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东参州
1910年生于日本爱知县。1929年毕业于爱知县冈崎师范学校。现任全国大学书法学会干事长、东京学艺大学名誉教授等职。著有《日本书法史》《中国书法史》《书法漫步》等书。
这里译岀的《中国书法的影响》系伊东参州著的《日中书法散步》一书中的第三部分，此书由日本理工学社在1977年1月出版。
“墨迹”这个词在中国是指所有的亲笔书写物，但它在我国却具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中国宋元时期禅宗高僧的笔迹，或者指以日本临济宗为主的禅宗高僧的笔迹。停止派出遣唐使之后，只有少数宋朝商人为了贸易而来日本，我国也只允许少数僧侣渡海入宋，宋朝文化没有直接给日本文化带来什么大的影响，因而宋朝的书法在我国也并不流行。但是到了镰仓时代，日本和宋朝的贸易加强，彼此的往来也频繁起来，宋朝的文物自然就流入日本，并开始渗透到日本文化中来。本来，我国奈良时代以来的书法是以王羲之为正宗而发展起来的。“三笔”也好，“三迹”也好，其法书的外貌尽管各有所异，但本质上也许可以说都是以王羲之的书体为根底的。中国在贵族政治盛行的六朝至唐朝初期，王羲之的书法华丽典雅，极为当时贵族社会所推崇和支持。王字也是我国平安时代贵族们认为的理想书体而予以接纳。但是当贵族这一核心力量没落，武士掌握了权力，王羲之的书法渐渐不再有人过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我国的书法进入镰仓时代后一定会发生大变革的根本原因。同样，宋朝的书法也向以王字为基础的唐朝书体和唐朝典型挑战了。新兴力量以对峙的姿态勃起，其中黄山谷和苏东坡的书法颇具备这些特色。南宋张即之的书法也以厚重而独具个性的特点受到我国禅林的欢迎。荣西（1141—1215）曾在仁安三年（1168）和文治三年（1187）前后两次入宋修禅，他将临济禅传入我国，在博多建立圣福寺，在京都建立建仁寺，对禅宗的普及做出了贡献。他在宋期间是学黄山谷的，为我国吹进了一股新的气息。曹洞宗永平寺的开山鼻祖道元是荣西的弟子，入宋四年，善黄山谷书体。道元的法书简洁有力，充分表现出道元严肃的性格。道元的门徒也善宋朝书体，随着禅宗的亨通，黄山谷、苏东坡、张即之等宋朝书体广泛流行于世，禅林间甚至有“东坡山谷，豆瓣酱加酱油”这样的俗语，世人将这种书体称为“禅宗体”。从荣西之后，留学僧归国时都带有自己在宋期间师事过的禅僧和其他书法家的法书。京都东福寺的开山鼻祖园尔弁园（圣一国师）在嘉祯元年（1235）入宋，学张即之的字，得无准师范的秘传，归国时除带回经论、语录、儒家书籍外，还带回很多法帖、拓本、墨迹。兰溪道隆（1213—1278）也擅书张即之的书体，和荣西一系的擅书黄山谷字一起，可说是当时禅林的两大书体。镰仓的武士们首先归依禅宗，离开京都后，这些武士还保持着质实刚健的风气，这种气质同禅林的气氛可谓意气相合。此外，北条氏还积极地给以保护，执权北条时赖立建长寺，将僧人兰溪道隆迎入镰仓，封为始祖。弘安二年（1279），著名书法家无学祖元（1226—1286）应北条时宗之招去日本，成为园觉寺的始祖。凡此种种可以说明，北条氏巩固了我国禅宗的基础。宋亡之后，很多宋僧为避战乱东渡日本，随着擅长草书的元朝僧人一山一宁（1247—1317）来日本之后，渡海入元的禅僧也与年俱增，禅宗也因之日益兴盛。
在没有去元朝留学的我国禅僧中，也有擅长书法的。如：京都天龙寺的始祖梦窗疏石（梦窗国师）、东福寺的学僧虎关师□、大德寺的始祖宗峰妙超（大灯国师），是其中最为杰出的。禅宗本来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它主张排斥文字，所以像“五山文学”那样的禅文学按理说是不可能兴盛起来的，可是禅宗有时要通过文字来赞美发扬宗意，或者要简明地表达禅宗的要谛，这就需要采用诗文的形式。于是诗文的内容便容易占得主要地位，修禅的严肃性却日益减弱，墨迹的价值自然而然就随同时代每况愈下。只有一体宗纯（1394—1481）以其不同凡响的独特书体名噪当时，他感叹禅僧如此腐败堕落，作狂诗讥刺世道。