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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识别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
▶️本文作者：马泰·坎迪亚（Matei Candea）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专长于研究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他的《人类学的比较法》（Comparison in Anthropology: The Impossible Method）一书对于人类学领域最常使用的比较法提出了新见解，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师推荐用书。此外，他还有一本重新评估法国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贡献的作品《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之后的社会学》(The social after Gabriel Tard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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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ANT)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理论运动，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研究，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行动者网络理论被人类学家赞成或批判性地加以引用，它不仅研究科学家的工作,而且还研究其他一系列广泛的主题，从金融、考古学或原住民权利到森林火灾。
行动者网络理论让评论者们感到爱恶交织，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倡导者一反传统的论证风格以及貌似离奇的形而上学观点，其最主要的导者之一是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例如，拉图尔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当考古学家声称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死于结核病时，他们其实是在进行某种时光穿梭，因为直到1882年人类才发现结核病。在一本关于巴黎交通系统工程为何失败的专著里，拉图尔记录了想象的铁路里不同机械元件之间的对话。拉图尔还在一篇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断取得成功的回顾性文章里指出：“有四个要素不符合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这个词、网络这这个词、“理论”这个词，以及它们之间的连字符!”本文正是以拉图尔这一精辟的言论为线索展开论述的。在进一步举例说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实践应用之后，本文将阐述拉图尔提出的上述否定性观点。我们将解释为什么行动者网络理论实际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关于网络或行动者的理论，以及为什么它最具潜于的主张——这也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家对他们的批评者作出的最好的回应——正在于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这种否定性的方法可能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但却是必要的，因为对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更加直接、正面的描述，以勾勒出它的内容或论点，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大体而言，我们可以辨识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关联的一些关键主题和关注点：聚焦于物质性和非人类的能动属性，追踪人、物和观念在多个不同地点产生的影响，对已确立的社会科学解释框架以及标准的二分法(如科学与政治、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持怀疑态度。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主题与关注点是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潜心探讨的更广泛的理论议题的一部分。与其他这些研究取向相比，行动者网络理论显得与众不同，但若要具体阐明它为何如此独特，我们就需要面对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上文所述，行动者网络理论被用于描述范围极为宽泛的不同现象，因此，很难通过它的研究主题或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界定。拉图尔单独（有时与其他人合著）撰写了许多作品，诸如关于科学(Latour,1987)、技术(Latour,1996)、现代性，Latour,1993)、巴黎(Latour,1998)、政治(Latour,2004a)、法律(Latour,2009)、宗教(Latour,2013b)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各种存在形式(Latour,2013a)。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家那里，这种折中主义非常普遍。正如约翰·劳(John Law,他本人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指出的那样：真理与谬误、大与小、能动性与结构性、人类与非人类、事前与事后、知识与权力、背景与内容、物质性与社会性、积极性与消极性……在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名义开展的研究中，所有这些对立分割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抛弃了。(Law,1999:3)
