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十年

进入1971年元月，我父亲已年过五旬。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他除了50年代中后期在宝庆府做了两年临时工之外，就一直蛰伏在鹅公坪踏踏实实当农民。解放前的经历偶尔有人聊起，但大多只作笑谈。秧冲供销社基建开始，父亲就变了一个人，有事没事地在工地转，看到干重活的就帮一把，看到建材放得不到位就顺手整理一阵。一年多时间，除了给生产队干农活，就泡在供销社的工地上。我娘有时很生气，自留地上的果蔬打理，挑炭砍柴的重活都归了她。我父亲只笑一笑，难得的好脾气。

果不其然，供销社主任席耀球就看上了他。席主任说，看了你一年多，手脚干净、做事勤快，砖啊瓦啊木头啊石头啊水桶啊天天被人偷，哪几户人家我都心明眼亮。你以后就给供销社拖货吧，我有个远亲在你们秧冲新塘叫王春球，他跟你搭伙。我父亲谋了一年多的事，终于落地了。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喝了一壶烧酒，说，二十年了，我从来不喝一口酒，不是我不能喝，只是穷啊。然后，就兴高采烈地给我娘算账，明天我和春老球拖一车货就能得八毛钱，抵得上在生产队做十天工啊！如今，建前宝上高中了，雄前宝上二年级了，再不赚点钱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鹅公坪到双峰县城永丰镇，来回整整六十里路。70年代的湘中丘陵地区，即便是省道，也还是坑坑洼洼的沙子泥巴路，晴天雨天热天冷天，父亲和春老球都轮流在拉板车。到第四年，春老球家里出了变故，就变成了父亲和哥哥轮流拉。上陡坡时将身体弯曲到三十度角，下陡坡时紧紧用身体将板车靠住，防止车速失控车毁人亡。我有四五年帮着父亲和哥哥拉过板车，从院子塘到汪家塘，从新塘到生猪站，从走马街到宝丰村，长一岁就增加一公里路，就给他们多背两个坡。

以前我家每月只能吃一次肉，父亲拖板车后，每个月能多吃两次肉，我感到很幸福。然后，父亲就开始交际了。他放出风声说能搞到化肥和尿素，传到了秧冲大队支部书记彭如凤和副书记王广卿耳里。那个年代，化肥和尿素是增产增收的最大法宝，金贵得要命。彭如凤和王广卿半信半疑，第一次到我家来做客。那个晚上，父亲把灯火点得亮亮的，还专门煮了一锅面条接待两位贵客。我和我娘从来没有看过面条这种稀罕物，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变出来的法子。两位贵客问起化肥和尿素，父亲信誓旦旦地说，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是国家牌价，绝不投机倒把。贵客追着问来路，父亲就告诉他们，我老弟继良当了大官了，前几天他的司机到洪山煤矿运煤，在永丰镇吃饭，我就问了李司机，看继良搞得到化肥和尿素不？李司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你老弟是物资局局长咧，他搞不到，邵阳地区谁搞得到！

几天之后，父亲就带着彭如凤书记去了邵阳。细叔叽沉吟了好一阵子，然后一拍大腿，说尽管是紧俏物资，但看在乡亲们的情面上，我就破一次例吧。然后，他还加了一句，给你们四吨的指标，你们准备好钱，我叫会计开发票，叫李司机去涟源拉煤的时候顺便运到鹅公坪卸货。

细叔叽第一次给足了我父亲面子。五十多岁的父亲身体有些佝偻了，李司机的车在鹅公坪晒谷坪上卸下化肥和尿素的时候，八个生产队的队长各带着几个精壮劳力，都分到了半吨金贵物资，每一个人都问候我父亲，“儒先生做了大好事”“儒先生门路广”“儒先生有个好老弟”不绝于耳，父亲的身子似乎直了一些。

