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当代技术文化的讨论中，有一种最司空见惯的假设认为，短期之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取代了一整套旧的文化形式。有很多方式描述这种历史断裂，并把它理论化，比如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变化、从模拟信号到数字媒体的变化，或从印刷文化到被即时流通的数据信息统一起来的全球社会。大多数时候，这种分期法建立在与之前历史时期的比较上，每个历史时期都根据特定的技术创新被定义。因此在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时代的同时，又有一种宽慰人心的说法，认为这个时代与之前的时代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谷登堡时代”或“工业革命”。换句话说，断裂论同时也证明了更大的技术变迁与创新模式的连续性。
经常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正在转折时期，正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且尚处于后一个时代的开端。这种观点假定，在新时代相对稳定下来之前，社会和个人主观上要经历一个不安的适应期，会持续一到两代人的时间。以一个新的技术时代来表征全球化的当下，这么做的后果之一便是，由于宏观的经济发展和微观的日常生活发生的变化，我们感受到一种历史必然性。把技术发展描述成类自动的，受自生系统或自我组织的过程推动的，使得人们把当代社会现实的很多方面都视作是自然事实，是必然的、无从改变的。人们错误地把今天最常见的产品放置在线性解释框架里，其中包括轮子、尖拱、活字等，却遮蔽了过去150年里发明的大多数技术：各种对人的管理和控制的机制。
这种伪历史的提法把现在表述成一个数码时代，可能和“青铜时代”或“蒸汽时代”类似，使得这个错觉可以长存不衰，以为无法相容的诸多当代经验是可以统一在一起，凝聚在一起的。表现这个错觉的作品不计其数，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凯文·凯利（Kevin Kelly）以及雷蒙德·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等未来主义者推销式的、欺世盗名的作品就是臭名昭著的例子。支撑这个假设的其中一个基础是一条流行真理，今天的年轻人和更年轻的孩子们如今都和谐共存于这个包容的没有缝隙的技术世界。这种代际表述似乎表明，再过几十年过渡阶段就会终止，到时候数十亿人都有相似水平的技术能力和基本的知识构想。新范式稳定下来，就会有革新，但在这一图景中， 革新只会发生在稳定持久的“数字”时代的概念与功能参数中。然而，这个时代的真相是对于一直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处心积虑的维持。不论从社会还是个人的层面，“赶上”持续变化的技术要求都不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新产品出现与整个系统发生任意重组的速度之迅猛，我们与通信和信息技术会一直保持疏离的关系，感到无能为力。不断加快的节奏使得我们不可能熟悉任何给定的状况。一些文化理论家坚持认为这种状况可以消解体制权力，可是现实并没有站在他们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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