第二个困难在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家使用的概念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不仅体现在不同作者之间，甚至在同一作者的作品里也是如此。初学者很快就会面临一系列令人无所适从的术语和区分：行动者网络、准行为体、混合体、不可改变的活动物体、事实问题与关切问题、中介者与调解者、区域、网络、流体、转译、路径、联盟、关于转译的社会学、与关于社会的社会学相对的关于联结的社会学……尽管这可能令人困惑甚至感到恼火，但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这种不断变化的专业术语并不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缺陷，而是其特征所在。它体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建立某种稳定的“框架”或观念教条的普遍厌恶。对于它的倡导者而言，这里再次援引约翰·劳的观点：
[试图]将行动者网络理论转变为一个固定的点，一系列具体的主张、规则、信条或具有固定属性的领地，同时还试图竭力将它转变成某个单一的位置....这是荒谬的，因为只要它还存在，只要它仍然发挥着作用，只要它被嵌入知识实践之中，“行动者网络理论”就会自我转变。这意味着没有信条。只有死的理论与死的实践才会竭力想要保持自己的声誉，坚持要求它们的完美再现。只有死的理论与死的实践才会寻求在每一个细节上反映出之前的实践。(Law,1999:10)基于这些原因，事实上，通过概述它“不是什么”而非它“是什么”,正如我在本文接下去将要做的那样，能够更容易地辨识行动者网络理论。同样为了简单起见，我还将重点关注一种独特类型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即布鲁诺·拉图尔提出的理论版本。不过，根据约翰·劳的上述说法，读者听到这一点大概也不会感到惊讶，也就是说，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关的其他许多作者，除了约翰·劳本人，还有安妮玛丽·莫尔(Mo1,2002)、米歇尔·卡隆(Callon,1986)、史蒂夫·伍尔加(Wolgar,1991)、海伦·韦伦(Verran,2001)、安托万·亨尼翁(Hennion,2015),他们都提出了与拉图尔截然不同的理论版本，或者对它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与人类学相比，行动者网络理论似乎对社会学甚至哲学的贡献更加明显。从很多方面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事实上，作为行动网络理论的倡导者，莫尔曾经将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验哲学”。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对行动者网络理论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恰当描述。然而，从一个关键的意义上而言，行动者网络理论背后的推动力是人类学的：它基于对“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这一人类学使命作出的特殊解读。在如今已成为经典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里，布鲁诺·拉图尔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使命。在该著作中，拉图尔提出需要一种“关于现代人的人类学”,以便从外部的视角看待西方现代性最核心的假设，尤其是上文约翰·劳枚举的所有“对立分割”。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的那些违反直觉的宣言——包括关于它不是一种理论的声称——都可以被看作是为这样一种人类学创造观念性的语言而进行的尝试。在这里，我将仅提供一个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详细民族志范例，而这个范例略微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个范例不是每个人心目中所想的那种民族志。其次，在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事实上还没有创造出“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个术语。然而，这部现在已成经典的著作——它是关于科学实践的最早、同时也是最深刻的民族志之一——第一次为后来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确立了若干关键性的原则。这部著作便是《实验室生活》，它是一项对索尔克研究所的生物实验室进行的民族志研究，该研究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拉霍雅(LA Jolla)。我们将在下一节里详细讨论这个案例研究，然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描述行动者网络理论，最后探讨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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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理论初现端倪：《实验室生活》