每个月大队书记和副书记都要来我家坐一两个晚上，父母都好好招待他们，热壶烧酒啊，炒点花生啊。逢年过节，都要到他们家里送包砂糖送盒饼干送斤猪肉，就像走亲戚一样。每一年，我父亲都陪着书记或副书记到邵阳市走两趟，把春季和秋季的化肥和尿素指标弄回来，搞到公社书记王喜顺都眼红了。父亲也努了力，但细叔叽说实在做不到。三年过去，父亲终于向大队书记开口了，他想要书记推荐我哥哥读工农兵大学或参军，大队彭书记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已经当了工人，王副书记的大女儿媛清已是工农兵大学生，大儿子科志也已当了汽车兵。父亲酝酿了三年的一盘大棋就是想让我哥读大学或参军，不想俩书记都说我哥还年轻，要他回家锻炼一两年。我哥年轻气盛，偷偷地拿着1974年夏季的高中毕业证参加了冬季的征兵体检，身体超级棒的他竟然被验出鼻炎，气得他浑身发抖。细叔叽的大儿子站前是1970年的空军，二儿子跃前是1972年的海军，我哥打死也不相信他有鼻炎。1975年冬季，我哥又到县城参加征兵体检，这次验出来的不是鼻炎，是脾大。回到家里，乡亲们都问我哥，建前宝，验上了没有？我哥就回答，验上了，验上了“空军”！然后，狠狠地吐了一口痰。

1976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在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年的蹲点干部亦足叔叽在公社打听到有两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连夜来告诉我父亲。他说，儒老倌，建前宝参军是不要指望了，征兵体检里面尽是名堂，指标都被乡村干部瓜分完了，你要想建前宝出人头地，就去找你弟，可能还有一点希望。父亲第二天早上就赶去了邵阳。他从鹅公坪走到太平寺双涟火车站十几里地，买了一张一块八毛钱的火车票，火车是慢车，一天一趟，父亲等了两个小时后上车，坐上车后有六七个站，从双涟站到金家站到山塘铺站到廉桥站到牛马司站到兴隆坳站到邵阳东站，要三个小时。父亲下火车后，舍不得花两毛钱买公共汽车票，就走十来里路进城到我细叔叽家。那一天晚上，我父亲死磨硬泡要我叔回一趟双峰，我叔就是不肯。最后，经不住我父亲的哀求，细叔叽答应给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各写一封信。

父亲住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就回来了，他提着六个大馒头，因为我婶叽在邵阳市工农食堂工作。那几天，父亲每一个晚上都唉声叹气，要么就是沉默不语。他一定在担心细叔叽写不写信，也一定担忧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给不给面子。大概过了半个月，王喜顺书记骑着自行车到了我家，说，儒先生，你老弟的信我收到了，县里邹书记也给我打了电话，我们尽量争取，你等着吧。

那就等吧。眼巴巴地等，小心翼翼地打探消息。大概过了十来天，朱世印大哥从厂里回乡休假，来看望我父亲。正是病笃乱投医的情况，父亲就请他出主意，朱大哥就讲，他们厂里去年有个伢子鬼聪明，他进厂就是给公社书记送了一条大狗，当然是杀了的，搞得干干净净，要不你试试？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天，我哥就用一个大麻袋背了一条大白狗回来。父亲非常紧张，担心他偷狗，我哥闷声闷气地说，花了五块钱，在古塘大队熙耀老师家买的，是这一片最大的狗。家里人都不会杀狗，朱大哥挺身而出，借来秧冲供销社邹屠夫杀猪的工具，不出一个时辰就把这条白狗杀了，也搞得干干净净。我哥当晚就背着装着狗肉的蛇皮袋子走了六七里路到增新大队，他知道喜顺书记的家，他在喜顺书记独门独户的屋场边停下来，开始吹口哨。一会儿，我的同班同学王国丰就出来了。

王国丰是我小学五年半的同学，那天下午我哥要我找到王国丰，听他的口哨声，而且要叮嘱他，是鹅公坪聂家送的。第二天，我瞒着我哥，又偷偷地和王国丰见了一面，问他情况。他说，你哥是想读大学，是不是？我说，是，你要帮着讲点好话，不然，我就不跟你玩了。他就发誓，保证讲好话。

我通报给了我哥，他摸了摸我的头，眼里尽是欣慰。

个把月以后，指标还是没了。公社副书记的儿子上了，彩石村的国志支书的女儿上了。

那是我家的至暗时分。

而在这时，地震来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姗姗来迟，8月那个闷热的下午，整个鹅公坪都在谈论地震，晒谷坪上人声鼎沸、焦躁不安。朱雪云说唐山死了几十万人，所有的房子都夷为平地了。李鸿文说解放军都去了几百万，不知道是不是苏联放了原子弹。朱来新队长就说，不要信谣、不要传谣，尽管唐山发了地震，我们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然后，农会老干部邹秋胜敲着拐杖一锤定音，说我家的鸡都不回笼睡觉了，芳英妹叽（朱来新的堂客）昨天看到了一条大蛇，那就是蛇不回洞了，这就是地震的先兆啊！那天晚上，我突然十分想念哥哥，要是他在家里就好了，我怎么也会央求他带我去看一场电影。

