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丨译（论）家深究之远景——基于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的初步思考（文/黄忠廉）

方梦之是典型的阵地型研究者，身兼译家与译论家，是“我国第四次翻译高潮中涌现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郭建中，2014），“我国当代译学发展的先行者、推动者和建设者”，“我国翻译界著名学者、资深翻译家，也是我国应用翻译学科的领军人物”（陈宏薇，2014），“科技翻译研究的先驱者，应用翻译领域的带头人”（吕俊，2014），甚至被称奉为“中国的应用译学之父”（钱纪芳，2014）。国内以方氏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近40篇部（容后专论），但诸多方面仍有待深究。

一、译（论）家实践触悟

译论部分始于经验，但不限于经验；进而，译论可始于实践，却不限于实践。这一论断若是成立，则须先识译（论）之“家”，再追其一路运思的理趣。译学研究力逐前沿，这既涉理论，更涉实践，而后者常被忽略。

方梦之是中国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执着追求者与集大成者，其译学理论起步于科技翻译，反言之，科技翻译是其译学思想的源头。他血液里淌着工匠的基因，从小爱摆弄机器。三年工科基础，四年外语科班，六年工矿摸爬滚打，汉译英、德、俄三语业余文献近百万字；十几年的专职翻译，更是译了数百万字的科技文献，并深入开展英、俄、日、德等多语多国信息开发研究，另有几十年的翻译从教与主编译学刊物的经历。（黄忠廉、佟颖，2023）这些均是方氏译学研究不歇的源泉，却常为研究者所忽略。那么，方氏成功的案例能否复制？他或许是独特的“这一个”，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方氏对翻译实践前沿常处触悟状态，并持续思考。研究译（论）家的实践，从中可发掘真切的翻译思想；如果说2000年前国内译论研究是实践丰富，理论不足，那么之后则是理论研究渐丰，实践研究式微，结果是前者极灰色，后者更苍白。未来需加大对译（论）家实践的深入研究。

二、译（论）家思想深度发掘

所谓译（论）家思想深度发掘，指探其内在规律，抽象其思想研究方法论，将所得认识正向迁移于其他同类研究。

第一，译（论）家思想发掘的系统构建。立于译家译论家研究客体的宏观高度与广度，强化各研究对象具体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整个客体或个别对象对外接口形成界面，揭示系统整体的行为、功能与局限。如范武邱、吕松博（2023）“分别从纂写译学辞书之大成、擘画译论体系之版图、把脉译学发展之态势三方面管窥方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以主题分类方式归纳、回顾和探讨方先生在翻译论著、译学思想和翻译学科发展等方面的高瞻远瞩和巨大贡献”；此外，还可以方氏“一体三环论”内在的逻辑关系、外在的各种关联、在中国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为主线继续展开系统研究。通过系统研究与分析，可改善译家译论家研究的决策过程及系统性能，以期达到译家译论家研究的整体最优，对系统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描述，得出更为准确或合理的结论。 

第二，译（论）家思想的学术认知揭秘。“自然科学使用的概念、预设与推论方法，无不涉及人的认知能力。对认知的详细探讨，界定其范围与有效性，则是哲学家的工作。社会科学所针对的人类经验，若不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又怎能提出完整的说明？”（见魏施德，2008：推荐序）隶属于人文学科的翻译学亦是同理。“翻译学科领域需要一批长期坚守阵地的理论研究者和方向导引者才能将译学体系研究推向纵深发展，解决不同层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科学系统地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与区间性规律。”（曾利沙，2014）方氏正是这样的学者，其研究特点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系统性、规律性、深刻性，完全可以探索其学术认知规律；访谈本人可让其现身说法，抽身旁观可总结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式研究翻译的认知规律与行为哲学。

最典型案例是其“天人合一”思想的运用。向外，可观天地万物，察宏观外围；向内，可探自身，究内在奥妙，二者结合方可明白外在“翻译大世界”与自身“译者小世界”之间的贯通。又如“一体三环论”的诞生，更是反映了其认知进程与规律，即由易到难、由近至远、由内向外、由己及他的过程；其中的“一环”体现了经验理性认识观，译学是经验科学，主客分离，有助于认清翻译，也承继了1980年代以来的研究特色，符合方氏成长规律与实践基础。其多语素养与译事经历所具四语互译的优势，反映了翻译认知的丰富性，四个窗口，看到更多的翻译景观，获得更全的翻译认识；四种外语功底，应用翻译实践之“多”催生了译学认识之归“一”。