在探讨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时，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景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本书是在人类学家越来越致力于将人类学这门学科“带回本土”之时撰写而成的(Cole,1977)。因此，拉图尔和伍尔加的研究是当时试图将人类学“直接带回本土”的若干尝试之一，他们聚焦于西方权力和叙事的生产中心，诸如科学实验室或者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从这种背景下来看，《实验室生活》是将“西方”本身纳入民族志视角这一更为广泛的举措之一部分。第二个背景因素涉及社会学与科学史领域的讨论，这部著作对这些讨论做出了变革性的和批判性的贡献。虽然考察这些观点可能会使我们偏离本文讨论的关注点，即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人类学家的一般性“理论”资源，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许多识别要素以及优点和缺点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有必要对它们稍微详细地展开探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研究科学的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越来越大胆地宣称，科学事实是一种“社会建构”,科学发现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因素来解释，或者说至少是与这些因素密切相关的，这些因素包括科学家的政治利益、社会阶级、性别、关于“自然”的文化想象、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以及科学家所属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即使一个人对特定的科学知识体系是否是真实的持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它被普遍认为是真实的”这一事实本身，无疑是一种社会事实。诚如社会学家戴维·布卢尔所言：“知识的客观性在于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公认的信念集合。”(Bloor,1974:76)科学研究中的这种“社会建构主义”直接借鉴了人类学用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传统，该传统发韧于20世纪初由涂尔干开创的知识社会学。布卢尔说道：社会组织确实可以确保某种给定的理论被认为是真实的。埃文思-普里查德在考察赞德人(Zande)的社会如何以自然界充斥着巫术力量为前提而组织起来时，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哲学家与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地研究理论如何得以维系、异常现象如何被吸纳的社会过程……因此，社会组织是决定任何给定理论之真伪的关键变量。这种方法促使人们聚焦于科学研究的细节与实践，以社会学的方式考察“理论如何得以维系、异常现象如何被吸纳”的日常过程。在人类学领域，莎伦·特拉威克关于美国和日本物理学家的民族志研究(Traweek,1988)试图以类似的方式将物理学视为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文化表现，本质上受到生产它的物理学家的实践影响，而这些实践是社会结构化的和性别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最初正是在这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背景下出现的，但它同时也反对它。《实验室生活》副标题为“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该书描述了生物学家的实践，试图展示科学事实是如何在实验室的条件下通过一系列的测试、测量和记录等实践被构建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本书的哲学含义与前面提到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社会学是一致的，即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而制造它们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人类的社会过程和实践。例如拉图尔和伍尔加详细研究了科学论文的语言如何使特定的陈述表达出不同程度的确定性——从有争议的、假设的或仅仅是可能的陈述，到通过援引其他论文而具有坚实立论依据的陈述，再到“人尽皆知”、显而易见的真理以及甚至不需要任何援引即可直接表述的陈述。拉图尔和伍尔加认为，确立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通过互文引证实践将这些累积性的陈述联系起来，从而努力说服读者。拉图尔和伍尔加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事实只不过是这些被印在纸上的相互联系的陈述与参考文献的集合体。然而，拉图尔和伍尔加密切关注机器与手工制品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与经典的社会建构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他们指出，倘若没有大量的“物”和非人类实体，那么构建稳定的科学事实即撰写那些科研论文——将是不可能的，这些“物”和非人类实体包括：可以提取血液的小鼠，分离出各种血液成分的离心分离机，对这些血液成分进行其他各种类型测试的一系列机器，能够将结果绘制成图表的计算机，这些图表进而可以打印在纸上，并且被整合到论文里以支持相关的陈述。在每一个这样的步骤中，想法、问题和答案都被赋予了物质的实体性/可靠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各种技术装置，它们可以对生物材料进行测量，并且从中提取出数据。拉图尔和伍尔加将这些技术装置描述为“铭文装提（inscription devices),其作用是“将物质碎片转化为书面文档”(Latour and Wolgr,1979:51)。在这种描述方式中，整个实验室呈现为一种“文学铭文系统”——一种通过累积性“书写”的物理过程与物质过程来构建事实的工厂。它的目的：是为了说服论文的读者……将它的陈述当作事实接受。为了达到这个结果，老鼠被抽血、切掉脑袋，青蛙被剥皮，化学品被消耗，时间被耗费，职业生涯起起落落，并且实验室里已经制造出并且积累了铭文装置。《实验室生活》一书里自始至终都没有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个术语。它是后来作为一个回顾性的标签出现的，而且人们可以就这部著作被看作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作品是否“合适”展开争论。但是，在这项早期的研究中，已经隐含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些关键要素。接下去我将梳理出其中四个要素，并且阐明它们是如何在后来以“行动者网络理论”冠名的著作中得到更正式的阐述的。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是什么”的清单事项。