当时，我们公社有二十三个大队，一台电影放映机将一部电影从这个大队放到那个大队，除去刮大风下大雨的日子，八九不离十就是一个月。刚刚从县一中毕业回乡两年的哥哥，还熬不过漫长的黑夜，便天天收工后追着电影走。《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奇袭白虎团》他看过几十次，《红色娘子军》《海港》《杜鹃山》《渡江侦察记》也看了二十次，每一句台词他都能绘形绘色地再现。隔三岔五，他总经不住我的央求，半拉半背地带我这个小九岁多的弟弟看电影，哪怕走上二十里地也毫不嫌累。

哥哥不在家，被大队派去参加峡山塘水库大会战了。我盯着灯苗的固执很快就被父亲一声沉重的叹息所消解，就知道我该上床了。我磨磨蹭蹭站起来，正在纳鞋底的母亲放下针线，站起身来给我倒水洗脸洗脚。我又一次感觉到了那种不安的气氛。

躺在床上，就有了许多心事。想一想这个暑期，父亲焦躁不安，我娘满脸阴沉。母鸡正常生蛋，一天一个，两天两个。之前的功课，语文课刘老师正常表扬我，数学课刘老师正常批评我。我负责放养的大水牯这几天性情温和，没有跋山涉水找同性干仗，找异性发情。一切都平安无事，正如《平原游击队》里那句耳熟能详的台词。

蒙蒙眬眬中，母亲上床了。她轻轻地掩掩我的被单，我毫无动静。又过了一会儿，父亲也上床了，我十分吃惊。记忆中的父母都是分床而眠的，今夜怎么啦？我依然一动不动。

父母亲在一起过的年龄都已偏大，贫穷的家境使父亲性情有些暴躁，母亲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直筒子人，太多的劳累辛苦使父亲烦恼，太多的捉襟见肘让母亲顶嘴。于是，三天一小吵，十天半月一大吵，成了我家的保留节目。母亲四十二岁才生下了我这个老疙瘩，我见惯了他们分床而眠的冷战，却为我们同床共睡而深为不安。

沉默终于被父亲又一声沉重的叹息所打破：“老婆子，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吧？这地震一来，屋也倒了，人也没了，总得为我们留根苗吧！”父亲少有地温和，声音低低的。好久好久，好像从好远好远的地方传来母亲的声音：“老倌子，我想来想去，只有把雄前宝送给他姑姑了。益阳尽管也在湖南，好歹离我们双峰也有好几百里地。”

我猛然明白了。早几天传来北方的地震消息，我们家乡也开始闹地震，鹅公坪地底下是条大阴河的说法传得沸沸扬扬。哪个钻探队来钻过了，中央哪个大官来视察过了，地层只有几里厚。地震有多么吓人，早已把我们家乡搞得人心惶惶，宰猪的宰猪、杀鸡的杀鸡、捕鱼的捕鱼。我沉浸在少有的好伙食里惊喜异常，对传言左耳进右耳出，只记住了胡老师讲的“地震就是地动，就是地壳运动”一句话，不想父母正在为我的生命操心。

“进秀（我姑妈的名字）生活也紧呢，据说衡山（我姑爹的名字）下放还没回城，是不是送到邵阳他叔家里去呢？”父亲似乎是第一次和母亲打商量。“邵阳太近了，搞不好也会挨震，进秀紧是紧，但雄前宝是聂家一根苗，要麻烦也只麻烦这一次。”母亲毅然决然。

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接着是一声沉重的“好吧”，母亲似乎不忍心父亲的无奈和凄凉，又提起了话头：“老倌子，实在也是没办法的事了，只要雄前宝能保住，我们夫妻一场也值得了。”于是，两位五十多岁的老倌老婆开始回忆大跃进的荒唐，苦日子的饥饿，养家糊口的困窘，唠唠叨叨，东一句西一句无头无尾，像小溪一样潺潺流淌。

