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1904—1981）
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探究他的思想和功业，莫若探究他的品质和性格，更让人感兴趣，长见识。思想可以白日飞升，功业可以一蹴而就，而品质，几乎是恒定的，除非真的可以立地成佛或转脸变魔。至于性格，平生或许有变化，其根基怕也难以遽尔置换。
若这样的立论不算狂悖，某些思想和功业可以鄙弃的人，其品质和性格的魅力，仍可以让我们因喜爱而敬重。叶公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管承认不承认，也不管喜欢不喜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确有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文化精英群体。归国之初的若干年，大都在高等学府任教，或研究机构做事，以抗战为契机，很有一些人走下讲坛，或直接出任政府官员，或受命从事海外宣传。有的抗战后，重回学校或研究机构，有的从此进入政界，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途程。长期以来，我们对那些从此宦海沉浮者，往往嗤之以鼻，说是投靠国民党政府云云。
这样说，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似不为过，若考虑到当时正是抗战期间，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就不能不另有说辞了。
这说辞便是，国难当头，书生报国，请缨杀敌，不甘人后。
1936年冬，北平城里，人心动荡，其时叶公超已离开任教多年的清华，转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对学生说：
“日本人要是开始蠢动，就是他们自掘坟墓的日子到了。我们中国，平时虽然破破烂烂四分五裂，可是，对外战争一开始，大家就会抛弃成见，凝聚起来，共同拟订方案，救亡图存。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本领吞得下去。”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大批文化人滞留城内不能南下。叶公超与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一起，趁日军盘查尚不太严厉之际，逃离北平，来到南京，向教育部请示分配新的工作。台湾出版的《文学·艺事·外交——叶公超传》（张腾蛟著）中说：
“情况危急，兵荒马乱，逃难的路途是惊恐又艰辛的，几位教授经过一段艰苦之后，终于又自天津逃了到南京。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教授们由北方向此聚集，固然是为了未来的出路，而也有一些为国请缨的心情，大家心里明白，事情已到了这种程度，再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了，即使政府给他们一些枪弹，然后换上军装转头北上，他们也会慨然接受。”
当局自然不会这样安排。教育部的指令是，政府已决定将北大、清华、南开合并为长沙联合大学，领取旅费与船票，立即去长沙集中待命。他们也真的像战士一样，领上旅费和船票后，立即经武汉转赴长沙。梁实秋另有任用，不久离去，叶公超任联大外文系主任兼北大外文系主任。两个月之后，战局紧张，学校迁往昆明，是为西南联大。叶仍任原职。到了1939年春天，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
著名国宝毛公鼎，一直归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所有，抗战期间没有带走，皮藏在上海旧宅中。此时叶恭绰听说，宝鼎有被日本人攫取的危险，遂命叶公超赴上海处理此事。叶公超到上海不久，行踪为日本宪兵侦知，以间谍罪被扣，39天内多次受刑，始终未泄漏宝鼎的皮藏处。后来还是托他的妹妹设法伪造了一个膺品送上，才得脱身。这年冬天，辗转来到香港，家仇国恨，集于一身，便接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之邀，加入该部海外宣传处。转年奉派，出任驻马来亚专员，负责马来半岛一带的抗战宣传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半岛沦失，回国稍事休整，又远赴英国，以驻英大使馆参赞衔，任国民党中宣部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职责仍是抗战期间的国际宣传。
就在叶公超加入海外宣传处之前，1938年9月，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来有人曾问胡，你说你从不做官，大使不是官吗？胡回答说，这是战时征用，不能叫做官。这样的话多少年后听了，仍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叶公超在战时参加海外宣传处，亦当做如是观。再就是莫要忘了，叶公超1904年出生，抗战爆发这年不过33岁，可说是热血青年，为国效力，乃是做人的本分。