第一个要素是将实体视为其他实体之网络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涉及通常意义上的“网络”的原因)。第二个要素关注行动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分配方式(这解释了为什么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涉及通常意义上的“行动者”)。第三个要素从一般性的意义上描述作为一项研究方案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布鲁诺·拉图尔将该行动方案称为“一项关于现代人的人类学”,而这引出了第四个要素，即对经典社会学解释模式的批评。后两点共同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解成通常意义上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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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网络”:一种物质符号学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甚至在如今的某些领域，对于那些试图寻求一种比“结构”观念更灵活的方式来描述社会组织的社会学家来说，“网络”的观念一直是一种普遍的选择。社会行动者通过复杂多变的社会网络相互联系的形象成为社会学想象中的一种重要形象。然而，这显然不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所使用的“网络”一词的含义。要理解这个术语在行动者网络理论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也就是从观念与事物之间的交界面出发。拉图尔和伍尔加在《实验室生活》里对科学工作的描述产生的关键影响之一，就是模糊了观念过程与物质过程之间的界限。在经典的科学哲学中，科学经常被描绘为一种思维活动，一种理性的探索过程。可以说，对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式研究取向强调集体表征和文化相对性，这种方法本质上仍然将科学看作是一种思维活动——一个涉及思想、视角、阐释和符号的问题。与之不同的是，拉图尔和伍尔加的描述则不考虑在科学家的脑海里发生的事情，而将注意力聚焦于在实验室里观察到的切割、混合、比较、交谈和写作等物质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实验室里产生的科学论文不再仅仅被视为是科学家脑海中抽象思维的凝聚(不管是否受到他们的“文化”或“集体意识”的影响)。相反，论文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事实只是一个稳定化过程的最终阶段，而这个过程完全既是观念性的，又是物质的。重要的是，在这种观点中，事实不再被看作是关于“外在现实”不同程度的准确表征。它们同时是观念性的与物质性的实体，是在由社会实践、技术设备和陈述构成的特定类型的网络中产生的，并只能在这种网络中继续存在。关于它们是否真伪的问题，只能在这些网络内部提出。拉图尔和伍尔加在下面这段话里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它值得在这里详细引述：让我们详细考察一个特定的陈述：“根据放射免疫测定法的检测发现，生长抑素阻断了生长激素的释放。”如果我们问这个陈述在科学之外是否有效，答案是在每个可以可靠地进行放射免疫测定法的地方，该陈述都是成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陈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成立的，甚至在未进行放射免疫测定法的情况下也是成立的。如果我们采集了一位住院病人的血样，想要确定生长抑素是否降低了该病人的生长激素水平，没有放射免疫测定法对生长抑素进行检测的话，那么我们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相信生长抑素具有这种作用，甚至通过归纳宣称该陈述绝对成立，但这样的宣称仅是一种信念和主张，而不是基于证据。要证明该陈述的真实性，就必须扩大放射免疫测定法在其中是有效的网络，使医院的部分病房成为实验室的一部分，从而进行相同的测定法。我们没有说生长抑素根本不存在，也没有说它不起作用，而是说它不能跳出使其存在得以可能的社会实践网络。(Latour and Woolgar,1979:183)事实不能“跳出”它们存在于其中的网络。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事实就是这些网络。这一洞见借鉴自符号学的关系逻辑,在这种关系性的逻辑中，任何术语的意义只能通过它在更广泛的术语网络中的位置来理解。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试图从字典中学习一门语言：每个词都是通过其他一组词来定义的(例如，母牛：“一种完全成熟的雌性动物，属于人工饲养的牛种，用于产牛奶或牛肉”)。你可以依次查找这些词，然后会发现它们也是通过一组更进一步的词来定义的(例如，牛肉：“母牛、公牛或阉牛的肉，用作食物”),依此类推。每个术语的含义就是由其他术语组成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采纳了符号学的这种洞见，不仅将它应用于词语或思想，而且也应用于世界上的物质实体。因此，事实不仅仅是由其他意义网络构成的意义，而且也是由其他事物、人员、实践与意义的网络(墨水、纸张、思想、人的写作习惯、机器产生的证据等)构成的既是物质性又是观念性的实体(纸上的意义铭文)。反过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实验室里的机器与其他物体。就像它们帮助构建的事实一样，这些物质设备本身也是观念性的与物质性的活动之结果，其中某些活动发生在其他地方。例如，离心分离机是由机械加工的金属和塑料零件制成的，它是根据技术人员设计的图纸制造出来的，这些技术人员本身应用了其他科学研究得出的关于力、速度等机械原理。而在索尔克研究所“构建出来”的事实(如关于激素的作用)最终会以同样的方式进入医疗技术领域。换句话说，科学与技术是相互渗透的。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而言，物质过程与观念过程也互为彼此：机器是稳定的、物质化的事实与理论。反过来，它们又使新的事实与理论被稳定化和物质化。从这种特定的意义上而言，一台光谱仪或者一种激素治疗——如同事实一样——都是由其他物质实体与观念实体构成的网络。