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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清晨，在电脑里播放西藏病人乐队的一曲《那些个月亮》。音箱里传出悠然的藏语歌声：“最后谁都无缘见月/恰似残断孤线的纸风筝/只因了知穷途无期的忧愁/独入迷途……”
此时，距离万玛才旦的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多。万玛生前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中信大方适时推出了他的两部遗作——小说集《松木的清香》和藏地民间故事集《如意故事集》，以示纪念。以对万玛这两部遗作的阅读为契机，我也终于可以为这位认识十年、一直敬仰与无比受益的师友，写下些许的纪念文字。
守望万玛作品的十年
故事要从2013年在南京成立的旨在传播与推广优质艺术电影作品的放映组织——后窗放映说起。在后窗放映的成立影展上，我跟南京其他很多有缘的影迷一同，得以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万玛才旦的电影长片处女作《静静的嘛尼石》，一下子就被片中那种质朴、本真的藏地景象所打动。那次放映，最直观的观影体验，就是《静静的嘛尼石》跟我们之前看过的汉族导演和国外导演拍摄的藏地电影，均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面向，它更近乎于艺术家平静讲述自己身边的日常。也是几年之后，我才知道这部问世于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之际的电影，是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拍摄的讲述藏地本土生活的电影。尽管之于文学，在万玛之前，已经有扎西达娃、次仁罗布等为部分汉族读者所熟知的藏族作家存在，但之于电影，万玛是当之无愧的“藏地第一人”。
于是就有了2014年、我通过QQ语音对万玛做的一次系统访谈，先是在《戏剧与影视评论》杂志刊发节选版，后又全文收录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之中。那是国内对万玛才旦导演做的较早的一篇系统访谈，后在网络上，也不断被各类媒体和自媒体引用。
打那之后，我就一直守望和关注万玛的电影与文学创作。他之后问世的电影《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小说集《气球》，我都先后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公号、《文艺报》等媒体刊发评论。得益于我们建立在作品守望之上的纯粹友谊，万玛2021年来南京先锋书店举办电影《气球》的放映交流会时，特意邀请我担任主持兼对谈嘉宾。交流会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趁势到万玛入住的酒店，对他作了电影创作的第二次系统访谈。这篇访谈跟我对松太加、拉华加两位导演做的访谈一起，共同组成了两万七千字的“藏地新浪潮”系列访谈，在国内知名艺术电影自媒体“深焦”刊发。访谈刊发时，距离万玛的不幸离世，已经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这篇访谈，应该也是万玛去世前刊发的最后一篇系统访谈。
十年来，跟万玛的所有交流，几乎都是围绕其作品展开，而少有关于个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探讨。每年万玛出版新书、或有新电影问世，总是能第一时间收到他的签名书和电影问世信息；而我围绕这些作品有评论文字问世时，也会第一时间发给万玛交流。而最近几年，跟万玛的联系，也或多或少，能拓展到生活层面。有一次给万玛留言，讲对他几篇小说的点评，万玛看到留言时间是凌晨，就问我是不是睡眠不太好，确认之后，马上从青海，给我寄来当地特产的黑枸杞。一直觉得，在创作之外，万玛也一直是一位有着大爱的谦谦君子。他对朋友、对同事、对后辈的友善与提携，总让人想起大乘佛教的“普渡众生”观念。他的生平、创作与言行，一直有一种佛缘般的自洽感，跟藏地文化浑然一体。
建构藏地文化主体性的功勋先锋