抗战胜利后，叶公超转入外交界。1949年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1958年转任驻美大使直到1961年。他是有国民政府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部长。只是这已不能说是战时征调，而应当说是心甘情愿。按惯例，这两个职务是要打引号的。请读者自己打上。不是我不遵从惯例，是我愿意句子像项链一样舒畅。
大使卸任以后，以政务委员（后转为总统府资政）的空衔，独身一人，困居台湾，画兰画竹，聊以卒岁。在临终前的一篇文章中，叶公超感慨万端地说：
“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病中琐忆》）
他是这样说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的，何世礼先生谈起孙立人和叶公超时曾说：
“这两位朋友都是头等人才，就是脾气太坏，劝了不知多少次，他们都不听！”
在他那一茬人里，论出身，论学识，论办事的能力，综合评定，叶公超确乎称得上头等人才。
他的曾祖父是咸丰朝的进士，做过户部郎中、军机章京等要职。辞官后在越华书院讲学长达四十年，是岭南的大学问家。祖父是光绪朝的举人，三品衔的江西候补知府。父亲曾任九江知府，叶公超就是在九江出生的。叔父叶恭绰民国初年曾任交通部长，是其时政界“交通系”的首领。幼年失怙失恃，是叔父把他抚养大的。
1920年16岁，在南开读中学期间，叔父送他赴美留学，一年后升入大学，先在贝兹学院，后在爱默斯特学院，师从著名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出版过一本名叫《Poems》的诗集。22岁转赴英国求学，入剑桥大学玛地兰学院，获文艺心理学硕士学位。这期间，结识诗人艾略特，过从甚密。1926年回国在北大任教，年仅22岁，班上除了梁遇春比他小两岁外，不是与他同岁就是比他大，其中冯文炳（废名）比他大四岁。
这些经历给叶公超带来声名，同时也养成了少年得志、恃才傲物的脾气。
他的英语之好，连梁实秋都佩服。梁曾在回忆文章中说过这么一件小事：
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来骚扰，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语相向，于是双方大声诟谇，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视，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m grown you with a poy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到你的头上！）那位家长慢步走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了。你使我想起我的家乡。”
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上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咒骂人的话都学会，才算彻底。如今他这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邻居和他彼此成了朋友。（《叶公超二三事》）
在北大任教不过一年，又来到上海，任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这期间，参与了新月书店和《新月》的创办，为世所公认的新月派大将之一。留学期间，接触的是佛洛斯特、艾略特这样的大诗人，回国后平日嗜读的也是英美的新诗，因此之故，他对诗的看法，与徐志摩、闻一多每每不同，而与同是新月诗人的饶孟侃却颇能谈得来。饶没有留学经历，想来还有性情相契合。然而，就是因为他的脾气，这样的好朋友也闹僵了。
暨南大学在上海郊外，真如镇上。叶公超先住在图书馆里，后来搬出，在学校附近租了几间平房，小桥流水，阡陌纵横，非常雅静。房内布置也舒适整洁。饶孟侃有时也在那里下榻，和叶公超畅谈。有一天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此人的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饶读，读过之后再讨论。这天饶很疲倦，读着读着就抛卷而眠，叶公超见状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虽未头破血流，却令饶大惊，二人因此勃谿，再也没有往日的亲密了。
就是跟妻子，也是这个脾气。
1931年6月，叶公超在清华教书时，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有校花之称的袁永熹小姐喜结良缘。起初还相敬如宾，没过多久，叶公超就显露了他的大男子主义和大少爷脾气。据说有一次，清华同事吴宓来叶家用餐，因为菜的味道不合适，不知是胡椒放多了还是盐放多了，叶公超便大发脾气。袁永熹一言不发，等丈夫嚷嚷了一阵，才不疾不徐地说：“作为主妇，饭菜不合口味，我有责任。但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