最发人深省的是，这种扩展不仅仅适用于思想或机器，而且也适用于人本身。从这种观点来看，作为科学家的“科学家”无非也是一个网络，每个这样的网络不仅由他们的身体、习惯、能力和倾向构成，而且还包括他们的简历(论文清单)、他们学到的技术、他们知道的事实、他们与其他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充分利用的机器和实验室设备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技术的发展，诸如社交媒体和新的在线可视化技术等，将网络概念扩展到人本身的做法——这可能是最反直觉的一点——逐渐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让人感觉新奇。以“脸书”(Facbook)页面为例：它是对其所有者极为个人化的刻画，它部分是公共的，部分是私密的；部分是诚实的，部分是做作的。除了与其他人和事物的链接之外——每一个这样的链接都指向他处，诸如朋友、家庭成员、事件照片、曾经说过的话、曾经喜欢的音乐、让人愤怒的新闻或认可的观点——“脸书”页面是由什么构成的?一个个体的“脸书”页面不是“内在于”那个更广泛的网络，而是就是那个网络——它所有的一切都完全是由其他地方的其他实体构成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家会简单地补充说，适用于你个人在线方面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你的服饰和财产，它们通过将你与其他地方特定的和普遍的他人联系起来，从而彰显出你作为独特个体的存在；你的习惯、厌恶和欲望，它们本身是通过与其他人、思想和事物的对比而习得、继承或者任意地产生的；事实上，甚至连你的身体也是如此——它是由你的父母和他们之前的祖辈的遗传物质、你所摄入的食物、你与他人一起进行的运动等要素关系性地构成的……诚然，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批评家们指出，这种关于人类个体的彻底关系性的观点可能会忽略一些关键的事物。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所说的“网络”不是通常社会学意义上的网络。事实上，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社会学关于“社会网络”的观点——它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家看来是单调乏味的——之间的差别，现在应该已经一目了然。总之，行动者不是内在于网络之中——他们就是网络。而且，这些网络不仅仅具有古典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性”（即由他人类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构成，它们是异质性的。）行动者网络将各种各样的人类、物体、思想与物质聚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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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行动者”:行动是分布式的
与这种观点相对应的是，采取行动的是网络，而不是独立而有界限的人类行动者：行动是分布式的。一位孤零零的、赤身裸体的科学家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仔细观察着一只小鼠，即使用尽她所有的智慧，也不可能产生关于生长抑素的科学事实。科学的独特活动只有通过与其他科学家合作，并且运用机器、工作台、解剖刀以及纸和笔等才能实现。因此，所有这些其他实体都参与了科学家的活动。正是这个实体网络的综合性活动，而不是赤身裸体的人类个体，产生了公认的科学事实这一结果。因此，《实验室生活》一书展现了一种最初的迹象，而它将发展成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最著名、最反直觉的做法：将能动性扩展到人类之外。在关于科学事实是如何被建构出来并稳固化的叙事中，人类科学家(以及他们的文化、社会结构、兴趣、假设、信念等)只是整个图景中的一部分。机器、物体与物质在这种叙事里同样重要。倘若没有机器来完成诸如固定事物、记录、铭写、绘图和测量等事情，那么再多的理性讨论和探究，再多的社会结构或意识形态，都不足以产生稳定的事实。但是同样地，研究对象——血液、细胞、化学元素等——也必须表现得当。科学家(或者甚至连他们的机器)目能够让这些元素按照要求行事。适用于人类科学家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他们的机器、细胞或事实：只要每一个这样的实体能够“行动”,那么它就是通过与网络中其他实体的关系来实现的。倘若行动者就是网络，那么网络也就是行动者。这种将网络视为行动者的观点与经典社会学关于能动性的模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经典的社会学模型中，能动者的原型被想象成似乎就是“赤身裸体”的人类，他们具有各种意图和兴趣，面临着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认知或政治“结构”(对此，社会学家们提出了许多便捷的标签，如阶级、性别、年龄、文化等),他们可能与之对抗或纠缠其中，甚至被它们赋权。从这种传统的观点看来，人类能动性是针对，甚至是通过这些更广泛的结构发挥出来的，关于人类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平衡与相互作用问题，人们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然而，这对概念存在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从某种角度来看，“结构”本身不过是其他人活动的结果。至于能动性、意向性和“兴趣”,它们似乎根源于作为个体的人类行动者内部，但它们其实也来自别的地方，也即来自外部的和结构性的某个地方。历代学者试图通过融合或消弭这种区别来解决这个问题，譬如通过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或者通过研究促成(而不仅仅是限制)特定类型的反思自由的社会与话语背景。与这些做法截然不同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家则选择完全忽略这种区别，并将目光投向其他地方：支撑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物体与物质。