《松木的清香》的开篇，收录的就是跟书名同名的小说，讲述藏地的生死观念。把这一篇关于生死的作品，作为万玛遗作的开篇之作，其纪念意义毋庸置疑。陶渊明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然而在这篇《松木的清香》，逝者之肉身，即便火化为尘灰，也会有柴油之火与松木之火的区分，而“松木之清香”，正是我们在世之时些许功业的微末意义。距离万玛逝世一年多，他的作品仍然在引发广泛的阅读、观看和讨论，就是明证。
《我是一只种羊》是这部小说集里、最为让人震撼的作品。之于种羊的第一人称视角叙写，体现出万玛领衔的藏地文艺作品里一以贯之的众生平等、万物有灵观念，然而在这种万物有灵的视角观察下，一只种羊，却深受人类社会之权力、等级与规训之支配、之异化。这种视角转换带来的日常生活的他者化与陌生化，把人类社会运行中的种种悖谬感呈现无余。
同样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一块红布》这篇小说。小说前面的大半部分篇幅，似乎讲述的只是孩子体验盲人生活、用红领巾蒙起自己双眼的童话般故事，而直到小说末尾，出现的崔健同名歌曲《一块红布》的元素，这篇小说的整体立意，才被和盘托出。这其间，藏汉兄弟民族当代文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建立在经典摇滚乐作品之上、之于政治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反思与互文式叙事，都非常值得仔细玩味。
跟小说集《松木的清香》相比，《如意故事集》尽管只是万玛藏译汉的一部翻译性作品、而且之前已经再版过多次，但这次跟《松木的清香》一起出版，之于万玛文艺创作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来说，还是有不一样的意义。正如万玛生前好友龙仁青在《如意故事集》推荐序里讲述的那样，本书的开篇故事《六兄弟》里，对六位兄弟互帮互助、生死与共的叙写，仿佛就是万玛引领“藏地新浪潮”电影创作，帮助其创作团队的各个成员，都一一走上独立的电影创作之路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里，“藏地新浪潮”是唯一一个能够形成创作共同体、且源源不断地贡献电影佳作的民族，万玛之于藏地文艺的开创性贡献，可谓不言而喻。
而阅读《如意故事集》，不只可以系统把握万玛文学与电影创作中，之于藏地民俗、历史与文化的丰厚背景，也能从另一个侧面，理解藏地文化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意义。在本书的各则民间故事里，经常能看到很多桥段跟《西游记》等汉族经典文学作品里的记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西游记》恰恰是包括万玛才旦、拉华加等“藏地新浪潮”导演的电影作品里，出现最多的深为藏地观众喜爱的电视剧作品。可见这种藏汉大众文化之间的紧密交流与互动，并非仅限于当下，而是在历史上已经静水流深；正如万玛的作品，既是藏地的，也是中国，更是世界的。
故事的另一半，永远延续
万玛生前，在中信大方出版过一部优质小说集，书名就叫“故事只讲了一半”。如今看来，这个书名，仿佛是万玛戛然而止的人生的隐喻，在正值艺术创作高峰期之时突然离世，着实让人扼腕叹息。
然而，得益于万玛多年来之于团队成员的全方位扶持与提携，松太加、拉华加等导演，早已经在电影舞台上、以成熟的作者面貌视人。万玛尽管匆匆离世，但“藏地新浪潮”的创作，仍然会永远延续。就在万玛去世后的这一年间，当年他一手提携起来的后辈拉华加导演，就先后有《千里送鹤》和《回西藏》这两部电影，得以在国内院线公映。而松太加导演的新片，也早已进入后期制作流程，可能很快就会跟观众见面。万玛开启的“故事的另一半”，由大家共同来继续书写。
不只如此，松太加、拉华加等导演的电影创作，跟万玛的电影相比，也体现出某种兼具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观念。松太加导演迄今为止问世的四部电影，都是关于家庭与亲情主题的作品，《阿拉姜色》等电影作品中，之于亲情、家庭与传统信仰之间的冲突与张力的书写，跟万玛才旦在电影《气球》等作品里的探讨，呈现出显著的互文关系。而在万玛的文学和电影作品中，老狗、种羊、雪豹等动物，一直是作为重要乃至主题性元素而存在，这些动物，是表达藏地生活人与自然观的重要载体；这一点，同样可以体现到拉华加导演的电影《千里送鹤》里。无论是万玛作品中的老狗、雪豹，还是拉华加作品中的黑颈鹤，它们与不同人物之间或和谐、或互助、或伤害的关系，正是导演以万物一体的观念，叙写众生世界之复杂、多元的本能呈现。
