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的避乱之行与即兴楷书
——以故宫博物院藏王铎《行楷书王维诗卷》为中心
◇ 赖妮
王铎（1593—1652），字觉斯（或觉之），号十樵、嵩庵、烟潭渔叟等，河南孟津人。天启二年（1622），登进士第；崇祯十三年（1640），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明亡后，于福王朱由崧（1607—1646）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中出任东阁大学士；后清军南下，与钱谦益（1582—1664）率军民开城降清，并在顺治年间任礼部尚书、弘文院学士、太子少保等职。王铎在历史中长期因其贰臣身份而饱受争议，但在文学、艺术领域却名噪一时，特别是在书法史上，他与张瑞图（1570—1644）、黄道周（1585—1646）、倪元璐（1594—1644）、傅山（1607—1684）等人堪称晚明个性书风的代表，王铎又以其诸体兼善、功力深厚而早有书名，甚至与松江前辈董其昌（1555—1636）同列，有“南董北王”之称。尽管全身于明清鼎革之际，但王铎降清后政治生涯并不如意，并饱受猜忌，故其早有整理诗书旧稿、以学术与书艺传于后世的抱负。其《拟山园选集》《拟山园诗稿》《拟山园帖》《琅华馆帖》等诗文法帖可为证。就书法而言，行草占王铎创作与流传的大宗，亦是其个人风格的直接体现。不仅如此，王铎终身临古，在篆、隶、楷等领域亦有不俗表现。
故宫博物院藏行楷书诗卷又名《王维五言诗卷》（图1），绫本，纵21厘米，横165.5厘米，是少见的王铎楷书佳作。全卷录王维《济州遇赵叟家宴》（该诗原题为《济州过赵叟家宴》）、《春过贺遂员外药园》两诗作，以典型的柳体大楷，参以颜、欧体楷书，这是王铎此卷作品在行笔中的最大特色。通篇来看，全卷楷书部分共28行，行4、5字不等。末尾行书题跋17行，记录了创作时间、境遇、个人心态与同游好友等多重信息。
（请横屏欣赏）
图1 [明]王铎 《行楷书王维五言诗卷》
21cm×165.5cm 绫本 故宫博物院藏
《王维五言诗卷》创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王铎时年51岁，与门人朱俊（五溪）、好友郭世元（漱六）同在友人贵养性（履吾）琴言斋中，深夜四人相谈甚欢。在对同游紫围峰的兴奋期待中，王铎的创作热情被点燃，挑灯书成此卷极具实验性的作品。诚然，在王铎眼里，这幅作品在技巧上仍有提升的空间，但难掩其对于“绫卷书楷”这一创作形制与风格“混搭”的“首创”洋溢出的欣喜与自豪。也许，这份松弛的愉悦与偶得的痛快能让王铎暂且忘记刚刚过去的坎坷、狼狈甚至痛心的经历。
一、避乱东南 寄居新乡
自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李自成率领民军攻克孟津以来，王铎一家可谓行路坎壈。之前避居怀州（今属河南沁阳）的短暂安定在民军自襄阳而北上的猛烈攻势之下显得岌岌可危。王氏一家决意赴江南避乱，并于两个月后，携家眷百口启程南下。从王铎写给四弟王镆（生卒年不详）的信札中可以推测，他们最初的目的地或许是金陵（今南京），不仅因为王铎曾经于南京翰林院任上驻留过短暂的时光（1635—1637），且有姻亲—户部尚书梁云构（1584—1649）可投靠，其与定居南京的好友张镜心（1590—1656）亦常书信往来，多提及中原之乱，并有意与张家结两姓联姻之好。谁料行至曹州（今属山东菏泽），夫人马氏肌生脓溃，未至徐州则病情笃甚，最终于崇祯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二十六日亡故于赴金陵途中。至宿迁，王铎多年的好友—山阴人祁彪佳（1603—1645）允诺借绍兴密园予王氏一家暂居，且至金陵后不足一月，芜湖战火又起，王铎决意再度南下，选址绍兴作为此行的终点。