你今天早上被闹钟吵醒了,因为昨晚你设置了闹钟,因为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在你购买的手机上安装了闹钟应用程序，因为那个人所在的公司通过市场调研表明，像你这样的手机购买者会期望在手机上找到闹钟应用软件。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一系列网络化的行动和期望解析为结构与能动性：你是否遵守一种独特的打卡时间文化？跨国电子公司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这些公司的产品是否正在将你塑造成为一个自律的主体?无疑，这些都是可能的解读，但在试图厘清能动性与结构、个体主动性与环境之间的界限时，它们需要借助于神秘的概念实体(如一方面是“文化”“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是“自由意志”“自我”),这些概念实体在叙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尽管它们只是社会学(和哲学)自身创造的理论产物。与之不同，行动者网络理论家则可能会追踪你有意义、有意图的行动(你决定今天早上用闹钟叫醒)如何通过你昨天的行动，通过在中国一家工厂组装的电子元件所具有的独特倾向性、灵活性和阻力性，通过在加利福尼亚编写的软件所具有的快捷方式、记忆和路径依赖，以及通过在这些组合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其他人类的行动(有些是意图性的，有些是不经意的和例行化的)得到调解和支撑的。也就是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点并不是说机器、细菌或者老鼠具有类似人类的意向性。相反，它的观点又一次是否定性的：将人类的能动性与非人类的被动性之间截然分开是误导性的。主动性与控制性、意向性与机械重复、能动性与被动性等，都应该被视为一个光谱的两端，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多个停顿点，因为：在充分的因果关系与完全无因果关系之间，可能存在许多形而上学的细微差别。除了起着“决定”作用和作为“人类行动的背景”之外，不同事物的行动还包括：授权、允许、提供、促进、许可、建议、影响、阻碍、使可能、禁止，等等。(Latour,2005:72)与人类一样，各种非人类实体也同样可以采取这些行动类型。拉图尔认为，通过将这些非人类实体重新整合到我们关于人类行动的描述中，就可以消解能动性与结构之间错误的对立。这种方法重塑了经典社会学对权力的看法。正如拉图尔的一篇论文的标题所说的，“技术即持久的社会”(Latour,1991)。也就是说，支撑起我们生活的那些稳定和有韧性的技术工具本身就是稳固的社会行动网络的结果(设计者的期望、建造者的技能等)。反过来，我们可以说，技术使社会持久存在——社会纽带、规范、承诺、习惯、利益、偏见、信仰和期望(这些都是社会学用来解释社会稳定的经典因素)本身是一种脆弱的黏合剂。正是我们的技术装置(从写作或闹钟到苹果手机或“脸书”)使这些社会模式变得坚固，并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有规则和(在某种程度上)可预期的。或者更直白地讲，倘若社会看起来具有“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充满了枪支、制服、护照、信用卡、监狱围墙、金钱、衣服、高速公路、国境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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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社会理论的批判
继续探讨我们最后一个否定性的论断——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是一种理论——之前，让我们稍停片刻，看看学术界针对上述观点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大体而言，这些批评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方面是抨击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政治和不平等问题漠不关心。第二个方面是指责行动者网络理论未能从民族志的角度探讨对研究中的(人类)参与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结论部分再次谈及。第一类批评意见(即行动者网络理论忽视了政治问题)最早来自爱丁堡学派批判性的科学社会学家(Shapin.1988:Sturdy1991;Bloor,1999),他们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拒绝承认人类旨趣、社会阶级或经济力量，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家用来解释科学知识的重要因素。伊恩·哈金(Ian Hacking)非常清晰地总结了爱丁堡学派与拉图尔之间在视角上存在的差异：拉图尔的研究与知识社会学领域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研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拉图尔与爱丁堡学派的一个共同的观点是，事实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但拉图尔摒弃了这样的想法，即认为人类旨趣、社会阶级和经济力量参与了事实的制造过程。他颇有些轻蔑地将所有这些观点视为“利益论”。如今，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主要是英国人)怀疑拉图尔是一位危险的反动主义者。这提醒我们要注意不同国家的历史。上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生活在马克思主义之中，他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并且从中汲取养分，而这种状况在英国从未发生过。拉图尔这类人以及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已经超越了该阶段，而对于与他同时代的那些英国想家而言，那仍然是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因为他们尚未完全经历过。(Hacking,1992:511)爱丁堡学派类似的关注点也引起了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的关注，后者的写作受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与酷儿理论等影响，他们认为拉图尔的研究很有意义，但偶尔也会对它缺乏关注不平等问题表示不满。