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骏骥：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都可以称之流氓——鲁迅对流氓性与流氓意识的批判

这种流氓意识“不仅对市民阶层，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心理都有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惜，至今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此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流氓行为和流氓意识至今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整个思想界与学术界而言，此话并不为过。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初版

但近些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对流氓（或曰游民）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扎实的、持之不懈的研究。王学泰就是此中已卓有成绩者。他从1988年即开始关于游民、游民文化的研究，孜孜历经十年，终于完成了他的大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并于1999年9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但是，鲁迅对流氓意识与流氓性的揭示，其广阔的内涵和深刻意义，仍需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进行深入的开掘、揣摩和研究。

什么是流氓呢？还得先从游民说起。游民（包括流氓）不是一个一句话可以定义的概念，他是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他包含了这一类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方式，以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中国近代最早从理论上注意游民问题的是杜亚泉先生1919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题为《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杜亚泉提出：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游民称之为“游民无产者”，说他们：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政府对游民（或游民无产阶级、或流氓无产者）的定位，是依照毛泽东的说法为指导的，所出版的各类辞书中的定义也基本上与此一致。王学泰对游民的理解与上述说法略有不同。他“在为游民定位时是从这些人们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出发的，而不是从他们的思想倾向、道德品质，或者生活来源、生活状况及其与某种职业的关系来确定其身份的。”他认为：

学泰对游民范围的限定比较宽广，只要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秩序（或曰社会结构），以“游”为其特征的都可称之为“游民”。

因此，他认为游民除了“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江湖术士以及兵痞、盐枭、私贩”等以不正当手段谋生者以外，还应该包括大量的江湖艺人以及江湖侠客、游方僧人等，他尤其重视行走江湖的说唱艺人和戏曲艺人，认为他们是“游民文化”的生产者。我同意学泰对游民的定位，这样比较全面。无论从什么角度和范围确定游民，流氓是从游民中产生出的一类群体则是无疑的。但是学泰认为“不能把游民与好逸恶劳、欺压良善的流氓地痞等同起来，流氓地痞不过是游民中的腐败分子，他们在游民中也属于少数”。不能把游民与流氓等同起来没有问题，但说流氓是游民中的“腐败分子”的提法则值得斟酌。腐败者变质也。

我以为，流氓作为游民中的一类，虽属少数，但他是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的阴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这样描述游民性格的：

如果说这是游民性格的主流和本质特征，那么，流氓正是这些性格特征本质的鲜明代表，何为变质与腐败呢？

流氓在思想意识、性格特征上集中体现了游民群体对社会最具腐蚀性与破坏性的一面。其突出表现为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无确定的价值尺度，以牟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核心，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宣示都是谋利的外衣，小到“揩油”占点小便宜，大到谋王夺位，或以堂皇名义欺诈，或赤裸裸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巧取豪夺，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泯灭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耻感。如果从社会学、历史学乃至文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各种角度考察游民作为一个阶层或群体，他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社会、历史、经济、军事等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流氓当然不能代替整个游民群体。

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将“游民生活与游民文化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作为考察研究的重点”，因此他则将视点更多地投向了游民知识分子（以江湖说唱艺人为主）和通俗文艺作品及其与游民的关系上。但是，如果从国民性格、国民心理以及社会风气，即鲁迅所说的“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角度来考察的话，那么，流氓作为游民群体的代表就最合适不过了。因此，鲁迅是将游民即视为流氓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将流氓性、流氓意识视为国民性的组成部分。鲁迅塑造的“阿Q”这个典型形象，就是一个由贫雇农沦落为流浪于城乡之间的，颇有些流氓性的游民形象。

当然，鲁迅绝不希望将阿Q的形象局限于流氓样或瘪三样。他说：“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而应该是“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那是因为，鲁迅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他有更广阔、更丰富的内涵，而不是某一类人的代表。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国人的灵魂中有流氓气，或者说我们的国民性中有流氓性，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若说我们的身上有些“阿Q”性或“精神胜利法”，大约都可接受，似乎那是环境所迫，生存所必需；但若说我们有流氓气，恐怕大多以为是侮辱。

