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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CCER的结缘，要从早在中学时就萌生的北大梦说起。
在高二文理分科之前，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家乡中学里名列前茅，考年级第一是“家常便饭”；而母亲从小对我培养起来的阅读爱好，又让我对文史和艺术情有独钟，于是早早地把北大历史系作为人生头等志愿。我的北大情结在中学时非常重，以至于买高考状元学习指南类的书的时候，只买北大卷，而对清华卷不屑一顾。然而父母都是经由高考和参军、从农村来到小镇工作生活的普通职工，他们之于特殊年代的经历与本能判断，都不希望我学文科，而建议我改学理工科。当时听过一位名人的说法——“物理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摇篮”，于是又改把北大物理系作为努力目标，打算读完物理本科后，再转读文科的研究生，从而实现自己在国内最好的高校里做学者的人生终极梦想。
我们那年高考是考后填志愿，因为数学发挥不好，预计分数少了10多分，报考从小梦想的北大非常悬，于是妈妈和我一起在报考指南上遍寻。妈妈当时有两个原则，一是一定要去北京、上海，最好是北京，因为只有在一线城市，才能让自己的儿子尽可能地打开眼界，成为一个丰富的人。在说服我放弃报考北大之后，我第一志愿填写了北航计算机系，第二志愿填写了北京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其他的志愿空缺，不服从调剂。之所以选择计算机，源于妈妈希望我学习一门技术，这样比较好找工作；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她这个儿子从小喜欢文化艺术，爱好很偏感性，虽然文理科成绩都不错，但妈妈还是希望让我学习一门技术，来平衡生活中过于感性的思维。
高考分数出来之后，我的分数超过北大分数线10多分，然而木已成舟，我就这样顺利地进入了北航计算机系。
然而计算机并非是我的兴趣爱好所在。到了大三确定自己的兴趣还在历史、在新闻时，就立志要报考刚刚成立的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其实考研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去北大游学的理由，大三大四那两年，我上午在北航上计算机的专业课，中午吃完饭，就骑着一辆破单车沿五道口、成府路一路骑到北大，旁听各种人文社科的课程，除了新闻传播学院的课之外，历史系、社会学系、中文系、政治学系、哲学系的课堂均出现过我的身影。在那两年北大边缘人的游学生涯里，跟北大各文科院系的很多同学成为了好朋友，这种朋友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而那段时间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历史系的阎步克老师和中文系的陈平原老师。阎步克老师在喧嚣尘世之中独守自己精神家园的坚毅让我异常感动，而他严谨的治学和考证态度成为我毕生的为文原则，我之所以发条微博都要注明出处，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影响。每当我在俗世之中想放弃坚守、放弃理想的时候，一想起他纯净清澈的目光，我就又有了坚守下去的动力。而陈平原老师的肆意和潇洒也让我明白，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即使再清贫和不堪，也要有自己的操守，也能自得其乐。
可惜的是，2003年北大传播学的那次考研，因为考前通宵未眠等原因而宣告失败。我只能选择先工作，再继续考研。在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我兜兜转转，从新创刊的新京报北京新闻部记者，又转到国家外文局和国务院新闻办合办的一家体制内的互联网杂志——《网络传播》工作，虽然没有所谓的编制和户口，但仍然工作轻松、收入稳定。然而，内心当中的不安分因素，使得自己无法满足于这样安逸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知道我一直没放下北大梦的母亲，给我转来了新浪网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面向北大校外招收经济学双学位的广告；而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北京青年报》和《广州日报》三家联合主办的大型财经类日报——《第一财经日报》也在此时启动，打出了招兵买马的广告。于是，我选择了同时报考CCER和应聘《第一财经日报》。
在经过笔试和面试之后，我在2004年9月份正式加入《第一财经日报》北京分社，成为一财北京的第十四位员工；而恰恰就是在这一时间前后，得益于在北航工科数学的良好训练，我以数学高分的成绩，成为了2004级CCER招收的100名校外双学位的学生之一，正式到北大读书。因此，之后的两三年里，我在北京，过的一直是一种半工半学的生活。
我每天的日程表大致是这样：早上7点起床，8点之前出门，在外采访或参加新闻发布会，下午2、3点钟回到位于西直门首钢国际大厦的报社，开始查看上交所、深交所公告，以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彭博社、BBC等英文财经类网站，寻找最新的新闻线索，下午6点之前完成常规的消息稿件；而如果当天写的是头版甚至头条稿件，那么稿件完成的时间往往要到晚上9、10点钟，重点稿件完成之后，还不能离开报社，防止编辑和签版主编询问稿件细节；等到报纸正式签版，往往已经到了十一二点，再打车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这个时候，我还会保持自己雷打不动的睡前读半小时到一小时书的习惯，凌晨2、3点钟才睡觉。如果当天没有选题，或者只需要写篇小的消息，我下午6点交稿之后，就会打车到北大，开始晚上7点到9点的课程。
CCER经济学双学位的课程相当繁重，很多课的难度，都相当于其他高校的硕士课程水平，而部分课程还要全英文授课，同时安排大量的小论文、习题等作业。就是在这样的节奏中，我很庆幸自己在北大的每一门课都是顺利通过，类似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学思想史等核心课程，还考出了八九十分的高分。