第三，译（论）家思想的影响研究。研究译家译论家的影响，以时间为线梳理，包括此前的过程性影响、对当下学人的影响、对未来潜在的影响；哪些方面具有开辟之功，哪些方面是新的可拓对象；研究者所受的影响，转为研究心得，可促成方法论研究。从译家译论家的困惑、批评中察其成长的烦恼与问题；对当下的不满、对来者的期盼，均可成为研究的触点。譬如，方氏认为：“联想到现在应用翻译研究难以深入，就是研究者没有量大面广地从事应用翻译实践，对所要研究的文体和文本没有感性认识基础，难以有效提升到理性认识层面。”（刘金龙，2012），这反证了其译论成长的理据、对未来研究的期许，可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

三、译（论）家能力研究

译（论）家能力研究主要包括译家的从译能力与译论家的问译能力，尤指二者合一的研究；总体上，至少可涉及：

第一，译（论）家翻译思想发掘力研究。理论研究思得清，才能说得明，写得精。综观方氏译学成就，从中可学其事实发现与规律发掘的能力。翻译思维本身也是方氏译学研究对象之一，“特别是他对译者工作心理的研究揭开了‘黑匣子’的秘密，富有开创性”。（陈宏薇，2014）譬如他认为：一个负责的译者，决定翻译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后，他的工作心理一般是从完善自我（对原作而言）到表现自我，最终达到实现自我。（方梦之，1999：22）此外，方氏任编辑，当主编，能捕捉译学动态，能在同中发现异，为译学界推出了许多译思译论与译学成果，培养了一批批学人。他对译（论）家研究，能发现不足，更能启示未来；比如，他发现可借译论不足，于是自创了有别于西方的“应用翻译”范畴！

第二，译（论）家知行趋一能力研究。真正的译（论）家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制约应用翻译研究的三个因素，其中之一是“能行”又“能言”者少（司马迁：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译者观其译，从中另行总结；能言者察其行，见其言行不一处，取其所言的长处；最需研究的是译言合一者。引领未来译家与译论家研究方向的方先生既是能言者，也是能行者，其所译与所言是一致的，他践行了言译合一，知译合一。

第三，译（论）家逻辑思维与发声能力研究。研究之中演绎法、类比法易用，最需践行的却是归纳法，它有助于催生新的思想，创制新的译论。方氏属于思考型，他善于归纳抽象，具有很强的概括力；不说大话空话套话，体现了海派特色。译论思考如何来源于应用，又反馈于应用，服务于应用；如何将研究所得理论化、系统化；如何论译互动，事实终判；如何将具体研究提至宏观，学会为学术发声，且持续发声，做长线研究，等等，均值得反思。孙吉娟（2023）访谈方氏时说“您对翻译策略的研究是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的，您的很多颇具新意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对古今中外林林总总的翻译策略的类聚剖析基础之上”，真是抓住了方氏创新之魂。正是归纳推理促使他的研究先有低度，后见高度。那么，如何从低度走向高度，由翻译的底层逻辑走向哲学思考，科技翻译出身的他自带优势，而非科技翻译的译家译论家该如何学会抽象思维，如何由具象升为抽象，如何补逻辑学训练这一课，或许也是时贤与来者应思考的译学研究能力问题。

四、译（论）家之道及其类化研究

翻译与译论，前属实操，后涉探索，从译与问译，学界均可从中求道。翻译研究从实践走向理论是译学研究应有之义，方氏译学成长之路可以借鉴，他本人同时也善于推广译之习得与学之所得。以译学辞典编纂为例，其辞典编撰→术语→理论→学科体系的研究路径可谓是水到渠成，他以辞典为器，以体环论为道，道器互动互促，终成大气。就译（论）之道而言，不妨基于《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修订版）》（方梦之，2013），将“策略与技巧”合为一体，进一步理论化，形成翻译方法论，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园地；对其“原理”进一步思考，上升为“译学（研究）方法论”。

薪火承传，所传除了知识，更在于智慧。方氏的研究基于科技翻译走向了应用翻译，基于科技译家走向了所有译家，基于翻译实践走向策略探索，基于翻译词条参编走向了译学词典主编，基于译艺走向了译学，等等。方氏从译问译之道可以类型化，再类推至其他人或领域的研究。学界不妨以其为参照系，反观应用翻译其他类别的研究，如机译、会议口译、新闻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外交翻译等，可做领域翻译学研究，还可做文艺等领域译（论）家、译艺、译思、译论、译学、译学方法论等领域的系列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