一路行舟并不顺遂，1642年冬日过白洋河，船队搁浅动弹不得，而身后民军杀伐将至，幸而及时撑舟脱险，免遭劫掠。1643年春，家族兄弟失散，终日蚊蚋相伴。最关键的是，本欲乘舟前往绍兴的计划也不了了之。日久以舟为宅，王铎兄弟均觉非安居之地，且在这劳顿的途中，王铎的三妹与三女儿也相继病逝。故中原有民军溃退的消息，王氏兄弟便心生返乡之意，至苏州后便掉头北上，并在1643年七八月间，经历了行李失火、书籍焚毁之后，王铎又返回了黄河北岸的辉县（今属河南新乡）。
山阴朱俊（生卒年不详）是早年在王铎家的塾师（或幕友）。崇祯十五年（1642）春，其携子朱士曾（字敬身，1622—？）投靠王铎，并一路随王氏亲眷舟车奔走。上党郭世元（生卒年不详）与王铎于崇祯四年（1631）相识，也是与王铎唱和无间的诗文故交，且郭世元擅画花鸟，自崇祯十四年（1641）赴怀州（今属河南沁阳）投靠王铎后，两人笔墨酬答多记录于王铎的《拟山园诗稿》中。崇祯十六年（1643）七八月间，郭世元亦避居辉县。两位同道好友的陪伴为拖着病体、收拾残卷的王铎增加了些许慰藉。与此《行楷书卷》差不多同时期创作的杂书卷《千秋馆学古》（图2），创作情境亦类同。王铎在该卷的跋文中称，郭世元与自己好古之心相合，故创作此卷相送，并特嘱郭兄勿示不博古者。知己之心，拳拳可见。
图2 [明]王铎 《千秋馆学古帖卷》（局部）
27.5cm×289.3cm 纸本 上海博物馆藏
东南避乱的征途难逃惊险与伤痛，颠沛流离之中的王铎想来也无心濡墨挥毫，但此行对其书画识见绝不是毫无意义。凭借多年在京的宦旅，以及当时已有的诗名与书画创作的盛誉，王铎每行一处都能得到地方官员或好古士绅周详的安顿与支持，题诗落墨的酬答自然是必不可少。寻访名胜，探古怀人，也是行程中与友人阐发诗情、切磋心得的契机。过镇江，到访米芾谪居之地让王铎聊以心怡，而文氏玉兰斋、停云馆则成为贫病的王铎一家行至吴门重要的安身之所。或有雅好丹青之士邀约提点新作、同赏珍藏，也是难得网罗旧雨新燕、扩展博古视野的良机。特别是金陵与吴门两地，王铎曾经广结笔墨善缘，且未受战乱叨扰，晚明重要的书画家与收藏家依然会聚于此。行至此处，王氏兄弟甚至将自己所藏展示同好，或继续择佳充实行囊。其中最重要的藏家当属袁枢（1600—1645），此次避乱南行，王铎在苏州得观袁枢家藏传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五代巨然《层峦丛树图》及董元《潇湘图》、元代吴镇《画竹》卷等名作，并在《洛神赋图》上题下“宇宙第一尤物”的赞语。在董元《潇湘图》的跋文中（图3），王铎感叹道：
亲家收藏如此至宝，葵丘城堕家失，有此数帧，不宜郁宜快也。
图3 [明]王铎 董源《潇湘图》跋文
（[五代]董源 潇湘图 50cm×141.4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葵丘即袁枢故乡睢州（今河南商丘睢县）。由此可知，此际的袁枢与王铎皆有避居吴门、心思故土的苦闷与隐忧。
与王铎同游的另外一位重要鉴藏家是曾任礼部左侍郎、后辞官乡居的长洲（今苏州）人韩世能（1528—1598）之子韩逢禧（1576—1655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阎立本画虞世南书》即藏于韩氏的半山堂。王铎此际造访，给予该卷“宇宙第一至宝”美誉。后王铎又与韩逢禧、袁枢二人同登虎丘，并与朱俊随韩氏同访娄东（今江苏太仓）书画家王鉴（1597—1677）观其创作。在金陵，王铎与友人做客晚明人物肖像画家曾鲸（1564—1647）之所。在书法篆刻方面，遇到善书法篆刻的叶仑（生卒年不详），令王铎感佩不已。叶仑遍搜秦汉以来金石，学问扎实，王铎作长诗称颂之。
图4 [明]王铎 米芾《吴江舟中诗卷》的跋文
（[宋]米芾 吴江舟中诗卷 31.3cm×559.8cm
梅多鲍利坦美术馆藏）