那两年的白天，我奔走于各大跨国公司总部、五星级酒店、国家部委和各国驻华大使馆；晚上，我在北大的朗润园和理教等处潜心学习经济管理知识；凌晨，我回到自己租住的4、5平米的小客厅里，赶写着3000字以上的重头稿件；而凌晨，我则开着夜灯，阅读《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国富国穷》《黄河边上的中国》等人文社科类经典严肃书籍。记得有一天晚上，到家已经接近凌晨1点，简单洗漱之后，拿起最近在万圣书园购买的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阅读，越读越觉得过瘾，越读越觉得放不下，便一口气把岳麓书社版的这本书读完。等合上书的时候，时钟已经指向了早上6点。于是闭目养神半个小时，再赶紧出门，赶赴下一场新闻发布会。
来南京生活之后，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夸我写东西很快，同时能保持较高质量；而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这种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写作能力，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强度和时间长度之下训练出来的。
在《第一财经日报》的前半年，由于自己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给我分的条线是IT、互联网。然而随着我在北大CCER学业的推进，我对于中国宏观层面的经济改革进程，越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跟报社领导所作的双向沟通之后，我慢慢把报道领域从IT互联网转向了能源重化工业。于是，中国北部的各大城市，很快就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在大连调查大连实德资金链危机，在吉林采访吉林石化爆炸事故，在内蒙探究风电产业发展进程，在秦皇岛深挖油港四十年的变迁历史。通过这些实地采访，我的问题意识和家国情怀在内心越发清晰和坚定，而那些早已印成白纸黑字广泛传播的调查类报道，也永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在一财的两年里，我做过的最重要的报道，莫过于对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事件的报道，该系列的报道也创造了报社的一个记录，即一周连续五天，头版头条的报道我都有所参与。我也正是凭借这个系列的报道，荣获了有秦朔主编颁发的2005年“总编辑特别奖”二等奖。而我在北大CCER撰写的一篇论文，主题也正是《从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事件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这一事件距离现在已经是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当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是爆炸性的头条新闻；如今，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会对中国企业收购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司空见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中国崛起的历史见证者、参与者和观察者。
如前文所述，实际上在CCER入学之前，我的人文社科知识基础和阅读口味，已经在两年北大边缘人的历程中形成。在CCER三年的经济学训练，让我进一步确定了要选择偏理性工作的人生计划。三年时间里，一边学习，一边在《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做财经记者，挣钱赚学费和生活费。CCER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摆脱那种纯文科出身容易出现的那种文人意气，以为靠一支笔就能指点江山，犯那种《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的文人执政的毛病。无论是北大先校长胡适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还是CCER灌输的计量理念和宏大视野，对我的新闻工作，乃至现在的经济调查研究工作，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CCER，印象最深的老师是陈平、汪丁丁和卢锋。前文提到的那篇论文，正是卢锋老师课程《中国经济改革》的课程作业，对本国历史、现状的关注，那种宏大视野的写作和研究手法，都是卢锋老师留给我的宝贵财富。陈平老师在多领域之间纵横交错、游刃有余的姿态让我充分明白“君子不器”的道理。而汪丁丁老师那种思想家般的哲人气质永远是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对象，他也成为我毕业之后对我还有重大影响的老师，因为他的思想随笔集、学术散文和书评文章，只要能找到的，我一定在第一时间阅读。
现在想来，那些梦想激越的日子，也正是拜当时的时代所赐。无论是《新京报》和《第一财经日报》（跨地区联合办报的媒体改革试点），还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面向全国招收经济学双学位学生，都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中国增量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没有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与跨地区办报的大胆尝试，笔者这样一位北航计算机专业毕业、仅仅拥有校园媒体办报经验的工科男，就不可能成为中国最好、也是最受关注的一批市场化媒体的一分子；没有林毅夫、张维迎等老师创立的CCER相对独立、灵活的办学和改革探索，笔者这位工科学子，就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圆自幼萌生的北大梦。这样的改革给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以巨大的空间和活力。