是灾难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

少不更事的我，在那个时候没有抵挡住瞌睡虫的诱惑，父母亲在哪个时候停止了他们的对话，我全不知晓。多少年过去了，那个无星无月的夏夜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知道，他们何以在小事上那样不耐，而在至少五十年的家庭大事上如此耐烦。正如我不知道，在经历了那样一个不安的夏夜之后，地震为何没有发生，我为何没有被送往益阳。

父亲东山再起的梦想完全破灭了，花了五六年时间运作盘算的计划化为乌有，他心里肯定是滴血的。他猛然就老了，性格变得古怪和暴躁，每天清晨都要嘟嘟囔囔骂天骂地，不是指责我娘饭煮不好猪喂得差，就是骂我这不会做那不会做，只对我哥网开一面。这网开一面，也是我哥争取来的。那一天黄昏，我和秦锡成的儿子秦和民打了一架，秦和民比我大两三岁，打成平手，不想他的弟弟秦和清在后面偷袭，这一下就把我逼哭了，直接就奔向秦锡成家投诉。哪知锡成叔叽竟说，你打不赢就不要打！我委屈得要死，反身就回家叫我哥。

我哥一听怒火万丈，直接给了我一耳巴子。然后，牵着我的手直奔更古塘屋场，他要我在更古塘屋场的地坪上站好，半分钟就揪着锡成叔叽的领口把他丢到地坪上，然后嚣张地吼：“叫你四个崽子出来，你们五个人和我打一架，你们不打就是我的崽，你不还是把式吗？”和民、和清、和建、和国再加上两个姐姐都哆哆嗦嗦走了出来，更古塘屋场的其他五家都出来了，赶紧平息我哥的万丈怒火，我哥放下一句狠话：“要不是看在嫦娥婶叽（长斌的亲姑妈）的面子上，我就把你们打得稀巴烂。”

从此以后，父亲的怒火就只发在我娘和我身上了。他疏远了所有的乡村干部，背地里骂他们是“喂不熟的狗”，他两三天才拖一次板车，回家就哼哼唧唧说这里痛那里痛，要我给他捶背敲腿。

细叔叽的大儿子站前在邵阳市公安局当刑侦大队长，邵阳的社会治安一塌糊涂。站前夫妇1976年生了一个女孩，到1977年初，我叔叽婶叽苦口婆心求我娘去带孩子。讲好带一年，不想1978年初，站前夫妇又生了一个男孩，我娘就陷在邵阳回不来了。最无奈的是，这男孩生下来背上的尾脊骨就长得异常，半年后到医院切片检查确认是癌细胞，这一下我娘更加走不了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我父亲，我哥和我，三根光棍熬了三年半，家里一片狼藉。湘中俗话说，“宁跟讨米的娘，不跟当官的爹”，竟真真切切地落在我家里。家里经常黑灯瞎火，我已经到了初二年级，秧冲中学开始组织成绩较好的学生挑灯夜战冲刺中专，而我哥叛逆的性格暴露无遗。他还在看电影，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打架闹事上。他的马仔大概有十多个，清一色背着长长的手电筒，只有两节的手电筒由他改造成六节电池的长手电筒，灯泡承受不起，他就用煤矿的矿灯改装。他们在电影幕布的背面突然打开强力的手电筒光束，晃得一地坪的人眼冒金星。有不信邪的壮汉骂娘，有年幼的儿童被惊吓，有青春害羞的女孩哭喊，我哥一声扯呼，就只留下一地坪鸡毛。我哥开始沉迷于打牌，每一次他都是赢的，有次我看到他枕头下和篾席下有几十张钞票，有五元的一元的五角的。方圆十里地的女孩子都喜欢他，生产队的桂英姐姐给他送过布鞋，他退回去了。大队彭书记的大女儿和王副书记的侄女都有意思，他不理睬。或许印证了“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的古话，我娘到邵阳带侄孙的几个月后，益丰大队的一个肖姓远房亲戚带来了一个女孩黄秋香，我哥就和她对上了眼。