他的法书自由奔放，超越了书法的范畴，可称是旁门书法的代表，但其书富有骨气，饱含个性，并没有丢失书法的本质。德川家康喜好儒学，奖励儒学，厚禄重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汉学者，所以儒者辈出。而唐朝体为儒者所喜好，因此它就和儒学相为表里，兴盛起来了。“唐朝体”这一名称是相对御家流这种多日本风味的“日本体”而言的，精神全新的明朝的文徵明、董其昌，元朝的赵子昂，宋朝的苏东坡、米元章等中国风味的书体都叫唐朝体。今天，这一名称已不再限用于江户时代而被普遍地使用了。江户时代的唐朝体在宽永“三笔”（近卫信尹、本阿弥光悦、泷本昭乘）时大概已经萌芽了。其后，出现了北岛雪山（1636—1697）和细井广泽（1658—1735），唐朝体日益兴隆，在世上广泛流传。北岛雪山有志于医道，他赴长崎时向隐元、独立、即非请教书法的学问，还承俞立德传授了文徵明的书法。江户时代唐朝体的先驱者北岛雪山又将书法传授给了细井广泽，细井广泽著有《拨镜真诠》，将师徒相传的执笔法公诸于世；又著有《观鹅百谈》，主张应从文徵明上溯元朝的赵子昂，进而上溯到东晋的王羲之。其门下有书法家多人，如关思恭、三井亲和等人，成为以江户为中心的唐朝体流行之源。荻生徂徕、赵陶斋等人学明朝祝允明的草书，将新颖的明人草书的妙处吸收进来，为我国书法别开了新生面。这时，黄檗宗在我国亨通一时，黄檗僧的书法便助长了唐朝体的发展。就是说，明朝的名僧隐元（1594—1673）应长崎兴福寺僧人逸然的招揽，以六十三岁的高龄东渡日本定居，接受朝野上下的皈依佛道，并在宽文元年（1661）向幕府要来了寺地，仿照中国的黄檗山式样在京都宇治建立了宏大的万福寺，隐元成了这寺的开山鼻祖，这是在遵照明朝禅宗教团的法式和生活方式行事。隐元主持了四年后让位于木庵，第三世是慧林，第四世是独湛，宗派的基盘得到确立。在故国时就享有盛名的书法能手独立（1596—1672）比隐元早一年移居日本，他跟着隐元入了空门，将书法传给了深见玄岱（高天漪），成为我国唐朝体的一支源流。接着是木庵，紧接着又是即非到日本来，这隐元、木庵、即非世称“黄檗三笔”，也可称做“隐、木、即”。唐朝体通过这一派的禅僧在全国广泛流传。黄檗僧的书法以大字为最，笔致雄浑，世称黄檗流派。中国的明朝灭亡后，清朝兴起。躲避明末之乱和明亡后以事清为不齿而逃亡到我国的人相当多，不言而喻，这些人给我国的文化带来了不少影响，这也是江户时代流行明朝书体的因素。唐朝体流行之后，中国的法帖便成了习字范本。正保年间，宋朝苏东坡和黄山谷等人的法帖已经出版了。说起东坡和山谷，从室町时代以来，他们的诗文和法书已为禅林中的人所爱好，到了江户时代，这种爱好风尚仍旧继续存在，法帖的出版便是一个证明。到了宝历与明和年间，各种法帖的出版风起云涌。根据当时出版的书目来看，很多名家的东西被翻刻，如王義之、智永、欧阳询、李邕、颜真卿、张旭、怀素、米元章、张即之、赵子昂、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张瑞图等。其中元朝的赵子昂、明朝的祝允明、文徵明和董其昌占压倒性多数。赖山阳倾倒于宋朝的米元章。市河米庵一开始喜好米元章，自号米庵，后最崇拜王羲之。松下乌石是有名的王羲之崇拜者。在明和三年（1766）刊行的孙过庭《书谱》和姜尧章《续书谱》的前面，就冠以松下乌石的序文。韩天素是松下乌石的门徒，这一名字是当时流行的中国式称呼，其实他叫中川长四郎，是伊势国松坂地方的人，他起先学文徵明，后转学王羲之，甚至自号醉晋斋，他收集碑版法帖自刻《醉晋斋法帖》（集帖），发扬光大师风，努力普及唐朝体。精通书法学的泽田东江也崇尚晋唐碑帖，特别是崇尚王羲之的法书。江户时代这一派的书法家还有狩谷棭斋、小岛成斋、山梨稻川、卷菱湖、贯名菘翁等人，他们的专业基础坚实，识见超群。僧人良宽研究王羲之和怀素，并摆脱他们的束缚，表现出自在的天真气。寂严、慈云等僧人也以善唐朝体书法而闻名于世。江户时代唐朝体的一大特色是文人气颇风行，就是说产生了一种风潮——效法中国明清时期的文人墨客，重视诗、书、画、篆刻的多能。这种书法家超然于当时流行的书法，他们向古今书法家学习自己喜好的技法，能够自如地表现其文人的素养和个人的习性。