就笔者关注的文艺领域而言，一大批民间文艺社会组织都是2003年前后诞生的。2000年，堪称国内最早摇滚音乐节的迷笛音乐节创立；到2004年，第四届迷笛音乐节第一次走出迷笛音乐学校，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举办，盛况空前。同样是2003年，中国独立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影展之一——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在南京创办；到2011年，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迎来其发展史上的巅峰，同时在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等多个场地举办展映，观众规模也达到顶峰。
今年是我们CCER入学二十周年，自己从CCER毕业、到南京工作生活，也有整整十七个年头。仔细总结CCER之于我的影响，可以列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君子不器、兼容并蓄的阅读与文化体验习惯。尽管我们在CCER读的是经济学，但是这种经济学，跟社会上惯常认为的偏重实用导向、甚至直接就是跟钱打交道的经济学，完全不是一回事。林毅夫老师再三告诫我们：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北大的经济学学习，一定要心怀天下，要有大的格局。而在陈平、汪丁丁老师的课堂上，我们聆听到的，也是以经济学为线索，贯穿起从生物科学到思想史、从政治哲学到伦理学的兼容并蓄、肆意畅游的知识与思想体系。这一点，对于我之后的人生之路，影响非常之大。
在南京十七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体制内，从事统计调查的本职工作。然而业余时间，我仍然坚持阅读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电影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各学科的经典著作和优质学术新书，并且以为这些好书做阅读推广，作为自己工作之余的第一事业。我在2018年5月创办的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如今已经成为南京乃至全国小有名气的经典和学术阅读的推广组织；凭借自己在南京十多年的阅读推广工作贡献，我拿到过2017年度全国十大阅读推广人的荣誉称号；而自己出版的《领读中国》和《开山大师兄》这两本书，也拿到过诸如“《光明日报》2019年度十大好书”等重要奖项。而除了阅读之外，之于音乐，我出版过三张原创民谣专辑和一本音乐类书籍《海阔天空：Beyond与我的人生故事》；之于电影，我坚持影评和电影访谈写作十多年，出版过《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一个家族的电影史》这两本电影类书籍。“不给自己设限”“喜欢什么，就把它作出点名堂”，这是CCER留给我的终生财富。
其次，是心怀天下、敢为先锋的家国情怀。；林毅夫老师有一年在国发院的毕业演讲中曾倡议：如果天下还有一个人在忍受饥寒，那就是北大人的饥寒；如果天下还有一个人在忍受苦难，那就是北大人的苦难。这段话，曾经多次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工作和生活中，竭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是每一位CCER人和北大人的本分之所在。业余从事阅读推广这么多年来，也曾多次为社区、为学校、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开展公益性阅读讲座，希望以我的微薄之力，在有缘人心目中，种下阅读的种子，从而培养他们终生阅读与学习的习惯，进而创造人生更大的可能。
而姚洋老师在多次毕业演讲里，也反复告诫我们“做自己”的重要性。在中国的语境下，但凡做事，或许就会面临争议。多年来，无论是阅读推广、写作还是本职工作，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都会充分听取身边师长和朋友的意见；然而作出决定之后，不管面临怎样的流言和争议，我都会竭尽全力，坚持到底。
最后，就是北大校友共同体的终生滋养。CCER不只让我圆了北大梦，也赋予了我北大校友的终生身份。从2011年9月开始，我一直在北大南京校友会秘书处承担服务工作；而年过不惑之后，社交上大力做减法，现在深度交往的人，除了特别尊敬和敬仰的师友外，一般都是以校友为主。最近十多年里坚持深度阅读和阅读推广时，经常会发现某一本特别认可和喜欢的书，一看作者简介，就是北大校友；身边也有一些特别惺惺相惜、认识多年的朋友，感觉可能是北大的，一问，果然也是校友。北大人的这种共通的精神气质、北大校友这种因母校而结缘的坚强共同体，是我们这辈子最为宝贵的人生财富。
就在写这篇文章前不久，我去年到北大百年大讲堂参演北大第二季后校园原创音乐盛典的原创民谣《胡适之》，正在由北大校友办和校友会牵头，拍成一部MV和一部20分钟左右的纪录片。人至中年，能以一首写给老校长胡适先生的民谣，跟母校北大继续深度结缘，这种缘分，也同样始自CCER。
感恩CCER，由衷祝愿CCER三十周岁生日快乐。
2024年5月16日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24年6月9日在“北大国发院”官方公号刊发，刊发时有删改，此为原文，配图来源于“北大国发院”公号首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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