只有我可怜的爹，毕竟三十多岁才接触农活，生活自理能力极差。他不会摘茶叶也不会炒茶叶，客人来了茶水都端不上。他不会晒辣酱，辣酱是双峰人的命。他不会补衣服钉扣子，哥哥不知从哪儿搞到一套劳动布工作服，而我从来都穿得破破烂烂，衣服的扣子从来没有齐整过。既当爹又当娘的父亲，清晨起来给我做饭，家里穷得煤炭都买不起了，就烧柴火煮饭，烟熏火燎地把我送出家门，看着我一路小跑到八里路以外的双峰十四中。家里一片衰败的景象。有一天晚上，父亲说，雄前宝，我真的不想活了。要不是你这个老疙瘩，我早就跳塘了，早就上吊了，早就喝农药死了，你要争口气啊！我眼泪就掉下来了，狠狠地点头。

1980年夏季，取名聂亚军的那个小男孩在做了多次手术之后还是走了。当年邵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何迪生的夫人和鹅公坪半边户王贵初的夫人是亲姐妹，何局夫人对我娘关照有加，她给我娘讲，你也有儿媳妇了，你还有一个读高中的老疙瘩，你再不回去，家就败光了输光了。我娘本就归心似箭，哭着喊着就回了鹅公坪。

好一段时间，父亲都保持高冷的状态。乡亲们来打听我娘在邵阳城的情况，父亲冷不丁地讥讽，“她吃香的喝辣的，过得好啊”“她住的是高楼坐的是乌龟车”。气得我娘眼泪都出来了，狠狠地回击：“天杀的，没良心的，要不是你要面子逼着我去做牛做马，我怎么会吃两遍苦、受两遍罪！”到这个时候，父亲就赶紧开溜。

吃两遍苦受两遍罪是有典故的。我娘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被卖到白杨大坪的朱姓大地主家当丫头，负责带大了大地主、大茶商朱奎峰的孙子朱弘初和孙女朱修初。大概“文革”时期的忆苦思甜活动参加得多了，我娘活学活用妥妥帖帖地用了一回。

还是那句话，“宁跟讨米的娘，不跟当官的爹”。我娘从邵阳带回来一个蛇皮袋，父亲、哥和我都焕然一新，我的四个堂哥都馈赠给我娘一两套半新的衣服，父亲穿上了劳动布工作服，哥哥穿上了大哥二哥去了领章的军装，他终于过了一把穿军装的瘾。我穿上了三哥五哥的衣服，其中的一条米白色的格子裤，打死我也不穿。

1980年9月，我高中学习的最后一年。

在这个9月，我隐隐地发现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同，年近花甲的父母对我这个满崽是更好了，殷殷的期望从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来。9月下旬周日的那个傍晚，萧瑟的秋风正扫荡寂寞的湘中大地，我父亲对我说：“后天是中秋，你给谢老师带一包月饼去。”我唯唯诺诺。

我背着六七斤大米和一大罐萝卜干炒肥肉，行进在返校的乡间小道上。想到装着我一周给养的布袋子里有月饼，我的心里痒痒的。走出自己生产队的地盘，我隔着布袋摸那包月饼到底有几个。确定是八个之后，我的口水就流了出来，只好抑制着想偷吃的欲望，一路狂奔。翻过西祠坳，双峰县第十四中学的校舍就在广袤的田野对面。我坐下来，望着苍茫暮色中的乡村世界，突然有些发慌。然后，我打开布袋。八个月饼分成两摞用一张暗黄色的皮纸包着，上面放着一张两指宽的红纸。我轻轻地解开绳子，把红纸放到一边，很容易就把皮纸包装拆开了。我看到了月饼——和现在的月饼不一样，没有馅，也没有机器压出的花纹，只在正中心有一个红点。我吃了一个。想原样包起来，马上就发现不行，因为两摞月饼不一样高了，我于是又吃了一个。回到学校，晚自习我有些心不在焉。十多个同学睡在二楼一间教室改成的宿舍里，地铺挨着地铺。临睡前我看着枕边的布袋，心里算计着明天怎么把月饼送给谢老师。第二天，早操，上课下课，中饭晚自习，我一直都找不到机会。在晚自习结束前十分钟，我提前溜出教室，到宿舍打开布袋又偷出了两个月饼揣在怀里，从学校围墙边的侧门跑向后山。满地月光，比白昼还亮堂。我嚼着这个世界上最香甜的月饼，心里满满地充斥着愧疚。大地静寂无声，听得见田野对面的狗吠声，听得见草丛中蟋蟀的鸣唱，也听得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第二天早上，我把四块月饼送到了谢老师的房间。

（本文节选自《鹅公坪》 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 end -

推 荐 阅 读