返豫后的王铎因家园尽毁，暂居辉县苏门孟庄，并将原有的书籍自怀州寓所运至当地世家郭士标（生卒年不详）、郭士栋（1610—1657）兄弟的玄览堂。郭氏兄弟亦雅好丹青收藏，王铎暂居此处，不仅留下了赠予兄弟二人的诸多诗作，也与郭世元等诸文友同观郭士标所藏米芾《吴江舟中诗》卷。（图4）在新乡城东安葬了旅途中病殒的夫人马氏后，稍稍安顿的王铎有了片刻的修整。此时能够与他同游相谈的好友除了郭氏兄弟，还有新乡张缝彦（张缙彦兄，生卒年不详）、张缙彦（1599—1670）兄弟及胙城（今属新乡）贵养性（字履吾，生卒年不详）、门人朱俊和好友郭世元，以及一同流寓新乡的郑世宪（生卒年不详）、汪度（生卒年不详）等人，并留下了诸多畅饮欢谈之后的即兴书画。
二、以诗遣兴 融篆入楷
《行楷书诗卷》所书诗歌内容亦轻松恬淡，一扫羁旅之苦与忧怀时局之伤。
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道言庄叟事，儒行鲁人余。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上客摇芳翰，中厨馈野蔬。夫君第高饮，景晏出林闾。（王维《济州过赵叟家宴》）
前年槿篱故，新作药栏成。草为君子，名花是长卿。水穿盘石透，藤系古松生。画畏开厨走，来蒙倒屣迎。蔗浆菰米饭，蒟酱露葵羹。颇识灌园意，于陵不自轻。（王维《春过贺遂员外药园》）
王铎此番以王维两篇过访友人宅院的诗作为书写内容，想必是在贵养性的琴言斋中得到了上佳的款待，进而兴奋于明日与友人同游苏门山之紫围峰及西崖诸胜景，遥想在山泉中酌酒，不胜惬意。两篇作品道出了王铎与友人们在庭院中闭门独享其乐的怡然之意，与三个月前行至辉县的仓皇疲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履吾先生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王铎以唐律为内容的书作中，王维的诗歌并不多见，当晚写摩诘诗，或许是兴致使然或友朋提议（但却未影响王铎此番创作热忱），且诗歌内容也更清新灵动，与当晚欢谈的气氛同调。
而目前所见王铎传世的书唐诗卷（轴、册等），杜甫（712—770）的诗作在数量上占据绝对领先的地位。这与王铎的艺术观点直接相关：无论在经史研究、诗歌创作，还是临帖习字中，推崇复古、摆脱时弊是其一以贯之的主张。在诗歌品读与创作上，王铎对时下文坛涌起的诸多“俗调”颇为不满，甚至指刺白居易、元微之、黄鲁直、秦少游、陈简斋“害气害调、害韵害清”。在与祁彪佳、王启睿（生卒年不详）等人对诗歌的讨论中，王铎推崇李梦阳（1473—1530），贬斥徐渭（1521—1593）、钟惺（1574—1624）以及竟陵派的措辞相当尖锐，并对何景明（1483—1521）亦多有微词。而就诗歌而言，杜诗则是其崇古观念中树立的不二典范：
知诗唯少陵，文唯昌黎……即北地、弇州犹嗛嗛未满于怀，而世人一切软美卑靡、掇拾易构之语，又曷足邀其一盼。
王铎在书作中每每引用杜诗，不仅表达自身对杜甫的喜爱，也是向外界阐发其对诗品的观点与复古思想的宣言。但强烈的崇古复古观念并未禁锢王铎在实践中的脚步，反而在对典籍的阅读校勘、古器书画的品鉴中，王铎的视野得到了丰富与扩展，并有效地反哺创作。他曾以“大、奥、创”的标准勉励祁彪佳在诗歌写作中进行大胆尝试，坚持“诗文之道，不古不传、不奇不传”。
今天看来，我们将王铎作为晚明个性书家的代表，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特立独行的点画行笔尤其对涨墨的运用，在同期书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标记。其书法成就与其崇古思想并笔耕不辍临习古帖直接相关：《淳化阁帖》与《兰亭》《圣教》堪称其毕生追摹的典范。此外，崇古思想也集中体现在他对汉字正体的追求上。在楷书的临习与创作中，他常以自身对古文字的研习，改写法帖中“不甚合古”的“俗字”。比如在对王羲之、王献之的评价中，王铎就曾指出：
锺繇、王羲之、献之，书家出而乘等党骈，意态虽妍，畔坏兴常而獠猎于古法……羲、献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
图5-1 神龙本《兰亭序》中“禊”字
图5-2 《定武兰亭序》 赵孟頫摹本中“映”字