后来叶公超和堂妹发生感情，袁永熹知道后十分反感，生气得不得了，一直不能原谅叶公超。他们的关系也就越闹越僵了。叶去英国任职，袁未相随，反而去了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叶在美国任大使，袁仍在加州。有的场合必须大使夫人出场，接到电话后，袁乘飞机到华盛顿，事毕后仍返校继续工作。后来袁成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在加州大学任教授、研究员近三十年。（台湾·符兆祥《叶公超传》）
在台湾做外交部长时，叶公超脾气之大，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副手政务次长胡庆育曾这样描述叶公超的脾气：
“他的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见他时会遇上哪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时还好，下午就被骂了出来。”
这样的脾气，必须有别的优点比衬着，才能成为一个杰出人才。若光这样的脾气，别说当教授当部长，就是当个普通百姓，也只可说秉性乖张，不可理喻了。叶氏自有常人不及的优点，符兆祥在《叶公超传》中说：
“叶公超为人爽直，有时为了某些问题，常常当面给人难堪，过了不久，又会说那人的好话，足见他脾气虽然暴躁，心地十分善良。”
不仅是直爽，叶公超的性格里最重要的该是耿介正直。他的好友陈子和曾说：
“公超有三大缺点，第一是看不得别人有错，有错就当面指责。第二是不管是谁在他面前耍花枪，马上拆穿。第三是个性强，对任何事都有定见。”
这是缺点吗？正是常人不及的地方。他自己曾说过“我在外交部当过九年部长，从未下条子用过一个私人，一个亲戚，这是我平生引为快慰的事”。
对正常人来说，脾气往往是某种品质与性格的凸现。就像逶迤的山峦间，耸起一座高峰。山峦是山，这高峰更其是山，它含有山的一切质素，却更为巍峨险峻。叶公超耿介正直的品质与性格，从他对鲁迅的态度上，看得最为分明。
谁都知道，鲁迅可谓新月派的公敌。因为胡适、徐志摩受过鲁迅的讽刺挖苦，新月派众兄弟，也都不说鲁迅的好话，独有叶公超是例外。
当年新月派和鲁迅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叶就说过：“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
如果说平日的一句话只是顺口说出，不足为凭，那么鲁迅死后，叶的作为就不能说是不足为凭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闻讯后，叶公超把能找到的鲁迅的作品都找来，“不眠不休的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它们一口气读完”，在很短的时间内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一千六百多字，题为《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发表在天津《益世报》11月1日的增刊上。此文无落款，往前推上五天，算是26日写出吧，距鲁迅逝世正好是一星期。够快的了。第二篇长得多，近五千字，题为《鲁迅》，文末落款为12月8日，发表在《北平晨报》的文艺副刊上。
毕竟是剑桥出来的文艺心理学硕士，他的分析独到、深刻、细微，六十年后读起来，仍让人有清新之感。
近年来，有些人对鲁迅颇有非议，若是纯学术的，自然无可厚非，可惜不全是这样。看看当年对立营垒的一位文艺评论家对鲁迅的看法，或许不无益处。
这两篇文章是接连写出的，也是相互印证的，前一篇粗略的地方，后一篇便补足了。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中，谈到鲁迅的小说，只说了对《阿Q正传》的粗略看法，一来是《彷徨》以后的作品很少读过，二来是一时买不到鲁迅的小说集子，
“鲁迅死后不到三日，北平各书店竟没有他的书了，即《呐喊》、《彷徨》等也一本都买不着了。我手边只有他的《小说史略》一类的东西和昨天在市场上买到的《鲁迅杂感集》。我想将来把他的小说全部仔细读读，以补充或纠正现在的印象”。
后来在《鲁迅》一文中，对鲁迅的小说，就有了详细的分析，精当的评价。想来是买到或借到鲁迅的小说读过了。
叶氏评价鲁迅，均限定在“非战士的鲁迅”这一范畴中。何为非战士的鲁迅？他的解释是：是“非”，不是“反”，即对于战士之外的鲁迅的认识。也即是说，不把鲁迅作为一个单纯的战士看待，而把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看待，单从文学成就上看鲁迅的贡献。
总括起来，叶公超认为，鲁迅的贡献在四个方面：一是小说史，二是小说创作，三是杂文，四是他的文字。
关于小说史，叶说：
“他在小说史方面的工作应当有专家来纪念他的（此时尚未见有）。我觉得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闻钞》，不但在当时是开导的著作，而且截至今日大概还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其考证之精邃，论断之严谨，决非之后的蒋瑞藻之《小说考证》等等可相提并论。这方面的兴趣与研究，鲁迅似乎始终舍不得松手。《中国小说史略》曾经两次增订，每次他都有新发现的材料和新见解插入。”
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他是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分析的。将鲁迅与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作了对比，
