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和被爱是人类两个极其微妙而又的情感。爱是本能的一种喜欢，被爱是油然而生的一种温暖。

因为喜欢，所以爱，真爱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抒发，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人们对于身边的人是这样感知，对于万事万物也是这样，爱不容易伪装，真爱往往缺位。人类的爱，有时候是在表演，伪装的爱里往往能折射出人性来。在七年级上册《猫》这篇课文中，我们能窥探人性的斑驳。

深刻的文本价值

郑振铎的《猫》，是一个叙事性文本。据考究，《猫》自1982年选入教材以来，很多老师愿意将这篇文章当作散文来进行解读、组织教学。当作散文解读，文章思路清晰、结构简单，只要读懂文章情感脉络，读出作者的情感便基本完成教学任务。然而这篇课文中所承载的内涵并不仅仅在于体会作者情感如何酝酿和倾诉，这篇文章更应该深刻地演绎一个人物、剖析解读一个时代、唤醒一种认知。

从这个层面来讲，这篇文章当作小说来解读更合适。因为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具体的环境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再则，《猫》最早被选入郑振铎的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位列第一篇。以小说的形式，讲一个故事，启发读者思考人性和人生，也许这更符合作者的写作意图。

悲痛猫的命运

作为小说题材，这篇课文塑造的人物形象，最主要是的“我”和第三只猫。

 文章一开始便向读者诉说，“我”及家人爱猫。于是，养了第一只猫：第一只猫长相可爱，惹人喜爱，作者爱这只猫，爱的更多的是这只猫作为玩物能够取悦于“我”，爱它的貌；作者养了第二只猫，作者对猫的态度也是喜爱的，因为这只猫有实用性——能捉老鼠，爱它的才。而对于第三只猫，作者对它的爱则出于它的遭遇，出于同情心和悲悯心。

“我们一家”是真的爱猫吗？他们爱的只是猫带给他们的乐趣。说的再难听一点儿，就是把猫视作玩物，没有生命的尊重和平等。

对三只猫的喂养过程中，作者着墨最多的是第三只猫。为什么这样谋篇布局？因为第三只猫带给作者触痛最多，其中折射出来的人性的东西也最真切。

第三只猫的出现和消失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故事。这只猫不漂亮，“毛是花白的，但并不好看，又很瘦”，而且“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它也不会撒娇、卖萌。第三只猫这样的出场，对于养过猫的“我们”来说，会遵从视觉的选择，也会遵从内心的选择——大家不会喜欢这只猫。

造物主对这只猫不公平，没有给它漂亮的外表，也没有给它活泼的个性，更要命的是还给了它一个悲痛的遭遇，寒冬和饥饿困扰着它，它是被张妈“拾”进来的。一个“拾”字将这只奄奄一息、遭遇惨淡的猫逼真地写了出来：被人随意抛弃——没有反抗的能力，也没有逃避的能力，就连行动挪移的能力都没有。就这样，这只猫被人随随便便地丢掉，又被人能随随便便地捡起来。何去何从，它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

如果说生活的遭遇让这只猫苦不堪言的话，内心精神上的煎熬给它的才是最大的伤害。来到“我们”家，大家对它的态度是“都不喜欢它”、“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都”字让这只猫品尝到了人世间最大的欺骗：被收留了，却仍被人以厌倦、排斥的态度来对待，这只猫在家里只是“若有若无的动物”，没有人把它当作“小侣”或“同伴”，如空气一样存在，可有可无，或者说是多余的。这只猫从一个苦海漂流到另一片苦海——苦滋味无时无刻伴不随着这只可怜的猫。

批判的“人性之恶”

“我们”一家不是真正爱猫的，或者说没有真爱的。“我们”对动物的爱是停留的肤浅层面上的爱玩弄、爱挑逗。没有了玩弄、挑逗和实用（捉老鼠）价值，大家便难以接受第三只猫。之所以收留第三只猫是因为具有优越感的“我们”对弱小者施舍的怜悯之心，然而对第三只猫一系列的态度和言行，又不难看出，怜悯之心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的表演罢了。

生来就缺少爱的第三只猫并没有在“我们”家里得到温暖，相反，得到的有冤枉、有委屈、有责打，有寒冷的冷暴力也有赤裸裸的拳打脚踢。

“我”的愧也是真实的，愧疚之心大概来自于以下几点：

“我”结结实实地冤打了第三只猫。妄下定论，冤枉了猫咬死了小鸟，“我很愤怒，叫道：‘一定是猫，一定是猫!’”怒不可遏的“我”恨不得一脚把猫置于死地，“一时怒气冲天，拿起楼门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过去打了一下。”所谓的怜悯之心都化成了愤怒和毒打。

“我”结结实实地打碎了第三只猫的家。“两个月后，我们的猫忽然死在邻家的屋脊上。”“我们的猫”至死都没有敢回家，它想家，但不敢回家；它一定也爱这个家，毕竟是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是它不敢爱这个地方，它的家被打碎了，只能“死在邻家的屋脊上”。临死前，这只猫的内心得多冰冷。

“我”结结实实地组建了对第三只猫的暴力联盟。芙蓉鸟被害后，凶手是谁，张妈最早发表了看法“听见张妈在叫道：‘鸟死了一只，一条腿被咬去了，笼板上都是血。是什么东西把它咬死的?’”对于凶手是谁，张妈并没有所指，而“我”却肯定“叫道：‘一定是猫，一定是猫!’”，在一定程度上讲，“我”是猫惨死的最直接凶手：制造了舆论，酝酿着舆论，助推着舆论的发展，“我”既是酿成猫的悲剧的鼓手，也是打手。

“我”结结实实以恶欺骗了第三只猫。“我”是不是救了第三只猫？没有。其实，是“我”害了第三只猫。“我”救下第三只猫看似善举，然则是表演，表演着对弱小者的珍爱、怜悯，这更像是人性之恶的上演。正如荀子提出的“人之性恶”，他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人性中的自私、偏见与愚妄便在文章中不由自主地被感受到、捕捉到，“我”一个虚伪、逃避的知识分子形象便跃然纸上。

“我心里十分地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苦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这一内心近乎呐喊般的独白是内心深刻的忏悔，“我”意识到了曾经的不足，顿悟人的良知，对人性进行了检讨。我们发现，郑振铎的观念中，人性具有复杂的两面性——人是自私的，很容易陷入偏见与愚妄中；同时人也有同情心和良知，具有自我反思的可能。结合1925年的创作背景，郑振铎应该是想在深刻反省后，有所改变，犯错了，要及时止误和弥补，要及时用实际行动来要补救，郑振铎是在呼吁。

事实上，对于忏悔后的行为，“我”是这样做的：“自此，我家永不养猫。”在忏悔和反思后，这当然不是补救的措施。上个世纪20年代，郑振铎深受五四时期从西方传入的科学、民主、博爱等思想的影响，但在思想上却非常彷徨，反动军阀段祺瑞执政时期黑暗的政治恐怖笼罩了整个社会，他无法看清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出路在何方。

也许，郑振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儿，却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做事。这正是一个时代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