更不用说，在松太加电影《太阳总在左边》和万玛电影《寻找智美更登》里、共通的公路电影主题，从摩托车到越野车，两部电影里的交通工具尽管有所区别，但传递的，都是关于找寻记忆、找寻理想、找寻救赎的共通主题。相信藏汉文化交流、传统信仰与日常生活、长途行旅与人生救赎等万玛文艺作品里的常见主题，仍然会由松太加、拉华加等后来人的创作继续呈现，并予以革新和重构。
万玛与久美的家族艺术传承
从创作谱系上来说，万玛才旦之子久美成列，也同样可以归属于“藏地新浪潮”的共同体创作序列，因为久美电影创作的起点，也是参与万玛电影作品的生产制作开始的。而基于万玛与久美之间的父子关系，这种创作上的影响，除了共同体的相互浸淫之外，又多了几分家族艺术传承的味道。
实际上，久美从自己独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一个与四个》开始，就具备了电影创作的不俗主体性。他坚持悬疑类型化电影的创作路径，跟“藏地新浪潮”序列里的其他导演坚持艺术电影创作的面向，有着明显的区分。然而实际上，万玛跟久美之间在创作上的影响，并不只是父对子的单向度的，而同样有着双向层面的互动可能。万玛的电影，自从能够进入国内电影院线以来，就一直在保持艺术电影创作的路径同时，积极尝试类型化叙事的多元可能。《撞死了一只羊》里的多重悬疑叙事，《雪豹》里对于冲突场面戏剧张力的出色营造与调度，都可以跟《一个与四个》里让人时而紧张、时而又血脉贲张的场面，产生一种隔空的对话关系。
当然更为难能可贵的，《一个与四个》尽管是一部悬疑类型电影，但其浓厚的思想底色与严肃的文化思考，使得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爆米花”式的娱乐化的类型电影，这种思想与文化底色，应该也来自万玛导演作为父亲的耳濡目染。《一个与四个》里之于族群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正如久美在回忆父亲的追忆文章中所说的一般，正是来自于万玛导演跟儿子的日常对话与交流中的潜在塑造。
而就《松木的清香》这部万玛遗作来说，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面向，就是书中所有小说篇目，并非由万玛生前自选，而是来自久美成列在万玛去世之后的编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本书收录了《我想有个小弟弟》《一块红布》《午后》等多部叙写童年和青少年生活状态的万玛小说。《我想有个小弟弟》里传递的少年孤独感、《一块红布》里童年生活的寻觅与迷失、《午后》里少年懵懂情愫的“求不得”之憾，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仍处青年状态的久美自身文化认同与情感状态的呈现与共鸣。由此，这部由父亲万玛创作、儿子久美编选的小说集，本身也就具备了已经生死两界的父与子之间、以作品编选与出版的方式进行隔空对话的传承效应。久美在接受媒体的访谈与自述中，曾经多次表达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之下的一种孤独感，这样交织着孤独与使命的子一代心路历程，在万玛自身叙写少年的作品中，得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表达，“答案在风中”，漂泊且自鸣。
写作这篇追忆文章的当周，我前往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观看中信大方和先锋书店联合策划的万玛才旦创作生平展。在展览的两边，刚好置有两首诗——米沃什的《湮没》和雪莱的《无常》，如今看来，这些诗句，恰好像是万玛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隐喻。于是从两首诗当中，各取一句，作为本文结尾：
虽明亮、却短暂（雪莱《无常》）
却没有重返任一地方的的打算（米沃什《湮没》）
2024年5月19日上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24年8月22日在《文学报》刊发，见报时有删改，此为原文。配图来源于《文学报》公号刊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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