“他们确有相同之处，但在气质上却很不相同。我们的鲁迅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斯威夫特是理智的冷静的，总有正面的文章留在手边的。”
斯氏有驾驭自己的能力，能在一篇讽刺的文章里维持平和与冷静的氛围，还能在讽刺中露出笑来，鲁迅的文章里比较容易生气，动怒，因此也就容易从开头的冷静的讽刺流入谩骂与戏谑的境界。这是鲁迅不及斯威夫特的地方。
但鲁迅有一种抒情的文字，常加杂在他的小说与杂感中，却是英国的斯威夫特所没有的。再就是鲁迅的作品中，有一种“沉静下去了”的感伤的情调，也是斯氏所没有的。斯氏不但没有这样的表现，他甚至认为，把自己的感情诉于读者就等于当着客人的面脱下自己的袜子，在生活与写作里都是没教养的表现。鲁迅能博得许多读者之同情，却正是这路个人心境的真挚表现。
对具体的作品人物，叶氏认为，阿Q、孔乙己、木叔和爱姑等等，似乎是旧戏里的角色，丑角的色彩尤其浓厚。著者因为要使他的主人公在读者面前充分表现着中国人的奴性、冷酷、卑怯、愚昧，以及精神胜利法，结果是只给了我们一些奴性、冷酷、卑怯等等的例子，一些卡通式的描写。这样我们看见的只有许多可笑、可怜、可卑的动作，都堆积在一个人身上，却并不感觉这个时代的担负者在自然地、自由地活着。这大概是著者太急于要正面表现他对主人公的批评或态度，把主人公从一场情节中迅速赶到另一场情节中，为的是要证实著者的观念。
鲁迅那些抒情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最为成功。这或许是性情的关系。刻画一种绝望、空虚、沉痛的心境实在是他的能事，最好的实例便是《伤逝》。涓生的悲伤与子君之死同是真实的嘲弄。涓生用“真实”所换到的只有自己的空虚与悔恨，和子君的死。从爱的优胜到爱的消逝，再到死的寂静，本是极平凡的情节，但著者这一滴的“真实”却给了这故事异样的色彩。
也惟有内倾、敏感、倔强，不能忍受虚伪如涓生者，才会终于吐出那种真实来。我们看了这篇日记，对于涓生与子君也只有寂静的同情，没有批评，更没有嘲笑，因为我们的内心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对《社戏》、《鸭的喜剧》等轻松平淡的素描类作品，叶氏也是肯定的。这些素描只有一种松散的故事线索，和快乐时加杂着淡淡的怅惘，但却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但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文。十四册中，除掉谩骂，嘲戏，以及零星小品之外，还有委实耐读的文章在。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他那锋利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格的倔强，知识的广博，在这些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以单集而论，《而已集》、《三闲集》、《朝花夕拾》包括最多可读的文字。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到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的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对鲁迅的文字，叶公超最为佩服，甚至到了羡慕的程度：
我很美慕鲁迅的文字能力。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属于他自己（有点像 Swift 的文笔），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虽然他是极力的提倡欧化的文字，他自己的文字的美却是完全脱胎于文言的。他那种敏锐脆辣的滋味多半是文言中特有的成分，但从他的笔下出来的自然就带上一种个性的亲切的色彩。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在我看过的，对鲁迅的各色各种的评论文章中，还没有见过这么推崇，这么激赏的。尤其这话出自叶公超这样一个绝对是对立营垒中的人物之口，除了增加我们对鲁迅的认知外，还得承认世间有一种超乎政治立场的公道在。
叶公超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胡适见了很不高兴。胡适是被鲁迅骂过的。一次遇到叶公超，当面对他说：
“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的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
晚年，在《病中琐忆》一文中，叙述了胡的这句话后，接下来写道：“人归人，文章归文章，我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字的成就。”他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而他品质和见识，使他超乎他的立场之上。
此文写成后不几天，叶公超就去世了。时为1981年11月20日，享年78岁。同一天，《病中琐忆》在台湾《联合报》副刊登载。
可以说，至死，他的脾气都没有改。
[附] 关于“叶公超太懒”的辨正
