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例如资料工作还得加强。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手头必备的资料本来就很少，基本上依靠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解放后出版的原始资料很少，就是这些出版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破坏，也已经为数不多，靠这极其有限的原始资料开展科学的研究那是太困难了。由于没有进行原始资料的积累和整理工作，连整理资料的人才也没有得到充分锻炼的机会。今天我国四十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对原始资料的鉴别、校勘、训诂的基本功，比起老一辈的专家要差得多，即使是阅读和理解能力也低得多。这一差距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弥补起来，短期是不行的。此外，三十年来新发现的考古发掘的对哲学史有用的资料，还未来得及整理，有的则未消化。旧的资料，有些过去认为是伪书的，今天已可证明其不伪。即使是伪书，只要断定其确切年代，仍然是可靠的资料，要给它重新估价。近三十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哲学史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有的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还未能及时吸取其有用部分。理论的准备也要加强。三十年来我们的理论界有很大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已深入人心，但也应当看到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大高，对真假马克思主义，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还缺乏科学的鉴别能力。我自己深感没有学好，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来解决中国哲学史的具体问题。哲学史研究者不能不受全国理论风气的影响。1957年以后，理论界的极左思潮和各种混乱，不能不影响到哲学史界。例如，把阶级斗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在哲学史界也有反映。学术界长期以来不大习惯于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一有争论就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恐古”“恐修”达到神经衰弱的程度。这些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顽症，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治好的。这些缺点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常发展，理论水平决定了哲学史的水平。理论水平不高，哲学史水平也高不了。有了理论，有了资料，还要锻炼以理论驾驭资料的本领。三十年来，我们也吃尽了理论与资料脱节的苦头。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时期学术界曾流行过“以论代史”的口号，它的用意大概是提倡用理论统帅历史资料。记得在北大文科各系曾出现过“以论代史”的倾向，空论太多，史料不足。往往用马列的词句代替科学的论证和分析。这种做法，有时可以取得一时的胜利，但不能说服对方。50年代我们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烦琐考据时，强调理论的重要。任何时候强调理论的重要都是对的，但从此出现了轻视资料的偏向，任何时候史学工作者轻视资料的偏向都是错的。因此，把材料与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