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丨方梦之译学研究对翻译批评的启示（文/刘云虹）

方梦之先生潜心于翻译与翻译研究六十余载，由实践经验导向理性思考，在应用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构等多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为推进中国译学建设做出了具有开拓性和引领性价值的重要贡献。回望方梦之数十年的翻译探索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先生敏锐的学术意识、开阔的理论视野、深邃的译学思想，更是他在推进中国译学发展的历程中时时展现出的可贵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理论研究不断寻求拓展和深化的新路径，翻译实践担负着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史使命。鉴于此，翻译批评迫切需要在关注翻译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与翻译理论研究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深化理论探索与批判实践，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批评应从方梦之的译学研究中汲取经验和启示，着力加强自身建设。

一、加强对应用翻译的批评

方梦之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倡导者，也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实践者和引领者，对推动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首先，关注应用翻译实践，明确应用翻译研究的不可或缺性。基于大量的科技翻译实践，方梦之早在30多年前便敏锐地意识到“科技翻译实务的新颖性、多样性、复杂性需要进行研究”（方梦之，1992：7），并指出：“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并不能代替对其他文体的研究。其他文体在翻译中所经常出现的问题并不见得在文学翻译中经常出现。理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该研究领域的复盖面的大小。”（方梦之，1992：10）正因为有这样的深刻认识，方梦之于2003年在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提出“应用翻译研究”这一学术概念，并在此后的译学研究中始终身体力行地推进应用翻译研究。其次，修正Holmes译学谱系图，明确应用翻译研究在译学体系中的定位。方梦之取消了霍姆斯译学谱系图中的纯翻译研究，将翻译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部分，理论研究下分普通理论、描写理论和专门理论三部分，专门理论再分为文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两大类。这一定位将应用翻译研究置于与文学翻译研究相对的位置，凸显出应用翻译研究在译学体系中的合法地位，一举打破以往译学研究主要以文学翻译为对象的局限。最后，构建应用翻译学内部体系，明确应用翻译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在推进应用翻译研究过程中，方梦之十分注重应用翻译学自身体系建设，力求使应用翻译研究不仅有其“名”，更有其“实”：包含一般理论研究、文类研究、术语与术语库、翻译管理、翻译技术和本地化研究6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含若干分支，如一般理论研究细分为宏观研究、中观理论和微观研究；文类研究细分为类型学理论以及科技、商务、法律、新闻等具体门类。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明确”，方梦之（2023：8）还为应用翻译研究确立了认识论（“一体三环”）、价值观（“达旨、循规、共喻”）、方法论（“宏中微三分”）和实践原则（“文类细分”）。

方梦之应用翻译研究对翻译批评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翻译批评主要聚焦文学翻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应用翻译的关注都明显缺乏。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翻译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其丰富性，“我国应用翻译领域展开了大规模实践活动，成为翻译顺应时代要求、回应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刘云虹、许钧，2022：9）。翻译批评的根本任务之一就在于始终以在场的姿态，密切关注翻译现实，因此，翻译批评界必须充分认识到应用翻译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开展应用翻译批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而切实加强对应用翻译的批评。方梦之在应用翻译研究中特别关注主要聚焦翻译策略的中观研究，并就翻译策略问题进行了体系性思考。翻译批评界可借鉴此方法及相关研究成果，着重就应用翻译的策略和效度及其影响要素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期有效观照实践、指导实践。

二、加强对翻译主体的批评

从主持《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的编辑工作，到主编三卷本《中国翻译家研究》，再到主编《中国翻译家的故事》，方梦之在其译学研究中始终对翻译家给予高度关注。他在《中国翻译家的故事》前言中写道：“翻译家在推动中华文明、促进中外交流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然而在中华历史书写中却往往是隐形的。他们似乎习惯被遮蔽，以至于历史很少察觉到他们翻译之外的气息。但是，作为翻译家，他们有艺术家的气质和秉赋，也有科学家细心严谨、坚忍不拔的品质。在他们身上有着艺术和科学的完美结合、理想和现实的和谐统一。他们是思想细腻、生性敏感、感情热切的生命体，他们内在的能量就是掀动漫漫生命长河、实现翻译理想的原动力”（方梦之，2024：IV）。这段话不仅肯定了翻译家对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积极作用，揭示了翻译家作为翻译活动主体所具有的复杂性，同时也折射出方梦之在翻译家研究中的两个自觉追求。一是将翻译家个案研究置于对翻译史的整体观照中。我们看到，《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力求“填补我国翻译史和出版史上的一项空白，为我国科技发展史和翻译研究提供一部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编辑组，1991：1）；《中国翻译家研究》“以史为证，以论驭史……以现代译论为指导，在我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重塑以94位翻译家为代表的我国译者的群体形象”（方梦之、庄智象，2017：II）。基于这样的历史意识，方梦之在翻译家辞典编撰和翻译家研究中不仅关注文学翻译家，更注重挖掘和书写对我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科技、社科等非文学领域的翻译家，力求实现“由文学翻译史向思想文化交流史的转向”（方梦之、庄智象，2017：II）。二是关注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研究。《中国翻译家研究》和《中国翻译家的故事》不仅细致梳理翻译家的译事和译思、呈现翻译家的历史贡献，也十分注重将翻译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探析其翻译动机和选择，彰显其使命感、责任感和求真精神。

译者是翻译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翻译的走向、结果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所能产生的影响。在方梦之翻译家研究的启示下，翻译批评应进一步加强对翻译主体的关注和研究。首先，充分认识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进程中译者的在场，深入考察各个领域的重要译者和翻译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思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贡献及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其次，深入探寻译者的精神世界，结合对具体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的考察，全面把握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立场、情感、动机和追求，力求更为真实地构建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形象，切实加强对复杂而具有创造性的翻译主体的探究。

三、加强翻译批评话语体系构建

译学辞典编撰是方梦之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参编的《中国翻译辞典》、主编的《译学辞典》《中国译学大辞典》《翻译学辞典》为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译学宝典，而译学辞典编撰工作也促使他深入关注译学话语并就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展开系统性思考。“话语的要件是概念，建构话语体系的前提是有特定的概念体系”（方梦之，2024：41）。为此，方梦之在编撰译学辞典的过程中探索并提出中国译学发展的“一体三环”路径，为中国译学话语确立了一个兼具开放性和综合性的概念框架。一体是指译学本体，三环指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性质的外围学科的三个不同层次，亦即译学外部系统的三个不同层次。其中，内环由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所构筑，中环由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所开辟和发展，外环就是文化和技术。（方梦之，2024：42）同时，方梦之（2019：3）深知“话语体系的基础建构是创新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倘若不能“概括出联系实际的科学、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提出新范畴”，就难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方梦之根据翻译研究的实际，提出建设中国译学话语的四种可行方法：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念、借鉴国外范畴和完善已有表述。

当前，面对日益丰富也日趋复杂的翻译活动，翻译批评既要积极介入翻译实践，也要不断深化理论探索，以彰显其应有价值。这两大任务的实现都离不开翻译批评话语体系的构建。“翻译学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只有在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方梦之，2024：21）同样，较为完整的话语体系也正是翻译批评得以确立其独立性、自主性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根本保障。因此，翻译批评界应充分借鉴方梦之对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阐释，通过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和西方译论的本土转化等创新路径，积极且有效地构建翻译批评话语，进而以此为基础，持续推进翻译批评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