人类学家在与这些批评意见进行密切交流时，他们则抱怨行动者网络理论缺乏“一种更宏大的历史或文化背景”(Martin,1998:27)。关注点本质上转向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描述缺乏批判意识。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批判是社会学评论家的正当职责，尤其是对“西方科学”这样一个充满权力的议题而言，批判必须包含某种解释性或情境化的框架，必须能够超越描述本身以追溯责任、影响与不平等。由于拒绝利用这样的解释性资源，行动者网络理论讲述的关于网络实体与分布式能动性的叙事，其充其量不过是以晦涩难懂的话语重述某个给定的情境而已。最糟糕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描绘的各种实体争相扩大其网络范围的图景，被怀疑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式同情，即“对具有创造性的、有能力在竞争中不断建构自我的积极进取型自我的偏爱”(Oppenheim,2007:473)。对于这类挑战，拉图尔直接以解释的批判(Latour,1988b)与批判的批判(Latour,2004b)进行回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二版中副标题已经作了细微而意味深长的改变，即从“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改为“科学事实的建构”——拉图尔和伍尔加增加了一则后记，以专门强调该书的许多读者没有给予充分关注的一个方面。他们指出，《实验室生活》既是对生物学领域科学事实之建构过程的反思，也是对社会学领域科学事实之建构过程的反思。阶级、旨趣、性别、文化或社会是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工具，它们的建构方式与索尔克研究所的生物学家用移液管、光谱仪、图表和句子等来确定事实的方式基本相似。如果一个人准备研究后者的建构过程，那么他无疑也应该研究前者的建构过程。这对科学的社会学解释构成的挑战再明显不过了。正如卡隆在同一时期写道：对于[科学社会学家]来说，自然是不确定的，但社会不是……有时，这种影响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以至于读者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正在参加一场对自然科学的审判，而主持这场审判的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它被认为是毋庸置疑、无可挑剔的。(Callon,1986:197-198)拉图尔后来反复强调这些观点，并通过对“社会建构主义”与“批判社会学”的无情抨击，将这些观点扩展到科学社会学之外。拉图尔认为，批判社会学家声称自己拥有了解现实的权力，但他们拒绝其他行动者获得这种权力。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科学社会学领域，拉图尔也以同样的方式痛斥关于艺术的社会学或关于信仰的社会学。拉图尔指出，批判社会学家在任何地方都否认那些非人类实体的存在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力量，而正是这些非人类实体使行动者的行动得以可能(如实验室里的分子、美术馆里的绘画作品、天堂里的上帝),并且用他自己建构的解释性装置取代这些非人类的力量，这些解释性装置是由被认为具有“社会性”的神秘事物构成的。这将我们带到最后一层意义，即行动者网络理论声称自己不是一种理论。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点中，理论被想象为一系列稳定的观念资源，它们能够为任何给定的情境提供框架、背景和解释。这个观念架构已经包含各种预先给定的假设，这些假设涉及相关的范畴与区分(阶级、性别等)、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张力(统治、虚假意识、不平等、沉默)以及可能的参与者，包括潜在的嫌疑者；这个观念架构已包含一系列关于这些行动者(个人、团体、公司等)的相对力量与规模的假设。倘若这就是理论，那么行动者网络理论——它的倡导者认为——恰好与之相反。行动者网络理论不过是一系列否定性的规定，研究者在对某个特定的主题进行描述时，应该对这样的规定铭记于心：切勿假定你知道是谁或是什么在行动、存在何种“类型”的实体以及它们的相对力量如何。从这一保持世界“扁平”的方法论规定出发，行动者网络理论家应该不遗余力地“追踪”研究过程中在他/她面前呈现出来的各种关系。这反过来解释了本章开始时提到的众多术语和区分。这种术语繁杂的情况让人感到困惑，但正是它标志着一种关于概念的独特思考方式：不是将概念看作逐步发展的理论大厦的基石，而是看作一种理论脚手架，它能够用来描述特定的案例，一日在完成该描述之后，就被搁直一旁。由此，采用临时术语的“描述”取代了基于既定理论框架的“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动者网络理论具有我所说的社会科学出现“启发式转向”的特征。到目前为止，对于那些指责行动者网络理论缺乏政治性或批判性的人，拉图尔作出的回应似乎只是放弃批判，转而支持一种更高的客观性或更审慎的经验主义。无疑，批评者会正确地回应说，在任何特定的情境下，我们都没有理由假设竞争场域是公平的——那么，为何我们在方法论上要假设它是公平的呢?除了这一明确的政治性反驳之外，人们可能还会加上两个方法论上的反驳。首先，上文概述的方法论规定显然是不可能的——谁能真正声称自己是在没有任何预设的情况下处理问题的?其次，它所建议的“方法”似乎会导致很荒谬的结果，即陷于无休止地描述异质性的共同活动链之中。正如史帝夫·沙平早期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批评中指出的：“在一个没有缝隙的网络里，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Shanin.1988:547）但是，拉图尔对其批评者的最后——也是最大胆的——反驳是，他宣称行动者网络理论比批判社会学更具政治性和参与性。拉图尔认为，批判社会学可能对现状感到愤怒、作出指控的姿态，并指出集体性与个体性的不公正以及责任。相比之下，将通过物质符号学“生产”出来的事实建构成现实世界中真正的实体——也就是拉图尔和伍尔加很久以前对索尔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进行的描述——它背后的逻辑也同样适用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叙述建构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描述不是呈现为对某个情境或多或少正确的表征或解释、指责或批评。