在汉字的演化中，正体与俗体的流行与规范一直存在不稳定的状态。汉晋时期，楷书兴起，本质即是民间俗字的书写习惯对隶书正字的改造。东晋“二王”既是一代书家，也是推动汉字向行书、楷书乃至今草演变的重要力量。王铎的此番批评有其深刻的时代特征，即在晚明，市民文化的兴起带来了在书目刊刻、诗书创作等领域俗字的横行。在王铎看来，无人知古习古的风气对学术、社会带来相当大的破坏。一直以经史著述为己任、以诗文书画为小道的王铎，对于治经之本——文字的训诂，无时不在呼吁与力行。显著的特点是他在临习晋帖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本自字帖的面貌，而是以自身的文字修养而对法帖中的汉字进行“纠正”与“改写”。比如行书《兰亭序》中，原帖中“禊”“映”“趣”“快”“俯”等字，目前已经被历代学者指出为王羲之以俗字入书的例证。王铎在自己的临作中，就有意地以正字改写，而并非遵从王羲之的原有字形（图5-3，王铎临本的“禊”字与图5-1唐代的神龙本不同，“映”字与图5-2元代赵孟頫摹定武本亦不同）。同样，对字形重要性的强调也体现在王铎对篆刻的评论中，在崇祯戊寅年（1638）王铎与当时篆刻界颇有声名的司马巍（生卒年不详）论字论印中，他不仅再次直言“羲、献多姿而不知古”，也批评当时篆刻名家何震在用字方面不严谨：
雪渔何震，用刀似古，而字画配徙，往往有误，世未之察，盖有形乃有声，有声乃有义，二者帝之矣。……好古君子，职惟好古之故也，厌学者文其短，曰好奇，夫非好奇也，好古也，正其点画偏旁，无所用配徙纽合之聪明……莞乎大道也。
图5-3 王铎临薛绍彭本《兰亭序》中“禊”“映”字
有学者发现，王铎曾经将自己对古文字的认识整理集成《字牖》一书，充分说明其在古文字方面倾注的心力。其古文字学养也突出体现在其书法中，如大量的楷书——尤其是大楷，将篆书字形进行楷写，即创造“览之如三代鼎彝，两京文物”、不知古不足以识认的奇字。
在《王维五言诗卷》中，典型的篆字楷写有“散”“香”“穿”等字，“年”“走”“畏”三字属于将整字以篆书字形、楷书的笔画来书写，而“散”“香”“穿”“前”“藤”“于”诸字，则是还原汉字中的某个偏旁的篆书写法，以达到与“俗字”不同的“复古”效果。
三、尚古崇学 “奇字”入书
清人就指出晚明“奇字”楷书的兴起始于王铎。“奇字”的出现，将王维诗文中文字的视觉形态大幅延展，在琴言斋观赏的四位雅士从熟悉的诗歌中看到较为“生疏”的古字，想必能够产生新鲜的趣味与会心的愉悦。有些古字，因篆书的楷化，笔画相应增加，比如“石”“散”“藤”“开”等字，王铎在单字的书写中能够稳健地平衡间架，可见他对古字的熟稔以及落笔前的自信。但王铎也不是将所有字都遵照篆书字形来写，“静”“闭”“闲”等字就仍沿用当时通行的写法，甚至在两首诗中都用简化的“高”字。可以说，对古文字的研究让王铎在创作时对字形的取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其楷书个性化风格的重要因素。
有学者指出，虽然王铎在当时已为公认的“执经史六书之柄”的文化精英，但其推定古字字形的依据尚值得商榷，并列举了“寒”“羞”等字在王铎的“隶定”下产生的偏差。比如“农”字，若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所收的小篆作为的古代篆书“正字”的统一标准，则《王维五言诗卷》中出现的与繁体“丰”（豐）字上部形态相同的部首，则或为王铎在“隶定”过程中的一家之见。在本卷中，王铎将半包围结构的“成”字的中间部件，处理为一横一竖的写法，似有所本，但《说文》一般写作“个”或者“午”。相似的字形例证，还有诗卷中出现的“曝”“饮”“蔗”“菇（菰）”等字。