前两年文化界曾为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话起过争论。其缘起是，据说钱先生抗战之初离开西南联大时曾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杨绛说钱先生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我倒是觉得，现在不必追究钱先生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没说更好，就是说过，也不过是句调侃的话。要说的是，以钱先生平日臧否人物的刻薄，人们总以为这像钱先生说的话。此其一也。再就是，即使钱先生没说过，有了这场争论，这句话也就因此广泛流传开来，人们都留下了“叶懒、吴笨、陈俗”的印象。
这就有辨正的必要。
吴是否笨，陈是否俗，且不说，单说叶是否懒。
我的看法是，叶肯定不是个勤快的人，或者说平日看起来不像个勤快的人。叶的出身和学问，前面已说过了。其相貌和风度，说是面若满月，风流倜傥，那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当过外长的人，几乎没有相貌猥琐的，也可作为反证。这样一个人物，你让他怎样勤快，怕也是强人所难了。
再说懒。这个词儿太空泛，是说他早睡晏起吗？怕不会。想来是说他不多写文章，做学问上不用功吧。若是这样，更没多少道理。钱与叶的交往，有两个时期，一是在清华大学上学时，二是西南联大共事时。在联大，钱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回上海探亲，继而转任蓝田师院外文系主任。这一学期，叶公超一身兼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和北大外文系主任二职，还要上课，系务想来不能他人代劳，所授课业更不会设而不上，这两样事情做了，会怎样的懒呢。那么这印象，该是上清华时候了。
叶来清华教书，和钱考上清华，是同一年，1929年的秋季。叶教钱这一班的英文。钱1933年毕业，叶教满五年后，按清华惯例，有一年的出国游学假。归国后就任北大外文系，没有回清华。也就是说，师生相处整整四年。
这四年里，叶公超除了教书，都做了些什么呢？
主要有这样两件。一是接手办《新月》最后几期。徐志摩去世后，新月陷入困境，罗隆基办了几期，办不下去了，叶公超便接了过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的介绍是：四卷二期和三期由叶公超编辑，三期至七期由叶公超、潘光旦、梁实秋等编辑，从四卷二期至终刊号由北平新月书社发行。也就是说，叶接手后《新月》就移到北京编辑出版了。四卷二期1932年9月出版，终刊号1933年6月出版，共六期。这六期是怎样编的呢，叶公超晚年回忆说：
“最有趣的是，《新月》停刊前最后三四期，除了少数几位朋友投稿外，所有的文章几乎全由我一个执笔。在一本刊物里发表好几篇文章，自然不便全用叶公超一个名字，因此，用了很多笔名。时隔四十多年，那时究竟用过哪些笔名，现在已想不起来了。”（《我与<学文>》）
再一件是，《新月》停刊一年后，又鼓其余勇，办了四期《学文》，可说是《新月》的延续或者说是回光返照。这个杂志，虽只出了四期，却提携了不少青年作者。多年前我看过《学文》的目录，像如今已是文坛学界泰斗级人物的季羡林先生，就在上面发过文章，不是他最早的文章，也是最早的之一。
四五年间，能做这样两件大事，也就行了。
至于写文章不多，又另当别论。文章之道，不能全以数量来论，还要看质量。现在都说叶是文学评论家了，珠海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现代评论家的集子，就有一本《叶公超批评文集》。其中重要的几篇评论文章，几乎全是抗战前几年在北平时写的。他又不打算老了靠出版读书笔记出大名，自然用不着做那号獭祭式的学问。
就是真的写得少，做学问不用功，也不是什么可羞愧的事。他是大学教授，书教的好就行了。文人报国，非只写文章一途。从后来叶公超的发展来看，还可以说他志不在此。
说这些，不是一定要辩清什么。只是想说，叶公超绝不是个没有毛病的人，他的毛病在少爷脾气，名士风流，恃才傲物，固执己见等方面，绝不在懒上。
顺便说一下，台湾民间，对叶公超的评论甚高。符兆祥的《叶公超传》是一本印制十分精美的大书，并非正规出版社出品，乃是懋联文化基金的特殊出版物。为何出版此书，其代表人黄富雄先生在封底特作说明：
懋联文化基金成立之初，就有心愿：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与台湾有关的中国现代史上，他们两位一文一武，都曾经差一点改变了台湾的命运。他们两位有些共同特点：一、他们都是中国人当中真正世界级的人物。二、他们都曾被当道重用，而最终却“不敢用”。他们两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国人再提及。怀念的方式大概属于：如果当年能听他们的话，台湾今天就……幸好，《孙立人传》及时在老将军逝世前亲手奉呈，《叶公超传》虽迟了几年，也总算出版了。这也算是一群经商的小商人，稍洗铜臭，为社会小小的交待一下吧！
一个人能有这样的功业与声望，就是真正的懒，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2002年1月12日 ■
（转载自《文人的脾气：韩石山文学评论选》学海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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