但是，鲁迅却毫不留情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国人，下至生计为难的平民百姓，上至天命所授的皇帝，如“汉的高祖，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的刘邦都带着流氓性，鲁迅尤其注重揭示的是知识分子的流氓化问题，如“巧滑善变，毫无特操”，也就是说，流氓性格、流氓意识已经泛滥，竟浸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去了。

游民是劳动力过剩的产物，流氓性格、流氓意识的泛滥则是专制政治的产物。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强大压迫，培养出两面相反相成的国民心理，其一是对政治权威的极端畏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思不出其位”安于做奴才而且只望做稳了奴才；其二则是对专制权威的渴望，普遍热切地希望通过获得和加盟于专制权威，而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彼可取而代也！”是“一切大小丈夫”的“最高理想”。不能，则可去为权势者“帮忙”或“帮闲”，“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

做“帮忙”与“帮闲”是需要点流氓才能的，他需要泯去羞耻（鲁迅说：“把人的血肉廉耻当馒头似的吞噬”正是专制的功能），善于吹牛拍马、插科打诨。而要实现“最高理想”“取而代之”更非一般人所能成功。在集权专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等级网络中，“思不出其位”自然不行，他必须挣脱一切既定道德、原则、规范的约束，随机应变，一切方针、政策、理论都必须与“取而代之”的实际相结合，而这正是流氓所特有的性格和才干。中国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着：只有流氓中的大才或颇具流氓性、深谙流氓手段的“英雄”才能在改朝换代中实现“最高理想”“取而代之”，获得成功。

王学泰梳理了中国两千多年改朝换代的历史，发现“从秦朝到清代，在中国主要疆土上大约建立过三十个朝代和政权”，而改朝换代的第一代统治者，即开国之君，除了以异族入主中原者外，游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竟占绝大多数。在“坐龙庭”之前，他们就是农民革命军的领袖，在这方面，被鲁迅称之为“无赖出身”与“无赖儿郎”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是最典型的例子。学泰在对朱元璋“从游民到帝王”的个案分析中，还充分展示了朱元璋在一切围绕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一切从实际出发，随机缘而变，十分熟练地运用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技巧，在改朝换代的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流氓才干。

他同时说明，“而那些受到中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的文人士大夫们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则缺乏竞争力”，也就是说，与专制集权制度对抗不能采取任何有原则的立场与手段，原则与规范只能带来失败。这真是令人尴尬的结论，但它却是历史的事实。李慎之读了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并为之写的《序》中深有感触地说：

“无赖儿郎”一越而成为帝王。这是多么大的变迁，他对国民心理产生着多么大的刺激和影响啊！所以，鲁迅说，“彼可取而代也！”是“谁也想取”的，虽然能取得的程度不同。学泰也说：

这又涉及到鲁迅对中国农民革命的认识问题。我在拙作《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曾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

并且说：“过去，我们对于鲁迅关于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论述一直是回避的，但无论如何终究要给予研究和正视。”这个问题今天虽然已不再讳莫如深，但仍然有些吞吞吐吐、躲躲闪闪。

最近，《鲁迅研究月刊》上刊载的《黑暗时代的双刃剑》一文，是专门谈论鲁迅的农民战争观的，他对鲁迅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破坏性的“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阐发，写得很好。但是，为了回避鲁迅与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观点对立与冲突，却说：

明确地说，就是：因为鲁迅选择的是特定的角度，因此他“更多地看到了它的负面影响与负面作用”，而“没有系统、全面地评价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客观地位与作用”。这显然有些躲闪和规避，论点不够彻底。如果毫无顾忌地正视鲁迅对农民革命的论述，应该不难看出，鲁迅对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看法绝不是某一个角度和某一个侧面，而恰恰是对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整体性揭示与概括，是他的历史观。

鲁迅分明是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样一种“所谓‘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而这“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正是异族入侵或农民战争的时候，也就是老百姓哀叹“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时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这不就是鲁迅对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最完整、最全面、最概括、最简明的表述吗？