当然，我们不能以文字学发展到今天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和所见的古代文字资料，去苛责王铎的学术规范与隶定成果。古文字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在字形已经相对固定的隶楷书阶段，仍然在历代的使用中不断产生变化。今天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作为判断标准，有简化参照体系、方便说明问题的益处，但古人所见的古代汉字资料、书写习惯很可能更加丰富与多样，且学术规范与标准也不能与今日同观。今天，学者们从历代的文字书写样式中总结各种字形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指出汉字书体演变链条和形态变化规律，为我们了解文字演变、阅读古文字提供了可能。但就单一某个历史节点，是否形成了完善的评判“正字”与“俗字”的规范，以及古人所见文字资料与我们目前能够查考的古文字，在数量与种类上有多大的差异，都较难评定。只能说，王铎的隶定是他查考古代典籍与搜访金石器物的个人成果，且王铎本人更加积极将他的研究呈现在楷书创作中罢了。
图6 [明]王铎 隶书三潭诗卷 27.3cm×261.2cm
纸本 崇祯十七年（1644） 辽宁省博物馆藏
恰是在流寓辉县期间，王铎亦开始习隶书隶。在写给许顺衡（生卒年不详）的隶书《三潭诗》卷中（图6），王铎以隶书记录：
予素未书隶，寓苏门始学汉体，恨年异壮学之晚，虽然，羲之、高适五十可也。
后王铎之子王无回（生卒年不详）也说：
（先父）弱冠时即弄柔翰，垂四十年，虽身历通显，颇耽著作之癖，人只知其运腕神化，出入晋唐，不知其书画一道，特游艺耳。此仿汉隶书于百泉之右，观水势澎濞，澄然万顷琉璃光，以助笔兴，故远探月窟之奇，散印雪鸿之迹，真足宝重。
这不由得让我们回看《王维五言诗卷》中王铎以腕力遒劲、墨沉淋漓的米家笔法留下的跋文：
明日秣骡入紫围峰及西崖诸胜。时酒甚酽，苏门泉声沸响，在吾几席。
可以想见，王铎与诸位友人在晚明时局危殆、流寓他乡之际，在苏门山的峥嵘山势与金石铭刻中看到了篆隶文字的美感，而百泉喷涌、波光粼粼的水流也冲刷出一条书法创作的全新方向。虽然在战火与仕途中，王铎辗转落魄，但颠沛的经历与同好的相知又开阔了王铎在文艺之路上的视野，打通了其崇古与求新的经络，为他极富实验性的书法提供了给养与信心。
四、创新与历史评价
在一鼓作气完成《王维五言诗卷》两诗的楷书创作后，王铎自信满满地提到：
书绫卷鲜书楷法者，即华亭玄宰亦未之觏也。癸未十月过履吾老亲翁琴言斋，笔墨砚皆精良，挑灯书二卷，俱楷，时同上党郭漱六、山阴朱五溪。明日秣骡入紫围峰及西崖诸胜。时酒甚酽，苏门泉声沸响，在吾几席。识于后，将来一披览，于书道有进，定嫌此，欲唾于卷上。奈何奈何！
华亭玄宰，即王铎创作《王维五言诗卷》时已经谢世七年的董其昌。目前所见王铎与董其昌的直接交往，始于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在京时仍任翰林院侍讲的王铎书与赴京就任礼部尚书的董其昌信札往来中，多有讨论书画刻帖：
刻手有讹，肥于偏旁，装束美艳，王嫱带疠，亦自可怜。书法有大源流，河之昆仑，晋为一支，唐宋小陂㙴而已……
董氏亦将王铎之笔墨文采与颜真卿、苏轼作比，盛赞这位后辈诗文不为书画所掩：
苏子瞻尝恨颜鲁公忠义大节，唐世伟人，而与书画者流同置评论，此自有识，然子瞻书法妙绝当代，墨竹一派出文湖州，五百年来称为独步，文章气节不以书画掩如此。我明词苑鲜工画道，觉斯太史卓然名家，子瞻见此图，当有咄咄逼人之叹。
此时的王铎以下属与晚辈的身份，在信中遥想与文坛、艺坛领袖携手“遨吟于曲泉花宫之间”，不断表达对董氏亲授学理的期盼。
前文提及的收藏家袁枢，是与董其昌、王铎都交往密切的人物，董、王二人均对其藏品有不俗的评价与推举。虽然目前未能得到二人同观袁氏所藏的直接记录，但不难想象在王铎面对袁枢藏品时，前辈董其昌的意见亦通过书画上的题跋，或是袁氏家族好友等诸多渠道，间接影响王铎的认知与判断。
有趣的是，在当时均颇有书名的董其昌与王铎二人，其作品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迥然不同，清初田兰芳（1628—1702）曾在《逸德轩文集》中有如下记录：