相反，它们是世界上新出现的事物——对它们的读者进行经验干预：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配置关系和实体，从而使新的观察方式和新的存在方式成为可能。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不应被看作是一整套描述，而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施为性/展演性(performative)或“本体论政治”(Mol,1999)。在后者(以及最近)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女性主义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传统的某些批评与视角部分融入行动者网络理论之中(Haraway,1989;Stenger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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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认真对待问题
我之前曾写道，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现在我已经较为详细地探讨了第一个方面的批评。第二个方面的批评明显与人类学更加相关，这已经在上文的论述中有所体现。这种批评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描述往往存在一种民族志上的缺陷。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刻薄，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可以将许多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描述看作是在关于实践和技术细节极为细致——有时是非常冗长乏味的描述与一些意义深远的哲学结论之间的来回切换，这中间通常很少涉及传统意义上被称为社会学或历史学的内容。更具体地说，许多人类学家已经注意到，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描述不关注科学家在工作中的视角和主体性(Rabinow,1996)。除了科学领域之外，行动者网络理论关于行动在人类和非人类之间无缝式分布的描述也受到批评，认为它剥离了富有意义的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我们彼此赋予责任的方式(Laidlaw,2014)。尽管经常有人宣称，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比批判社会学更好地顾及那些对其研究对象而言是真正重要的实体(对信徒来说是上帝、对科学家来说是事实、对美学家来说是艺术品，诸如此类),尽管有人告诫踌躇满志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跟随行动者”;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事实上，我认为这种情况是构成性的，“现代人的人类学”这一研究议题的性质本身决定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当然，出于实证的目的，我们首先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识别“现代人”。在实践中，行动者网络理论往往将现代性看作是不固定的，并且渗透到各个领域，它被视为一个全球性的要素如何聚集起来的问题，从而规避了如何识别“现代人”这个问题(Collier and Ong,2005),这与人类学家传统上关注识别特定的知识和实践背景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Tsing,2010)。对有些人而言，这种摒弃背景的做法似乎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它也摈弃了许多人类学观点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观念手段，也就是提出某种替代性的视用或者另一种观念上的可能性、以之作为挑战我们自身假设的方法——最近，所谓的“本体论转向”重新提出了这种方法。换句话说，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构想的“现代人的人类学”中，受到挑战的视角也是那些被研究者的视角。从一开始，行动者网络理论就致力于生成这样一种描述，它既不复制那些在西方的日常环境中经常涉及的核心划分，也不认为这些核心划分是不容置疑的——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描述通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这种关注早在《实验室生活》一书里得到了明确表达，即担心“变得在地化”以及关心如何不再“重复科学家自己的叙述”(Latourand Woolgar,1979:39,44)。尤其在拉图尔的研究中，这种关注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愿望，即不仅仅是理解“现代人”,而且还要挑战他们、改变他们，给予他们(我们?)一种全然不同的关于其自身的描述(Candea,2016)。至于这是否仍然是一个公认的人类学研究议题，则见仁见智。
⭕️声明：受出品方推荐，本文节选自《剑桥大学人类学十五讲》之“没有行动者，没有网络，没有理论：布鲁诺·拉图尔关于现代人的人类学”一节，本文相较原文有删减和更改，但基本遵从原意。本文题目为“学术匠”所加，版权和解释权归原作者、原出版社和原出品方所有。另外，本文已开启快捷转载权限，如需开白转载，请文末扫码联系。⭕️微信公众号平台更改了推送规则，如果您不想错过“学术匠”的文章，请将我们设为"星标"，这样每次最新文章推送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您的订阅列表里。方法：先点击页面左上角蓝色“学术匠”进入主页，再点主页右上角"..."，然后选择"设为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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