鲁迅还明确地说，农民革命军取得胜利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后，

也就是说，一切照旧，并无进步。

再如，鲁迅对“阿Q式革命”、“寇盗式的破坏”、“朱元璋的杀汉人与摆架子”、“张献忠的残酷”、“《水浒》的‘替天行道’受招安”、“暴君与暴民”、“争夺一把旧椅子”等等，诸多有关农民革命与农民领袖的精辟、形象的描写与论述，人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不必再引述。但他明白告诉我们的是：农民革命与帝王专制所构成的所谓“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非但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反而成为了中国历史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

现在，再从游民、流氓与农民革命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农民革命问题，就更能看出鲁迅思想的深刻与独到。前面说过，农民革命队伍的领袖和骨干大多是流氓或惯走江湖颇具流氓性的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次之则是“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他们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不择手段：救民于水火、均贫富、替天行道、济世安民是他们争取民心、扩大势力的冠冕堂皇的口号；狡诈欺骗、掩盖历史、神话自己、残酷斗争、排斥异己是其实用的策略。

一旦夺得天下、坐上龙庭，由于他们深知造反者的威胁，他们对反对自己或可能反对自己的人的统治与镇压就更为严酷，正如鲁迅所说：朱元璋

这种“革命”非但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给社会心理造成了难以消除的、极其恶劣的影响。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反抗压迫、争取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有其合理性。但是，以争做“奴隶总管”为目的，以“不择手段”为智慧、方略的“革命”，绝对没有什么进步性。过去我们往往为某种“目的”与“理想”所眩惑，即使是好的“目的”与“理想”，而忽略手段的进步性，“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鲁迅关注和揭示国民性中的流氓性，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即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流氓性与流氓意识问题。鲁迅的惟一一篇专门谈流氓问题的文章《流氓的变迁》，就是在发现并批评了当时一些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倾向后，为追溯中国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历史渊源而作的。而且，鲁迅揭示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在身份和生存方式上流氓化了的知识分子，即那些已经流落江湖的游民知识分子，而却是在社会上正经顶着文人、学者、名流、革命的批评家、文学家等等桂冠的主流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鲁迅是在普遍的意义上关注和揭示知识分子的流氓化问题的。

鲁迅认为，知识分子的流氓化的主要表现是“无特操”，也就是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操守，没有固定的价值标准，这正是流氓的主要品性。因此，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批评当时一些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倾向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流氓性表现，作出了涵盖古今的、格言式的高度概括：

鲁迅还将这种“无特操”者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他说：

鲁迅还将“无特操”者称为“伶俐人”和“巧人”，无论中国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种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永远都不会吃亏的。鲁迅还针对这种“无信仰”、“无特操”现象，称之为“吃教”、“吃革命饭”的，并说，“吃教”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一语道破了“无特操”的本质——“吃”也。什么信仰，什么主义，什么革命，都不过是获利的招牌、营私的工具。

鲁迅还指出，“无特操”也和中国国民性的其它弱点一样，是中国的传统“国粹”，尤其自南北朝以后，异族入侵、暴民作乱，社会动乱愈是频繁，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特操”、流氓化的倾向也就愈加普遍，因此他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到了现代“城头变幻大王旗”，由于战乱频仍、主子无定，再加上上海滩半殖民地的特色，知识分子的“无特操”、流氓化倾向更趋严重，就如鲁迅所指出的，由于“时势的飞速的变化”，中国文坛“还要有变化：向积极方面走，是恶少；向消极方面走，是瘪三。”因此，鲁迅对知识分子流氓化的批判也就愈加尖锐。

如：有本领“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的“聪明士大夫”；善于论证饥民采食的树叶“极合于卫生”的学者；“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帮会式的革命文学家；操着五花八门的阴面战法，恐吓、辱骂，动不动就要“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利害”，“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锻炼人罪，戏弄威权”“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新英雄……这些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愈趋普遍化的流氓化现象，在鲁迅的笔下一一被透视出来了。

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和灵魂，知识分子的品性代表着社会的品性。因此，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无特操”、愈趋普遍的流氓化倾向十分忧虑。他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即以“无特操”为特色的北齐式道德——笔者），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

他还说：

鲁迅多么殷切地希望不再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真正的知识阶级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主流啊！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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