公（王铎）与董文敏公其昌在崇祯间以书法并臻妙，董以居官无所表建，人于其书率少易之，而公用文学特起，岳岳然为天子从臣，海内士大夫仰其宏博风流，以为庶几一代伟人，故其一字之出，人人争如宝璐。
可见，董其昌的书法还仅限于在官宦文人间传播，而“后生”王铎凭借其诗名文名，已经达到一字之出，洛阳纸贵的盛况。无怪乎董氏谢世之后，王铎对自己在书画界顺位而执牛耳的意识已经非常清晰，跋文中以“华亭玄宰亦未之觏也”，不经意在创作中留下了超越前人的雄心与魄力。
通过检索后人对这两位代际交替的书画巨擘的创作评价，得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引用最多的当属张庚（1685—1760）在其《白苎村桑者》中留下的品评论断：
明季工书者，推董文敏之丰神潇洒，一时固无有及者。若据此卷（《为袁石写大楷》）之险劲沉着，有锥沙印泥之妙，文敏当逊一筹。
翁方纲（1733—1818）则在肯定王铎的楷书成就时，保留了其透过墨迹而对二人学养品格的观察：
王觉斯之真楷，有时真胜董文敏，而其率意行笔，则逊之远矣。率意行笔乃见规矩，亦谓创草破正，此亦关于学养，非可苟焉已也。
近代学者王潜刚（生卒年不详）则在《清人书评》云：
王觉斯书，明季与董齐名，雄健更胜于董。既入清，则作清人论矣。其书小楷最上，能得唐人之神。余收有小楷书《平淮西碑》卷……绢素洁白，墨彩如新，真欲突过华亭，凌跨文、祝。
……
觉斯书熟于二王，深于《淳化阁帖》又深于《圣教序》。……可见其平日摹古之功。中年乃以漫仕为本，而会通古今，极力变化，自成一家。绝不取元人一笔，所以胜香光在此。
王铎在入清之后，虽然举家得到安寝，但仕途上依然处于边缘。王铎与钱谦益、孙承泽（1592—1676）、周亮工（1612—1672）、龚鼎孳（1615—1673）等仕清“贰臣”一道，吟诗纵酒，以浇胸中郁气，终在60岁时因病离世。但在艺文领域，王氏后人整理王铎书画、诗文著作的工作未曾止步，想来这也是王铎在晚年倾心书画鉴定、意图承董其昌衣钵，在书画艺文领域青史留名的不懈努力。
乾隆皇帝（1711—1799）曾在《御制题倪元璐撰王铎制辞》中评论道：
适阅《四库全书》明倪元璐制诰一，其为侍讲王铎制辞云“追踪洛下，迈迹临川，决子鼎铉，则犹蓍荚”，是以为优于程颐、王安石也。……夫王铎本明季大臣，至我朝为大学士，其身事两朝，人品无足取。乃元璐制辞以为优于程颐，是何语耶？元璐在明季本东林党，其从刘宗周、黄道周游，尚能留心经济，奏疏多切中时务。国朝定鼎时，即赐谥文贞，实明季诸臣中佼佼者。而其词不免失体如此……
这里代表新朝统治者对王铎的一般态度，而字以人传，满族入关后虽有拉拢江南文士的政治需要与科举取士的现实举措，但清朝皇帝无论在收藏品鉴与书写实践中，还是绕过了王铎，重新将董其昌树立为书画艺术的标杆，将董其昌的书画影响延长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在以往的书法史写作中，学者们会因王铎的政治选择以及个体的生命历程跨越明清鼎革为由，将其视作携晚明个性书风入清的过渡书家，偶尔暗含着晚明极具个性的风格不为清朝专制所容的“历史阐述与评判”。但现在看来，王铎的崇古思想是其创造个性的丰富养分，并以孜孜不倦的学术探究，扩展书画的品鉴、临习、收藏与创作。向古而求新，是王铎到晚年始终坚持的原则，而他对古字的考订、对篆隶的钻研、对魏晋碑版的重视也影响傅山这样入清的晚辈。
小结
王铎曾经在为好友薛所蕴作书中不无感慨地说：“楷可有意忖度而书，草不可有意忖度而书。”可见楷书的创作可以通过临习训练而归纳出适合自己的风格与节奏，进而可以“忖度”设计出精致的个人面貌。而王铎在大字楷书中自我“忖度”的方向即为汉字的字形——书写形态中所蕴含的文字发展演变的学问与丰富的样貌。诚然，这样的选择有他个人对文字知识与书写技巧的自信，但对当代创作而言，亦不失为一个创作思路。
（作者单位：上海书画出版社）
【详见《中国书画》杂志2024年第8期/总第26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