池大雅、与谢芜村、田能村竹田等人可说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了。杨守敬（1839—1915）在明治十三年（1880）应当时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所招来日本。又得作为何如璋的后任、来日赴任的黎庶昌的信任，在我国住了四年。杨守敬是地理学者、金石学者，也是师事潘存的书法家、书论家。他的有关书法的有名著作有《平碑记》《平帖记》《书学迩言》《望堂金石文字》《楷法溯源》等。杨守敬来日本时，带有汉、魏、六朝、隋、唐的碑帖法帖一万三千余册，强调有必要把这些旧碑帖当作范本加以研究。日下部鸣鹤、严谷一六、松田雪柯等人对这种主张和书法观产生共鸣，经常造访杨守敬的寓居，通过笔谈这一不能畅所欲言的方式热诚地向杨守敬请教书法艺术，就中国有代表性的旧碑帖直接接受指导。所以对于以六朝、北魏为正宗的当时书法界来说，这三个人成了划时代性质的新的一派。江户时代初期，明朝文徵明的法书因北岛雪山和细井广泽而得到介绍。江户时代末期，旧碑帖、旧法帖的一部分研究工作因卷菱湖、市河米庵、贯名菘翁和小鸟成斋而得以开展，但大部分的学书者都以老师为绝对的范本，埋头于师风的传承。明治初年的唐朝体也不过是这些名家的门徒在传承其师风而已，其中卷菱湖一门的书体特别流行。可是随着杨守敬的来日本和在六朝北派书法方面的鼎力指教，北碑系统的书法赢得很多学者好奇和青睐，给日本的书法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尽管影响还比较缓慢，但寺院方式的学书方法得到了改善。中林梧竹（1827—1913）在这种风潮的刺激下渡海到了中国，他直接师事杨守敬的老师潘存，研究汉、魏、六朝的书法，回日本后他发表了众多的艺术性作品，受到人们注目。这些作品有助于确定研究旧法帖、旧碑帖的功用和方针，并有所促进。日下部鸣鹤也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到了中国，和吴大瀓、杨见山、俞曲园等交游，有所受益，回国后在日本专心培育新人，所以日下部鸣鹤一派遍布全国。此外，北方心泉（1850—1905）、副岛苍海（1828—1905）等人也渡海到中国，和中国第一流的文人交游，直接接受教导，回国后，强调研究旧碑帖的重要性，作出了榜样。篆刻家园山大遇、桑名铁城、浜村藏六（五世）、河井荃庐等到中国师事徐三庚和吴昌硕，颇受影响。西川春洞、中村不折、河东碧梧桐、前田默凤、永坂石壕等也是擅长六朝体的有名书法家。在清朝考证学的影响下，明治以来的书法家除能作楷书、行书、草书外，还有能作古文、篆书、隶书等特长。宫岛咏士到中国师事张廉卿，有悟于北派书法、特别是有悟于《张猛龙碑》等，书体别具一格，他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年代的学术界、政界、财界的主要人物中有一股潜在的力量。犬养木堂也是受其影响的一个。六朝书体即使如此普遍风行，但仍有一部分人依然爱戴旧有的唐朝体，形成了一派。长三洲是爱好颜真卿书体者当中的一个人。吉田晚稼、金井金洞、成濑大域等人是固守江户时代以来传统性的唐朝体代表，特别是成濑大域，他从正面攻击日下部鸣鹤和严谷一六的所谓的新派。总而言之，到明治中期，这新旧两派的对立似乎相当激烈了。本来，日本颇缺乏有关古文、篆书、隶书的合适指导者和范本，因此研究这些领域的人也很少。这大概是因为“仮名”是从草书中脱化而来的，“仮名”付之实用后，行书和草书与“仮名”相调和、可并用，它们便为人们所需要而受到人们青睐。可是，对在此之前最予以忽略、最欠缺的古文、篆书、隶书等产生的新评价，便明显地使我们眼前展开了新的书法造型美的世界，这是书法的一大革新，说明书法在进步，这种现象的确符合“书法黎明期”这一称号。杨守敬提倡和指导的古典研究法扎下了根，一直为今日的学书者所继承，无论是民间还是高中、大学，都盛行此法，大概将来还一定会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